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比較中看「中國模式」

05-30

在全球比較中看「中國模式」

——海外學者張維為提出，這至少是「最不壞」的模式

日期：2010-06-03 作者：來源：文匯報

5月27日，張維為在文匯講堂演講。戴焱淼

張維為，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著作有《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與經濟改革》（英文）、改造中國：經濟改革及其政治影響》（英文）、《重塑兩岸關係的思考》、《中國觸動全球》等。1980年代中期曾擔任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走訪過100多個國家。

我想從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中國話語三個角度來談今天的話題。

中國今天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問題，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都曾遇到。中國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幹乃至犧牲闖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可以自信地面對各種挑戰。

先談中國崛起。中國的經濟總量在過去的30年中增加了18倍，有專家估計中國人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內生活水平可以提高近7倍。但這個過程中也產生了不少問題。

中國「城市像亞洲、農村像非洲」？

2008年，我從印度講學回來，在報上發表了《印度貧民窟帶來的震撼和思考》一文：孟買60%的人住在貧民窟，人均面積兩三平米。一位網友責問：為何不把中國跟東歐比？我說不久前去過華沙和布達佩斯，它們比上海落後至少10年。這位網友又問：為什麼不和紐約比？和紐約比，30年前是不可思議的，但現在可以好好比一比了。其實，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雷德曼就比過。他2008年參加了北京奧運會後經上海回國，寫了篇評論《中美這七年》。他寫道：當我回到紐約機場，沿著破舊的公路開往曼哈頓時，我問自己，究竟哪裡是第三世界？我不想告訴我的女兒世界的未來在中國。

雖然上海和紐約在某些方面仍有差距，如國際化程度、公共文化的空間等。但在硬體的很多方面，上海已經走在紐約的前面了，如機場、地鐵、高速公路、商業繁榮程度、美輪美奐的夜景和即將完工的高鐵；在軟體方面，上海的嬰兒死亡率、社會治安、人均壽命等指標都好於紐約。

我們的城鄉差距還大於發達國家，但不是「城市像亞洲、農村像非洲」。歐洲的城市遠遠沒有中國城市的活力，中國的農村也發生了巨變，好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好於非洲的多數城市。非洲城市一半人口住在沒有電的貧民窟，人均壽命才50歲左右。中國城鄉差別將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而逐漸縮小，發達國家也是這麼走過來的。

中國腐敗很嚴重，能算崛起嗎？

腐敗問題是一個挑戰，但我們也要看到別國崛起過程中都出現過腐敗上升的問題，主要原因是經濟高速發展，法治建設跟不上。英國19世紀時議員席位是可以買賣的；美國19世紀下半葉被稱為「強盜貴族」（robber barons）時代，人們都持槍保護自己；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官商勾結極為普遍。

如果橫向比較，研究腐敗最權威的「透明國際」把中國腐敗程度列在世界中位。跟中國相對可比的國家，如印度、巴西、孟加拉、埃及、烏克蘭、俄羅斯，腐敗都比中國嚴重，更不要說非洲國家了。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反腐經驗值得借鑒，他們致力於法治建設和社會整體的進步，成績可觀。

中國環境污染嚴重，能算崛起嗎？

歐洲歷史上的環境污染比我們現在還要嚴重。1952年倫敦曾發生過一周內4000多人死於煤煙污染的事件。歐洲最大的萊茵河一度污染到了魚類都無法生存。但最後通過環保努力，歐洲人扭轉了局面。

