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人榜》

泰山戈 　12-06-29 10:57:50 《罪人榜》

司馬傳奇 12-06-24 08:25:44

《偉人榜》的爭論到此結束吧，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蘿蔔白菜，各有所愛，信仰決定立場，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和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心目中的政治偉人絕對不一樣。泰山戈，你最好再發個新帖，名曰《《敗類榜》，看看效果如何？

司馬傳奇先生吩咐，恭敬不如從命：現發《罪人榜》新帖給各位高賢指教。

中華民族有七大罪人：名單如下

一、周公姬昌

二、秦始皇

三：荀子、韓非、李斯、朱熹、叔孫通、韓愈、胡安國。

四、漢武帝劉徹

五、李世民

六、武則天

七、朱元璋

中華民族大罪人：一、周公姬昌 (泰山戈編輯) 2-25-2012

周公姬昌三大罪：

1、周公姬昌一手摺斷中華民族的脊柱。

2、消滅中華民族的尊嚴。

3、使中華民族變成奴隸的民族。

作者田奇庄、崔玉振 陪網路頹廢,2008-01-10 19:51:04

人們常說，中醫武術、京劇崑曲、唐詩宋詞、麻將圍棋是中華民族國粹，但那些國粹往往受到地域、時間、愛好等諸多局限。其實，唯有磕頭下跪才是中華民族頭號國粹。帝王君主將其立之為法規，定之為制度。使國人受教於文化，銘記于思想，融化於血液，落實於行動。在皇權所及的神州大地，億萬國人從生到死磕頭下跪不止，綿延傳承了近三千年，直到今天依然延續——頭號國粹名份恐怕非磕頭下跪莫屬。

若論中華文明，最令國人自豪的就是「禮儀之邦」四個字。說到禮儀，恐怕沒有什麼比磕頭下跪更具典型中國特色。近年來，國人熱衷於申辦非物質文化遺產。因此建議有關部門抓緊申請，萬萬不能讓老祖宗的傳家寶被他人搶佔。

時近春節，有關磕頭下跪的話題非常火爆，先是吾友亦忱先生撰文《當秦檜跪在地下，中華民族就沒有資格屹立在現代世界》；接著有侯耀華下跪給殘疾教師頒獎；前不久，某高校研究生在湖南環境生物職業技術學院求職時當場向院長下跪；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先生寫了題為《三跪九叩的健身操》一文，他從故紙堆里找出了重大發現——練好磕頭有利於健康；鄭州大學旅遊管理學院給學生布置寒假作業，內容之一是給父母磕一個頭；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長劉道興認為，「磕頭拜年是中國傳統習俗的一部分，應該保留下來，這是對傳統文化的肯定」。其實，就在我們身邊，磕頭下跪情景並不少見。紅白喜事，哪個少得了磕頭下跪。政府機關門口，磕頭下跪喊冤乃是四季不絕的景觀。只要打開電視，隨時都能看到身著不同時代服飾的黃皮膚黑頭髮國人磕頭下跪。再過幾天就是春節，春節的最重要儀式之一就是拜年。恐怕十三億國人中，磕頭下跪的人不在少數。我姐夫退休後在老家河北磁縣開診所，去年在村裡過春節，居然有近百人給他磕頭拜年。我認識一位大學教授，他對子女有一個要求，就是過年必須給他磕頭，其子女們無不恭敬從命。

磕頭下跪禮儀始作俑者是周公姬昌，他主張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涯網友關教授考證說，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推翻紂王，隨後頒布公告，制訂了詳細的九種跪拜禮儀規程。（注1）從那時起磕頭下跪就成了法定交際禮儀。王公大臣們要跪拜皇帝；下官要跪拜王公大臣；百姓得跪拜官員。家長們必須跪族長；晚輩得跪拜長輩；子孫們要跪拜祖宗；活人要跪拜死人，天、地、君、親、師」都需跪拜，即使被判死刑也要跪著受刑。更有甚者，秦檜夫婦雖然死去近千年，還被鑄成雕像袒胸露腹跪在岳飛墓前。跪拜不僅是國人生活內容，而且成為必不可少的生存方式。

余秋雨說，「磕頭不僅僅是雙膝彎曲頭點地的運動，其帶來的心理影響是不可估量的，試想一個人連最昂貴的頭顱都拜倒在對方腳下，還有什麼不能付出」。磕頭下跪表示屈辱臣服，這種屈辱成為國家禮儀，成為國人習慣，就意味著整個社會失去了起碼的人性尊嚴。周公就是用這樣的禮儀法規剝奪了國人尊嚴，實現了一人為主，天下為奴的君主統治。

追求尊嚴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願望，如何讓天下人磕頭下跪呢？周公明白，人要尊嚴，須有體面。人要體面地生活，就得有自己的財產。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的人沒有體面可言，尊嚴無從談起。於是周公設計了天下資源歸帝王所有，由帝王統一分配的制度：每個人的生存需求只能得自於帝王——世人必然磕頭下跪。

周公把這種體制定為尊卑關係。他用酒壺和酒杯來比喻：酒壺又稱為樽（尊），酒杯與「卑」諧音。意思是掌握酒壺享有分配權的人為尊，端著酒杯等待施與的人為卑。天下老百姓創造的財富通過稅賦徭役被帝王收歸已有，裝入自己酒壺，由帝王分配給奴才，再由奴才管理天下奴隸，由此形成上尊下卑關係。

要保證這一尊卑秩序，關鍵在於不能讓世人從其它地方得到酒，這就是所謂「利出一孔」。由帝王把持天下人生命之源，就能操「生、殺、富、貧、貴、賤」之權柄（《管子.任法》），「 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網友關教授說，「管子的這一思想被歷代專制君主奉為統治民眾的金科玉律，成為實施中國特色人身控制的黃金法則。最高統治者壟斷一切政治權力和所有經濟利益，等於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擁有了對臣民的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從才能生存，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代皇帝可以得心應手地實施殘酷專制統治的根本原因。」

帝王想維持尊卑有序的統治，必須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壟斷天下物質財富的同時，嚴格控制文化思想。用焚書坑儒、文字獄等手段恐嚇威脅天下文人，嚴禁其它價值觀念滲透。同時吸收文人加入奴才思想傳播隊伍，鼓勵他們著書立說講學辦私塾，用儒教精神鴉片忽悠世人，給全社會洗腦。使國人把上尊下卑磕頭下跪當成天經地義的立身之本，不可或缺的生存需要，從而心無旁鶩地甘當統治者奴隸。中國皇帝能佔有天下，獨享天下，可謂至尊至貴。因此歷朝歷代，不管本民族起義還是外民族入侵，無論誰登上皇帝寶座，無論新朝廢除前朝多少規矩，唯獨三拜九叩大禮不但照單全收，還要發揚光大。

上天賦予了人類直立行走的本能，然而在帝王專制，偽儒家思想的荼毒下，近三千年來，中國人一直匍匐在地，沒有尊嚴，沒有人格。華夏神州只有主子、奴隸和奴才三種人。

帝王們為推行磕頭下跪禮教，用四書五經作為科舉考試標準，使天下人自幼就把學習儒教，奉行儒教當成實現人生理想的唯一出路。一旦金榜題名，就能得到高官厚祿，光宗耀祖。帝王以此手段將天下精英收為自己的鷹犬，他們能穩坐江山，全靠奴才效力。相對於奴才而言，奴隸占人口絕大多數。他們毫無權利可言，卻負擔了沉重的義務。在幾千年漫漫長夜，他們要麼奴顏婢膝受盡痛苦屈辱當草民，要麼鋌而走險殺人放火成為無法無天的暴民。豐衣足食平平安安過一輩子，成了普通人難以實現的夢想。

