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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當前通行本《史記》原文的字句訛誤和一些重要的標點失當，《箋證》為之校改了二百多處。

　　１，《廉頗藺相如列傳》在寫到趙奢所進行的閼與之戰時，開頭便是「秦伐韓，軍於閼與。」

　　首先這「軍於閼與」的到底是誰。若從本文的「秦攻韓，軍於閼與」，則「軍於閼與」的是秦軍。若從本文最後的「遂解閼與之圍而歸」，再結合《趙世家》所說的「秦韓相攻，而圍閼與」，則可分明知曉閼與城內被圍的是韓軍，而對之實施包圍的是秦軍。如此說來，這開頭的七個字應作「秦攻韓軍於閼與」，中間不應該逗開。這是其一。

　　接著進一步討論，當時的閼與究竟屬韓還是屬趙，被圍在閼與的是韓軍，還是趙軍？《史記·秦本紀》曰：「（昭王）三十八年，中更胡陽攻趙閼與，不能取」；《御覽》一六三引《史記》作「攻趙閼與」；《戰國策·趙策三》作「秦王令衛胡陽伐趙，攻閼與」；《御覽》二九二引《戰國策》作「秦師圍趙閼與」；《通鑒》赧王四十五年書此事作「秦伐趙，圍閼與」；即如《廉頗藺相如列傳》在敘述到秦將分析趙奢剛率軍離開趙國都城的情形時也是說：「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可見閼與分明屬趙，只是司馬遷在《史記》的不同篇章中記事有些混亂而已。故《廉頗藺相如列傳》這裡只能作「秦攻趙軍於閼與」。

　　與此相同，《趙世家》里的「秦韓相攻，而圍閼與」，也應作「秦趙相攻，而圍閼與」。《六國年表》周赧王四十五年的趙格，黃善夫本、武英殿本、金陵局本之原文皆作「秦拔我閼與」，「拔」字應該作「攻」，但所屬關係原不錯。而通行本依據《廉頗藺相如列傳》的錯誤提法將其改為「秦攻韓閼與」，遂使本來不錯的所屬關係也錯了。

　　２，《韓信盧綰列傳》：「陳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乃封豨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

　　近些年來出版的本子大都是這樣寫的。但陳豨沒有任過趙相國，當時的趙相國是周昌。陳豨是以代相國的身份為將軍，節制代、趙兩國的邊防部隊。故本傳的下文有云：「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還之代，周昌乃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云云。《高祖本紀》曰：「九月，代相陳豨反，上曰：『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漢書·韓彭英盧吳傳》曰：「陳豨為代相監邊。」皆可證明陳豨是為代相國，同時又以將軍的身份節制代、趙兩國的軍隊。趙相周昌之所以告陳豨的刁狀，實與對此不服有關。總之，陳豨是以「代相國將，監趙、代邊兵」，本傳將「代」字誤書為「趙」，《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亦同誤。

　　３，《孔子世家》：「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如今的通行本大都是這樣寫的。

　　說「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是對的；說「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並說「孔子冢大一頃」，就顯然不對了。後兩句的「冢」字都應作「家」。閻若璩曰：「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家』，誤寫作『冢』，此『家』字與贊曰『以時習禮其家』合。」按：孔子冢在今山東曲阜市城北的孔林中，是一個不大的土丘，別說一頃，連一畝也沒有；孔子家的舊址在今曲阜市的孔府內，孔子死後越來越闊氣，現存的孔府共佔地至二百四十畝；孔子活著的時候到處碰壁，不可能有這樣大，但比那個土丘大一些還是應該的。

　　４，《商君列傳》：「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依此標點，這最後兩句的主語只能理解為是秦孝公。秦孝公在聽衛鞅講話時已經是「時時睡」了，有何樂趣還要「復求見之」？其實這「後五日，復求見鞅」乃是衛鞅對景監的祈請語，應接連上文一氣讀下，猶言「五日後，請你再引見我一次。」此與下文「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的句式完全相同。此處也應該標點作：「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

　　５，《秦本紀》：「（昭王）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

　　依據這種標點，於是許多譯本遂將「晉輕」譯為「晉國的群臣輕視我」，於是他們便會改立別人。對「輕」字這樣理解是不對的。「輕」字在這裡的意思是「輕易」、「不難於」。《史記》中與此相同的句子，如《淮陰侯列傳》有所謂「則諸侯謂我怯，輕來伐我」；《韓世家》有所謂「輕絕強秦之敵」；《蘇秦列傳》有所謂「重於秦戰，輕為之臣」；《穰侯列傳》有所謂「輕背楚、趙之兵」；《大宛列傳》有所謂「輕犯法」等等。因此在《秦本紀》這裡也必須將「而晉輕亦更立他子」作一句讀，意即晉國國內的大臣們會很容易地廢棄我而改立別人。

　　與此相同，《晉世家》敘此事，通行本子都作「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亦應改作「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意即我擔心的是父親一旦病故，怕那些大臣們會很容易地改立別人。這句話的關鍵問題是不能在「輕」字下斷句。

　　６，《秦始皇本紀》：「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

　　方苞《評點史記》將「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作一句讀，意思是「引他人乃得自除己罪」。於是後來的許多本子都依照方苞的理解遂將數句標點如上。按：依方氏所說，「乃自除」三字首先就生澀不順，而且使得下句也不夠完整了。這幾句其實應該斷作「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自除：自己圈定、挑出。主語是秦始皇。

　　７，《秦始皇本紀》：「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臧者，無復出者。」

　　照以上斷句，「臧重即泄」略嫌生硬；「大事畢」與「已臧」二句意思重複。我認為這幾句應該標點作：「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臧者，無復出者。」「葬既已下」，指秦始皇的棺槨與各種殉葬物品俱已送入陵墓。「臧皆知之」，「臧」同「藏」，指陵墓中的隨葬物品。「臧重即泄，大事畢」，意謂陵墓中這些眾多的珍藏物倘若一旦泄露出去，那可就大事休矣。「臧重」意同「重藏」，指陵墓中的眾多殉葬品。即：若。畢：休，完蛋。「已臧」，指隨葬品都已送入陵墓後。中羨（yán）：墓道里的中門。「下外羨門」，將墓道的外閘門放了下來。「臧者」，指向墓中搬運隨葬品的人。

　　８，《李將軍列傳》：「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後韓將軍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

　　按：韓安國剛剛徙於右北平，漢武帝又拜李廣為右北平太守，這右北平不是一下子就有兩個太守了么？分明不合情理。而瀧川資言《會注考證》本在「韓將軍徙右北平」下有一「死」字。瀧川曰：「『平』下『死』字，各本脫，今依楓、三本，《漢書》。」按：瀧川說是也。檢《韓長孺列傳》云：「（安國）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知此處「後韓將軍徙右北平」下必須有一「死」字，沒有是絕對不行的。

　　９，《淮南衡山列傳》：「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

　　依通行本，此句的意思是南海郡的百姓有名叫王織者，他給皇帝上書，說是要向皇帝獻璧，而淮南王劉安的中尉蕑忌擅自燒毀了王織的上書。一個普通的平民百姓有什麼條件能給皇帝上書獻譬呢？故陳仁錫、梁玉繩等都認為「民」字是衍文，而《漢書》作「南海王織」。「織」是「南海王」之名。王先謙引周壽昌曰：「『織』，南海王名，見《高紀》，《史記》多一『民』字。若是民，何以能『上書獻璧』乎？」按：《史記》全書無「南海王」其人，而《漢書》則確有之。除《漢書·西南夷傳》有「南海王織」外，《漢書·嚴助傳》所載淮南王安之上書中尚有「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指劉長）使將軍蕑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約當今之江西省清江縣，當時屬豫章郡）。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云云。有人以為此段所述即上文「淮南吏卒」討廬江郡內之「南海民」反者事，或史公誤將「豫章」書為「廬江」。此「南海王」蓋為南海郡北部叢山中所屯聚的少數民族部落，為當年南越王趙佗所未能削平者。因其鄰近淮南國內的豫章郡，故被劉長派兵擊降，遷之於豫章郡之上淦。後又反，故劉長二次派兵討之，犧牲甚大。今則上書欲獻璧於皇帝。此事之首尾詳悉，可證「民」字為衍文，應削。