中國貧富差距大，能算崛起嗎？

貧富差距是比過去大了很多，需要認真對待。但一定要實事求是地看這個問題。人們經常說中國基尼係數已達0.45甚至0.47，但基尼係數只計算收入，不計算房產、土地等資產。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應有創新精神，制定一些能反映非西方國家真實情況的指標。比方說，衡量中國人的財富，兩個因素就可以使現在所有評估都發生變化：一是貨幣實際購買力。瑞士的人均GDP比上海高5倍，但理髮和吃飯比上海貴10倍，瑞士住房自有率才36%；二是家庭凈資產。中國人有世界最強的置業傳統。據美聯儲統計，美國家庭中位（medium）凈資產（房產、股票、現金等，減去所有債務）去年由於金融危機降到了2004年的水平，為9.3萬美元，約合人民幣63萬元。中國多少家庭的凈資產達到和超過63萬？恐怕至少數千萬，也許上億。過去30年，中國人財富增長的速度無人可比。當然美國人習慣了大舉借貸消費，幾十年如此，自然成了世界第一消費大國。中國人不必學美國人過度借貸，但只要把中國人的財產、資產適當盤活，中國可以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

中國崛起的最大特點是和平

西方大國不少都崛起於19世紀中後期，這期間各種戰爭數不勝數，如1840年的鴉片戰爭、1854年的克里米亞戰爭、1858年法國吞併印度支那、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瓜分整個非洲的無數次大小戰爭、1861年的美國南北戰爭。1867年後數十年間，北美的印第安人慘遭滅絕，美國因此無償獲得大片疆土和資源。西方崛起是一個血與火的過程，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我們今天遇到的問題，在西方歷史上都曾遇到過，但英國可以把失業者出口到非洲，把囚犯出口到澳洲，把異教徒出口到美洲，而我們是在自己的境內消化現代化進程帶來的所有問題。英國當時人口不過1000來萬，中國今天是13億人。我們硬是通過自己的智慧、苦幹乃至犧牲闖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模式，有了雄厚的財富積累，我們可以從容自信地應對各種挑戰。

中國模式還在發展中，還存在諸多問題，但和其他國家比較，我們顯著提高了民眾的生活水平，避免了兩次金融災難。中國模式至少是「最不壞」的模式。

第二、談談中國模式。國內學者喜歡講「中國道路」，我這裡借用國際通用話語，稱之為中國模式。中國模式有八個特點。

一是實踐理性

實踐理性也就是實事求是，我們比較能夠從實際出發。西方主導的變革第一步總是修憲，而我們的第一步總是試驗，然後總結調整推廣。世界實踐表明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多黨制和一人一票實現現代化。

二是強勢政府

我們有比較中性、現代化導向的強勢政府。它能制定並執行符合自己民族長遠利益的政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繆爾達爾稱印度政府為「軟政府」，執行力極弱——計劃生育都推行不了，怎能消除貧困呢？這也是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的困境。

三是保持穩定

我們比較好地處理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係。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改革開放1980年的140年間，我們最長的穩定時間沒有超過8到9年，現代化進程總是一次一次被打斷。一直到鄧小平這位傑出的領導人，以非常強勢的姿態來保持政治穩定，改善民生，我們才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跨越式發展。

這使我聯想到法國政治浪漫主義的高昂代價。法國人總是先確定一個抽象的大目標，如民主、自由、公正，然後激烈鬥爭，從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到1962年戴高樂的第五共和國，整整173年，法國政治體制才穩定下來。其間經歷了五個民主政體，三個皇室政權，兩個帝國，一個法西斯政權，所有這些政權都是通過暴力推翻的，而法國的人口才兩三千萬。中國不能這樣折騰，一定要走穩健的改革之路。

四是民生為大

我們堅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所以中國消除貧困領先世界。世界貧困人口還在增加。印度把每日收入從2美元到13美元的就定位為中產階級。按這個標準，2005年在印度中產階級是2.64億，中國則是8億人。但這個標準太低。你入住印度的飯店，幫你搬行李的服務生，住在貧民窟，會說幾句英語，就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但你到上海星巴克問喝咖啡的小白領，他說我算什麼中產階級，我只有一套房子。中國人的要求高。

五是漸進改革

我們沒用激進主義的「休克療法」。鄧小平比戈爾巴喬夫高明的地方就是不放棄現有的不完善的制度，而是盡量利用現有體制來運作，為現代化服務，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改進。實踐證明「共產黨+市場經濟」比西方的市場經濟制度更有作為。

