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模式與民主的思考

中國模式：一種新的民主？

——在第五屆世界中國學論壇第二分會的發言

宋魯鄭 

一、民主能否定義中國模式？

中國大陸的崛起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末以來全球最重大的地緣政治事件。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網路調查表明，「中國崛起」高居第一，遠超美國的「9.11」和攻打伊拉克等，成為全球最受關注事件(1)。伴隨中國崛起的，就是對中國模式的爭論。

2004年5月，美國《時代》周刊高級編輯、美國著名投資銀行高盛公司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調查論文，指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他把這一模式稱之為「北京共識」。雖然庫珀對「北京共識」讚譽有加，但他顯然是把之做為西方的「華盛頓共識」的對立面而存在。

相對於全球的熱議，中國自己卻更為低調，學者和政治人物依然試圖用民主來定義自我。2008年9月，時任中國駐英國大使傅瑩女士參加保守黨伯明翰年會期間舉辦的論壇，雖開宗明義的指出：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但依然在民主的框架中討論中國模式：「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民主，不能只看有沒有一天的全國性選舉，關鍵是政府的決策過程是否民主，政府是否服務於人民的利益。中國仍處於工業化初期，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用西方模式衡量和要求中國是不適宜的」。2009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所長房寧在《求是》雜誌紅旗文稿發表了《民主還是中國的好》一文，提出：「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下實現的，經濟成功總有政治上的原因。那麼，中國經濟社會成功發展的政治原因是什麼？中國究竟是不是一個民主國家？這涉及民主的標準問題。長久以來，民主的概念一直是人們關心和爭論的問題，關於民主有數不清的定義。在人們無法就民主的概念與定義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最好的方法是客觀地觀察一個國家所實行的政治制度的實際社會效果。」「不能僅從形式上和概念上去定義民主」。並以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功，論證了「民主還是中國的好」的結論。不久之後，2009年2月1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英國倫敦接受了《金融時報》主編巴伯專訪時提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論。

其實我個人是一向不贊成用民主來定義中國模式的。

首先，民主是西方的話語權。當今社會，只要提到民主，肯定會無意識的與西方聯繫起來。與西方認可的模式聯繫起來。我在法國的台灣朋友，即使是泛藍的支持者，認同一個中國，但當法國人詢問他們來自何處時，也總是回答來自台灣。原因很簡單，「中國」或「中國人」，這個話語權不在台灣而在大陸，只要一提到中國，所有的人會無意識的和大陸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繫起來，而沒有誰會想到台灣。我在巴黎就親歷台北代表處的代表在公開活動中直接被主持人稱為中國大使——這就是話語權的威力。民主的話語權並不在中國一邊。

其次，西方對於民主的話語權還表現在對民主的解釋權。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並不是這個國家能說的算，而是取決於西方的認可。而西方認可的標準並不是真正的民主與否，而是和西方的關係和利益需要。例如，布希時代，委內瑞拉就被認定為專制獨裁國家，而奧巴馬時代，即使查韋斯通過終身總統的修憲案，仍然可以被美國肯定和祝賀，認為體現了公民精神，符合民主原則。再比如新加坡和俄羅斯，雖然是標準的西方民主模式，但卻不被西方認可。而瑞士，儘管不符合西方民主的模式，沒有反對黨，是多黨聯合執政，但仍然是公認的民主國家。所以，中國用民主來定義自我，是否能夠得到承認，也並不是中國說了算，仍然取決於西方對中國的態度。

第三，民主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民族傳統形成的一種價值觀。這在當今世界價值觀多元並存的情況下，不同價值觀評價事務的標準是不同的。不同價值觀實質是無法相互類比。事實上，一種價值觀是沒有權利對另一種價值觀進行評判。比如無神論者和有神論者，是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和思維方式。再比如中醫和西醫。辨證論治和整體觀念常被認為是中醫的兩大特色，中醫對疾病的認識屬於「生物-社會-心理」綜合型醫學模式。可以說是一個偏重實踐和主觀判斷的體系。而西醫則是以科學、理化試驗為基礎發展出來的一套客觀價值體系。如果我們用西醫「科學」的標準去衡量中醫，只能得出中醫必須淘汰的結論。

最後，中國的模式及其成功和西方民主毫無關係。西方民主發展到今天，已有成熟和固定的模式：三權分立、多黨制、普選。而取得巨大成功的三十年改革開放是找不到任何西方民主的影子的。如果再和轉軌並不令人滿意的東歐、俄羅斯相比，恐怕中國之所以成功，恰恰是沒有採用西方民主所致。

但是從現實的角度講，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民主做為一個概念，一個理念，一個詞語，一個有關政府構成方式的唯一合理的解釋，已經被廣泛接受。除非能夠說服民眾放棄這樣的觀念或者有其它的替代物。所以，儘管中國模式和西方的民主沒有什麼關聯之處，但我們仍然需要用民主來定義中國模式，稱之為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

今日中國的兩難也曾擺在昔日的大英帝國面前。雖然當時的英國與日中天，堪稱最成功的制度。但許多國家和學者都否認英國是民主國家。《論美國的民主》作者托克維爾就認為：英國一沒有憲法，二保留了王室，還有貴族院，怎麼可能是民主國家。然而，英國的憲政學家們如戴雪、白芝浩等卻擔負起論證自己是民主國家的責任。比如他們認為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各有優缺點，只有英國巧妙的把三者融合在一起。所以在英國，既有代表君主制的女王，也有代表貴族制的上下議院（上議院不經選舉產生），更有民主制度的百姓投票。白芝浩還把英國政制分成「尊嚴的部分」和「效率的部分」，君主和貴族院屬於「尊嚴的部分」，平民院和內閣屬於「效率的部分」；英王是尊嚴之首，內閣首相是效率之首（2）。他們的理論創新和努力也終於令英國躋身民主國家行列。今天的中國同樣方興未艾，前景可期，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的理論界自然也應效仿英國憲政學家，為成功的中國模式辯護。

二、中國模式或者中國特色民主的特點

新中國1949年成立以來，在時代需求和吸取經驗教訓的前提下，不斷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在權力傳接、監督和制約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這種特色，與目前深陷經濟危機的西方和激發革命動蕩的阿拉伯世界對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社會既不換人也不換黨。從目前看，中國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於，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著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而阿拉伯世界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後制度走向僵化。

中國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長期、漸進、內生性演變的結果。中國幾千年就是一個政治核心，人才全國性選拔，最高權力傳承的典範則是「禪讓制」。統計表明，宋朝的官員中，50%以上三代前沒有人當過官，都是來自貧寒家庭。整個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共有兩萬名舉人，兩千名進士，43%也是來自貧寒家庭。（3）「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上下流動的寫照。在當代，僅以中央政府一級的公務員來講，2010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錄用了1.4萬餘名公務員，其中來自普通家庭的達93.4％。2011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錄用了1.5萬餘名公務員，來自普通家庭的達87.1％；2012年度報考中央機關公務員的考生有15.5萬餘名，來自普通家庭的佔總人數比例超過82.3％（尚無最終錄用數字）（4）。今天的中國，人才全國性選拔的適用範圍已擴展到最高領導層。最高權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傳統的「禪讓」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禪讓」終身制的局限。即：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年齡限制、定期的更替。這其中「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是對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年齡限制」則是中國獨創，「定期的更替」則是對西方的借鑒。這種模式基本綜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優點，而避免其缺點。一黨領導，可以避免委託代理風險、制訂長期的發展戰略，全國選拔和長期的培養可以在產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的選出最優秀的人才，不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還能避免大眾貪慾，定期更替則可以帶來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

中國的制度創新也同樣表現在基層的探索上，如源自湖北廣水著名的 「兩票制」。所謂「兩票制」，就是群眾投信任票、黨員投選舉票產生村黨支部書記。這在西方是無法想像，全球恐怕也是獨一無二。

和西方相比，中國模式一個鮮明的特點是一直保持了政治的獨立性。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造就了兩大力量的崛起：資本和民眾。今日中國已從三十年前政治力量主導一切演變為民眾、資本和政治權力的三方博弈。

以西方為鑒，這三種力量博弈的最後結果是以普選為特徵的民主制度。民眾通過選票獲得了對政治的控制權，而普選導致的高成本又為資本提供了影響政治的空間。至此，政治權力成為弱勢，民權和資本的權力事實上主導了西方各國，這種模式運行的結果就是肇始於美國的全球經濟危機。