社會存在的基本法則是適者生存。由於國人利害主要源自皇權，無數順昌逆亡的教訓使大家明白，最佳處世哲學就是多磕頭、少說話，循規蹈矩當順民。因此，孩子自幼便接受家長的磕頭下跪教誨，往往沒有學會走路，先學會了磕頭，以後這樣的奴化文化熏陶陪伴國人終生。由於磕頭下跪不是發自內心的崇敬、懺悔和信服，而是出於被迫、無奈和盲從。獲得尊嚴的渴望與不得不屈辱地磕頭下跪，形成了國人的扭曲人格。經過一代代人汰優擇劣的複製遺傳，國人缺少公共精神之程度天下少有，這樣的民情也為專制獨裁在中國發展提供了最佳土壤。

帝王和權勢者儘管能從他人跪拜中得到心理滿足，但蒙受屈辱的民眾從來不與他們保持一致。每當政權更迭，帝王將相途窮末路，民眾們不是隔岸觀火就是趁火打劫，絕不會施予援手。鴉片戰爭時，英國軍艦順珠江而上，英軍士兵們見到兩岸觀者如堵十分恐慌，沒想到卻是虛驚一場。英軍驚訝地發現，老百姓都是來看熱鬧的，他們並不關心大清朝興亡。其中道理也很簡單：從制度設計上就不尊重國民的政權，怎能指望國民在關鍵時為他們賣命？

當國人真正明白，人的生命不只是表現為肉體的社會存在，其終極價值在於體現生命尊嚴時，我們才有勇氣，有信心爭取公民權利，成為合格公民

中華民族大罪人：二、秦始皇 (泰山戈編輯) 2-25-2012

秦始皇的罪惡：制定封建獨裁製度。簡稱「秦制」

1：政治傳統：「秦制」的核心是君權之神聖化。

2：文化傳統：「秦制」的學術淵源是「儒表法里」

3：中國歷史的二元結構：「秦始皇」與「孟姜女」的對立

「秦制」——中國歷史最大的秘密

作者:政右經左 2010-02-19 18:05 星期五晴

　　——論譚嗣同對中國專制主義傳統的批判 余傑

　　

　　譚嗣同發現了中國歷史最大的秘密在於「秦制」二字之中。在譚嗣同看來，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既是一種政治傳統，又是一種文化傳統。作為政治傳統，它表現為「兩千年皆秦制」，而「秦制」的核心是君權的神聖化；作為文化傳統，它表現為「儒表法里」的文化結構，「三綱五常」使得士大夫和民眾長期以來甘心為奴。此一互相糾葛、互相支撐的政治與文化傳統，建構了兩千多年來中國之社會格局，亦主宰著兩千多年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於是，「秦始皇」與「孟姜女」的對立便貫穿於漫長的中國歷史之中。至今，此種傳統仍籠罩在中國人頭上，譚嗣同的批判仍具鮮活之生命力。此為譚氏之幸運，抑或不幸？

　　

　　 （一）政治傳統：「秦制」的核心是君權之神聖化

　　

　　鄒容在《革命軍》中摘抄了《仁學》中攻擊君主專制的不少詞句，並題詩於譚嗣同遺像上：「赫赫譚君故，湖湘志氣衰。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陳天華亦對譚嗣同推崇備至，在其所作《猛回頭》之中稱讚譚嗣同為「轟轟烈烈為國流血的大豪傑」。在日本留學的蔡鍔一直敬重譚嗣同的為人，寫詩悼念譚嗣同、唐才常此「瀏陽二傑」曰：「前後譚唐殉公義，國民終古哭瀏陽。」革命派輯錄的反清革命文集《皇帝魂》一書，更把《仁學》中批判君主專制的論述輯入，赫然以《君禍》二字為題。孫中山亦將譚嗣同視為「革命同志」，讚揚《仁學》一書對「提倡排滿及改造中國甚力」。由此可見，譚嗣同之「非君」思想影響後人至深。此前亦有少數思想家對君權提出質疑，如莊子、司馬遷、嵇康、李贄、王夫之、黃宗羲、唐甄、龔自珍諸子。但是，他們的思想大都限於「民貴君輕」之陳說，難以突破「載舟覆舟」之思路，並且缺乏破除君權之「神光圈」的致命一擊。此致命一擊，在譚嗣同處方得以出現。

回顧中國歷史之淵源，譚氏認為，在先民時代，「君主」由眾人推舉，亦可由眾人罷黜，此職位由能者居之，而不能世襲，「原夫生民之初，必無所謂君臣，各各不能相治，於是共舉一人以為君。夫曰共舉之，亦可共廢之。」 到了後來，君主制度才發生重大變化，君主搖身一變成為奴隸主，眾人則淪為奴隸，君主之職位成為君主的私人財產，代代相傳。這種變化脫離了先民「共舉一民為君」之本意，「故君也者，為天下人辦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驕奢淫縱者也。供一身之不足，又欲為子孫萬世之計，而一切酷烈鉗制之法乃繁然興矣。」 君主由「虛君」轉變為「暴君」、由「公職」變成「私產」，其轉折點在秦朝，始作俑者為秦始皇嬴政。秦朝實際存在時間雖短暫，但其制度構架和文化遺毒籠罩後世甚深，如譚氏所論：「今日君臣一倫，實黑暗否塞，無復人理。要皆秦始皇尊君卑臣，愚黔首之故智，後世帝王喜其利己，遂因循而加厲，行之千餘年。」 秦朝雖二世而亡，秦始皇仍然得以在另一個層面上實現了其將帝制傳之萬世的理想——此後的君主，雖然並不一定欣賞嬴政之為人，卻紛紛效法秦始皇的統治方式。

　　後世對嬴政品格的否定與對秦始皇統治方式的承襲，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反差。後世之士大夫對嬴政多有尖銳批評，如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說：「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余英時亦曾舉例談及後世對秦始皇的評價：《三國志·王朗傳》注引《朗家傳》云：「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經過兩漢三四百年之久，會稽獨祀秦始皇，因其生前曾到此祭祀大禹，並在會稽山上留下石刻文字。對此細節，余英時分析說：「始皇和會稽有此一段香火之緣，因此後世民間對他還有所紀念。不過對整個中國而言，始皇畢竟是"無德之君』。王朗為會稽太守而禁民祭祀，其實也反映了多數中國人的想法。」 嬴政死，秦朝滅，但秦制卻代代相傳，並不斷強化，「儘管秦短命而亡，這個王朝已經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任務，建立了為後世各代取法的政治體制結構。漢朝的開國皇帝幾乎原封不動地承襲了秦朝的典章制度，其法典基本上是法家氏的。因而，儘管法家作為一種思想流派已經失去其顯赫的地位，但是它並未被逐出角斗場」。儘管秦朝迅速滅亡的事實已說明嬴政乃是「無德之君」，歷代統治者也常常裝模作樣地表態要從秦朝的滅亡之中吸取教訓，但實際上他們大都亦步亦趨地以秦為師，因為只有以秦為師方能實現君權的最大化，「中國的皇帝，比如漢武帝，儘管在許多方面從理論上服膺儒家的學說，然而卻傾向於實行獨裁統治，採納法家"人的終極目的是為國家服務』的觀點。」 於是，秦政成為兩千年來基本不變的統治模式，用譚嗣同的說法就是：「常以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