六是順序正確

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續漸進、講究輕重緩急。我們大致是先易後難，先農村後城市，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後政治。

七是市場經濟＋宏觀調控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力求把市場優勢和宏觀調控優勢結合起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曾說，這場經濟危機「是對不採用民主制度的國家的懲罰」。那麼如今這場源自於美國的金融海嘯該如何解釋呢？我套用他的話，這是對信奉民主原教旨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懲罰。

八是對外開放

在國際競爭中提升自己、發展自己，但以我為主，有選擇地適應外部世界，學習別人的經驗。中國模式有極強的競爭力，因為它源於激烈的國際競爭。

當然中國模式還在發展中，還存在很多問題，有些相當嚴重。比如政府干預過多，造成某些市場發育不足；某些政治改革相對滯後，導致一些行業壟斷和尋租腐敗；貧富差異、生態問題、醫療教育，引起了很多人不滿。但只要我們頭腦清醒，意志堅定，集思廣益，所有問題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問題就是機遇。

我自己一直套用丘吉爾的句式，把中國模式稱為「最不壞」的模式。它確實有很多弊端，但是比較下來，其他模式弊端更多。

美國曾在整個非洲推行「結構調整方案」，大力削減政府的作用，結果非洲政治和經濟全面惡化。美國專家曾在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現在被俄羅斯人稱為對俄的第三次浩劫。「華盛頓共識」要求各國開放資本市場，結果引發了一場又一場危機。有時候想起來都後怕：如果當初我們沒有自己的立場，而是盲從西方模式，給中國帶來的可能是滅頂之災。

30年來，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大部分人生活水平明顯提高；我們避免了1997年的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縱觀世界任何國家，只要取得其中一項成就已經很了不得了，但我們幾乎全部實現了，這表明中國模式至少是「最不壞」的模式。

中國的崛起過程必然是中國話語變得響亮的過程，我們拒絕西方「民主和專制」話語，認為「良政」與「劣政」才是關鍵所在，「遊戲民主」只會帶來災難。

第三點是中國話語。中國崛起的過程也是中國話語變得響亮的過程。世界上最激烈的競爭是標準競爭。從管理學角度來說，標準競爭無非是三種戰略：領導者、參與者或追隨者戰略。

制度選擇強調民心向背和選賢舉能

在「後美國」時代，我們應該採取領導者和參與者戰略。中國是一個文明型的國家。它擁有5000年連綿不斷的文明，其文明的廣度、厚度和深度足以產生獨立的思想體系。

西方政治話語的核心是「民主和專制」。2008年11月孟買發生了重大恐怖事件，但印度反恐精銳部隊花了9小時才抵達現場。我在尼赫魯大學講學時，印度學者問我，中國會怎麼處理這樣的事？我說至今我們還沒有遇到這麼大規模的恐怖襲擊。但2008年汶川地震後，中國的軍隊是20分鐘內開始動員的；中國的總理是2小時內坐上飛機前往災區的；中國醫療隊在4天內就覆蓋了震區所有3000多個鄉鎮。一位印度學者不服氣地問：你是否要證明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說：您錯了，不是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我說不管採用什麼制度，都要落實到良政，落實到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才行。

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芬蘭前總統阿提薩利去年在布魯塞爾主持非洲治理新思路研討會，請我談中國模式。之後他總結：「你們共產黨的政治局很像董事會，總理很像CEO，治理國家的方式很像治理一個公司。」他要我當場回應。我說我們確實認為政治制度建設一定要考慮國家治理，為什麼沒有一個公司搞一人一票，因為這樣搞的公司一定破產。民主的核心是體現人民的意志，民主的形式應該由各個國家根據自己的民情國情去探索。

在場的英國資深戰略學者羅伯特·庫珀不以為然，「難道中國不接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享、民治嗎？」我說我們很重視這些原則，但我們還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傳承：一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二是選賢任能，治國者必須是人才。民心不完全等於民意，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如天，民心指的是一個民族長遠和整體的利益，絕大多數中國人很難接受每四五年換一次政權這種西方發源的所謂多黨民主政治。中國執政黨也不是西方意義上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黨，而是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執政集團，這是中國的文化傳承。

