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靈魂深處與人間關係中透析屈原悲劇

在靈魂深處與人間關係中透析屈原悲劇

趙繼紅

　　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滿懷感傷地寫出「於是懷石，遂自投汩羅以死」的悲劇之後，緊接著嚴肅而簡要地敘述道：「屈原既死之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如果我們略微思考一下這緊密相連的兩節文字之間的關係，就會覺得，司馬遷是有意將屈原之死與楚國之亡連接到一起，而且幾乎是將前者視為後者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是頗為引人深思的。

　　從歷史的發展趨勢來說，楚為秦國所滅，並非一個屈原可以逆挽，其時其勢，本有許多複雜的因素在起決定性作用。但是，在誠能以自己的「一家之言」「通古今之變」的司馬遷看來，屈原的個人悲劇中，已經包含了許多楚國必亡的要素，屈原命運悲劇的深處必然潛隱著楚國悲劇的諸種可能，所以，他在這裡用意頗深地將一個無法改變歷史走向的詩人的憔悴形象與一個國家最終不堪的命運緊緊連接到一起。

　　當然，將這兩種悲劇緊緊連接到一起，這不只是簡單地以敘述次序潛含的結論，同時也是在全文的敘述中漸次展現的基本認識：即在屈原所置身的那個特定的人間關係中，由於靈魂深處的巨大差異，由於性情操守的迥然有別，更由於崇高、智慧與正義還無法戰勝卑微、愚昧與邪惡，他便無法迴避地要走向悲劇，他所摯愛的國家也勢所必然地要被別國吞滅。

　　文中有兩處論說非常突出地表達了司馬遷的這一基本認識。　　

　　一處是：「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這段話的前半部分是說：人君不論資質如何，都希望訪求忠臣賢才以輔佐自己治理國家，然而國破家亡者卻一個連著一個，真正的聖明之君也多少代都沒有出現過一次，這都是因為他們訪求的所謂忠臣其實不忠，所謂賢才亦其實不賢。後半部分是說：懷王即是典型的不知忠臣本分的人，他最終的客死秦國及其給楚國帶來的災難，都是因為「不知人」而引起的。

　　在這裡，司馬遷將「不知人」視為國家悲劇的重要原由。而為何懷王就「不知人」呢？司馬遷其實也已指出，那不僅是由於屈原和懷王有著不同的智慧和操守，不同的人格和精神，而且是由於一種特定的人間關係制約了真正的聖君與賢臣關係的形成，導致了政治上層人際關係的極度惡化。也就是說，懷王其實不過是個「不知人」的愚者而已，是昏憒乏智的昏君而已。這樣一個人，當代表著正義與邪惡的兩種人都圍繞著他，都試圖得到重用的時候，自然無法考慮到誰將真正有利於國家，於是，「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這無疑是進入到人的靈魂深處和人間關係的肯綮之處。司馬遷既深知屈原之心，又洞悉世道之真，如此剖析屈原悲劇與楚國悲劇之間的關聯，不能不令千古忠臣賢才為屈原而扼腕嘆息。

　　另一處是：「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這段話可以理解為對《離騷》創作動機的解釋，但同時我們還能從中看到如下幾方面的意義：　　

　　其一，「王聽之不聰」，更明確地說，君王的愚昧昏庸，正是「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的根本原因，亦是屈原悲劇的根本原因。　　

　　其二，讒諂蔽明，邪曲害公，意味著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之中，崇高的正義被褻瀆，莊嚴的信仰被踐踏，傑出的智慧被遺棄的悖逆現實，於是，悲劇，不論是屈原個人的悲劇，還是楚國的悲劇都會不可避免地發生。　　

　　其三，悲劇的結果，是屈原留給世人《離騷》那樣的詩作，那樣「與日月爭光」的精神，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但是，回溯到其時其地，於屈原，於楚國，是幸耶？還是不幸耶？世人恐怕總難得出恰切的回答。　　

　　有人說，屈原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縱然自己的理想不可能實現，也要執著追求，決不悔改，於是他自投汩羅時濺起的微弱浪花，在後人的心中激起了永久不息的波瀾。誠然！　　

　　但我又覺得，屈原首先是一位偉大的智者，一位才華出眾而識見過人的智者。問題在於，世間智者頗多，而如何使用才智，則是個人的悲劇與否的關鍵。在屈原與漁父問答中，漁父明確地勸他：「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如果將這段問答視為後人懷念屈原時虛構的話，那麼，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召喚屈原如何使用自己才智的另一種聲音。屈原如果順從了這種聲音，他至少不會遭遇被流放而自沉江水的悲劇，亦不失為「明智」的選擇。但是，屈原堅守自己的心靈操守，就只能走向悲劇。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在《屈原列傳》中，在歷史上的許多現實的場合，真正的智者與忠者，力量總是那麼孤弱；將心智用於謀私，用於邪惡的人又是那樣之多。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而「爭寵」；靳尚、鄭袖為了私利而賣國；而懷王又昏憒無能，任由奸佞害忠。這是人性的醜陋，這更是社會機制對人性醜陋的縱容。於是乎，君將不君，國亦不國，超越於任何個人悲劇的國家悲劇亦勢所難免地發生了。這便是司馬遷從人的靈魂深處，從人間關係之中所揭示的屈原悲劇的最深刻之處，亦是屈原悲劇最有價值的地方。

　　同《高祖本紀》《項羽本紀》等以精彩敘事見長的傳記相比，敘事技巧實在不是《屈原列傳》的精彩之處。作者結合屈原事迹，從靈魂深處，從人間關係之中，尤其是在時空的縱向軸線上，依次展開屈原與懷王，與上官大夫，與令尹子蘭，與張儀、靳尚、鄭袖等等人物的靈魂的抗爭，從而揭示了其悲劇的真正根源和特別意義，才構成了本傳記最重要的特點。

作者單位 山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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