　秦政的核心、秦始皇統治術的秘訣，即君權之神聖化。這一「大盜」成「聖人」的轉化是如何完成的呢？上古時代的君王，與「天」的關係相對比較鬆散。有的部落有專司祭天的祭師，有的部落則由君王兼行祭師之責。到了秦始皇這裡，他運用法術與儀式將君王與「天」的關係固定下來，自取「黃帝」之名，易之為「皇帝」，傲然以「天子」之居。有學者分析說，秦始皇對一般的神不那麼敬重，他曾多次與神交戰，如湘君、海神等，但對「天」還是尊崇的。嬴政自稱是「體道」者，是「大聖」，是「皇帝」，是「天子」，又是「龍」，這些稱號綜合在一起，表現在社會歷史作用上便是：功蓋古今，恩賜天下。於是，秦始皇宣布：「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先秦以來，「天下」是一個空間無限的概念。天子據有天下，也就意味著王權超越了空間。同時，嬴政還宣布：「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史記·秦始皇本紀》）他妄想通過子孫後代將專制權力永遠延伸下去，從而實現對時間的超越。由此觀之，「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把這種權力觀付諸實踐的最有力的帝王之一。」 此種權力觀經過暴力的彰顯與文化的滲透，逐漸為民眾所接受。傳統中國的百姓認為，管理者之所以能擁有行政權力，是因為他（們）能最大限度地體現神的意志。如《尚書·洪範》所云，王道皇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當，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絕大多數統治者都是以盡善盡美的形象出現。《詩》反映的西周時代的王是這樣，琅邪刻石歌頌的秦始皇是這樣，漢武帝、唐太宗等等也都是這樣。古代的中國人習慣於對活著的帝王說「萬歲，萬歲，萬萬歲」，而不習慣於批評帝王的任何缺點。這是幾千年的高壓政治和文化愚民工作所造成的。

　　綜上所述，經過秦始皇的闡釋，規定了以下三種不可質疑的價值：皇權來自於神授，皇權在空間和時間上是無限的，皇權也是完美無缺的。對此，譚嗣同分析說，正是由於君主壟斷了祭天之權，使得其權力變得「神聖不可侵犯」，亦使得民眾墮入萬劫不復之深淵。此一儀式鞏固了權力一元化的格局：「中國自絕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挾一天以壓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儼然一天，雖胥天下而殘賊之，猶以為天下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 這樣，「公義」便掌握在此世的君王手中，而不掌握在彼世的「上帝」手中。中國一直沒有出現一個類似於基督教教會的精神與權力體系，能夠對君權進行有效的制約與均衡。西方的君主雖然也曾號稱「朕即國家」，但其世俗權力卻需要獲得宗教領袖的承認。換言之，西方的君王不能直接從上帝那裡獲得權力，而必須由教皇或大主教為之「中轉」。同時，教皇還通過「授衣權」控制教會，使之不受君王的染指。此為中西政治文明之根本差異。在中世紀，德皇亨利四世曾經挑戰教皇的「授衣權」，為三位主教行了授衣禮，之後召開主教會議，宣稱不再尊貴格利七世為教皇。教皇貴格利七世則宣布革除亨利四世之教籍，「褫奪皇帝亨利四世在整個德國及義大利的主權，禁止任何人尊他為王」。德皇受到巨大的壓力，勢力強大的貴族召開會議，全體都希望亨利降卑。會議決定：在一年之內，如果教皇沒有取消將亨利革除教籍的宣判，那麼亨利將失去王位。此時，亨利處境危急。為了保住王位，他不得不冒著嚴寒，穿越阿爾卑斯山，親自前往教皇居住的城堡行補贖禮。亨利穿著悔罪者粗糙的毛織長袍，光頭赤足站在雪地上，整整三天方得進入教皇的房間，獲得其赦免。英王約翰也曾被教皇依諾森開除教籍。面對失去王位的危險，他不得不向教皇屈服，懇求「重新成為神與羅馬教會的臣屬」。獲得原諒之後，英王約翰隨即將自己的皇冠及權杖交給教皇的代表魯道夫，由其保管五天之後再交還，以示教皇至高無上之權威。此種情境絕對不可能在中國的歷史中出現。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君王在將君權神聖化之後，其權力則是一元的，君王可隨心所欲地拓展版圖、控制人心，也可毫無愧色地虐待臣民，而臣民究竟是「忠臣」還是「叛徒」，僅只在君王一念之間。雖然諸多開國之君本人其實來自於叛逆，但在暴動成功、建立王朝之後，他們立即與「帝天」建立神秘聯繫，一躍變為上天在人間秩序的惟一代表者。

君權神聖化的模式在中國政治史上定格之後，造成極其嚴重之後果。

　　後果之一，皇帝本人成為權力的源泉，朝廷在政權的運用上，最後的決定權乃操在皇帝一人手上。皇帝的權力沒有任何立法的根據及具體的制度可以加以限制。徐復觀指出：「秦政的性格，已客觀化而為專制政治制度，於是秦政個人的性格，也即是專制政治制度自身的性格。在此制度之下，縱使皇帝不似秦一樣的剛戾自用，但由此制度必然產生的外戚、宦官、權臣，也必剛戾自用。因為順著此一機構活動的自然結果，只能如此。」 在整個政治系統之中，君王個人的品格並不佔有決定性地位。嬴政與秦制是一枚硬幣不可分割的兩面，嬴政個人的性格影響了秦政，秦政則對後世君王的隱形人格產生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歷代士大夫關於「明君」與「昏君」的辨析其實意義皆不大，「明君」與「昏君」的差異僅在五十步笑一百步之間。既然「君權神授」，中層並無貴族階級的制約，士大夫的監察亦無制度保障，僅憑「良知」激勵，只能在極少數時刻有效，於是皇權不斷膨脹，皇帝本人成為暴政的代表，「這套官制機構的總發動機，不在官制的自身，而實操之於皇帝一人之手。皇帝一念之差，及其見聞知識的限制，便可使整個機構的活動為之狂亂。而在尊無與上，富無與敵的環境中，不可能教養出一個好皇帝。所以在一人專制之下，天下的"治』都是偶然的，"亂』倒是當然的。」 既然「明君」與「昏君」的區別無甚意義，那麼「治世」與「亂世」也無根本的差別。「治世」成了「非常態」，「亂世」倒成了「常態」。