中國傳統上政治都是強勢處於獨立狀態的。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發展了「民本主義」（民為貴，君為輕）、「天命」理論（西方是三權分立和制衡）。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為民和執政的有效性，一旦違背，其合法性即喪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時還發展出一套政治權力的自我制衡。

清朝的覆滅、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也沒有改變中國政治獨立性的狀態和傳統。目前的中國，雖然三種權力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國一級，政治權力仍然有最終的決定權。至少在本人看來，一個以追求利潤為核心的資本主導的制度、一個以追求福利為核心的民眾主導的制度，其危險性要遠遠高於相對中立的政權主導的制度。

在西方眼裡，中國的集體決策和重大規劃的大規模參與式協商體系也是另類。中國的集體領導，著名經濟學家胡鞍鋼有一個非常精闢的論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9名常委組成，分別代表黨、國家和軍隊等八大領導機構，分工合作與協調合力，形成有中國特色的「集體總統制」。 這一制度的最重要特徵就是「集體」二字：是「集體成員」，而不是「個人」；是「多個機構」，而不是「一個機構」；是「集體智慧」，而不是「個人智慧」；是「集體決策」，而不是「個人決策」。它的實際運行體現在五大機制：集體交班、接班機制；集體分工協作機制；集體學習機制；集體調研機制；集體決策機制。這是中國決策正確、發展成功的最關鍵政治條件。這種「集體總統制」遠比「個人總統制」更具民主性、協調性和高效性。（5）

協商式民主特色，比如與人大並稱「兩會」、承擔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功能的政協，僅以2007年的人員構成來看，中共人士佔40%，非中共人士佔60%。（6）這包括八個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社會團體和各界知名人士。再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性、綱領性、綜合性的「十二五」規劃為例，它不僅僅是國家加強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制訂公共政策的依據，更重要的它是世界上最大規模上至國家最高領導人（九常委進行專題調研）下至普通百姓所參與的民主化進程、公共政策決策過程，是容納了政治領導人、各負責人、專家學者、各方英才以及人民大眾共同參與設計的過程，甚至還包括外方的專業機構，如世界銀行駐華辦事處。整個制訂過程包括十一個步驟，歷時三年，經歷了無數個「民主、集中、再民主、再集中、參與、共識、再參與、再共識、討論、修改、再討論、再修改」的輪迴。

應該說，中國的制度模式，現代西方的政治學原理並不能有效解釋。從權力的產生來講，既不是任命更不是世襲，特別重要的是由於任期制的存在，它還有制度性的權力退出機制。這顯然不符合專制的定義。但西方又不承認中國是民主制度。正如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所說的「你是無法用舊模式中的辭彙來理解一個新模式的」。

三、中國模式或中國特色民主的優勢

中國制度的優勢之一在於可以制訂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和保持政策的穩定性，而不受立場不同、意識形態相異政黨更替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可以制訂跨越領導人任期的五年規劃，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可以持續至今，更可以對香港承諾「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

反觀當今所謂傳統民主國家，在歐洲，當英國、法國的左派和右派政黨上台之後，國家發展政策立即改變，要麼實行大規模的國有化，要麼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在美國，偏左的民主黨執政，一般就採取對富人增稅、對財團開刀、對窮人補助的政策，像柯林頓時代和奧巴馬政府力推的「醫療保險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黨執政，則採取對富人減稅、扶持財團的立場。每一次的搖擺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害。台灣在兩蔣時代，還制訂類似於大陸的「六年發展規劃」，但民主化之後，就統統不見了。畢竟政黨執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線，誰還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後的事情？再有印度，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對農民的補貼上升了，但對農業的投資卻下降了，農民可能在短期內受益，但長期而言卻失去了生產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於短期分配卻可以討好民眾，對政黨的選票有利。這也是為什麼，儘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積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積也是中國的兩倍，卻解決不了全國的溫飽問題，而中國的糧食產量卻是印度的兩倍。（7）

不僅對內政策處於不確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樣。小布希時代就極力搞單邊主義，到了奧巴馬時代就積極主張多邊主義。希拉克和施羅德時代，中法、中德關係極佳，但到了薩科奇和默克爾時代則急速逆轉。台灣的民進黨上台就挑釁大陸，國民黨上台就推動兩岸交流。這種由於政黨和領導人的變化而導致經常性的南轅北轍式的一百八十度調整，其嚴重後果可以想像。

中國制度優勢之二在於高效率，對出現的挑戰和機遇能夠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特別是在應對突發災難事件時。中國為迎接奧運會建造的三號航站樓，三年完成，這在西方連審批程序需要的時間都不夠。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國高速有效的動員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個到達災區的竟然是萬里之遙的中國，比海地的鄰國美國提前了兩個小時！法國、美國等國就是應對本身發生的突發事件時，都相當混亂和低效。2003年法國發生酷暑、2005年美國遇到卡特琳娜颶風襲擊，就是如此。在災害極其嚴重的時刻，法國總統希拉克繼續度假，直至假期結束。而這次酷暑造成全法上萬人死亡！小布希總統則是災害發生三天之後才終止度假，去指揮救災。而災區早已成為人間地獄，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災，以至他們嘆息寧願選擇前往伊拉克！2009 年，一場颱風同時襲擊兩岸，大陸可以迅速疏散一百萬人，台灣卻應對無力，造成六百八十一人死亡的慘劇。

低效率一向認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為任何一項決策都要經過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並伴隨冗長的程序。其優點理論上曾被認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誤。然而，從現實層面來看，卻是不僅有低效率帶來的弊端，其最終決策由於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妥協，其負面作用往往成為主導。正如宣布不參加2010年 11月選舉而震撼美國政壇的民主党參議員埃文-貝赫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題為《為何離開參議院》的長篇文章中所說的：「解決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挽救經濟、能源政策、醫療保險改革等關乎國家未來的緊急課題堆積如山，但國會卻處於（什麼工作都不能做的）癱瘓狀態。」而國會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則是「頑固的黨派主義和不知妥協的僵硬思想」。他還指出在擔任參議員的12年里，美國國會成員拋開黨派之爭，在美國這個大框架內團結一心的經歷只是在2001年9.11 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出現過一次。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無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沒有辦法防範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也無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經實行了一百多年的對財團政治捐款的頂額限制。然而危機爆發後，即使進行修正，也無法消除其後果，更無法回到危機前的狀態。目前來看，更深層的危機是這種制度也阻礙新科技的產生和應用。比如在當前能源危機的時代，美國加州一家製造太陽能公交車的公司，在美國屢屢碰壁。因為這涉及傳統汽車行業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還有工會的利益，它們各個都有強大的遊說集團。後來這家公司決定到中國來試試運氣，卻被廣州市政府所接受，並迅速更換。奧巴馬上任伊始就決定以中國為榜樣發展高鐵，結果到現在依然寸鐵未建。在佛羅里達州規劃的第一條短線高鐵，儘管是由聯邦政府承擔大部分費用（一共26億美元，聯邦承擔24億），但由於高速公路和航空利益集團的反對，最終化為泡影。而且這個項目還被指責是奧巴馬意圖收買選票（佛州是搖擺州，高鐵沿線多為獨立選民）。最終被批複的加州高鐵，論證（實是各利益集團博弈）竟然長達八年，而建設周期更是長達20年。高鐵做為一個技術相當成熟的項目，實在令人難以理解究竟有什麼問題需要論證8年，需要建設20年。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恐怕等到建成之日，已是技術淘汰之時。顯然，一個不被財團綁架和影響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決定。