　　１０，《高祖本紀》：「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

　　按：是項羽向劉邦當面提出挑戰，若劉邦回答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公」字稱呼項羽，則彼此榫卯不合。依照當時問答的邏輯關係與劉邦其人的說話習慣，此處的「乃與公」應作「與乃公」。《項羽本紀》敘項羽向劉邦挑戰時說：「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劉邦回答他：「我將打發囚徒去收拾你，你哪配向你老子叫陣！」乃公：猶言「你老子」、「你爸爸」，正是劉邦慣用的罵人語。若作「乃與公」，則問答既不對碴，更談不上表現劉邦的心理神情了。

　　類似以上問題，《箋證》共提出二百多處，約有一半在原文上做了處理，同時也注釋中進行了說明與論證；另外一半則只是在注釋中提出了問題，指出了應該如何處理，但對原文未作變動。

　　二，吸收考古資料、依據出土文物以驗證《史記》文本敘述的史實，從而大大提高了史實的清晰度，也有的糾正了文本敘事的偏差。

　　１，《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亳：也作「薄」，王國維以為「在今山東曹縣南二十餘里」。《集解》引孔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正義》曰：「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西亳：在今河南偃師縣城西。閻若璩、梁玉繩等皆謂湯居「南亳」，即所謂「先王居」，無自南亳遷西亳事。遷西亳者，乃後日之盤庚。按：1955年與1983年先後在鄭州市與偃師市西郊發現了商代城垣遺址，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有學者認為偃師商城就是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所記的商湯在『下洛之陽』所建的宮邑，即《漢書·地理志》所載殷湯在『屍鄉』所建之都，也即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所稱的『西亳』。」「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基本同時或略有先後，是商代最早的兩處具有都邑規模的遺址，推斷其分別為湯所居之亳，和湯滅夏後在下洛之陽所建之『西亳』。」楊育彬曰：「八十年代初，在偃師縣城西一公里處的屍鄉溝一帶找到了一座商代早期城址，平面略呈長方形，南北長一千七百米，東西寬約一千二百米，四面城牆尚基本完整，城牆外側還有城壕，城南有宮城和府庫基址。１９９７年夏，在偃師商城的中部和南部新發現了一座時代更早一點的小城，其南城、西牆南段和東牆南段均與偃師商城（可稱為大城）城牆重合，大城城牆是在小城城牆基礎上擴建而成的。不少學者認為這是夏商時代文化分界的界標，也很可能是湯都『西亳』。這大大開闊了夏商考古的視野，為我國古代文明和城市發展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新中國考古五十年》）

　　２，《殷本紀》：「中丁遷於隞。」

　　據今本《竹書紀年》中丁名「庄」。隞：也作「囂」、「敖」，舊說在今河南省滎陽東北，即《集解》引皇甫謐與《正義》引《括地誌》所說的「敖地」、「敖倉」。近年來經考古發掘研究，許多學者認為即今鄭州市之商城遺址。楊育彬曰：「商代遺址遍布整個鄭州市區，面積達二十五平方里。１９５５年在遺址中部又發現一座長近七公里的商代城垣。在鄭州商代城南北城牆外各發現一處鑄造青銅器的手工業作坊遺址；西城牆外發現有一處燒制陶器的手工業作坊遺址；在北城牆外還發現了一處製作骨器的手工業作坊遺址。在西城牆外地面下近六米深處，出土了兩件大型銅方鼎；在東南城角外側出土了十三件商代青銅器，其中包括兩件銅方鼎和一件大型銅圓鼎,造型渾厚，紋飾華美，氣勢磅礴，實為商代奴隸們的不朽傑作。在西城牆中段外側出土了十二件商代青銅器，其中包括四件大型銅方鼎。上述三處青銅器窖藏坑可能是祭祀的遺存。在城內北部和東北部還發掘出三座大型宮殿遺址。在宮殿區東部，還發掘出蓄水池和石砌輸水管道等貯水設施。鄭州商城很可能是『帝中丁遷於隞』的隞都。１９５９年七月，郭沫若同志曾親筆為河南省文化局工作隊題《頌鄭州》一詩，詩中就寫鄭州商城可能是隞都。」（《新中國考古五十年》）

　　３，《殷本紀》：「帝武丁崩。」

　　瀧川曰：「《尚書·無逸篇》：『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夏商周年表》系武丁在位的年代為前1250－前1192，恰五十九年。又，1976年在殷墟發現了「婦好墓」，「婦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婦好墓」是目前為止唯一未遭盜掘的商代王室墓葬，從中出土各種隨葬品一千九百多件，是殷墟古墓中出土文物最多的一座。據卜辭記載，「婦好」當年曾率領一萬三千人討伐羌方，是我國古代最早、最傑出的巾幗英雄。（也有人說「婦好」是當時一個部族的名稱，存考）

　　４，《周本紀》敘武王伐紂云：「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十一年（前1046）周曆二月的甲子日拂曉。《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昧爽：黎明，拂曉。牧野：地名，在殷都朝歌（在今河南淇縣）南七十里。按：１９７６年陝西臨潼曾出土西周銅器，名曰「利簋」，高二十八厘米，其內底鑄有銘文三十二字，其詞為：「武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次，賜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大意為：周武王征伐殷紂，甲子那天的早上，奪得了鼎，打敗了商紂，得到了商王朝。滅商後的第八天，武王在闌這個地方把青銅賜給了右史利，於是利就鑄造了這件祭禮檀父的禮器。以前武王滅商這一重大事件只見於《周書》《尚書》《韓非子》等歷史文獻，利簋這篇銘文出自參加武王滅商的當事人之手，因此這一事件得到確鑿的見證，銘文內容與歷史文獻的記載完全吻合。（見喬吉祥《歷史文物知識》）

　　５，《秦始皇本紀》敘始皇之葬曰：「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

　　穿三泉：向下挖到三層泉水以下。「三層泉水」究竟是多深？過去無法回答。近年來隨著始皇陵排水工程的發現，秦俑博物館館長袁仲一認為，「三泉之深在二十三米至三十米之間」；同一博物館的朱思紅、王志友根據始皇陵東、南、西三側的排水溝渠深度為三十九點四米,認為「秦陵地宮的深度要小於排水溝渠的深度，即小於三十九點四米。」　　下銅而致槨（guǒ）：酈道元《水經注》理解為在地宮為秦始皇鑄造銅槨，似乎不對。胡三省曰：「冶銅錮塞之也。」意即用銅汁鑄塞地宮的縫隙，而後再向地宮放置棺槨。朱思紅、王志友引證《漢書·賈山傳》以為「『下銅』即以銅水澆灌石縫，達到堵塞地下水的目的」，說法明晰可信。

　　６，《秦始皇本紀》：「已臧，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臧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樹草木以象山：在墓頂堆上土，種上草木，看上去就像山丘一樣。按：始皇陵之巨大山丘在今西安臨潼市城東五公里的下河村附近。根據袁仲一、陝西考古研究所、秦俑考古隊文章稱：目前已基本上搞清陵園的建築布局，並先後發掘了兵馬俑坑、銅車馬坑、陪葬墓、徒役墓，共出土文物五萬多件。陵園平面呈南北長、東西窄的長方形，有內外兩重夯土圍牆：內牆長一千三百五十五米，寬五百八十米；外牆長兩千一百六十五米，寬九百四十米。墳丘在內圍牆中部偏南處，底邊每邊長三百五十米左右，現存高度七十六米。墳丘底下是地宮，地宮平面近方形，四周以磚坯砌築宮牆。宮牆南北長四百六十米，東西寬三百九十二米，牆體高厚各約四米。墳丘西側有銅車馬坑，車馬坑附近和墳丘南側各有兩個府藏庫；墳丘北部有寢殿、便殿和酈山食官建築遺存。陵園四周的遺迹以東部和西部發現為多，東部有兵馬俑坑、馬廄坑、陪葬墓群；西部有建築役徒墓、窯址、石料加工場；南部靠近驪山處有防洪堤遺址；北部有建陵挖土而形成的魚池遺址。