西方民主演變成了「遊戲民主」

西方多黨民主制度的理論基礎是社會存在多元的利益，應通過不同的政黨來代表並進行博弈，但這種強調不同利益之間的差異的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成功率極低。因為它所需要的法治傳統、遊戲規則意識、龐大的中產階級、相對寬容的政治文化等條件，在非西方國家基本不存在。這種模式的特點是先把你這個社會分裂，然後再來整合。問題是非西方社會往往分裂之後就再也整合不起來了。泰國是「農民選出總理，城裡人趕他下台」；吉爾吉斯斯坦是「南北分裂」，烏克蘭是「東西分裂」。

為什麼西方國家採用一人一票還沒破產？因為它們在這樣做之前已經完成了現代化，並因此形成了幾個特點：一是政治和經濟已基本分開，誰上台都不太影響百姓的生活。二是人均資源大大高於發展中國家，有折騰的資本了。三是中產階級成了社會的主體，傾向穩定。四是政治精英通過幾百年的磨鍊總能壟斷主要的社會資源，如議會、媒體、金融等。

但現在西方民主越來越變成了一種「遊戲民主」，即民主等同於競選，競選等同於營銷，大家拼資源、拼謀略、拼形象，選個美女和電影明星，毫無政績可言，也無所謂。這種做法導致了政治的平庸化和劣質化。東歐政府最高支持率幾乎沒有超過21%；冰島選出的哈德爾政府不懂經濟，導致國家破產；南歐的笨豬四國，即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希臘陷入深重的債務危機，這是一種夕陽西下的模式。

西方民主的發源地希臘破產了；議會民主的發源地英國處在破產邊緣；三權分立的美國明顯走下坡，真是三點成一線。一些美國學者也認識到了美國政治制度是前工業化時代的產物，需要改革才行。

在當今這個高度競爭的世界上，我認為只知「選舉」而不知「選拔」的制度，將競爭不過能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的制度；只知吃老本、視民主為遊戲而不建立「學習型政府」和「學習型社會」的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將力不從心；不知「宏觀調控」為何物的國家，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可能要出局。所以我看好中國模式。

（以上內容據5月27日第31期文匯講堂現場演講實錄整理）

嘉賓點評中西融合和事實比較的視角非常客觀

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中國模式」是現在世界上最熱的話題之一，這在5年前都是不可思議的。主要是因為這兩年西方危機頻頻，美國金融海嘯帶來的災難尚未恢復，歐洲的財政危機又相繼爆發。國際上許多著名學者都在討論西方衰落和中國崛起，二者成了同一個話題。張維為教授把自己走訪過的100多個國家的事實拿來和中國比較，所得出的結論就比較客觀。張教授既是在歐洲從事研究的學者，又有中國的生活背景，正視中國實情，他的視角可能是國內和西方學者都不具備的。這是他的成功之處。

有意思的是，一些西方學者對中國模式的肯定程度超過中國學者。如寫《歷史的終結》的福山，他曾斷定蘇聯解體後，美國制度將是歷史的終結，不會被超越，當時這個觀點轟動一時。但2008年他卻說，「也許中國模式要超過西方模式了」。英國學者馬丁·雅克2010年寫了《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他預測中國制度將會成為統治世界的制度。再就是約翰·奈斯比特，1980年代我們都讀過他的《大趨勢》，2009年他出了一本書《中國大趨勢》，提出中國模式的十大趨勢，每一條都很積極。

中國模式的本質特點：開放的漸進的實踐

根據張教授的深入分析，我認為對中國模式可以概括出幾個特點：一是轉型的漸進性。從計劃體制的高度集權向市場經濟和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轉型，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鄧小平1992年曾說我們要用30年時間形成較為成熟的制度。現在看來，這個時間估計要更長些。