這也是為什麼，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近期為行業組織美國商業委員會(The Business Council)做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當70位首席執行官被問及世界上哪些組織最稱職可信時，中國共產黨領導層以64%的得票率高居第三（第一是企業家本身，第二是銀行），這一得票率要遠高於美國總統（得票率33%）和美國國會（得票率只有可憐的5%）。原因則有二：一是中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擁有長遠眼光，二是更有效率。正如一家跨國能源集團的首席執行官表示：「雖然我們不喜歡中國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們清楚這些政策是什麼。」他還抱怨道：「美國的問題在於，政策都是短期的……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中國制度優勢之三在於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殊時期內可以有效遏制腐敗的泛濫。中國目前存在的腐敗民眾最為不滿，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黨制能夠有效遏制腐敗的結論？首先，中國處於經濟起飛期和社會轉型期，縱觀人類歷史，這一階段是腐敗的普遍高發期。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都走過同樣的道路。其次，中國和同處於經濟起飛期的印度、俄羅斯相比，中國的腐敗程度遠遠遜於這些同一進程的國家（根據總部在德的透明國際2011年數據，中國腐敗程度列75位，希臘80位，印度95位，墨西哥、阿根廷和印尼並列100位，菲律賓129位，俄羅斯143位。至於美國用槍杆子建立起來的民主國家伊拉克和阿富汗分列175位和180位）。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的腐敗曾達到極度瘋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羅斯的教訓，才使得全球正視中國反腐的經驗。第三，任何形式的權錢交易在中國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國家卻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儘管合法，卻無法改變其錢權交易的本質。就如同色情業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無法改變其錢色交易的本質。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敗減少了，因為這些行為已經不屬於腐敗。這就如同色情業和賭博業在中國是非法的，中國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這自然要高於色情業和賭博業是合法的國家。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西方的腐敗是剛性腐敗，中國的腐敗是人性腐敗。西方的民主，必須要有選舉，而選舉必須要有錢。政治人物接受了財團的支持，獲勝後，必然要給予回報。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敗的剛性原理。而在中國，官員的任命受諸多因素影響，工作能力，群眾測評、人情關係以及賄賂等等，但這種開支和大規模的選舉所需要的費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財團沒有直接的關係。他們上任後的腐敗主要是和人性的貪婪有關，收入不高和法規監督不完善則是外因。但從客觀上並沒有必須腐敗進行錢權交易的剛性原由。

當然，中國的腐敗之所以相對於其它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國家能夠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中國在現行體制下，有能力對之進行打擊。中國的「雙規」制度、實名舉報制度、官員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國家所沒有的。雖然由於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無法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的水準，但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時空內，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現在名列亞洲廉潔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卻是另一番光景。由於腐敗過於嚴重，當時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進行打擊，結果竟然引發香港警察暴動，將廉政公署佔領。其腐敗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腐敗的有效遏制，根據西方的經驗有三條：一是經濟發展，可以高薪養廉、建立完善的銀行監控體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錢權交易的合法化。我們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敗的那些國家都是最貧窮的國家，像民主了兩百多年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與海地為伍的還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國一手扶持的民主國家。而且在相近的情況下，越民主越腐敗。古巴和朝鮮雖然也不是發達國家，但廉潔程度遠遠超過上述民主國家就是一例。一向不被西方視為民主國家的新加坡，亞洲廉潔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潔度在亞洲名列第二的則是中國香港特區。極為巧和的是，它們均是華人社會。因此，中國在經濟發展到中等發展國家水平，在一黨制沒有腐敗剛性的前提下，也同樣會達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領先的廉政水準。

中國的制度優勢之四在於這是一個更負責任的政府。一談到中國，西方往往套以「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說詞。這實是意識形態的相當然，與當今政治實踐不符（眾多民主國家存在的嚴重腐敗就是證例）。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西方沒有認識到「絕對權力也往往意味著絕對責任」。在民主國家，出了問題可以推諉。執政黨說是在野黨不配合（如台灣的民進黨時代），在野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又推卸責任是前者造成的。不僅如此，對跨越政黨任期的項目，往往會首先被犧牲掉。奧巴馬總統向國會提交的2011年預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希時代的登月計劃。而這個登月計劃已經耗資91億美元，合人民幣600多億，這個項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人為這麼大的損失而負責。如果中國一個項目決策造成這麼大的損失，責任人怎麼可能會被放過？

說起來，還是和民主制度脫不了干係。在民主社會，許多官員是選上來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違法，決策失誤，或者不作為，都不影響任期做滿。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麼問題，也不會再被追究。小布希發動伊拉克戰爭有人追究嗎？製造了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嗎？高達500億美元（近3500億人民幣）、持續數十年的馬多夫詐騙案，有官員被追究嗎？而在中國，高官問責制日益完善，官員不稱職或者失職，犯錯，隨時會被追責。這就是為什麼當颱風襲擊前夜，大陸的官員嚴陣以待，理由是：避免災害發生。因為發生了災害，當地官員是要被追責的。台灣的官員則度假赴宴。理由是：災害還沒有發生。

也正由於西方政治人物是由選舉產生的，為了迎合民眾而有意做出違反國家長遠利益這種不負責任的事情。以今天的法國為例。由於債務累累，政府第一大開支是高達五百億歐元的巨額債務利息。本來，左派主張增加福利和增加稅收，右派主張減少福利和減少稅收。在政黨輪替是常態的情況下，自然會取得平衡。然而左派上台後只敢增加福利，右派上台後只敢減少稅收，最後自然是國家陷於破產的境地——2007年時任總理的費永就打破禁忌，公開承認財政已經破產。法國前總統薩科奇為了2012年連任，竟然先是下令每個企業給員工分紅一千歐元。後更嚴令任何企業在選舉期間不得裁人或者破產。在各個政黨如此執政之下，嚴重的損害了法國的競爭力。這種對競爭力的損害，絕非一言所能盡，但世人可從TCL在法國的經歷窺一全貌。

2004年，中國民營電視巨頭TCL收購經營不善的法國國營電視龍頭湯姆遜。為改善經營，TCL決定按照法國的法律斥巨資裁減大部分員工。然而儘管法律上合法，但根據法國的政治潛規則，你必須裁減那些容易找到工作的人，而保留哪些很難再找到工件的老弱病殘！也就是說最有競爭力的員工必須裁減，而保留那些沒有價值的員工！TCL的董事長李東生找到當時的工業部長也無濟於事，儘管符合法律，但不符合潛規則，工業部長明確告訴他不能這樣做。最後智慧無比的中國人採取全部解聘，重新成立公司，再招回30位員工(解聘員工總數為450人！)，為此TCL支付2.7億歐元的費用。不僅如此，如果被裁減的人要自己創辦公司，TCL要提供一部分啟動資金，如果員工要去參加求職面試，TCL要提供津貼，如果員工在另一個城市找到工作，要住賓館等的費用也需要TCL資助。都說商場如戰場，而這些頗有自廢武功的規定，就是法國民主制度下的產物（8）。

當然，西方由於任期制的限制，官員往往有短期的過客心態。像台灣，除了金門和馬祖，各縣市都巨額虧損（9），但各候選人仍然不斷福利許諾，根本不管錢從何來，如何清償賬務。自己做的好，也未必連任（柯林頓時代儘管如此成功，卻無法保證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的勝利），做的不好，如小布希，卻仍然可以連任。政黨利益往往高於國家利益。關於這一點，在奧巴馬上任以來第一次的國情咨文中有著明確的評論：「我知道，兩黨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國民沮喪的是如今在華盛頓，好像每天都是選舉日。我們不能每天只想著讓對手成為媒體嘲弄的對象，不能永遠抱著分出勝負一決高下的心態。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因為有權反對就拖延或阻撓所有法案的通過。在華盛頓，人們可能會認為和對方唱反調是遊戲規則，無論自己的觀點是多麼虛偽和惡毒。但是，正是這種做法使得兩黨都無法對民眾有所幫助，更糟的是，這還會使民眾對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國都變成天天像選舉日，都無法承受兩黨的惡鬥，更遑論其他國家。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西方一方面指責中國是黨政一體，另一方面又認為執政黨不受制約，但同時又承認中國出台的許多法律都是對行政權力進行約束的。既然是黨政一體，對「政」的制約難道就不是對「黨」的制約嗎？

中國的制度優勢之五在於人才培養和選拔機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費。中國政治人才的培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各級領導人的產生既不同於西方的全民選舉，也不同於阿拉伯社會的指定或者世襲。而是一方面由組織部門進行全國範圍內的長期考察、培養和選撥，另一方面黨內高層集體的磋商和選舉，同時還要參考民意，實是各種力量共同作用產生的結果，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須要有足夠的基層歷煉，可以說能力是最主要的標準。但在民主社會中，影響選舉的因素眾多，如宗教信仰（奧巴馬信伊斯蘭教就肯定選不上）、性別（希拉莉的敗選）、種族（黑人、白人）、形象（如馬英九）、是否會做秀和演講才能、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持以及政治裙帶（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布希父子總統），但最重要的能力卻被邊緣化。像奧巴馬，僅僅做過參議員，連一天的市長都沒有做過，可以說沒有絲毫的行政經驗，結果卻被選出來管理整個國家。這在中國可能嗎？