　　後果之二，在絕對王權的籠罩下，民眾和士大夫皆失去了自由遷徙的權利，失去了上古時代之「任俠」精神，失去了經濟上的自足性，皆成為徹頭徹尾的奴隸。全國除君王之外，沒有一個人具有獨立人格，形成了一人為主，其他均為奴僕的局面。若不破除君王與上天之間的神秘關係，民眾將永無自由之日，因為「在專制制度下，因為一切人民，皆處於服從之地位，不允許在皇帝支配之外，保有獨立乃至反抗的社會勢力。」 統治者大力推行愚民政策，將民眾置於貧困和愚昧的境地，反過來它又為自己製造了最好的群眾基礎。另一方面，既然專制者肆意虐民，民亦冷漠待之，民眾不會將國家視為自己的國家，「無惑乎君主視天下為其囊橐中之私產，而犬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民既擯斥於國外，又安得少有愛國之忱。」 這種狀況使得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遲遲不能在中國出現。在鴉片戰爭當中，廣東的大多數民眾只是將其看作「皇帝與洋人的戰爭」，他們不願為這個皇帝「家天下」的國家作戰，而更願意充當事不關己的旁觀者。

　　後果之三，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均長期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荀子說：「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也就是說，只有皇帝本人具有掌握真理、宣示真理、傳播真理的權力，皇帝是調節人與自然的中樞，「帝王體現著規律，體現著必然，人們要遵從規律和必然，首先必須遵從帝王。」 反之，任何人一旦有變革和質疑帝王權力的思想，便會立即遭致被虐殺的命運。「中國積以威刑鉗制天下，則不得不廣立名為鉗制之器。」 韓非公然宣稱：「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人民稍一獨立思考，即以「怨望」、「腹誹」、「訕謗」、「大逆不道」等罪名遭放逐、誅戮甚至如豬狗般系縛屠殺。這樣便從根本上扼殺了人們的精神活動。此模式如化石般僵硬，它斷絕了一切在政治制度上創新的可能，它不允許對皇權有任何的束縛和制約，「因為專制制度，一切決定於皇帝的意志，便不能允許其他的人有自由意志，不能有自律性的學術思想的發展。」 故而改良式的戊戌變法只能以譚嗣同等六君子血灑菜市口收場，不諳妥協之道的專制皇權非得逼出孫中山發動辛亥革命使之覆滅不可。

　　

　　 （二）文化傳統：「秦制」的學術淵源是「儒表法里」

　　

　　林毓生在概括譚嗣同的思想時指出：「譚嗣同的思想取向，雖然也有一些功效性的考慮，但基本上則是強調融通、奮進、民胞物與的普遍性道德、宗教意識，其中包括儒家、墨家、道家與佛教的成分，以及他所理解的當時西方科學界流行的"以太』觀念。這些糅合在一起的成分，在他所理解的西方文明的衝激之下，突破了傳統的藩籬而轉化成為一個激烈的反禮教的內在動力（譚氏稱之謂："仁學』）」。 「反禮教」確實是譚嗣同思想的一大趨向，亦是其最有學術創建和道德勇氣的地方。有學者在清理此思想脈絡時指出：「如果說，譚嗣同對封建君主專制的憤怒斥罵，對民主君仆關係的簡明闡述，主要是博取了從墨子、黃宗羲到鄭觀應、宋恕、康有為、嚴復等人之所長彙集而成，那麼，他對三綱的批判，則是在吸取前人或他人營養的基礎上，開創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此一維度上，譚嗣同遠遠超越了維新一代知識分子而與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並肩。

在中國古代，三綱是禮教的基礎，是金科玉律，無人敢碰，包括黃宗羲、唐甄等激烈反對專制主義的思想家，也沒有從整體上攻擊過三綱。在近代，從龔自珍、魏源、馮桂芬，到王韜、鄭觀應，也沒有一個人全面地否定過三綱。相反，多是對其加以辯護甚至頌揚，說它「至明至備」，萬不能變，「夫孔之道，人道也，人類不盡，其道不變。三綱五倫，生人之初已具，能盡乎人之分所當為，乃可無憾。聖賢之學，需自此基。」 與這些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論說相反，譚嗣同直截了當地否定了三綱的合理性，從而將近代思想啟蒙推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如錢穆所云：「近世以來，學術思想之路益狹，而綱常名教之縛益嚴，然未有敢正面對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復生始也。」

　　一種政治制度，其存在、發展及強化，非得在背後有一整套文化論說和意識形態支柱。「專制政體與文化專制主義，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政治上的獨裁與文化思想的獨裁，從來都是血肉相連的。極端的專制政體，必須用文化專制的措施加以維護，以此來欺騙愚弄民眾，壓制任何的民主思想，以保證君主政治的絕對權威和永恆性；而文化專制主義措施又往往是靠政治權力在行政上來強制推行的。」 秦制的暴虐本性，僅靠將君權神聖化不足以掩飾之，它還需要另外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換言之，有了「官」則必有「官學」，有了「帝王」則必有「帝王之學」。歷代帝王，即便如劉邦、朱元璋般「不學無術」，也需要精美的文化和學術的包裝。秦制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除了它在實踐層面的有效性之外，也在於它具有深厚的學術淵源。譚嗣同一針見血地指出，秦政的學術淵源，亦即中國專制主義文化傳統之癥結，便在於「儒表法里」的「文化共謀」，其具體體現即為三綱。因此，譚氏對三綱的批判不遺餘力，如：「君臣之禍亟，而父子、夫婦之倫遂各以名勢相製為當然矣，此皆三綱之名為害也。」、「三綱之懾人，足以破其膽，而殺其靈魂，有如此矣。」、「彼君主者，獨兼三綱而據其上。」、「獨夫民賊，固甚樂三綱之名，一切刑律皆依此為率，取便己故也。」

　

（三）中國歷史的二元結構：「秦始皇」與「孟姜女」的對立

　　

通過對專制主義政治傳統與文化傳統的批判，譚嗣同進而發現了中國歷史中的隱形的二元結構，即「秦始皇」和「孟姜女」的對立。這種對立的實質是：專制主義與個人價值的對立，奴役與自由的對立。

　　譚嗣同在生前多次談及死亡的問題。此哈姆雷特式「活著，還是死去」的形而上之天問，在譚嗣同這裡更成為一個政治學上的命題——人應當為君王而死，還是為正義而死？君王與正義之間是何種關係？為什麼秦始皇有權命令孟姜女為他而犧牲，孟姜女卻不能要求秦始皇為她而犧牲？為什麼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會贊同秦始皇對孟姜女的人身和精神支配權？

　　這背後就牽扯出「死節」的概念來。所謂「死節」，乃是帝國對臣民的一種政治制度性的安排，也是一種文化道德上的要求。它是對奴隸的最後的、也是最徹底的掠奪。「民之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鑊刀鋸，不以為怪，固已大可怪亦，而君之亡猶欲為之死節。故夫死節之說，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較尋常之民而更為末也。民之於民，無相為死之理；本之與末，更無相為死之理。」 千百年來，士大夫和老百姓皆以為「死節」為理所當然之事，譚嗣同卻發現了這一學說內在的自相矛盾性：

　　王鐵珊之祖，死節者也，嘗與論死節之理曰：「君臣以義合者也，人合者也。君亦一民也，苟非事與有連，民之與民，無相為死之理，則敢為一大言斷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斷無死君的道理。』死君者，是以宦官、宮妾自待也，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也。況後世之君，皆以武力強取之，非自然共戴者乎？又況有彼此種類之見，奴役天下者乎？」鐵珊擊節嘆賞，稱為聖賢之精微。並言劉夫子於古今君臣之際，亦嘗慨乎言之。而同鄉某或疑為不臣。噫！人心錮蔽，至於如此。焚書以愚黔首，不如即以《詩》、《書》愚黔首。秦真鈍人哉！