二是模式的主體性。它是以中國歷史和國情為基礎形成的主體，而本體是基於中國文化歷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基於中國人的特性。這個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孔子甚至《尚書》以前，中國文化中幾個重要概念如「和、仁、恕、中」，都是中國模式的思想淵源。

三是具有實踐性。西方是先拿本本，我們是先摸著石頭。中國模式是一種開放的實踐。我們曾學過四小龍模式，中央銀行體系學美聯儲，社會福利學歐盟，我們可以找到世界上所有模式的影子，但最終沒被任何一種取代。

四是既有確定性也有不確定性。總方向是確定的，但具體形式和內容是不確定的，是根據具體的時空條件所定。如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方向是走向可兌換貨幣，具體的升值幅度卻是不確定的。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設也是如此。

最後一點是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中國模式的本土性並不能否認其普適性。中國模式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可借鑒性，這一點正在顯現出來，並越來越被國際社會接受。但是中國模式對發達國家的借鑒意義同樣值得注意。最近美國經濟似乎出現某種「中國化」趨勢，如美國的儲蓄率在最近兩年中從佔GDP不到1%升到現在7%；美國的出口幾年內要翻一番；美國還將發展可增加就業率的勞動力密集產業。最近歐洲學者也認為希臘等南歐國家應學習中國發展勞動力密集產業。美國一個著名學者預言，中國模式的成功將迫使美國學習中國經驗來推進改革。

中國模式未來發展的若干不確定性

中國模式的未來發展還存在著不確定性。一是人口結構。未來10年內「50後」一代將全部退休，「80後」獨生子女一代會成為社會主體。中國即將增加3億老人，卻僅增加1億多勞動力，這種根本結構性變化將改變很多事情。二是城鄉結構，現在的城市人口比重是45%。再過10年可能是65%，農村人口明顯少於城市，財富分配、資源配置和治理方式都將發生根本變化。三是產業結構，勞動密集和出口導向的結構將讓位於技術密集和內需為主的結構。人民幣將成為國際的儲備貨幣之一。屆時，全世界可能會充分遵循中國意願，也可能全世界拉起手與我們作對，因此我們要清醒地對待自己和別的國家。

中國模式的未來發展可能引起亞洲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現在周邊地區有兩種變化值得注意。一是「蒙古化」，蒙古的出口產業都面向中國，經濟上90%依附中國，但政治上卻倒向美日等西方國家；另一是「尼泊爾化」，表現為政治上在中國和其他大國之間的中立化。中國在崛起過程中話語權會越來越多，制度可能越來越多被借鑒，但是也可能因為這種崛起而遇到更多挑戰和麻煩。因此，中國模式未來發展的國際環境將趨於複雜化。

聽眾提問鄧小平指導中國改革開放時，就像指揮一場場戰役

大學鍾教授：您當年給鄧小平先生做翻譯是什麼感覺？您覺得他對中國模式有什麼貢獻？

張維為：回想起鄧小平，總是感慨萬千。我對鄧小平的理解也是逐步加深的。他的一些話我當時理解不深，現在看來他真是有水平。有一次他見一位思想非常「左」傾的非洲領導人，鄧小平給他講中國經歷的大躍進等挫折，希望他們搞社會主義時要非常慎重。外賓離去後，鄧小平講了一句話:「他聽不進去，要自己碰。」現在看來，這句話是經典，那個國家後來確實沒搞好。

關於中國模式，他在不同的場合都強調堅持實踐，包括實事求是和漸進改革。我們一定不要忘了鄧小平是指揮過千軍萬馬的一流的戰略家。他在指導中國改革開放時，就像指揮一場場戰役，從農村改革到特區建設、再到沿海開發和浦東開發。他總是從大處著眼，展現了罕見的歷史眼光。我給他做翻譯時他已經80多歲了，但他宛如年輕人，談論的都是中國20年、30年後會怎樣，該怎麼走，把中國治國的大政方針都確定了下來。