此外，由於不同政黨的存在，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被政黨切割成幾個部分，並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則又造成人才的浪費。畢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傑出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著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閑置八年。

選舉這種方式產生的領導人，要麼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麼無人才可選。這就是為什麼民主國家往往選不出傑出人才的原因。至少從現實政治實踐看，中國的層層選拔制，有意識的人才培養體系，要勝於西方通過選舉方式產生領導人的模式。如果放眼兩岸，其對比更是鮮明。

中國的制度優勢之六在於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黨制下，每個政黨代表的利益群體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眾，或者代表財團。英、 法、美三國均如此。台灣則比較獨特，國民黨代表主張統一的外省人，民進黨則代表獨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誰，沒有一個政黨是全民政黨。上台之後，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體。中央政府則借轉移支付的手段，對同黨執政的地方大力傾斜。

造成多黨制無法代表全民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選舉。一個群體的利益要想得到保護和重視，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投票權。二是必須有相當的數量。如果達不到這個條件，則無法受到有效保護。以法國為例，國民議會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婦女在公共場合著傳統罩袍。儘管法國有五百萬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對意見，但由於立法機構無代表，五百萬在法國也是少數族裔，根本無法改變被決定的命運。目前在法國還有一百多萬沒有投票權的外國人，每年都要辦理在法國的居留。但從去年起，每人要交納三十至七十五歐元不等的費用。但卻沒有徵得這個群體的任何意見。但是當法國政府決定僅僅增加門診費一歐元的時候，就在全法國引起廣泛爭論和政黨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為這個群體沒有投票權，無法保護自己的利益。

當然選舉還造成另一個極端。以印度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掃盲計劃成效甚微。原因在於，掃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擔的。而地方政府對掃盲並不熱心，原因之一在於文盲越多，選民越容易控制和影響，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選票。

中國三十年來，經濟政策總體來看沒有特別地傾向任何一個利益群體。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農村最早受益。隨著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現下崗群體，國家又開始建立保障體系，到後來更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廢除農業稅，建立農村醫療新農合，試點農村退休保障。整體上講，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觀的作用。這也是海內外研究學者所公認的。中國的這一特點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更為明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要麼被民粹主義挾持，往往造成過量的分配，以至於損害政府長期分配的能力。要麼被社會精英所把持，進一步加大社會的不平等。而社會不平等的存在，又反過來刺激民粹主義的盛行。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操縱選票和誤導民眾更為容易。這已被無數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所驗證。

正是中國制度的六大優勢，才使得中國執政黨保有極高的合法性。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12年7月11日刊文稱，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針對中國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中西方學者就展開了許多大規模調查，至今他們基本達成一個共識：中國政體的合法性非常高。這種調查時刻都會被調整，以防被調查者說謊。但無論如何結果總是一樣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調查者有不滿的地方大多數是針對下級政府。而中央政府則被視為是中國政治機構當中最為合法的部分。這也是為什麼2011年引發全球關注的烏坎事件，村民高舉的橫幅也是擁護共產黨。全球知名的皮尤民意調查，也同樣印證了這一點。2006年對各國居民對自己國家的滿意程度進行調查，中國有81%的受訪者回答是。早在2001年，美國民主理論家拉里·戴爾蒙德主編的《中國的選舉與民主》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中國的制度優勢之七在於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在低成本的基礎上實現的權力監督。

中國制度的上述優勢，日益得到世人認可。但對中國制度模式最大的質疑在於如何對權力進行監督，避免濫用權力。

西方為了制約權力，實行三權分立和大眾普選。這種模式成本過高：不僅產生過程成本過高，而且權力產生之後運行的效率成本也同樣過高。而中國則在全球化、信息化時代和獨特的國情下，以較低的成本逐步推進了對權力的監督。

中國對權力的監督，除了傳統的「天命觀」（得人心者得天下）、民眾對執政者的政治倫理和心理託付、體制內存在的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監督手段（如紀檢委、黨內競爭）以及一個執政團體下的「絕對責任」外，很重要的一個全新因素是全球化和互聯網（手機）時代的到來，使得中國在內外都受到了及時有力的監督。

 互聯網和手機的普及，使得信息流通實現了瞬間化。中國國內的問題能得到及時的曝光，從而迫使執政黨採取更為透明和開放的治理方式，達到對權力的制約。全球化時代，使得世界可以更容易的圍觀中國，尤其是仍然主導全球秩序的西方。這對有著傳統「面子文化」和文化自豪感的中國來說，有著相當的功效。比如，九十年代西方熱炒誰來養活中國人。結果到今天，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5.89億萬噸，佔全球的22%，而中國人口僅佔全球的19%。 再比如，2001年西方熱炒中國將因為銀行無法承受的壞債而崩潰。結果，到現在中國各大銀行的贏利能力全球居首。當然並非所有的國家可以受到西方如此不同的「關愛」，它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國家要足夠大，二是雙方體制不同，三是這個國家即使不是西方的敵人，但也沒有臣服於它。可以說，從全球的角度講，西方扮演了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角色。而中國卻又無需付出多黨制的巨大成本和代價。

至於特殊的國情，就是大陸、香港（以及澳門）和台灣三方的制度競爭。為了使國家統一更為順利，更符合歷史和現實的情況，中央政府對台灣和香港均提出一國兩制的方案。制度不同，自然就事實上形成了各方的制度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大陸只有在制度層面上表現的更好，才能對台灣和香港（以及澳門）產生吸引力。

四、西方的制度為什麼不適合中國?

第一、中國的政改必須符合中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

正如西諺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國政治哲學家愛德蒙·伯克一再強調，任何制度的變更一定要從自己的傳統中延伸而來。無獨有偶，中國學者錢穆也有類似的結論：「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他還發出這樣的反問：「試問哪裡有無歷史因襲的政治，無傳統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箇建立得起來的？」(10)。這方面中國有過相當慘重的教訓。這也是中華民國這種完全移槙於西方的制度模式在中國失敗的根源。

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傳統簡而言之就是只有一個政治中心。而一旦社會出現多個政治中心，必是國家分裂、大亂和民不聊生之時。這種慘痛的歷史記憶已成為全民集體無意識。所以中國未來的政改成功與否，取決於是否遵守這個政治傳統。中國能夠引入選舉、建立國會，也可以實行集體領導包括黨內民主，但前提是只能有一個政治中心。這就是中國政改的出發點、關鍵和核心。

而西方文明從誕生初期就存在著皇權和教權的兩元博弈，並最終產生其競爭性的多黨民主制度。

第二、從人類歷史來看，一個國家向民主轉型往往是代價極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關的跨越。

全球第一個代議制民主國家英國，經歷了兩場殘酷的內戰，一次軍事獨裁（克倫威爾）、一次復辟和一次光榮革命。儘管如此，相對來說，英國付出的代價還是相當小的。法國兩百年來經歷了五個共和、兩次復辟、兩次帝制、一次君主立憲，還有一個短暫的巴黎公社。整個國家幾乎每二十年就來一次血腥的大波動。其他發達國家如德、日，也未能逃出這種宿命。德國一戰後雖然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好的憲法：魏瑪憲法，但卻成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然而走向法西斯主義不僅給世界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也給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全國成為廢墟，德國被肢解。日本明治維新的第一個十年就發生一百五十多次農民暴動，後來還發生了內戰，死亡數萬人。二戰末期，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被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後來，它們在盟國佔領之下，以及冷戰的出現，才完成了民主轉型。

相對於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或者仍處於危險的轉型中，或者轉型過後仍然處於落後狀態。泰國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憲制已達七十多年，但至今國家仍是軍變和民變交替上演。亞洲其他國家緬甸、印尼、馬來西亞、寮國、柬埔寨、菲律賓等國大同小異：不是軍事政變就是持久的內戰。不僅如此，民主制度總算穩定下來的菲律賓和印尼，仍是全球最貧窮和最腐敗的國家之一（德國透明國際腐敗排名：印尼110位、菲律賓134位。中國是72位），所以這兩國的民主前景仍然非常暗淡。因為歷史已經一再證明了，經濟越發達，民主越穩定。而貧窮、落後和腐敗則往往令民主極為脆弱。