　　７，《秦始皇本紀》寫秦二世肆意誅除自己的兄弟姊妹，有所謂「六公子戮死於杜」。

　　按：《李斯列傳》敘此事作「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磔死於杜。」杜：秦縣名，在今西安市西南，當時阿房宮的南面。秦俑考古隊曾有簡報綜述此事曰：「（始皇陵的）陪葬墓有兩處，一處在陵園東門外，另一處在始皇陵墳丘北邊。東門外已發掘的八座，葬者皆一棺一槨。屍骨經鑒定，死者為五男二女，年齡都在二十至三十歲左右，皆肢解入葬。推測被葬者可能是被胡亥處死的秦公子、公主，可能還有秦始皇原來的近臣。」

　　８，《呂太后本紀》：「（二年）十一月，呂王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

　　按：呂台墓在今山東章丘市棗園鎮之洛庄村西，佔地一萬平方米。經2000年發掘，其主墓室「南北長三十五米，東西長三十七米，總面積為一千二百九十七米。此外有三十三座大型培葬坑，出土大量青銅器、大型車馬以及編鐘、編磬等珍稀樂器」，共三千多件文物。（參見胡思永《驚世漢王陵》）

　　９，《絳侯世家》：「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曰武侯。」

　　按：周勃墓在今陝西咸陽渭城區楊家灣村，是劉邦長陵的陪葬墓。1965年冬，在此出土了馳名中外的三千彩繪兵馬俑。在陪葬墓區發現東西兩排，兩兩相對的十一個土坑，土坑內是排列有序的一千八百餘步兵俑、五百八十餘騎兵俑，還有許多陶盾牌、兵器和車馬飾。兵俑葬雖不是真人原大，但個個威武十足。他們身披各式用絢麗的紅、白色描繪出甲片的黑色銷甲，有手持戈或盾，左手握拳下垂。騎兵俑葬於六個坑內，他們身著紅、白、綠、紫等顏色的服裝，上面還有彩繪的圖案，大多也披著黑色鎧甲。所騎之陶馬形象逼真，有的俯首貼耳，似安然待命；有的昂首嘶鳴，似急欲出征。這批兵馬俑顯然是殉葬用的。那麼，它們究竟是為誰殉葬的呢？有學者參照《水經注》的記載，認為這是周勃或其子周亞夫父子的墓。

　　１０，《五宗世家》敘中山靖王劉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

　　立四十二年卒－－中山王劉勝之四十二年，即武帝元鼎四年（前１１３）。《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王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疏，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查慎行曰：「中山靖王勝傳，《漢書》全載《聞樂對》，所以感動武帝，卒從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土分其子弟，與賈生、晁錯二傳相對應。此事不行於文景而行於武帝，是大有關係文字，通篇視《史記》獨詳。」陳子龍曰：「觀《聞樂對》，知王非徒好酒色者，亦以漢法嚴、吏刻深，故以自晦耳。」梁玉繩引汪繩祖曰：「《聞樂對》詞意悲壯，小司馬稱為『漢之英藩』，則非徒『樂酒好內』也。蓋以漢法嚴吏深刻，托以自晦，有信陵、陳丞相之智識，史略之何與？」按：中山靖王劉勝墓在今河北滿城縣城西之陵山東坡，其妻竇綰之墓在其西側之百餘米處，即所謂同塋不同穴之合葬。劉勝墓全長五十一點七米，最寬處三十七點五米，最高處六點八米，是一座建築在山洞內的宮殿。所出的兩套金縷玉衣是極為珍貴的文物，劉勝的玉衣由兩千四百九十八塊玉片組成，玉片之間用金絲編綴，金絲約一千一百克；竇綰的玉衣由兩千一百六十塊玉片組成，金絲約六百克。兩墓共出土各種文物一萬多件。參見宋治民《戰國秦漢考古》。

　　１１，《白起王翦列傳》敘白起破趙後，「乃挾詐（趙卒四十餘萬）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挾詐－－使用欺騙手段。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葛中嶽引《水經注》曰：「長平城西有秦壘，秦坑趙卒，收頭顱築台於壘中，迄今猶號『白起台』。」《括地誌》曰：「頭顱山在縣西五里，白起台在其上。」又曰：「冤谷，在今高平城西二十里，舊稱『殺谷』。唐玄宗到潞州，路過致祭，又名『省冤谷』。」按：今山西省高平縣之永祿鄉已發現屍骨坑多個，靳生禾、謝鴻喜《長平古戰場巡禮》認為「以韓王山麓為中心的三角地帶」是當時秦國出動奇兵以分斷趙軍，和兩軍最後決戰以及白起大規模屠殺戰俘的地方。

　　１２，《南越列傳》：「至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越王。……胡薨，謚為文王。」

　　胡薨，謚為文王――按：南越文王墓在廣州市象岡山，墓室平面像「早」字型，全部用石塊構成。墓室有前室，東、西耳室，主室，後藏室，東、西側室。墓主遺體在主室，身著絲縷玉衣，身上有印章八枚，最大者為龍紐金印，陰刻篆書曰「文帝行璽」，是目前見到的最大的西漢金印。其餘七枚分別是「泰子」龜紐金印，「趙眜」覆斗紐玉印，「帝印」蟠龍紐玉印，餘三枚玉印素麵無文字。東側室是姬妾葬處，出土有「右夫人」龜紐金印，「左夫人印」「泰夫人」印等多枚；西側室為庖丁、廚役之室；後室與東西耳室出土了大量器物。據出土印章知墓主為南越文帝趙眜，《史記》記載為「趙胡」，推斷可能系誤記。

　　三，訪求、採錄地面遺留的各種古代遺迹，諸如城垣、關塞、樓台、陵墓、碑碣等可與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相互印證者，以資博覽，以廣異聞。

　　１，《周本紀》：「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羑（you）里：又作「牖里」，古邑名，在今河南湯陰縣北四公里，其地今存高出地面五米，面積大約一萬平方米的土台，為殷朝的監獄遺址。　　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蓋：大概，疑似之辭，此段前後連用四「蓋」字，皆著疑以傳疑之意。《易》：《周易》的簡稱，也稱《易經》，是我國古代最古老的一部卜筮書。八卦：《周易》中的八種基本畫案，即 乾、坤、坎、震、巽、離、艮、兌，分別象徵天、地、雷、風、水、火、山、澤。這八種物質相互作用，產生世界萬物。六十四卦：《周易》中的八卦，兩兩重複排列，組成六十四卦。《易繫辭》曰：「《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崔述曰：「《易傳》但言其作於文王時，不言文王所自作也；但言其有憂患，不言憂患為何事也。且曰『其當』，曰『其有』，曰『耶』，曰『乎』，皆為疑辭而不敢決，則是作《傳》者但就其文推度之，尚不敢決其時世，況能決知其為何人之書乎？至司馬遷作《史記》，因傳此文遂附會之以為文王拘羑里所演，是以《周本紀》雲『文王之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自序》亦云『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自是遂以《易卦》為文王所重。」李學勤曰：「周人甲骨上，發現有與《易》卦有關的數字。由此看來文王演卦之說也許有所根據。」（《大百科全書》之「周文王」條。按：羑里在今河南湯陰縣城北四公里處，是當年紂王囚禁周文王的地方，其遺址是一個正方形的土台，高約五米，面積約一萬平方米。台上原有文王廟，早已毀去，今存西樓、正門「演易坊」、六十四卦石碑和後來建築的一部分屋舍。