　　譚氏破除民對君的附屬性，石破天驚地指出「君亦一民也」甚至「較尋常之民更為末也」的真理。他認為，在人格與智力上，民與君是平等的。使得民眾「奴在心者」的麻醉劑，乃是建立在「成王敗寇」價值判斷上的「忠義觀」。此「忠義觀」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謊言：「叛逆者，君主創之以恫喝天下之名。不然，彼君主未有不自叛逆來者也。不為君主，即詈以叛逆；偶為君主，又諂以帝天。中國人猶自以忠義相誇示，真不知世間有羞恥事矣。」 一個有自由意志、人格尊嚴和選擇權利的人，「止有死事的道理，斷無死君的道理」。後來，譚嗣同選擇從容就死，不是為君王而死節（雖然他對光緒評價甚高），乃是「捨生取義」（這裡的「義」已不同於傳統文化中的範疇，乃是一種嶄新的、更高的價值）。譚嗣同的這一舉動，改變了中國歷史上「秦始皇」對「孟姜女」壓倒性的優勢，為後人樹立起了一種嶄新的價值座標。

　　要理解「秦始皇」與「孟姜女」的對立，首先就應重估秦始皇之是非功過。「儒表法里」的意識形態及其附屬的史觀，以秦始皇為大英雄，推而廣之，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乾隆等陰險慘刻之專制君主皆為大英雄，而且有更大的英雄要「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英雄史觀。對此種「英雄史觀」作逆向思考，秦始皇的「征服史」即為孟姜女的「淪陷史」，秦政的實行史即為自由的湮沒史，如任不寐所論：「所謂"千古秦制』，中國淪陷史始於秦，始於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就是這個征服者，五千年來卻一直有人視之為英雄。於是中國的歷史就不是孟姜女的歷史，而是秦始皇的歷史。」 被秦始皇所壟斷的歷史，是一種什麼樣的歷史呢？魯迅斥之為「吃人」及「人肉宴席」，譚嗣同論之為：「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盤樂怠傲，驕奢而淫殺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濫縱其百官，又欲傳之世世萬代子孫，一切荼毒不可思議之法，由此其繁興矣。」 秦始皇的所謂「統一」難道給民眾帶來幸福和平安了嗎？他運天下於股掌，驅人民如奴僕，修建驪山陵墓光人力便徵調了七十五萬，勞累而死者不計其數。其陵墓高三十丈，周圍五里，內部穹頂以珍珠嵌成日月星辰，下面則用水銀造成江河大海。北築長城的工程同樣荒唐，《史記》中記載這一巨大的工程竟然是嬴政聽信一個術士「亡秦者胡」的鬼話而決定啟動的。《漢書》中記載，此一工程使得「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孟姜女只是其中的一個卑微的犧牲者而已。這樣的帝王卻被歌頌為中國歷史上的天大的英雄，倘若堅持如此史觀，只能說明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狀態仍然處於幼稚園的階段。任不寐以「災變論」的角度觀之並得出如下結論：「耶穌在災民社會永遠不是英雄。災民社會的英雄永遠不是受難英雄，而是強力英雄或皇帝英雄。這種英雄崇拜實質是力量崇拜而不是道德崇拜，不僅僅是偶像崇拜而且是自我崇拜——每個人都想"取而代之』，因此對"英雄的崇拜』無非是得到一種"想像力執政』。」 也正是這種非理性的「英雄崇拜」和「想像力執政」，以及「國家強於社會」的中央高度集權政體，成為兩千年來中國社會缺乏活力、未能生髮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要原因，亦是一九四九年之後個人崇拜泛濫及文革慘劇上演的內在動力之一。

　　在近代思想家當中，譚嗣同是批判秦始皇最力者之一。他發現，秦始皇的可怕之處在於：他成為後世多數帝王效法的對象，他所創設的制度成為中國歷代王朝的樣板。比其個人暴虐的性格更值得注意的是，秦制將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均定格為專制主義的循環之中。唐德剛在分析「具有雷霆萬鈞之力的中央集權的專政大機器」時指出：「它可以強制執行任何"政策』……國家有駕馭人民的絕對權力。驅之東則東，趕之西則西，人民無不俯首聽命。一紙中央文件，便可把國家政策落實到底。在這種權力集中的"秦制度』里，不特中央政府有無限權力；一品大員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縣令知事；乃至不入流的幹部小吏，無不對人民享有各自職權內的絕對權力。」 在秦始皇之下，還有千千萬萬個「小秦始皇」。毛澤東生前多次稱讚秦始皇，顯然並非無的放矢，余英時分析說：「單從權力的性格來說，毛澤東生前所擁有的威勢主要是建立在兩個歷史憑藉上面，一是明、清以來惡化了的皇權傳統，一是近代西方傳來的極權主義的政黨組織。前者構成其權力的實質，後者提供了權力的結構。毛澤東既是中共領導階層中傳統觀念最濃厚的一人，又恰好佔據了這一權力結構的樞紐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國弄得天翻地覆是絲毫不足為奇的。」 在此意義上，孱弱的「孟姜女」其實無法與強悍的「秦始皇」形成真正的對立。勉強言之，也只是「魚肉」與「刀俎」的對立而已。時至今日，對秦皇的崇拜和對秦制的欣賞依然顯在於當代的語境之中，無論是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暢銷小說，還是張藝謀的超級大片《英雄》，都在汩汩地流淌著為專制主義招魂的毒液。在此情境之下，要建立以「孟姜女」為主體的「公民的歷史」和「個人的敘述」，依然難於上青天，它所必須的前提是對民主、自由、個人價值、個體尊嚴這樣一些現代概念的確立和認同。

　　兩千年以來，「劉項觀始皇」式的「英雄崇拜」或「皇帝夢」綿延不絕，「吾當取而代之」或「大丈夫當如是也」的「豪言壯語」成為無數中國的人生格言。對於那些聰明者而言，人生理想無非如是：當皇帝不成，退而求其次，可以當帝王師；當帝王師不成，再退而求其次，可以當太監。中國浩如煙海的經史子集，一言以蔽之，均成為秦政的守護衛士和君王的辯護士。長期養成的惰性，使得民眾和士大夫均認為君王的存在和君主獨大的地位是順理成章的、必須的，沒有君王大家反倒無法生活下去了。於是，譚嗣同以法國和朝鮮為例，闡明此一慣性思維的虛假性：

　 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泄萬民之恨。」朝鮮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論何國，但讀宋、明腐儒之書，而自命為禮義之邦者，即是人間地獄。」夫法人之學問，冠絕地球，故能唱民主之義，未為奇也。朝鮮乃地球上最愚闇之國，而亦為是言，豈非君主之禍，至於無可復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

