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烈的崖山之戰

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有一個分水嶺：對宋朝以前的中國，服氣的不要不要，跪著仰視。對宋之後的中國，鄙夷的不要不要，就是瞧不起。

「崖山之後再無中華」，日本人認為南宋亡國意味著中華故土已經淪喪，中華的文明已經不再純粹，所以有段時間日本以「小中華」自居。

日本人神經病，那也不是，在認知上確實還有點道理。日前，小編「子屠龍」拜讀史學作家張宏傑寫的《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從書中列舉的史料中發現，宋之後中國的文化特質的確變化太大。

用張宏傑先生的話來說「宋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以後的中國人，其實是兩個物種。其差別就好比一個好罐頭和一個變質的罐頭的差別，或者說是鑽石與石墨的差別；雖然同是由碳原子構成，性狀卻已經完全不同。」

尚武的先秦人

一個曾經高度尚武的民族，在近代的歷史上卻以「東亞病夫」的姿勢出場，的確讓人有不解之處？

先讓我們隨著張宏傑先生到先秦去瞧瞧吧，然後一步步順著歷史的路再走一遍，也許你就會有所感悟。

先秦俠客

先秦時代，那是出大俠的歲月。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俠客義士就在你身邊。趙氏孤兒、荊軻刺秦王，俠客們為了許諾或者公義，就要壯烈把命赴西天。

北方齊國的貴族們經常在道路上駕車相撞，國君立法都不能禁止。而南方的吳越地區也是剽悍的可以，「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

先秦人的特點就是「高度重視人格」，一言不合，先出來干一架。

先秦儒家

先秦的儒家不像後世的儒家，只是一幫給統治者跪著寫字的奴才，不僅文化好，而且會武藝，更重要的是他們有「小清新」的一面。

先秦儒家把「道」凌駕於君王的權勢之上，跟你合得來就留下幫你，合不來爺就走。孔老夫子說「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亞聖孟子更是說出很多，後世看來非要砍頭不可的話來，比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秦漢之後

隨著封建郡縣制的逐漸完善，在世俗層面上，士人們開始遵守權力的運行規則，但是在內心深處，很多人依舊以「聖人」自居，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

漢光武帝劉秀要同學嚴光出來做官，人家不願意，就可以上山當隱士，皇帝也沒辦法。

唐太宗李世民要利用科舉讓「天下英雄盡入我吾彀中矣」，不過李白依舊可以做帝師夢，還能想想「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

明朝

這個時期，士人們想不當隱士都不被朝廷允許。中國士人被壓迫到保持一塊清靜的自由空間都已經不可能。

明太祖朱元璋曾經發布命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就這樣，蘇州才人姚潤、王謨因不聽朝廷的徵召，就被砍頭吵架。貴溪的夏伯啟叔侄把自己的左手大拇指都剁下了，明確表示不肯出山，還是被「梟令，籍沒其家。」

清朝

不要說老百姓，就連士人們也已經被馴化成一條狗。

清朝皇帝第一次提出，你們不能追求成為名臣，因為過於堅守道義，會妨礙他們一心一意為皇帝服務。作為臣子，不僅身體要屬於皇帝，而且精神也要屬於皇帝。

雍正在《朋黨論》中說「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他的兒子乾隆接著說「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在清一朝，要麼官員們認真幹活以圖飛黃騰達，要麼就大肆貪污腐化，誰叫他們的思想和操守是多餘的。

漫畫里的馬嘎爾尼拜見乾隆皇帝

小日本在邊上，大中華的變化，他看得比較清楚。歐洲人就不一樣了，從絲綢之路上傳遞過來的信息，讓他們心中一直有有一顆「中國心」。

也不奇怪，歐洲人的眼裡看到的是一個四分五裂的歐洲，而遙遠的中國卻是一個延續幾千年的大帝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毫不掩飾對中國的嚮往，「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1792年，馬嘎爾尼率領3艘軍艦和700多人前往中國拜見乾隆皇帝的時候，出發前心情激動不已，曾作詩曰「彷彿我遊覽中國幸福的海濱，攀登她無比自豪的傑作——萬里長城。」馬嘎爾尼不成功的訪問，徹底打臉歐洲人，原來的「天朝上國」只是一個專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國度。

英國人分析的結果是：中國國民的性格，完全是統治者精心塑造的。培養他們成為冷漠、猜忌、無情的人，讓他們滿足於生活的現狀，而不考慮自己有沒有發言權。讓人的榮譽感和自尊心無處可尋……

從此之後，西方人對中國人的看法基本是負面的，直到現在也沒有太大改觀。然而，從中國人被奴化的過程，也正是中國漢奸持續增多的過程。漢奸成為一個群體，而不是個別現象，那不是沒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