　　２，《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載始皇帝東封泰山，「刻所立石，其辭曰……」

　　瀧川引聶劍光曰：「秦篆刻石，先在岳頂玉女池上，後移置碧霞元君祠之東廡。石高四尺，四面廣狹不等，載始皇銘辭及二世詔書，世傳李斯篆，字徑二寸五分。近年摹本僅存『臣斯』以下二十九字。」陳直曰：「《山左金志》云：『宋時《泰山刻石》存二百二十三字，絳帖刻有全文。至清初存二十九字，乾隆五年毀於火。蔣因培後在玉女池檢得殘石，今存十字。」按：今泰山頂石壁上有此十個字的仿刻文，而這塊僅存十個字的刻石現在保存於山前岱嶽廟內。其介紹文字稱：「『秦刻石』為泰山現存最早的刻石，原立於泰山頂玉女池旁，計有二百二十二字，由李斯篆書。宋代劉岐曾摹其文可讀者尚有一百四十六字。明嘉靖年間移於碧霞祠東廡，存二世詔書二十九字。清乾隆五年（1740年）又毀於火。僅存『斯臣去疾昧死臣請矣臣』十字。『秦刻石為研究泰山封禪與我國碑刻、文字、書法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３，《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

　　按：此即秦朝之所謂「直道」。主持此役者為蒙恬，過程見《蒙恬列傳》。徐衛民引史念海曰：「秦直道起由秦林光宮，沿子午嶺主脈北行，經旬邑縣石門關、蓼陵縣艾蒿店、陝甘兩省交界的五里墩，至黃陵縣的興隆關（沮源關）後，沿子午嶺西側的甘肅省華池縣東至鐵角城、張家崾峴，又直北經陝西省定邊縣東南，復折東北方向達內蒙烏審旗紅慶河、東勝縣西、昭君墳東，至內蒙包頭市西，至秦九原郡治九原縣。」按：今陝西富縣之張家灣鄉、甘泉縣之橋鎮鄉以及志丹縣都留有秦時之直道遺址，平均寬度為三十米，最寬處五十八米，最窄處十餘米。

　　４,《高祖本紀》：「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

　　廣武之間：即廣武澗，王叔岷曰：「《御覽》引此無『之』字，《項羽本紀》《漢書·項籍傳》《漢紀》《通鑒》皆同。」王先謙引《西征記》曰：「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間隔深澗，漢祖與項籍語處。」按：今河南滎陽市北之廣武山上有東、西廣武城，當地稱「二王城」，即劉邦、項羽當年所對峙處。西城為劉邦所建，曰「漢王城」；東城為項羽所建，曰「霸王城」。中間隔大溝，即「廣武澗」，也稱「鴻溝」。溝寬八百多米，深二百米。今「二王城」的北部都已被黃河水沖刷掉，僅南部尚存。漢王城東西長一千二百米，南北僅存三百米；霸王城東西長一千米，南北尚存四百米，城厚二十六米。

　　５，《外戚世家》：「漢王坐河南宮成皋台，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

　　河南宮成皋台：《索隱》曰：「是河南宮之成皋台。」按：據《索隱》說則此台應在當時洛陽城內的「河南宮」內。而《漢書》寫此事作「河南成皋靈台」，若此則台在當時的成皋，劉邦之納薄氏蓋在與項羽滎陽對峙之時。成皋故城在今滎陽市西北之大伾山上，其北城牆已淪於黃河，東城牆已淪於汜水，西城牆與南城牆尚保存一千五百餘米，傲然矗立。本文所說的「成皋台」即《漢書》所說的「靈台」。關於靈台的位置，舊《汜水縣誌》認為在汜水西北，也正好與古成皋城的方位相近。今成皋遺址之最高處有巨大的夯土台，滎陽文管所陳萬卿先生推測或即當年之成皋台。據此則「河南宮成皋台」一句中的「宮」字或有訛誤；又或者當時之成皋台是否一度被漢人稱作「河南宮」，亦未可知。

　　６，《田單列傳》：「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

　　莒城：即今山東莒縣，當時為齊國南部的重要都邑。按：莒邑故城在今山東莒縣城區，規模宏大，為今莒縣縣城之六倍。《水經注·沭水》稱「其城三重，並悉崇峻，惟南開一門，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今外城西北角「城子口」一帶尚有殘垣，東西各長二百米，高三米；東南角與西南角之間也有斷續的殘垣，高者八九米。

　　７，《田單列傳》：「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

　　即墨：齊國東部的重要都邑，在今山東省平度東南。《山東風物誌》：「即墨故城在今山東平度的古峴鄉大朱毛一帶，俗名朱毛城。又因西漢膠東康王劉寄都此，故也稱『康王城』。故城分內外兩城，東西約十里，南北約五里，現存城垣千餘米，基四十米全為夯土版築，十分堅固。直到東漢時期，才逐漸廢棄。」

　　四，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對《史記》舊注與一些欠妥的傳統說法提出了辨正，對一些模糊不清的問題提出了新說。

　　１，關於《陳丞相世家》《匈奴列傳》中「閼氏」一詞的解釋。　　

　　《陳丞相世家》有所謂「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解」。《集解》引蘇林註解「閼氏」曰：「如漢皇后。」《匈奴列傳》有所謂「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云云。師古《漢書注》曰：「閼氏，匈奴皇后號也。」《索隱》亦曰：「（閼氏，）匈奴皇后號也。」並引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匈奴名妻曰『閼支』，言其可愛如胭脂也。」但《匈奴列傳》下文又有所謂東胡「欲得單于一閼氏」，而冒頓亦有所謂「『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看來則匈奴單于固不止有一個閼氏。於是王先謙引沈欽韓曰：「按此傳，是匈奴妻妾並稱閼氏。大抵胡俗，烏孫左夫人、右夫人；元亦有第二皇后、第三皇后。匈奴正妻則稱『大閼氏』。」按：以上舊說影響久遠，實則並不準確。近年林干《匈奴史》則曰：「匈奴人稱妻、妾為『閼氏』，稱母親曰『母閼氏』。」又說：「匈奴人許多都是過著一夫多妻的生活，特別是統治階級的上層人物無不妻妾成群。」並指出有人「說『大閼氏』是匈奴單于的『正妻』也是不對的。」看來，匈奴頭領本來多妻，稱閼氏曰「嬪妃」、曰「姬妾」均無不可，惟定其為「如漢皇后」則未免過於嚴肅、過於尊貴了。因為中國古代的「皇后」是「統率後宮」、「母儀天下」，皇后與其他妃嬪的差別是非常懸殊的。

　　２，對於《秦始皇本紀》《蒙恬列傳》中「隱宮」一詞的解釋。

　　《秦始皇本紀》中所謂「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正義》注釋「隱宮」說：「余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蒙恬列傳》有所謂「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集解》引徐廣解釋「隱宮」曰：「為宦者。」《索隱》解釋有關趙高的這幾句話說：「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官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者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隱宮。」按：父親有罪受宮刑，母親不可能也跟著關入隱宮，他們的孩子更不一定也得跟著受宮刑。趙高有女婿名叫閻樂，說明趙高並未自幼被宮。王駿圖《史記舊注平議》曰：「此『生』字乃生長之生，非生產之生也。《史記》雲『其母被刑』，是其子皆當沒入，故自幼即令入隱宮，以備他日給事內庭，故皆生長於隱宮之中也。」總之，「隱宮」遂與「宮刑」結上了不解之緣，長期以來人們都把「隱宮」解釋為懲治並關押宮刑犯人的場所。１９７９年陳直的《史記新證》出版，開始對「隱宮」提出新說。陳直曰：「『隱宮』為『隱官』相沿之誤字，近出《雲夢秦簡·軍爵律》雲『工隸臣斬首及人為斬首以免者，皆令為工，其不完者以為隱官工。』見１９７６年文物七期。」隨後馬非百的《秦集史》更對之引申說：「據新出土的《雲夢秦簡》法律部分，有『隱官』之名，原文云：『工隸臣斬首及人為斬首以免者，皆令為工，其不完者以為隱官工。』又云：『將司（伺）人而亡，能自捕及親所知為捕，除毋罪；已刑者處隱官。』『可（何）罪得處隱官？將盜戒（械）囚刑罪以上，亡，以故罪論。斷右指為城旦。後自捕所亡，是謂處隱官。它罪比群盜者，皆如此。』據此，則所謂隱官，乃是一個收容受過刑罰而因立功被赦之罪人的機關。處在隱官之罪人，必須從事勞動，其性質約與後世之勞動教養所大致相同。『趙高兄弟數人，皆生隱官，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是說高母曾受刑戮，後因獲釋，得處隱官，故高兄弟皆能相繼生於隱官。由於隱官是屬於勞動教養所性質，是罰罪犯之所，而趙高兄弟皆生於此，此其所以稱之為『世世卑賤』也與。」按：馬氏之說明白可信。