如果沒有大批微軟式的創新企業產生，中國就不存在崛起的微觀基礎

管理諮詢業女士：我們接觸了大量的企業家，他們對中國並不充滿信心，因此也影響了投資和策略，如何讓他們提高信心呢？

黃仁偉：我在進行「中國崛起」研究的過程中，第一個問題聚焦在如何避免和美國等大國發生重大、全面的對抗，在不發生戰爭的情況下和平崛起；第二個問題是如何在現存的國際體系中提升地位和話語權；第三個問題是在金融危機後剛剛開始研究，就是中國崛起的微觀基礎。中國的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的規模，卻沒有產生一大批像微軟那樣的創新企業，在世界500強企業中為數很少，這說明中國崛起的微觀基礎還很薄弱。20世紀初美國就產生了摩根、洛克菲勒等大企業，聚斂了大量財富，支撐了美國整體崛起。中國企業家應當承擔起中國崛起的戰略責任，打造世界一流的中國企業。

現代化發展到今天，政治主導性更顯重要

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研究生：您提到美國和英國現在的政治制度是前工業時期的產物。現代化發展到今天的水平，為什麼政治主導性反而比以前顯得更為重要？（此問題獲得本期文匯講堂「最佳提問獎」）

張維為：西方政治制度現在最大的困境是缺乏整合力和競爭力，沒有人才觀念，所以無法適應全球化的挑戰。「三權分立」也無法預防金融危機，因為「三權分立」只限於政治領域，但美國的政治給資本力量綁架了。我認為現代社會需要另外一種平衡才行，也就是超出政治領域的三種力量的平衡，即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這樣一個國家才會運作得更好。中國就在這樣嘗試。

2030年，中國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提問：請兩位預測一下2030年以後，中國在全球發展的前景。

張維為：我一直看好中國模式，因為中國人善於學習和超越，這跟儒家的傳統有關，三人行必有我師，西方則是三人行我必為師，固步自封得厲害。我推測20年之後中國將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可能為美國的兩倍。從過去30年的情況來看，對中國的所有悲觀預測都錯了，對中國的樂觀預測，對的還是比較多。

黃仁偉：美國有人曾測算過，2030年中國將超過美國GDP總量；我們的測算是要到2050年之後才與美國相當。美國的計算方法是中國在2030年前GDP保持8%的年增長率，人民幣年均升值2%，美元年均貶值2%。這樣就等於美國原地踏步，而中國每年有10%的實際增長。20年後中國GDP總量將超過美國。這如果成為現實，將使美國人心理上產生重大的挫折感。另一個趨勢是到2030年中國14億人口中，將有幾千萬中國人在全世界流動。因為人民幣升值，在國外使用人民幣要比在國內使用價值高得多，導致大量中國人到國外移民、投資、學習、旅遊、購物等。

警惕中國崛起過程中的過度自信和民族主義

同濟大學研究生：假設中國發展模式不成功，那會怎樣？

黃仁偉：我認為中國模式不成功的概率極低。但「最不壞」的模式，也要防止「最壞的後果」。中國模式失敗將是世界的災難。第一種不成功是中國經濟過於膨脹導致發展的不可持續甚至出現經濟崩潰，世界經濟由此陷入大蕭條，國內也會發生大動亂，資金和人才嚴重外流。第二種不成功是中國變成一個擴張主義的霸權國家。如果中國擁有足夠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卻抑制不住慾望去侵略擴張，這將是世界的災難。第三種不成功就是搞軟力量輸出，試圖建立超越所有其他價值觀的文化霸權，這將對世界多元文化帶來毀滅性的後果，這也是世界的災難。

這三種不成功恰恰都是中國過快崛起、國力過於強大的結果。如果看不到這種情景也很危險。因此，我們要防止在崛起過程中出現極端民族主義，防止因過分自信而濫用力量。目前在媒體、網路上甚至學術界已可以看到這種取向的某些跡象。鄧小平也預言過，中國強大後要防止走向霸權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