和亞洲不同的是，拉美各國大都是由原宗主國的殖民者的後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傳統上有著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從西班牙殖民統治下獨立後，從1824年到1848年發生了250次政變和叛亂，更換了31位總統（11）。後來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奧·迪亞斯長時期的獨裁統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發。但卻又發生內鬥，讓墨西哥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陷入內戰。革命結束後，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獲得了政權，並且一黨獨大統治墨西哥，直到20世紀末。2000年墨西哥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轉型。拉美其他國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魯均有著類似的慘痛經歷。

顯然，假設我們仍然要把西方的制度模式做為政改的方向，中國這種超大規模的國家所付出的代價是無法想像的。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國家都是在當代全球化之前實現的，而在今天一年的進步相當於過去十年的情況下，這樣轉型的後果則是中國遠遠的被世界拋於身後。

第三、從現實看，在一個國家還沒有產生牢固的民族認同的時候，實行民主，極易導致國家分裂。

不僅如此，就是已經建立起穩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也同樣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解決國家統一的挑戰。前者有蘇聯、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後來的印尼。後者則有西班牙（巴斯克）、土耳其（庫爾德）、英國對愛爾蘭共和軍、法國對科西嘉、加拿大魁北克。除加拿大一直是和平對抗的方式外，其他各個國家都是依靠武力維持國家統一。

中國基本上是到了二十世紀才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也還是上世紀初由梁啟超提出的。客觀來說，「中華民族」還沒有成為各民族的共識。這也是為什麼今天仍然存在疆獨、藏獨和台獨的原因。這也同樣是為什麼疆獨、藏獨和台獨都希望中國民主化的原因。而中國顯然是無法接受、無法承受國家的分裂。

第四、西方是通過漸進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說是從種子長成大樹。

英國如果以1688年的「光榮革命」成功為起點，到出現政黨、再到最終實現普選用了兩百多年的時間。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也基本如此。美國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權，瑞士1971年才實現普選。這個過程經過漫長的充分發育和演變，是伴隨著經濟市場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國家民族化、社會公民化、法制化等發展起來的。但是，自從西方徹底完成民主化後，這種情況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所有轉型國家都是採用瞬間突變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謂整樹移植。這個原因可用一句話作為總結：高級民主一但產生，就不會再提供低級的合理性。但激進式的民主化造成的代價也是極為高昂。

此外中國是一個傳統的人情社會，廣大農村更是一個宗法社會，而不是西方以公民社會為基礎的的權、責、利清晰的法治社會。經過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之後，各個層面都已經結成了以利益為基礎的關係網，這就是今天俗稱的利益集團。打破這種網路的唯一手段就是最高政治權利。但假設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各個層面的利益集團利用所控制的資源，將任何能夠挑戰它們的力量通過選票排斥在外，並通過選票將它們的利益合法化。而最高政治權力為獲得選票，同樣需要地方上的利益集團的支持，最高政治權力不但不能如同過去制約各種利益集團反而需要向他們俯首。在這樣的狀態下，社會公正將更加遠離中國。這也是為什麼，台灣實行民主後，許多黑社會頭目成為議員，在議會大聲斥責當地的警官，出現黑道治「國」現象，最極端的事件則屬屏東縣議長鄭太吉為賭場利益率眾持槍殺人，當時各大報紙雖然都進行了報導，卻沒有任何一份報紙提到有誰涉嫌，頂多就是寫說政壇人士涉嫌。甚至還以屏東訊、本報訊開頭，不敢寫出記者名字，中國時報甚至還發防彈背心給寫報導的記者。而此前他還率眾打砸批評他的報社，警察竟不敢辦理此案，更荒唐的是他竟然還於第二天以議長身份進行探視。就是到今天，被認為最清廉的馬英九，也需要為有黑社會背景的候選人站台。而連勝文就是因為為黑社會背景的候選人站台支持，而被捲入黑道衝突的一名黑社會分子所開槍誤擊。2012年還是台灣「立委」選舉，民進黨提名的不分區立委，就有多人被判過刑。但「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在受質疑後第一時間稱這是「最好的名單」。

第五、西方的民主制度發展到今天已弊病叢生，日益無法適應全球化的挑戰，更別說用於其他文明國家。

西方近代民主至今不過兩百餘年歷史，可以分為有限選舉的精英民主和實行普選的大眾民主階段。這套制度在化解資本主義初期尖銳的勞資矛盾、推動社會發展也是居功至偉。但隨著大眾民主的出現和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西方民主遇到前所未有的瓶頸。2007年以來的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主權債務危機就是其弊端的外在顯現。

其實美國的次貸危機，早在幾年前就被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發現，但卻不採取任何措施。危機爆發後，他在國會舉行的聽證會這樣辯解：不錯，我是幾年前就知道次貸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讓銀行破產、窮人失去住房，國會會批准嗎？可謂一語道出天機。美國的次貸危機，以「兩房」破產為轉折點。但兩房的問題二十年前就被美國學者（湯姆·斯坦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美國政府研究中心的經濟學教授）看破，在他的努力下，國會甚至舉行了聽證會。然而，在兩房兩大巨頭的遊說下，在聽證會上甚至不允許這位學者講話，後來雖然成立一個委員會，但沒有任何權力的委員會根本無法制衡兩房。直到2007年，這位學者仍然一再撰文呼籲兩房的問題，但最終等來的是危機的全面爆發。

西方目前的民主制度有兩個難以解決的困境和日益面臨種族與宗教的挑戰。

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於普通的選民。選民只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對於事關長遠、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務並不關心，也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德國選民素質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環保意識。但只要綠黨提出增加燃油稅，綠黨的選票就會大幅減少。另一個有著悠久民主傳統的國家法國2005年公投歐盟憲法，儘管是法國人起草的，而且對法國國家利益做了很大關照，但仍被公投拒絕。而實際上，絕大多數選民都沒有讀過歐盟憲法草案，他們之所以投反對票僅僅是對現政府不滿，而不是對歐盟憲法有不同意見。德國、法國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國家。如果說中國的體制只要決策者想明白就可實行，而在西方國家，至少要全民的多數理解和支持才可行的通。從社會實踐來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法國二戰後對新憲法進行全民公投，戴高樂有如下評論：法國選民的態度是「三分之一的法國人聽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國人反對，三分之一的法國人根本不了解」。而國家的命運就交由這樣的選民去決定。一語以蔽之，西方現在的債務危機就是人民當家做主而不是人民不能當家做主的後果。應該說，注重監督和制衡是西方制度的一大特色，可是又由誰來監督在社會發展扮演極其重要角色的大眾呢？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空白，這恐怕又和當今民主制度的一個理論假想密不可分：把政府當作應有之惡，要進行限權，但對人民卻又認為是道德完美、能夠做到絕對正確。事實上，人民的全體和個體的人民一樣，都有先天性的人性缺憾，比如好逸惡勞貪得無厭、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等等。而任何權力包括民權沒有限制都會被濫用。

所以，面對地球資源的有限性和龐大人口的壓力，西方民主不但束手無策，甚至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民眾（也是人類）的貪婪本性在民主制度下得到了極大的放大。美國6%的人口卻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這在民主制度是根本無法改變的。在地球還擁有充足資源的時候，這種制度的弊端還不明顯，也不致命，但到了今天，則到了難以持續的程度。

以權威和嚴謹著稱的《自然》雜誌最近刊登了來自國際十多個機構的22名科學家共同撰寫的「地球生態變化」報告，認為由於人類對地球的無止境破壞，地球生態終於承受不住，在本世紀末將可能最終覆滅。報告還認為今天地球面臨的最大危害是不斷膨脹的人口。現在重要和緊急的任務是人類改變生活模式。22位科學家向各國政府提出了緊急行動計劃。第一項就是快刀斬亂麻，用極端的方式立即減少人口壓力。雖然科學家們沒有給出立即地，以極端方式減少人口的辦法，但相信中國的計劃生育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也是唯一拯救人類文明的辦法。但計劃生育只有中國文化為基礎的制度模式才可以做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則只能會起相反的作用。這箇中原因不難理解。一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基督教反對流產，而基督教又被認為是民主制度產生的重要基石（伊斯蘭教、印度教也都鼓勵生育），美國總統就職儀式上也要手按《聖經》發誓，美元上也印有「上帝保佑」。二是在民主制度下，無法抗衡這樣的民意。人口眾多的印度實是世界上第一個提出計劃生育的國家，結果引發全國性的騷亂（也有政黨腐敗、選舉爭議的原因），以致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實行長達十九個月的國家緊急狀態。當時的總理甘地夫人也由於採取強硬措施推行節育，引起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導致她在之後一年的大選中落敗。此後儘管每個印度政黨都意識到人口過多的消極影響，但都害怕觸犯眾怒，在歷次的大選中，沒有任何政治家敢再提出強制節育的口號。