　　３，《東越列傳》稱閩越的都城為東冶，但東冶是後來的什麼地方。

　　《集解》《索隱》《正義》都以為是「建安侯官」，也就是今天的福州市，《辭海》《地名辭典》《史記辭典》均無異說。但據近來的考古發掘，人們多以為東冶不是福州，而可能是今武夷山（崇安）市的城村故城。楊琮《閩越國文化》說：「這主要是因為迄今還沒有充足的考古資料能證明福州是西漢閩越國都，現在的出土文物資料只能證明福州有閩越國的宮室別館遺址，但未見確切的西漢城址，也未見規模超過城村故城宮殿的遺址。」

　　４，春申君是何如人也。

　　過去人們大都按照《春申君列傳》所說的「楚人也，名歇，姓黃氏。遊學博聞，事楚頃襄王」云云來理解，也就是說，春申君是楚國的一個異姓貴族，與楚國王室沒有什麼關係。三家注對此沒有再說什麼，於是人們遂也長期沒有任何疑問。陳直的《史記新證》有所謂「春申君疑為黃國之後，《左傳》所謂『漢陽諸姓，楚實滅之。』滅國以後歸於楚，故稱為楚人。」仍是對傳統看法的補充。對此，幾十年前金正煒、錢穆曾提出過問題，但《史記》研究者們反響不大。近年來楊寬又加以申說，我以為是應該引起人們注意的。金正煒、錢穆、楊寬都以為春申君為楚頃襄王之弟。金正煒說：「春申與孟嘗、平原、信陵並稱四公子，當亦楚之疏屬，故朱英說以代立。《韓非子·姦邪弒臣》謂（春申君）為楚莊王之弟，庄王即襄王。後章『庄辛謂楚襄王』，《荀子注》作『庄辛謂楚莊王』可證。其言必當有據。」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中有《楚頃襄王又稱庄王考》與《春申君乃頃襄王之弟，不以游士致顯辨》，其說甚詳。今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又補充說：「《史記·遊俠列傳》云：『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可知司馬遷亦知春申君非游士致顯，乃王者親屬。孟嘗君之父田嬰齊宣王弟，平原君為趙惠文王弟，信陵君為魏安釐王弟，春申君為楚頃襄王弟。韓非親與春申同時，其言不致有謬誤。」三家的說法是頗為有力，可以信從的。楚頃襄王又稱「楚莊王」，這不僅解決了《西南夷列傳》中庄蹻年代的矛盾，而且還解決了《滑稽列傳》中在齊威王「百餘年後」而有「楚莊王」時代的優孟的問題。不然真的令人難以置信，難道司馬遷竟會將春秋五霸的「楚莊王」置於戰國齊威王的「百餘年」之後么。

　　５，對於《呂后本紀》中「北軍」「南軍」的解釋。

　　呂后臨終前曾任命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命相國呂產「居南軍」，並告誡他們「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結果由於呂祿的北軍印信被周勃等人所騙取，北軍落入周勃之手；而呂產又離開南軍，在宮門被劉章所殺，於是呂氏一黨遂被周勃等殺了個一乾二淨。可見搞宮廷政變，控制「北軍」「南軍」是極其關鍵的。但「南、北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自古說法不一。俞正燮曰：「高祖時之南、北軍以衛兩宮，長樂在東，為北軍；未央在西南，為南軍。帝居未央，後居長樂。」於是有人更由此引伸謂南、北軍的統帥即「衛尉」。郭嵩燾的看法與此略略異，他說：「南軍屬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北軍屬中尉，掌徼巡京師。宮門屯衛屬之南軍，城門屬之北軍，皆衛軍也。」今人在此基礎上又略有變化，稱南軍守衛宮廷，屬衛尉統轄；北軍守衛京城，受中尉統轄。按：以上三種說法都很可疑，「衛尉」「中尉」只是「九卿」或列於「九卿」一級，而在《呂后本紀》中掌管南、北軍的都是「丞相」、「太尉」、「大將軍」，級別都是最高者，而且文中又絕無任呂台、呂產、呂祿等為「衛尉」或「中尉」之說；反過來說，《史記》所寫曾經任過長樂衛尉、未央衛尉的程不識、李廣諸人，又從無一人有統轄過南、北軍的記載。實際「衛尉」所統領的只是皇宮周圍的一些日常護衛而已，並沒有多少佐佑乾坤的力量。至於說「中尉統領北軍」，那就更不可能，中尉比衛尉還要低一級，是個維持首都治安的長官，連九卿都不是，怎麼能讓他去統領遠比南軍更重要、更關鍵的北軍呢？南、北軍原本受太尉周勃直接統領，呂后為了讓呂氏專權，故而將周勃架空，改任了呂祿、呂產。呂氏被滅後，文帝入朝即位，其最先處理的一項工作就是將南、北軍的統轄權由周勃手中收回，「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而宋昌是文帝手下的第一大紅人。因此我認為南、北軍是駐紮於京城南北部的兩支國防軍，有如清王朝的「丰台大營」，它們的統領者都是皇帝的左膀右臂。

　　６，《文帝本紀》的「太史公曰」云：「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

　　謙讓未成於今－－意謂由於文帝謙讓，一直到今天也沒有搞改正朔、易服色以及封禪等那些嘩眾取寵的活動。按：根據此語，賴長揚、趙生群等都以為《孝文本紀》乃是司馬談所作。趙生群《太史公書研究》說：「司馬談作史之時，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三件大事都未能舉行，所以《孝文本紀》贊語說『謙讓未遑於今』；司馬遷作史時，此三事都已大功告成，如果他作《孝文本紀》，不可能出現『謙讓未遑於今』這樣的話，這是《孝文本紀》為司馬談所作的鐵證。」按：此說可從。

　　７，《太史公自序》說《史記》記事的時間跨度，先是說「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而最後又說「余歷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　　

　　對於這種前後矛盾的說法，人們長期以來找不出一種合理的解釋。惟顧頡剛《史林雜識》對此解釋說：「《自序》記《史記》之斷限有兩說，一曰『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趾』，一曰『余歷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一篇之中所言全書起訖之異若此。求其歧說所以發生之故，頗疑談為太史令時，最可紀念之事莫大於獲麟，故迄『麟止』者談也；及元封而後，遷繼史職，則最可紀念之事莫大於改歷，故『迄太初』者遷之書也。《太史公自序》一篇本亦談作，遷修改之而未盡，故猶存此牴牾之跡耳。」趙生群《太史公書研究》曰：「顧頡剛先生以父子共同作史來解釋《史記》的兩個斷限，指出《自序》也是司馬談開始寫作，可謂發前人所未發。在此特為顧先生補出兩點論據：一，《自序》前半部分敘述的主語是司馬談。如言『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又如『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等等；二，名為《自序》而全錄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亦可證《自序》實從司馬談開始創作。」顧頡剛又曰：「其書起於黃帝，則以武帝之世方士言黃帝者過多，遷於《封禪書》中雖已隨說隨掃，而終不脫出時代氛圍。且改歷之事公孫卿與遷同主持之，卿之札書言『黃帝得寶鼎宛朐，是歲己酉朔冬至，於是黃帝迎日推策』是即太初改歷之託古改制也。在此種空氣中，遷之作史其上限必不容僅至陶唐而止。是則《史記》一書中起訖之延長固有其政治背景在，非遷故意改父之道矣。」我覺得顧頡剛、趙生群兩家對《太史公自序》中出現兩種斷限的解釋比較合理、完滿，似乎可以成為定論。