　　譚嗣同自覺地從法國大革命中汲取思想資源。與之「去君主」的誓言相對照，中國兩千年來一直實行的「君為臣綱」之倫理，使得專制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成為主流，朝代之更迭亦對此毫無影響。秦制經過明清兩代統治者的高度強化，遂成為屠戮民眾肉體、戕害民眾精神之殺人機器。清朝由於是外族入主中原，為鞏固其權力並獲得漢族士紳階層的效忠，其統治者在支持儒家思想的時候比漢族有過之而無不及。歷代滿清的皇帝都很重視儒學，「欽封以前各代文章、行為與思想和諧一致的名儒為"聖人』。強調社會責任合倫常的宋代程朱學派是保證對社會進行牢固的思想控制的絕妙工具，因而從順治到乾隆諸帝不斷地對儒家經典本身予以筆評，頁對宋儒們那些博學的論著加以筆評，並將朱熹的著作結集印行天下。帝國的權力正在創造出"帝國的儒學』。」 到了清末，政治日漸衰敗，呈現江河日下之勢；文化亦是一片蕭條，再也無法為其依附的政治制度提供「理論創新」。儘管如此，大清帝國殺人的能力卻並未減弱。雖為封疆大吏之貴公子，譚嗣同亦敏銳地覺察到了朝廷已處於積重難返、無藥可救之絕境，以及統治者為保衛權力「磨刀霍霍向牛羊」之殺機：

　　今日所用，不但非儒術而已，直積二千餘年暴秦之弊法，且幾於無法，而猶謂不當變者，抑嘗深思而審處上下古今一綜計之乎？然以積亂二千餘年暴秦之弊法，且幾於無法，而欲盡取周公之法之幾經歷代聖君賢相創述因革，衷諸至善，而後有此鬱郁乎文之治，為兩漢所可復而不復，而使一旦復於積重難返之時，則勢亦有萬萬不能者。

　　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夫彼君主猶是耳目手足，非有兩頭四目，而智力出於人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萬萬之眾哉？則賴乎早有三綱五倫字樣，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如庄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田成子竊齊國，舉仁義禮智之法而並竊之也。

　　在譚氏所生活的清末，此種專制主義制度已到了「無法」和「無情」的階段，儒學的面紗已拉下，謊言與欺騙已不足恃，剩下來的惟有恐怖而已。專制制度的最惡毒之處，便在於其鉗制人心。比起人身失去自由更可怕的，是人心失去自由。專制之制度可覆滅之，而自由之心靈的恢復則困難百倍。這一事實讓譚嗣同不得不悲觀。秦政之毒素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沉澱下來，終於到了快要決癰之時刻。此乃黎明前夕之黑暗，雖然光明即將來臨，但此刻卻正是整個黑暗時代中最為黑暗的時刻。此乃病入膏肓的專制皇權之「迴光返照」，但此最後的博殺卻足以吞噬若干先知的生命。譚嗣同在寫下這些悲涼的文字的時候，已然感覺到了自己終將不免——面對冷漠的長城，譚氏又是一個長歌當哭的「孟姜女」。

中華民族大罪人、 三：荀子、韓非、李斯、朱熹、叔孫通、韓愈、胡安國。

泰山戈編輯 2-25-2012

罪惡：此七大賊可惡之處：彼著儒家外衣，行叛棄孔孟之道：「民為貴，君為輕。」儒家核心精神。反之著書立說為：「君為貴，民為輕。」處處為皇帝專制殘害百姓罪行唱贊歌。並說什麼：「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害得孔子無妄之災。受無理批判和殘踏。

荀學與秦制相互藉助，與二千年來皆行大盜之政的秦政相對應的是，「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偽儒學也，皆鄉愿也」。荀學與秦制一拍即合，互為寄生，頓成如是之格局：「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 譚氏甄別說，這種情勢的形成，非孔子之過，而是已經「變異」的荀學之「偽托」，所以孔子本人不應被指責：「（大盜與鄉愿）二者交相資，而罔不託之於孔。被托者之大盜鄉愿，而責所託之孔，又烏能知孔哉？」 又云：「彼為荀學而授君主以權，而愚黔首於死，雖萬被戮，豈能贖其賣孔之辜哉？孔為所賣，在天之靈，宜如何太息痛恨；凡為孔徒者，又宜如何太息痛恨，而慭不一掃蕩廓清之耶！」 他認為，孔教之亡，乃是君主及言君統之偽學亡之也，荀子即為此偽學之宗師。

「原始儒學」儒家源流，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亦汲汲然動矣。孔學衍為兩大支：一為曾子傳子思而至孟子，孟故暢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傳田子方而至莊子，庄故痛詆君主，自堯、舜以上，莫或面焉。不幸此兩支皆絕不傳。至此真儒家、儒學，巳無後繼之人了。

而由荀子以後，是所謂大儒家者，皆是偽儒學家也。

荀學之害究竟在何處呢？譚嗣同在《仁學》中多次論及：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亦汲汲然動矣。豈謂為荀學者，乃盡亡其精義，而泥其初跡，反受君主以莫大無限之權，使得挾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為荀學者，必以倫常二字，誣為孔教之精詣，不悟其為據亂世之法也。且即以據亂世而論，言倫常而不臨之以天，已為偏而不全，其積重之弊，將不可計矣；況又妄益之以三綱，明創不平等之法，軒輊鑿，以苦父天母地之人。

　　荀乃乘間冒孔子之名，以敗孔之道。曰：「法後往，尊君統。」以傾孔學也。曰：「有治人，無治法。」陰防後人之變其法也。又喜言禮樂政刑之屬，唯恐鉗制束縛之具之不繁也。一傳而為李斯，而其為禍亦暴著於世矣。然而其為學也，在下者術之，又疾遂其苟富貴取容悅之心，公然為卑諂側媚奴顏婢膝而無傷於臣節，反以其助紂為虐者名之曰：「忠義」；在上者術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縱橫暴而塗錮天下之人心。

　　以譚氏看來，荀子表面上是儒家，骨子裡卻是法家；荀子表面上是在「張孔學」，實際上是在「傾孔學」。荀子將君主放置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居如大神，動如天地」，君主不僅是最高權力的掌管者，而且是認識和道德的最後裁決者。從荀子開始，法家的毒素開始進入孔學的血液之中，乃至逐漸「反客為主」，荼毒士人精神獨立、思想自由的三綱、忠義之說皆來自於荀子。因此，譚嗣同對荀子的批評可謂疾言厲色：「荀卿生孟子後，倡法後王而尊君統，務反孟子民主之說，嗣同嘗斥為鄉愿矣。」

　　荀學傳人是韓非和李斯。韓李二人如脫韁之野馬，徹底墮落為君王的附庸，經過他們的理論闡發和政治時間，使得「法與術相合，對臣民的防制愈嚴，通過法中的嚴刑峻罰以挫折臣民的意味更重；於是皇帝的崇高不可測度的地位，更由臣民的微末渺小而愈意在對比中彰著。」 在韓李二人的思想中，儒學已退居其次，手段已高於目的，他們儼然以小人自居、以小人得意也。這種「小人政治」的特點之一，便是以刑法達成所謂的「道德」，以韓李之「中心思想」而論，「雖然含有儒家道德思想之要素，但他們所用以達到目的之手段，則完全靠作為法家思想主要內容的刑，這是秦立國的基本精神，也是專制政治的最大特色。古今中外，凡專以刑來實現道德，道德便成為刑治的幫凶。」 正因為如此，韓非的理論方能深得嬴政之心，《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說：「人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雖然韓非後來作繭自縛，慘死於李斯之讒言，但其學說仍通過李斯貫徹於秦朝的官方意識形態之中，如西方學者所論：「儘管刻板的法家思想和秦王朝的苛刑暴政對儒家來說是可詛咒的東西，然而帝國的政治體制卻是作為這兩種思想流派的混合物發育成長著，法家思想貫穿於整個中華帝國的歷史——雖則有時它是披著儒家的外衣出現的。法家大師韓非子的著作，儘管令後代許多儒家學者所厭惡，但卻世世代代被研讀誦習，完整地流傳至今。」