雖然西方在崛起時，可以通過對外殖民的方式減少人口壓力，並且贏得時間成功通過經濟發展實現人口出生率的降低。而這些在後起的民主國家都無法再複製。還是那句話，任何制度都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一旦其存在的土壤改變了或者消失了，這種制度也就走向它的反面。今天，在人類面對資源短缺、人口高速膨脹的艱巨和迫在眉睫的挑戰面前，民主制度不但束手無策，無法遏制人類的貪慾，相反還起到加速危機的效果。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只能是中國模式。可以說是時代將令民主終結也是時代需求重新賦予中國文明以歷史舞台。

如果說生產資料的絕對公有制（即經濟上均貧富）是人類已經證明失敗的烏托邦，哪么另一大烏托邦即政治權力的絕對平等（政治上等貴賤）的失敗也正在被歷史所驗證。

二是西方的政治受制於財團。西方的選舉民主，決定了必須有巨額的選舉資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財團。別看最後是選民在進行投票，實際上投票開始前，資本已經進行了「初選」。那些獲得財團青睞的候選人才可能脫穎而出。勝選後，當然必須進行回報。這也是為什麼2008年華爾街五大投行全軍覆滅，但高盛集團的政治獻金仍然高達數億美元。由於政治力量對資本力量的臣服，從而使得資本處於無監管狀態，不出問題，仍然可以保持繁榮，一出問題就是全局性的、崩潰性的。前幾年倒閉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是布希總統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參議員、眾議員，能源委員會的23名委員中的19人接受過安然的資金。就是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總裁的推薦下才獲得這個職位的（12）。這樣的公司誰還能管的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徹底毀滅為止。同樣的，這也是為什麼馬多夫居然能夠在美國可以多年撐起一個五百億美元的騙局。他自己在監獄中也一再聲稱怎麼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騙這麼久。

三是西方民主制度模式正普遍面臨種族和宗教的嚴重挑戰。在南非，自從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實現普選以來，人口占多數的黑人就壟斷了權力。幾世紀一直統治南非的白人階層再也無法染指。在這樣的種族結構中，民主制度已經沒有多少存在的意義：選舉結果早已決定。不只是在南非，就是美國這樣最強大和富有的民主國家也同樣。今年是美國的大選年，黑人對奧巴馬與羅姆尼的支持率是94比0！完全是一邊倒。好在美國黑人在美國人口中只佔12.85%，否則，南非的現象就照樣會在美國重演。但從長遠看，非白人裔增長速度遠高於來白人，種族決定選舉結果的那一天恐怕在幾代人之後就會浮現。除了黑人之外，說西班牙語的拉丁裔佔美國人口22%（美國的人口統計學家不把這些白人西班牙語族裔算在「白人」人口範疇之內），而且還是美國人口增長最快的群體。結果羅姆尼用拉美西班牙語製作廣告的花費是奧巴馬的七倍——黑人不管怎麼講沒有自己的語言，對美國的文化影響或許有限，但拉丁裔顯然不同。根據美國2010年人口普查結果，包括首都華盛頓在內的八個都會地區，少數族裔人口在過去十年內已變成了多數。而在美國前一百大都會地區，在多達廿二個都會裡，白人已淪為少數族裔。更驚人的是美國3歲以下的少數族裔嬰兒首次多於白人嬰兒，且為過半多數。而在20年前，3歲以下的白人嬰兒占該同年齡層的比率超過60%。年輕的少數族裔將在本世紀中葉成為多數人口。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預測，非拉美裔的白人比例2050年將降至46%。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學者享廷頓在《我們是誰？》一書中，憂心重重的論述了大量移民湧入、白人低出生率所導致的美國國家特性所受到的種種挑戰，並認為美國已面臨何去何從的嚴重關頭，若不大力捍衛和發揚盎格魯——新教文化這一根本特性，國家就會有分化、衰落的危險。

不過同樣的，羅姆尼信仰摩門教，所有的摩門教教徒也都不會投票給奧巴馬。當然摩門教徒佔美國的人口比例只有2%，也不會現在就出現宗教信仰決定選舉結果的現象。但同樣的，摩門教是傳播最快的宗教之一，從未來看，這一天恐怕早晚會到來。

歐洲雖然不是移民社會，但二戰後為維持高福利制度，引進了大量的移民，特別是穆斯林移民，到今天也形成了和美國類似的挑戰：伊斯蘭社會的迅速擴大。穆斯林一是極難被西方價值觀所同化，二是出生率極高。據統計，1990年以來的人口增長中，90%來自穆斯林。比利時統計機構2012年宣布歐洲大陸的穆斯林已達3000萬人，其中心負責人蘇萊曼·雅辛博士表示，德國、荷蘭、法國、英國、西班牙是伊斯蘭教傳播最快的國家。周五到清真寺參加主麻聚禮拜的穆斯林人數已遠遠超過了星期天到教堂參加禱告儀式的基督教徒人數。目前在英國1689座清真寺也與1700座的國教徒教堂幾乎分庭抗禮。

法國穆斯林家庭生育率是8.1（法國平均生育率只有1.8）。二十歲及以下人口中，30%是穆斯林背景。按照目前發展的速度，39年後法國將成為一個伊斯蘭共和國（法國最大的港口城市馬賽現在實際上已經穆斯林化了）。在荷蘭，50%的新生嬰兒來自穆斯林家庭。十五年後，一半荷蘭人口將是穆斯林。在比利時，25%的人口已經是穆斯林，50%的新生嬰兒來自穆斯林家庭。在德國，聯邦統計辦公室說，到2050年，德國將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家。可以說歐洲大陸難逃伊斯蘭化的命運。極右的布雷維克2011年在號稱世界最安全的國家挪威屠殺了77人，製造了二戰以來最慘重的悲劇，他自稱此舉是為了提醒世人伊斯蘭社會的迅速擴張。如果歐洲伊斯蘭化了，西方文明演變成伊斯蘭文明，西方的民主還有存身之處嗎？

西方的這種危機，早就引起不少學者的警醒。美國學者Mark.Steyn在其《孤單的美國（America Alone）》一書中，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推論：西方文明即將毀滅！他認為，人口問題、福利、民主制度是造成西方文明毀滅的關鍵。也正是：人是傳承文明的唯一載體，有了人，才有一切。沒有了人，就什麼也沒有了。

第六、以西方為師、號稱全球唯一的華人民主社會台灣令人失望的民主試驗。

台灣的民主一直被稱為奇蹟，原因就在於它的轉型過程極其順利，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暴力和流血。這自然要歸功於兩蔣時代創造的經濟奇蹟、均富、教育普及、人口規模適當、威權領導人的推動、總體廉潔而又規模不大的社會和美國的壓力。當然，還有一個歷史偶然因素：即江南案的發生。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情治部門聯合黑社會遠赴重洋，將《蔣經國傳》的作者、美籍華人江南暗殺。由於主管情治部門的蔣孝武——也是蔣經國精心培養的接班人——被認為是慘案元兇，美國和台灣的反對派藉機向蔣經國施壓政治改革。隨後蔣經國宣布蔣家人不會再競選下屆「總統」。並開始推行民主化。不過，既然是奇蹟，自然是極小概率的事情，不可能在大陸再度上演。但台灣民主化二十多年的經驗和教訓卻表明，即使它在台灣仍然是可以接受的選擇，但對於大陸卻絕不可行。