　　五，收集、引證古今中外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對《史記》中有關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評論，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該人物、該事件的歷史意義，更準確地理解《史記》文章。

　　１，關於《項羽本紀》所寫的劉邦彭城之敗。

　　陳梧桐等《中國軍事通史》曰：「項羽所以能取得這次反擊會戰的勝利，主要在於他握有一支強大而精勇的騎兵，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行動，給漢軍以突然猛烈的打擊。項羽不是由南而北實施正面攻擊，也不是由東而西將漢軍擊潰，而是由城陽東北經魯、胡陵至蕭，走了一個反『S』形繞至漢軍的側後，然後由西而東猛攻，企圖全殲漢軍於彭城、谷水、泗水、睢水之間，並基本實現了這一目標。項羽僅以三萬騎兵的絕對劣勢，居然對數十萬漢軍實施迂迴殲滅作戰，這一決心、勇氣和戰術，都是戰爭史上所罕見的。正因為項羽高度發揮了騎兵快速突擊的優勢、部隊破釜沉舟的勇敢精神和奇襲戰術的特殊效果，所以才取得了彭城反擊會戰的決定性勝利，給了漢軍以毀滅性的打擊，彌補了楚漢戰爭開始以來項羽的許多失誤。」又說：「彭城之戰雖然楚勝漢敗，但綜觀楚漢戰爭開始以來雙方的得失，劉邦之得大於失，而項羽之失大於得。劉邦雖然在彭城慘敗，損失嚴重，功敗垂成，但他奪得了關中及關東部分極為重要的戰略地區，人力、物力和領土都成倍地擴張，處於進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完全擺脫了在鴻門宴前後有可能隨時被項羽消滅的危險境地。項羽雖然取得彭城會戰的巨大勝利，但他的所得僅僅是收復了自己失去的西楚領土，失去的則是關中和關東部分地區的大量與國；北方出現齊、趙等獨立的割據勢力；其最重要的盟友九江王英布已離心離德，居然在劉邦進佔彭城時未能助項羽一臂之力；加上長期以來項羽缺少對漢作戰的思想準備，兵力明顯不足，彭城大捷後無力發展成全局性的勝利，不能越滎陽而西，更不能把戰爭引向關中和巴蜀。因此，項羽的戰略優勢，已較戰爭開始前大大減弱。」按：陳氏所說的前一部分為人所共見，後一部分的分析相當精采，這點很容易被讀書者所忽略。

　　２，關於劉邦其人。

　　毛澤東主席說：「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劉邦在封建時代被歷史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劉邦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為劉邦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毛澤東讀書筆記》）　台灣《中國歷代戰爭史》說：「劉邦所以能得如許人傑為之臂助，則不能不歸功於其人事政策與領導之得宜。劉邦在入漢中時，蕭何已為其策定致賢人之用人方針，故能拔韓信於刑餘之中，用陳平於逋逃之下。又劉邦用人之特點為唯才是用，不論品德，蓋才識為創業之本，至於德與不德，唯在用人者統御之道何如耳。綜觀歷史，用人有如劉邦之魄力者殊不多覯，故歷史中人才有如劉邦之盛者亦遂罕見也。」　陳梧桐等《中國軍事通史》說：「楚漢戰爭是我國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統一戰爭。它與秦始皇的統一戰爭具有顯著不同的特點：前者是在一百多年的長期準備、艱苦奮鬥、奠定了堅實基礎上進行的，是『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以強滅弱，水到渠成；後者則完全不同，項羽佔有極大的優勢，劉邦的勢力非常弱小，戰爭全過程基本上都是以弱勝強，歷經艱難曲折的道路，屢戰屢敗而最後取得勝利。優勢的項羽所以失敗，劣勢的劉邦所以勝利，歸根到底是雙方對決定戰爭勝負的諸因素認識不同，對戰爭全局的指導藝術不同，進而導致優劣易勢，成敗異變。」

　　３、關於《淮陰侯列傳》所寫的韓信拜將時的就職演說。

　　韓信說項羽「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又說劉邦「失職入關中，秦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對於這段文字，楊維楨曰：「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董份曰：「觀信智略如此，真有掀揭天下之心，不但兵謀而已也，所以謂之『人傑』。」唐順之曰：「孔明之初見昭烈論三國，亦不能過。予故曰淮陰者非特將略也。」王世貞曰：「淮陰之初說高帝也，高密(鄧禹)之初說光武也，武鄉(諸葛亮)之初說昭烈也，若懸券而責之，又若合券焉!噫，可謂才也已矣!」按：韓信分析項羽的弱點，以及預見劉、項未來的鬥爭形勢，皆至為明晰，諸人所說誠是。且其分析問題竟與兩千年後毛澤東主席於１９４６年論證「帝國主義與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思路完全相同，真使人大長見識。今漢中市城南尚有「拜將台」，為南北列置的兩座方形高台，各高丈余，南台上豎「韓信拜將台」石碑，北台建有台亭閣，兩台各周長百餘步。明代茅坤論韓信曰：「予覽觀古兵家流，當以韓信為最，破魏以木罌，破趙以立漢赤幟，破齊以囊沙，彼皆從天而下，而未嘗與敵人血戰者。予故曰：古今來，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詩仙也；屈原，辭賦仙也；劉阮，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哉！」（《史記鈔》）

　　４，關於《孫子吳起列傳》所寫的馬陵之戰。

　　吳如嵩《中國軍事通史》說：「孫臏之後退戰略與減灶驕敵以及馬陵之戰，乃為一連串誘敵、驕敵之行動。不直搗大梁不能使龐涓回兵；不後退不能在馬陵之隘路地形以設伏；不減灶不能使龐乘勝而驕，輕舉銳進，三者聯合如環，真為千古戰略之傑作。魏自桂陵與馬陵兩役戰敗後，國力虧損，由此遂一蹶不振；齊自威王兩敗魏師，其後宣王、湣王均能繼承餘緒，一時東方稱為強國。三晉魏、趙、韓之互斗而俱遭挫敗，遂造成西方秦國東出中原之機會。」慕中嶽、武國卿曰：「馬陵之戰是戰國初期齊、魏兩國爭霸中原的決定性戰役，也是魏國繼桂陵戰役後失敗最為慘重的戰爭。經此一役，魏國國力日漸衰退，從而結束了自己盛極一時的歷史。由於整個三晉勢力元氣已傷，無力恢復，因而失去阻止秦軍東進，屏蔽中原的可靠力量，為秦國勢力侵入中原舉行了奠基禮。」按：一般人都能看到孫臏的用兵之巧，而兩部軍事史都指出了齊之破魏乃為秦軍東下掃清道路，的確高人一頭。

　　孫臏的先人孫武，著有《孫子兵法》，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說：「孫武總結軍事經驗，著兵法十三篇，成為軍事學的經典。十三篇中包含著豐富的唯物辨證法思想的因素，與五千言的《老子》同為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重要著作。」「兵法是戰爭指揮者高度智慧的表現，軍事家總結戰爭經驗著成兵法書，在文化上也是一種重要的貢獻。東周時期北方齊國，南方楚國都是積累起豐富的軍事知識的國家，特別是齊國，軍事家尤多。孫武著兵法十三篇，最為傑出。」楊善群《孫子評傳》說：「《孫子兵法》不僅是東方兵學最早最傑出的代表，而且是世界上最先出現的專門論述軍事謀略的優秀著作。它是古代軍事學的智慧結晶，也是世界古代軍事學史上的奇蹟。美國當代戰略理論家約翰·柯林斯說：『孫子是古代第一個形成戰略思想的偉大人物。』」褚良才《軍事學概論》說：「法國的拿破崙曾說：『倘若我早見到這部兵書，我是不會失敗的。』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皇威廉二世被廢黜之後，在僑居中看到《孫子兵法》，當他讀到《孫子兵法·火攻篇》最後一段：『主不可怒以興師，將不可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不禁掩書喟然長嘆：『早二十年讀到此書，則決不至於遭受失敗之痛苦了。』」