　　沿荀子、韓非所開闢的學術路數一直觀察下去，譚嗣同揭發出了若干參與推廣與完善「儒表法里」思想的人物，如漢之叔孫通、唐之韓愈、宋之胡安國。譚氏一一對這些人物進行了嚴厲的剖析，「唐之韓愈，倡君尊民卑之邪說，宜膺筆伐。」 「而聖教不明，韓愈"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邪說，得以乘間而起，以深中於人心。一傳而為胡安國之《春秋》，遂開有宋諸大儒學派，而諸大儒亦卒不能出此牢籠，亦良可哀矣。故後世帝王極尊宋儒，取其有利於己也。」 對於韓愈這樣所謂「文起八代之衰」的宗師，譚嗣同卻一反陳說，將其請下神壇。

　　三綱五常學說有其逐步成形的過程，秦政也與之同步完善和精密。在《仁學》中，譚嗣同對此一思想脈絡進行了細緻的梳理：

　　譚嗣同發現，每一朝代，均有帝王與士人共同製造與刷新此「儒表法里」的意識形態。帝王在上，為主宰；士人在下，為幫凶。若干開國大帝，實為流氓無賴；若干道德君子，實在道貌岸然。兩者上下互動，狼狽為奸，共同實施愚民之策與虐民之政。各代之大儒，均為無恥之御用學者，通過理論闡發、修史及編撰「百科全書」，為帝王提供「御覽」，亦以之為自己的「敲門磚」。自秦以下，有漢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宋之「存天理，滅人慾」，程朱之學集為大成，使得中國人徹底失去了自由和獨立。「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理論，一方面使君王凌駕於一切人之上，同時又使大多數人不成其為人。權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國文化，只能是專制主義的附庸。」 這就是譚嗣同對中國專制主義文化傳統的深刻認識。這種對中國思想史的重新解讀，也呼應著譚嗣同對當下現實情境的體認。他是在談論歷史，更是在談論現實，因此切中了「感時憂國」的晚清至民初的幾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如林毓生所言：「譚嗣同對以"三綱』為代表的舊禮教攻擊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了極大的刺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在譚嗣同之後，「否定三綱變成一股歷史潮流，因為這一股歷史潮流，傳統秩序的思想基礎由動搖而瓦解。譚嗣同就站在這一歷史潮流的尖端，它的抗議精神變成瓦解傳統政治社會秩序的前鋒。這時他的抗議精神的歷史意義。」 在此意義上，譚嗣同開啟了五四文化啟蒙運動之先聲。

　　

　　

　　

　　

　　 中華民族大罪人： 四、漢武帝劉徹

(泰山戈編輯) 2-25-2012

罪惡：漢武帝扼殺了中國人的思想力！

使中華民族變成沒有靈魂的民族。

專制中國是一個暴君層出不窮的國度，從普通國民耳熟能詳的殷紂、夏桀、隋煬帝楊廣、兒皇帝石敬塘到只有歷史學家才知情的前秦皇帝苻生（命宮女當眾與羊性交，看能否生下小羊），南宋六任帝劉子業（命令親信大臣當眾輪姦自家的王妃公主）和專好同兒媳婦睡覺的後梁皇帝朱溫，無不對國家民族造成巨大傷害。

從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來看，真正對中華文明造成深重久遠傷害的專制帝王並不是上述幾位禽獸不如的暴君。楊廣、劉子業之流在任時為非做歹無惡不作，但傷害只停留在他們當皇帝期間，人死傷害即告終止。

歷史上有三位專制帝王不僅在世在位時對國家民族的傷害無與倫比，死後其遺毒還流惡千年，甚至直到今天我們仍能強烈感受到他們所創立邪惡體制的負面影響。這幾個遺害千古的專制帝王雖然在歷史學家著述中沒有暴君的名頭，但對中華文明的傷害比歷史上所有暴君的總和還要大出百倍。

他們是漢武帝、武則天、朱元璋！

漢武帝劉徹在歷史學家眼中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偉大帝王。今天的媚俗影視劇也把他的馬屁拍得山響，屏幕上的劉徹在國民眼中已升華為抗擊匈奴開疆拓土的民族英雄和超級猛男。

掀開華麗的歷史外衣和影視光環看真實的劉徹，不過是一個專橫暴虐、任人唯親、喜怒無常，貪功好殺的可怕帝王,如果不暴虐也不會把自己的親生兒子「滅族」。劉徹的可怕性格不僅給當世的中國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強大的漢帝國在他的統治下由盛轉衰，中國第一個黃金時代在他手裡結束；也給後世的中國帶來了難以估量的災難性後果。

劉徹遺害後世的最大邪惡暴政就是「罷贖百家，獨尊儒術」。

劉徹以前的中國是思想文化最為活躍的時代。中國歷史上有影響的十位思想家，有八位活躍在春秋戰國時期。思想的活躍必然帶來實用技術的創新，所以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人在四百年時間內創造的文明成果比皇權中國兩千多年創造成果的總和還要多。

劉徹前中國的專制統治只限於國家的行政管理方面，思想則是相對自由開放的。所以諸子百家才能在春秋時期受到各國統治者的最大禮敬，得以匡時濟世各顯神通；才能實現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由高層統治者啟動的成功的政治變革。中國的思想專制自劉徹始，「罷贖百家，獨尊儒術」把中華民族思想發展的長河攔腰斬斷，中國自此墮入了「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思想黑暗學術停滯的草昧時代。結果中國在劉徹後的兩千多年皇權專制時期居然沒有產生出哪怕一位有影響的思想家。

劉徹從精神上閹割了中國人的思想力。中國人自此不愛思考，人云亦云，盲目從眾，像一群盲鴨隨大流瞎起鬨。

所以漢武帝劉徹是傷害中華文明的第一大罪人。

今天的國民很難想像漢唐時期的中國人是何等英雄？孤身走天涯的大探險家張騫、率領三十六勇士征服了整個西域的定遠侯班超，喋血孤城的大兵耿恭等熱血英豪，就是今天美、日兩國的超級猛男也難得與之比肩。就是這些生龍活虎一樣使山河動搖的曠世英雄，經過漢武帝、武則天、朱元璋創立的邪惡極權專制體制的毒害修理後，就成了我們今天這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熊樣。

漢武帝扼殺了中國人的思想力！

武則天毒害了中國下層民眾的品格！

朱元璋毀滅了中國上流社會的脊樑！

熊飛駿 發表於：2009/9/26 16:41:00

中華民族大罪人： 五、唐太宗李世民

泰山戈編輯；2-25-2012

罪惡：1、他是狗皇帝。 2、他完善了隨朝創立的科舉制度。

他用高官、厚祿、科舉；使天下優秀IQ爆棚之士，都削尖惱袋加入狗皇帝屬下奴才集團，替狗皇帝奴役天下奴隸。

　　