一是台灣民主化前，大陸和台灣隔海對峙，各方都是鐵板一塊，任何一方都欲滲透而不得。但台灣民主化後，大陸藉助政黨對立，得以全面滲透、分化和瓦解。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一直在炒作「台灣日益香港化」的原因。假設大陸民主化，和大陸利益悠關的各方如美國、日本和俄羅斯自然也會如此。這就如同中華民國初期，英美支持吳佩孚、日本支持張作霖、蘇聯支持廣州革命政府、法國支持雲南的龍雲一樣。2010年我赴台灣觀摩五都選舉，在拜會民進黨中央黨部時，時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賴怡忠這樣直言回答兩岸關係的提問：如果我們挑戰大陸，應該從普世價值的方面入手。民主、自由啊。對民主的訴求，一刀切進去，就能把大陸一分為二，成為兩個部分，才會有我們的內應，才有意義。從民主的歷史上看，一個國家或地區要成功避免外力的控制與影響，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足夠強大，外力不能或不敢介入。二是選民和政黨足夠成熟，不為外力所影響。顯然，這兩個條件並不是每個國家都有條件具備。

二是台灣民主化之後，台獨勢力崛起，民粹主義盛行。不僅嚴重威脅到兩岸和平，更令台灣的民主惡質化。政黨之間並沒有民主社會中常見的正常競爭關係，雙方實則形同水火。國民黨執政時，民進黨拒絕參加雙十節慶典。民進黨執政後，國民黨也同樣如此。選舉時就搞族群對立和「割喉戰」，權力移交也被稱為「主權移交」。由於族群對立、國家認同迥異而導致的社會對抗和動蕩，使台灣面臨分裂的危險。而且事實上也形成了「台北（認同中華民國）、台南（認同台灣國）」「一邊一國」的現象。一個民族構成如此單一的台灣，尚且產生台獨，更何況56個民族的大陸呢。

三是台灣民主化後，一方面由於政黨對立和頻繁的選舉導致嚴重的內耗，另一方面出於意識形態和選票的需要，在全球都在搶搭大陸經濟起飛的歷史機遇之時，要麼搞「南進」，要麼搞「鎖台」，要麼乾脆頻頻挑釁大陸，危及台海穩定。結果民主化二十多年，不僅無法有效分離大陸經濟發展成果，更致島內資金和海外資金大量抽逃。結果台灣經濟也從民主化前的亞洲四小龍之首降為之末。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台灣經濟總量曾佔大陸的45%，幾乎達到半壁江山，但民主化二十年後，卻只有區區的3%（13）。可以說，這種經濟的持續惡化成為台灣民主正當性最大的威脅。假設大陸民主化，這樣的內耗甚至內亂同樣不可避免。在全球化時代，一年可比過去十年，假如大陸就此停滯十年，其在全球將會淪落到什麼位置？

四是台灣是以西方為榜樣建立的民主制度，但由於文化的差異，運行過程中仍然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礙。台灣和法國都是實行雙首長制，最高領導人也都是直選，也都擁有對總理（「行政院長」）的任命權。但當在野黨在國會佔據多數時，雖然憲法沒有任何規定，法國往往會任命在野黨人士出任總理，無論左右政黨都是如此，從而確保整個體制的順利運行。但在台灣則相反，民進黨執政八年，除上任之初短暫的任命國民黨人擔任「行政院長」外，都是民進黨壟斷。這也是整個八年府、院對抗、整個體制空轉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實上，法律不可能規定所有，其空白處就要由文化來承擔。台灣做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顯然缺乏西方文明色彩的妥協和寬容精神。再有，法國和台灣是國際社會少見的時常舉行公投的民主社會，但在法國公投一旦失敗，必然有人承擔政治責任。戴高樂就由於公投失敗而徹底離開政壇。2005後歐盟憲法公投失敗，當時的總理拉法蘭也是引咎辭職。但在台灣，所辦公投沒有一次成功，卻從沒有一個政治人物為此負責。特別是2004年公投綁大選，陳水扁已經聲稱寧可「總統」不當，也要公投過關。結果公投失敗，他卻憑藉有爭議的兩顆子彈繼續連任。而台灣社會卻居然也安然接受（國民黨抗議的是兩顆子彈，而不是公投失敗）。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台灣民主化依然無法有效解決腐敗和裙帶（台北市長、新北市長、桃園縣長、雲林縣長、嘉義市長諸如此類），甚至在民主的包裝下更趨惡化。

台灣嚴重的黑金政治就是享有「台灣民主之父」之稱的李登輝時代發生的。2000年打著「清廉」旗號贏得大選的陳水扁更把腐敗推向「前無古人」（自然還會「後有來者」）的程度。等到更以清廉著稱的馬英九率領國民黨重新奪回政權以後，更發生權力核心人物（「行政院」秘書長、擔任過國民黨副主席、自誇是馬團隊第三把交椅）林益世索賄案。更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林益世還曾參加2006年反貪腐運動遊行，至到2012年7月2日前還擔任著「行政院」「中央廉政委員會」委員（7月3日他被開除黨籍）。2010年6月11日，林益世更在其聯合報博客發表《從政第一要件，清廉！》一文，批判前總統陳水扁，並闡述他本人對司法公正的信心與從政的信念。令人震驚的是林益世在1999年剛選上立法委員時，其存款少到未達申報標準（新台幣100萬元以下，合人民幣二十萬左右），2012年5月申報時已經高達4742萬元（家中搜查發現的7500萬巨額現金自然除外）；除此之外還另擁高雄市鳳山區和台北市松山區共6筆土地、4筆建物等。

貪腐不僅是台灣高層的專利，就是中級官員也如此。8月底，台灣檢查官在前消防署長黃季敏辦公室中一下搜出19塊金條總重16.5公斤，家中LV、GUCCI、CHANEL等名牌包三十餘只，豪宅更價值4000萬元。在我們的印象中，消防署應屬於清水衙門之地啊。也難怪八八水災會如此嚴重，這位黃署長指批示購買的「救災指揮通信平台車」，在水災時形同廢鐵。

本來亞洲四小龍都是在威權體制下實現經濟起飛。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韓國、台灣與香港、新加坡分道揚鑣，走向民主。結果到現在，新加坡和香港廉潔度不僅居亞洲之首，在全球也都位居前列。而台灣和韓國的腐敗排名遠遠落後。韓國更創下民主化之後，所有民選總統或者其家族捲入貪污。這個百分之百的貪污率顯然不能用個案來解釋，只能是制度使然。

所以，中國的政治體制演進是沒有榜樣的。中國可以借鑒（比如任期制的引入），可以創新，但卻不能模仿。正如英國思想家伯特蘭·羅素在一百年前對世界和中國提出的忠告所說：「將中國改造為現代國家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外國人應該靜待中國人自行解決。如果任其自由發展，最終必然會有一種適合於他們性格的解決辦法，我們不應該越俎代庖。只有他們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決辦法才是長久之計，而外部勢力在時機尚未成熟的情況下強加給他們的必然是不自然的，因而也不會是長久的」。

五、中國模式或者中國特色民主的進一步完善

從三十多年的事實出發，從全球經濟危機各國的表現來看，客觀來講，中國的現行政治制度總體上是適合生產力發展、並對生產力的發展起著歷史性的推動作用。當然，和所有的國家一樣，中國也依然面臨著許多挑戰。如群體性事件、腐敗、貧富差距、環境污染等。2012年連續發生的闖館事件，也同樣引發外界對中國模式的質疑。

客觀來講，中國存在的這些問題，有些是特定發展階段的，如環境污染。英國上世紀五十年代還是一個污染十分嚴重的國家，萊茵河還是歐洲最大的下水道，僅僅在德國段就有約300家工廠把大量的酸、漂液、染料、銅、鎘、汞、去污劑、殺蟲劑等上千種污染物傾人河中。到了七十年代，北美還有「死湖事件」，嚴重的二氧化硫污染導致近50％的湖泊無魚，其中200個是死湖，聽不見蛙聲，死一般寂靜。甚至到了八十年代，酸雨導致德國34%的森林染上枯死病。發達如此的美國上世紀七十年代才成立國家環保局，不過比中國早十幾年而已。

有些則是全球共性，如貧富差距。美國雖然富甲天下，長期執全球經濟牛耳，但它的貧富差距依然超過國際社會公認的基尼係數0.4這一國際警戒線（近四十年一直呈擴大趨勢）。香港只不過是一個城市經濟體，既無城鄉之別，也無沿海和內地之分，儘管人均居全球前列，基尼係數卻超過0.5。（14）至於群體性事件，不妨看看全球被經濟危機席捲而過的北美、西歐和中東。著名的有英國的倫敦騷亂、加拿大的魁北克之春、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目前存的問題，也確實對中國的制度模式形成衝擊，暴露了現行體制的不足，中國的制度完善之路仍然漫長。