　　５，關於呂不韋的評價。

　　郭沫若曰：「呂不韋在中國歷史上應該是一位有數的大政治家，但他在生前不幸，為他的政敵所迫害而自殺；在他死後又為一些莫須有的史實所掩蓋，他的存在的影子已經十分稀薄，而且呈現著一個相當歪曲的輪廓。」「秦始皇不僅不是呂不韋的兒子，而且毫無疑問還是他的一個有力的政敵。秦始皇和呂不韋的鬥爭，一般人把他太看輕了，似乎認為的確是為了介紹嫪毐，其實關於嫪毐的故事，我相信也一定有很大的歪曲。」「讀《呂氏春秋》，你可以發現它的每一篇每一節差不多都和秦國的政治相反對，尤其和秦始皇后來的政見與作風簡直是在作正面的衝突。秦始皇才是呂不韋的死對頭，秦始皇要除掉呂不韋可以說是理所當然，而亦勢所必然。」（《十批判書》）馬非百曰：「呂不韋之入秦，關係於秦之統一者實深且巨，策立之謀姑勿論，僅以人材一項言之，史稱『不韋食客三千人』，今觀其所著《呂氏春秋》，包括儒家、墨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道家、名家各派言論，集當代種種專門學者於一門，已無形取得今日所謂『智囊團』者之用。況不韋乃東方大賈，其食客三千之中自亦必有不少富有之人，知識、金錢兼而有之，故能從事多方面之建設，秦代統一事業之得以完成，呂不韋之功實不在商鞅、張儀、范雎、李斯諸人之下也。司馬遷云：『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裴然爭入事秦』真扼要之論哉!」（《秦集史》）楊寬曰：「呂不韋集合賓客共著《呂氏春秋》一書，公佈於國都，蓋欲集各家之長以完成秦之帝業，即所謂『假人者遂有天下』。以為是時周室既滅，天子已絕，唯有用『義兵』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方能重立天子，消除相殘不休之局勢，救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此書亦即呂不韋欲使秦王『吞天下，稱帝而治』者。呂不韋先後執政十二年，宣稱奉行此書之政綱。先滅亡東周建三川郡；又攻取韓、趙兩國之地，建立上黨郡與太原郡；更攻取魏之東地，建立東郡，使秦之領土向東伸展，與齊接界，切斷趙與韓、魏之聯繫，造成包圍三晉之形勢。秦為尚首功之國，當以斬首數目作為其戰勝之標誌，動輒以萬計，先後所殺三晉及楚之民數百萬。秦昭王時白起為將，斬首最多。是時（呂不韋執政時）戰爭之最大變化在於所攻佔之城邑甚多，如庄襄王三年蒙驁擊趙榆次等三十七城，秦王政三年蒙驁攻取韓十三城，五年蒙驁攻取魏二十五城，皆無斬首之記錄。唯有秦王政二年麃公攻卷斬首三萬之記錄，而此後麃公未見統軍作戰。蓋三晉已喪失戰鬥力，望風而逃，因而殺傷較少，同時亦當與呂氏賓客鼓吹以『義兵』『誅暴君』有關。」（《戰國史料編年輯證》）

　　６，關於《衛將軍驃騎列傳》所寫的衛青與匈奴的漠北之戰。

　　陳梧桐等《中國軍事通史》說：「漠北之戰，是漢軍在距離中原最遠的戰場進行的一次規模最大也最艱巨的戰役。漢武帝在取得河南、漠南、河西三大戰役勝利的基礎上，根據漢軍經過實戰鍛煉積累的運用騎兵集團進行長途奔襲與迂迴包抄的作戰經驗，利用匈奴王廷北徙之後誤以為漢軍不敢深入漠北的麻痹心理，決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大膽地制訂了遠途奔襲、深入漠北、犁廷掃穴、尋殲匈奴主力的戰略方針。與此同時，他又細心進行戰前的準備，除集中全國最精銳的騎兵和最優秀的戰將投入戰鬥外，還調集大批馬匹與步兵運送糧草輜重，以解決遠距離作戰的補給問題。而在作戰中，漢軍統帥又發揮了出色的指揮才能，充分利用騎兵的機動性與衝擊力，不僅敢於深入敵境，而且善於迂迴包抄，特別是衛青，在遭遇單于主力後，機智地運用了車守騎攻、協同作戰的新戰術，先藉助戰車的防禦能力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繼而發揮騎兵迅速機動的攻擊能力，迂迴包抄敵軍的兩翼，一舉擊潰單于的主力，更顯示出其戰役指揮方面的優異才能。由於大批有生力量被殲、大批物資喪失，匈奴單于不敢再在大漠北緣立足而向西北方向遠遁，因而出現了『幕南無王廷』的局面。如果說漠南之戰後匈奴單于移王廷於漠北還可以看作是一種戰略轉移的話，那麼，漠北之戰後的『幕南無王廷』則標誌著匈奴勢力大範圍的退縮。經過這次大決戰，危害漢朝百餘年的匈奴邊患已基本上得到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說，漠北之戰實是漢武帝反擊匈奴戰爭的最高峰。」按：衛、霍與匈奴作戰十一年，史公正面描寫，僅此一次。

　　六，收集、引證有關的文學方面的評論資料，可使讀者對《史記》的文學性加深理解，並提高閱讀文本的樂趣。

　　１，《五帝本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梁玉繩以為「阪泉之戰」即「涿鹿之戰」，黃帝只有與蚩尤作戰，而無與炎帝作戰之事。梁玉繩認為炎帝即神農氏，蚩尤反炎帝，炎帝無力征討，黃帝乃助炎帝以敗蚩尤。按：梁氏說與史公本文不合，應另作別論。凌稚隆引劉氏《外紀》云：「蚩尤為大霧，軍士昏迷，軒轅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禽蚩尤。」《集解》引《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袁珂曰：「炎帝兵敗，又有炎帝的後裔蚩尤奮起，舉兵為炎帝復仇，又在原來黃、炎作戰的戰場阪泉或涿鹿和黃帝開始了一場大戰。黃、炎之戰和黃帝與蚩尤的戰爭完全是同一性質、同一營壘的戰爭，既反映為神國兩個系統諸神的大戰爭，又反映為兩大部族之間的戰爭。這場戰爭波瀾壯闊，此起彼伏，歷時綿長，比起荷馬史詩《伊利亞特》諸神在特羅亞城之戰，並無遜色。」

　　２，《五帝本紀》：「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

　　袁珂曰：「舜的弟弟象，本來就是一頭野生的長鼻大耳的動物象……舜服野象的神話，到後來就演變成『舜服厥弟』了。在這裡舜和二女都成了孝子孝婦，逆來順受，毫無反抗地遵命去上圈套。在這裡，神話性一點也沒有了，二女的作用也看不見了，有的只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統治者的道德楷模。總之，舜服野象神話是最古的；舜在堯二女的幫助下和他那個傲狠弟弟象作鬥爭，可說是次古的神話；最後才是儒家之徒篡改神話為歷史的家庭倫理故事。」

　　３，《項羽本紀》：「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

　　力拔山兮氣蓋世四句——朱熹曰：「慷慨激烈，有千載不平之餘憤。」吳見思曰：「『可奈何』、『奈若何』，若無意義，乃一腔怒憤，萬種低回，地厚天高，託身無所，寫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極矣。」錢鍾書引周亮工曰：「垓下是何等時?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馬逃亡，身迷大澤，亦何暇更作歌詩?即有作，亦誰聞之，而誰記之歟?吾謂此數語者，無論事之有無，應是太史公『筆補造化』，代為傳神。」　　歌數闋—— 一連唱了幾遍。闋：段、遍。 美人和之——《正義》引《楚漢春秋》所載虞姬和歌云：「漢軍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殆出於後人依託。《正義》引《括地誌》云：「虞姬墓在濠州定遠縣東六十里。」按：今安徽靈璧縣城東十五華里之宿泗公路旁有虞姬墓，墓前有一石碑，橫額刻「巾幗千秋」。兩旁對聯為：「虞兮奈何，自古紅顏多薄命；姬耶安在，獨留青冢向黃昏。」