中華民族大罪人：六、武則天

(泰山戈編輯) 2-25-2012

罪惡：武則天毒害了中國下層民眾的品格！

專制中國是一個暴君層出不窮的國度，從普通國民耳熟能詳的殷紂、夏桀、隋煬帝楊廣、兒皇帝石敬塘到只有歷史學家才知情的前秦皇帝苻生（命宮女當眾與羊性交，看能否生下小羊），南宋六任帝劉子業（命令親信大臣當眾輪姦自家的王妃公主）和專好同兒媳婦睡覺的後梁皇帝朱溫，無不對國家民族造成巨大傷害。

從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來看，真正對中華文明造成深重久遠傷害的專制帝王並不是上述幾位禽獸不如的暴君。楊廣、劉子業之流在任時為非做歹無惡不作，但傷害只停留在他們當皇帝期間，人死傷害即告終止。

歷史上有三位專制帝王不僅在世在位時對國家民族的傷害無與倫比，死後其遺毒還流惡千年，甚至直到今天我們仍能強烈感受到他們所創立邪惡體制的負面影響。這幾個遺害千古的專制帝王雖然在歷史學家著述中沒有暴君的名頭，但對中華文明的傷害比歷史上所有暴君的總和還要大出百倍。

他們是漢武帝、武則天、朱元璋！

傷害中華文明的第二大罪人是南周皇帝武則天。

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兩大毒瘤是特務統治和刑訊司法。

特務和刑訊逼供在武則天前中國一樣存在，如漢武帝時的張湯就是出了名的酷吏，但僅限局部和個別現象。武則天則把特務統治和刑迅司法發展成為一種統治階層廣為實踐的政治制度。 特務統治鼓勵告密，習慣用暗箱操作來處理政治爭端。喜歡告密打小報告者都是靈魂陰暗的卑污小人，獎勵告密必然毒害國民的品格。告密文化的蔓延必然使小人無賴橫行當道，正人君子舉步維艱，國民道德水準因此整體下滑。自告密文化普及後，中國再也沒有出現千金一諾的季布、以自剄挑戰「成功政客」的田橫五百壯士、寧可燒死也不肯出山做官的介子推、慷慨悲歌的燕趙俠客等熱血英豪。武則天毀滅了整個中華民族的誠信品格，中國自此步入了靈魂陰暗的「小人時代」。

刑訊司法必然造就冤假錯案，在恐怖的刑罰下，世上沒有幾個人能夠不被屈打成招。刑訊逼供一旦成為司法制度，刑法就沒有任何公正可言，根本起不到懲治罪惡維護社會治安的作用，唯一的作用就是作為權貴階層迫害無辜平民的暴政機器。一個人犯了法不要緊，只要他有權有錢，就可威逼或賄賂執法者徇私枉法，把被害人屈打成招，或另找一位根本沒有犯罪的替罪羊。在這樣的司法體制下，權貴可以隨意胡作非為，平民利益被權貴粗暴侵害根本沒有地方可以申訴。刑訊司法還為政治迫害大開方便之門，某人一旦在政治鬥爭中失敗，就可被勝利者栽贓「莫須有」罪名，並施以恐怖的刑罰，對強加給他身上的罪名供認不諱。

今天的國民很難想像漢唐時期的中國人是何等英雄？孤身走天涯的大探險家張騫、率領三十六勇士征服了整個西域的定遠侯班超，喋血孤城的大兵耿恭等熱血英豪，就是今天美、日兩國的超級猛男也難得與之比肩。就是這些生龍活虎一樣使山河動搖的曠世英雄，經過漢武帝、武則天、朱元璋創立的邪惡極權專制體制的毒害修理後，就成了我們今天這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熊樣。

漢武帝扼殺了中國人的思想力！

武則天毒害了中國下層民眾的品格！

朱元璋毀滅了中國上流社會的脊樑！

熊飛駿 發表於：2009/9/26 16:41:00

中華民族大罪人： 七 、朱元璋

(泰山戈編輯) 2-25-2012

罪惡：朱元璋毀滅了中國上流社會的脊樑！

專制中國是一個暴君層出不窮的國度，從普通國民耳熟能詳的殷紂、夏桀、隋煬帝楊廣、兒皇帝石敬塘到只有歷史學家才知情的前秦皇帝苻生（命宮女當眾與羊性交，看能否生下小羊），南宋六任帝劉子業（命令親信大臣當眾輪姦自家的王妃公主）和專好同兒媳婦睡覺的後梁皇帝朱溫，無不對國家民族造成巨大傷害。

從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來看，真正對中華文明造成深重久遠傷害的專制帝王並不是上述幾位禽獸不如的暴君。楊廣、劉子業之流在任時為非做歹無惡不作，但傷害只停留在他們當皇帝期間，人死傷害即告終止。

歷史上有三位專制帝王不僅在世在位時對國家民族的傷害無與倫比，死後其遺毒還流惡千年，甚至直到今天我們仍能強烈感受到他們所創立邪惡體制的負面影響。這幾個遺害千古的專制帝王雖然在歷史學家著述中沒有暴君的名頭，但對中華文明的傷害比歷史上所有暴君的總和還要大出百倍。

他們是漢武帝、武則天、朱元璋！

如果說漢武帝開啟了中國黑暗政治的「潘朵拉魔盒」；武則天在制度技術上豐富了黑暗政治的邪惡內容；朱元璋則是中國邪惡政治的集大成者。

朱元璋出身和尚佃農，心靈深層有濃厚的自卑情結。因為自己沒有智慧、良知和美德；因此也就格外仇視這三樣最寶貴的人性。朱元璋在位時採取的所有統治手段就是儘可能消滅中華民族的智慧和良知。

為了最大限度地扼殺中國人的智慧和良知，朱元璋把中國的集權專制體制發展到極端，把國家的統治權力事無巨細緊緊抓在自己一人手中。全國只有他一個人在思考國家大事，其餘的國民上至文臣武將下至草民百姓都被剝奪了思考的權力，他也不允許任何人獨立思考個人急功近利之上的朝政國事。

朱元璋的最大暴政是文字獄、庭仗和八股文。

文字獄扼殺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思維能力。自朱元璋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只會寫歌功頌德的馬屁文章和無病呻吟的「碼字遊戲」，不再是中國的進步力量。

庭仗就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拔下褲子打體面人物的屁股。這是一種血氣之士根本不能忍受的羞辱，施加在精神上的痛苦遠遠大於肉體的痛苦。庭仗刑罰徹底毀滅了中國人的尊嚴，「尊嚴」自此在個人修養中狗屁不值。沒有尊嚴的人什麼下三濫的事情都做得出來。

八股文則腐蝕了整個讀書人隊伍。自八股文制度出台後，讀書的目的不再是增長知識、啟迪智慧、陶冶情操和探索真理，而是為了做官。「官本位文化」自此浸潤了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當所有的讀書人都去追逐官帽子時，中國就永遠失去了「文明進步」的機會，思想文化一步步向沙漠化演變。朱元璋對中國上流社會的毒害無與倫比！

熊飛駿 發表於：2009/9/26 16: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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