中國的制度一是應從逐步增加決策的透明度、逐步擴大民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著手，其核心是加強對權力的監督。應該說「十二五」規劃的制訂過程就已經展現了這種趨勢。關鍵是如何將之制度化，特別是悠關國計民生的決策，更應如此。中國社科院2012年8月31日第一次發布《中國政治參與報告（2012）》，其結果顯示出民眾政策參與意願較強，參與效能較高，參與滿意度偏低。中國的群體性事件也多與此有關。如2012年在四川什邡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一個投資上百億的鉬銅項目，竟然在開工之時才被民眾知曉。儘管政府一再聲稱完全符合環保標準，通過國家環評，但如此不透明的做法，自然無法取信於百姓。最後在民眾的強烈抗議之下而不得不終止。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成本、經濟成本。

二是要進一步擴大執政基礎。這需要進一步增加執政黨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環顧世界，有兩個國家的經驗值的借鑒：華人為主的新加坡和來自西方的瑞士。新加坡執政黨之所以能夠長期執政，很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吸納社會各個層面的精英和成功人士。瑞士的另一個異曲同工的做法則是由各黨聯合執政，整個國家沒有反對黨。這一點和中國的國情非常近似，特別是新中國建國之初，頗有今日瑞士之風範。中國政改從這裡入手，並非難事。

三是黨內民主。鄧小平曾於改革開放之初大力提倡黨內民主。中共十六大更做出了「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的重要論斷。中共十七大提出，黨內民主是增強黨的創新活力、鞏固黨的團結統一的重要保證。相應的在制度建設也有了突破。先後頒布制訂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選舉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民主推薦、民主測評，已經成為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的必經程序和基礎環節。考察預告、用前公示、試用期和地方黨委全體會議無記名投票表決重要幹部等等制度已經全面推行。也通過中央和省一級普遍實行了巡視制度，加強了對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的監督。但是重慶事件和陳光誠事件表明，無論是對地方領導官員的監督還是普通黨員的制度性參與，特別是建立通暢有效的表達和申述機制方面仍然十分不足。假如薄熙來不當行為能夠通過制度及時糾正（如違規不通過公安部而直接變動王立軍職務），王立軍能夠循黨內正常途徑反映問題，也不至於釀成建國六十多年來罕見的事件。假如地方幹部對陳光誠事件的錯誤處理方式能夠得到及時制止，也不會在中美年度戰略對話前夕以「入館」的方式爆發。應該說，大陸的改革開放得益於中央對地方的放權讓利，也得益於地方經濟體的競爭和創新。但另一方面，中央對地方的約束機能卻在弱化。今天民眾十分不滿的高房價、地方債務的發生也同樣與此有關。

四是司法改革。由於司法代表著社會公正，司法領域的改革可以先行。目前中國司法領域主要的問題是人情社會背景下被放大的腐敗而不是司法是否獨立。事實上，行政權力只對兩類案件進行干預：一是案件影響巨大，成為社會公共事件。如鄧玉嬌案、葯家鑫案。當然放眼全球，各國莫不如此。如柯林頓執政初期發生的四名白人警察對一名黑人濫用暴力事件。二是涉及到國家安全。這兩類案件比例極小。真正影響到案件公正的還是腐敗。而西方模式的司法獨立不但解決不了這種人情社會下的腐敗，相反還會擴大這種腐敗。因為獨立之後的司法更缺乏監督。中國的國情，需要尋找自己特色的解決之道。從結果正義出發，一要減少法律的彈性，法條量化。二要判決書規範化、公開化。第一條正逐漸成為現實。第二條目前在中國已有地方的試點。如將判決書在網上公布。但尚未成為制度。由於這兩條可有效的減少法官在案件所起的主觀作用，應可有效的遏制司法腐敗。

綿延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政治制度，有三個重大缺陷：一是由於血緣的局限，執政集團無法總是產生優秀的最高領導人。二是由於終身制，一旦出現不合格的領導人則無法及時更替。三是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當代中國政治制度，雖然繼承了這個傳統，但由於最高領導集體的全國選拔和任期制，前兩個問題已徹底解決。不過，有效監督方面，卻一直被外界所質疑和批評。

其實，除了傳統的「民本主義」、「天命觀」和「絕對權力絕對責任」對執政黨的約束和壓力，另一個有效的監督途徑則來自全球化和信息時代。冷戰後，中國成為唯一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並通過不同於西方的發展模式成功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從而令中國成為全球特別是西方特別關注之地。中國出現的任何問題都會被過度聚焦和放大。這種過度的「關照」，自然對中國產生了強大的壓力，起到了相當有效的監督作用。如果把全球看做一國的話，西方實際扮演了反對黨的角色。也就是說，中國無需付出西方多黨制的代價和迴避其弊端，卻可享有監督之利。信息時代的來臨，也起到類似的作用。特別是互聯網和手機的普及，可以令中國任何一地的問題迅速曝光，這不僅有助於中央對地方的制衡，更有利於問題的迅速解決，也推動著制度的完善。

從1840年被打開國門，中國就開始了制度變革和更新的嘗試。其中最大的教訓有二：一是政治激進主義一再成為主流，一場場破壞力巨大的社會運動、革命接踵輪番上演。最終結果仍然是原地踏步甚至倒退。二是一再照搬他國，削足適履或者南橘北枳。直到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中國才汲取了這一百多年的慘痛教訓，走向一條漸進、改良的成功之路。當然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左還是右的激進主義思潮依然相當活躍，並對之產生了相當的衝擊。就是在今天，這種激進主義仍然相當有市場，仍然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潛在風險和威脅。在這裡,我們確實需要時時緬懷嚴復的一句名言:「制無美惡，期於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15）。

關於中國未來的變革，還有一點不得不提。由於宗教、文化、傳統、民族性和制度等原因，任何一個國家都有難解甚至無解的挑戰。比如印度的種姓制度；美國的持槍自由和槍擊悲劇（今年以來美國甚至連續發生教堂槍擊案，四、五、六、七、八月每月一起）；日本人的封閉、島國心態和等級制度也是難尋解藥；法國人的散漫、混亂、脫離實際也是天生難改。至於中國，儒家道德倫理、人情社會、官本位、缺乏規則意識（變通、廣泛的灰色地帶）、重結果輕程序也都是渾然天成，難以打破。不過相對而言，中國的難題還不是絕對無解。因為中國既無宗教崇拜，又無制度崇拜，只要壓力或者危機來臨，總會與時俱進，靈活調整。這就是為什麼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他研究的二十三個文明中，中國是唯一一個傳承沒有中斷的。他在與池田大作的談話集《展望二十一世紀》里，作出了明確的表述：「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湯恩比還曾預言 「人類要想解決二十一世紀的問題，必須要到中國的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中汲取智慧。」「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就是中國人的世紀。」

由於中國是在進行著一場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大膽嘗試和創新，對中國未來政治演變進行細節上的預測是不現實的。但從中國實用理性的傳統出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何推進的唯一尺度是實踐，衡量中國政治改革正確與否的標準也仍然只有實踐。在未來，它或者成為一種新的民主標準，新的民主形式，或者創造一種新的政治制度規範。但不管如何，它唯一不變的就是中國模式。（2013年3月）

注釋:

1、美國全球語言監測機構2011年5月5日發布。

2、《英國憲法》白芝浩著.夏彥才譯，商務印書館2005

3、《歷史的眼睛》蕭功秦著 208頁。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　

4、國家公務員局數據。

5、《輝煌十年，中國成功之道在哪裡》 2012年7月3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6、《中國式民主》高健、佟德志主編，第4頁，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7、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對外貿易司：《中印農業比較》

8、《跨國併購》（中央電視台）

9、台灣「財政部」2012年7月10日首度公布「地方債務鍾」數據

10、《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穆著48頁、152頁三聯書店

11、《民主是一種現代生活》蔡定劍著 20頁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12、《政治科學》第九版邁克爾羅斯金著 205頁 林震等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3、兩岸統計數字

14、美國CIA網站公布的基尼係數。

15、《嚴復集》第二冊《憲法大義》204頁

（註：宋魯鄭，旅法華人學者，現在定居法國，現任旅法山東同鄉會副會長、巴黎文化沙龍秘書長、旅法中國同學會副會長、山東省海外交流協會常務理事、法國《歐洲時報》時事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