　　４，《項羽本紀》：「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

　　乃自刎而死——李清照《項羽》詩：「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鄭板橋《鉅鹿之戰》詩：「千奸萬黠藏凶戾，曹操朱溫皆稱帝。何似英雄駿馬與美人，烏江過者皆流涕。」按：韓信破項羽於垓下與項羽自刎烏江，在漢五年（前２０２）十二月。《集解》引徐廣曰：「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生，死時年三十一。」又，今安徽和縣烏江鎮東南一公里的鳳凰山上有項王祠與項王墓。項王祠建於唐代，其篆額「西楚霸王靈祠」六字為唐代和州的地方長官李陽冰所題。原祠有正殿、青龍宮、行宮等，祠內奉有項羽、虞姬、范增等人的塑像。祠前有一聯云：「司馬遷乃漢臣，本紀一篇，不信史官無曲筆；杜師雄真豪士，靈祠大哭，至今草木有餘悲。」孟郊、杜牧、蘇舜欽、王安石、陸遊等均有題詠。１９８６年重修廟宇，巍峨壯觀。祠後有項羽的衣冠冢，明人題曰：「西楚霸王之墓」。

　　錢鍾書論項羽為人曰：「《高祖本紀》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妒賢疾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陳丞相世家》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淮陰侯列傳》韓信曰：『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音惡）叱吒，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羽本紀》歷記羽『拔襄城皆坑之』，『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引兵而屠咸陽』；《高祖本紀》『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驃悍滑賊，諸所過無不殘滅。』《高祖本紀》於劉邦隆準龍顏等形貌外，並言其心性：『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項羽本紀》僅曰：『長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至其性情氣質都未直敘，當從范增等語中得之。『言語嘔嘔』與『（音惡）叱吒』；『恭敬慈愛』與『驃悍滑賊』；『愛人禮士』與『妒賢嫉能』；『婦人之仁』與『屠坑殘滅』；『分食推飲』與『刓印不予』，皆若相反相違，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雙手分書，一喉異曲，則又莫不同條共貫，科以心學性理，犁然有當。《史記》寫人物性格，無復綜如此者，談士每以『虞兮』之歌，謂羽風雲之氣而兼兒女之情，尚粗淺乎言之也。」(《管錐編》)

　　５，《趙世家》：「（武靈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

　　鍾惺曰：「武靈王規畫始末止於強國，探鷇餓死與齊桓公『屍蟲出戶』同一結局。若武靈王者，人臣之才略有餘，帝王之識量不足。」沈長雲等曰：「趙武靈王是趙國歷史上一位名聲顯赫的君王，他統治趙國時期，進行了胡服騎射改革，出兵滅掉中山，向北方擴地千里，趙國歷史進入最輝煌時期。在其功烈餘蔭下，趙惠文王東伐強齊，西敗強秦，趙國成為東方軍事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沙丘之變，武靈王之死，使生氣勃勃的趙國活力頓失，強趙對秦的威脅不復存在，在秦趙對抗中趙由攻勢轉為守勢，開始被秦國削弱侵奪。」俞樾曰：「《屈原傳》敘事之中間以議論，論者以為變體，余讀《趙世家》雲『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哉？』《魏世家》雲『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合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嫡子，其國可破也。』皆於敘事中入議論，與《屈原傳》同。」瀧川曰：「此法不創於史公，《戰國策》已有之。不獨《國策》有此法也，《左氏》《國語》引『君子』、引臧文仲、引孔子者，亦皆敘事中間以議論者。」

　　６，《伯夷列傳》：「遂餓死於首陽山。」

　　按：說伯夷為餓死於首陽山者始於莊周，其《盜跖》云：「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其《讓王》云：「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早於《莊子》之《論語·季氏》只言其「餓於首陽之下」；晚於《莊子》之《呂氏春秋·誠廉》亦只言「至首陽之下而餓焉」，皆未雲餓死。首陽山蓋有多處，伯夷、叔齊墓遂也到處都有，大抵皆望風影附。如，今甘肅渭源縣東南三十四公里有首陽山，山上有伯夷、叔齊墓。墓冢高七尺，直徑丈餘。墓前有清代左宗棠題寫的石碑一通，上書「萬世之師」與「有商遺民伯夷叔齊之墓」。兩側另有陝西書法家王霖題寫的對聯一付，曰：「滿山白薇，味壓珍饈魚肉；兩堆黃土，光高日月星辰。」橫額曰「高山仰止」。墓後有始建立於唐代的「清聖祠」。

　　７，關於《衛將軍驃騎列傳》所寫的衛青與匈奴的漠北之戰。

　　楊慎說：「自『日且入』至『二百餘里』，寫得如畫。唐詩『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皆用此事。」又引凌稚隆曰：「千年以來所無之戰，亦千年以來所無之文，而騷人墨客共得本之以歌出塞、賦從戎，未嘗不令神馳而目眩也。太史公絕世之姿，故《漢書》不為增損一字。」又引茅坤曰：「青武剛車之戰，氣震北虜，而去病斬馘雖多，非青比也。太史公特抒憤懣之詞，無限累欷。」又曰：「大將軍此戰極為奇絕，以不得並驃騎益封，故太史公儘力描寫，令人讀之凜凜有生色。」

　　８，關於司馬遷的《報任安書》。

　　孫月峰曰：「直寫胸臆，發揮又發揮，惟恐傾吐不盡，讀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噓欲絕，真是大有力量文字。」又曰：「凡文字貴煉貴凈，此文全不煉不凈。《中庸》稱『有餘，不敢盡』，此則既無餘矣，猶嘵嘵不已。於文字宜不為佳，然風神橫溢，讀者多服其跌宕不群，翻覺煉凈者之為瑣小。意態豪縱不羈，其所為盡而有餘。」又曰：「粗粗鹵鹵，任意寫去，而矯健磊落，筆力真如走蛟龍，挾風雨，且峭句險字，往往不乏，讀之但見其奇肆，而不得其構造鍛煉處。古聖賢規矩準繩文字，至此一大變，卓為百代偉作。」孫執升曰：「卻少卿推賢進士之教，序自己著書垂後之意，迴環照應，使人莫可尋其痕迹，而段落自爾井然。原評云：史遷一腔抑鬱，發之《史記》；作《史記》一腔抑鬱，發之此書。識得此書，便識得一部《史記》。蓋一生心事，盡泄於此也。縱橫排宕，真是絕代大文章。」(《評註昭明文選》引)

　　９，司馬遷與《史記》。

　　魯迅說：「（司馬遷）發憤著書，意旨自激，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於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惟不拘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讀遊俠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斗，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也。』」（《漢文學史綱要》）毛澤東主席說：「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編寫的。看來人受點打擊，遇點困難，未嘗不是好事。當然這是指那些有才氣，又有志向的人說的。沒有這兩條，打擊一來，不是消沉，便是胡來，甚至去自殺，那便是另當別論。」（《毛澤東的晚年生活》）李長之說：「常有人說中國沒有史詩，這彷彿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認為這件大撼事已經由一個人給彌補起來了，這就是兩千年前的司馬遷。」「《史記》在是一部歷史書之外，又是一部文藝創作，從來的史書沒有像它這樣具有作者個人的色彩的。」「司馬遷的受刑，在他個人當然是一個太大的不幸，然而因此他的文章里彷彿由之而加上濃烈的苦酒，那味道卻特別叫人容易沉醉了！又像音樂中由之而加上破折、急驟、悠揚的調子，那節奏便特別酣暢淋漓，而沁人心脾了！」（《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

　　七，本書對疑難字、生僻字都加了漢語拼音；對歷史地名都加註了現今地名；對古帝王的紀年以及月日干支都加註了公元某某年以及某月某日；對古代的度量衡都加註了約當現今的近似值；

　　八，本書加進了《史記》所涵蓋的各個歷史時期與某些區域、某些城市的地形圖共十八張，加進了與《史記》各篇內容相關的歷史古迹、考古發掘、出土文物等圖片百餘張，以利於讀者的記憶，並增加閱讀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