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蕭滌非先生

05-30

□呂家鄉

　　蕭先生回信說:對詩人杜甫的評價,他一直堅持從作品實際出發,不會隨波逐流。我從來信看到了一個嚴肅學者的凜然態度,不禁肅然起敬。

　　蕭滌非先生(1906-1991)比我大27歲,是我的父輩；加之他是古典文學教授,我一進校就把他看成「老夫子」。迎新聯歡會上,大家歡迎他齣節目,他說了個關於蘇軾的趣事:有一天蘇軾到寺廟遊覽,住持僧人以貌取人,對他前倨後恭,蘇軾告別時應邀留字:「坐、請坐、請上坐,茶、敬茶、敬香茶。」僧人羞愧不已。蕭先生最後說:歡迎大家光臨寒舍,在下一定請上座、敬香茶!我想,蕭先生連說笑話也離不開古代作家,這更坐實了我的「老夫子」印象。

　　印象的轉變是在一年以後。1950年下半年,接替王統照做系主任的呂熒先生,指導同學們成立了「新文學研究會」,我被選為召集人,在校刊辦了《新文學》副刊。我們三個編輯一塊到蕭先生家約稿時,只見他穿著一身運動衣,原來剛剛打籃球回來。我們都甚感意外,因為平時蕭先生腳步沉穩,不苟言笑,怎麼也不像個運動員。他笑著說:想不到我還能打籃球吧?哈哈,當年我還是足球隊員呢,華北代表隊的!說著找出當年華北代表隊的合影。從此,我對蕭先生刮目相看了。這次他給了我們幾首舊體詩,其中有兩句是:「自從解放後,喜看頭上天。」同學們傳誦一時。

　　二年級下學期,蕭先生教我們《杜甫研究》。他把概述和具體作品賞析結合起來,很受歡迎。我現在還清晰地記得,他講解《又呈吳郎》時,眼淚汪汪地闡發著詩人杜甫對偷打棗子的貧婦的心情是何等體貼入微；他講解「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時,以沉入回憶的神情,細緻描繪詩人杜甫在妻離子散的戰亂中如何把自己對妻兒的思念轉化為設想妻兒對自己的思念……當時就體會到蕭先生不僅有學問,而且是以自己的經歷和體驗進入杜詩境界的。他對杜詩用字的分析對我們的寫作很有啟發。例如,講到「暮投石壕村」中「投」字的意味,他讓我們試著換成別的字——如果換成「到」、「奔」、「宿」等等,在情味、音韻上的確都不如「投」字。這樣既活躍了課堂氣氛,又加深了同學們的領會。有一次他竟捎帶著對武作育同學在校刊上發表的短稿語言的長短做了評點,誰也想不到一位古典文學教授會這麼關注學生在校刊上的短文,同學們又驚詫又感動。

　　我們那一屆的文科大學生,只上了三年,就因「國家急需建設人才」,奉命於1952年暑假提前畢業了。分配前,領導讓任課老師提出對畢業生的分配建議(那時中文系本科畢業生總共才十幾個人,比現在一個教研室的博士生還少),我到辦公室去,無意間看到了蕭先生用鋼筆楷書給我寫的分配建議:一,到中央文學研究所；二,到文聯；三,留校助教；四,中學教師。我很感激老師的厚愛。不料後來具體負責分配工作的幹部鬧出了陰差陽錯的事故,我們全班同學都成了中學教師。

　　大約是1956年,我正在濟南市的一個工農速成中學教書,看到蕭先生的《杜甫研究》上卷出版,我立即購得拜讀,給蕭先生寫了一封長信彙報閱讀心得。當時蘇聯一位學者反對給古典文學家貼上「人民性」標籤,我受到影響,信中也提請蕭先生慎重考慮杜甫是否當得起「人民詩人」的稱號。蕭先生回信說:他已看到這位蘇聯學者的文章,不盡贊同；至於對詩人杜甫的評價,他一直堅持從作品實際出發,不會隨波逐流。我從來信看到了一位嚴肅學者的凜然態度,不禁肅然起敬。

　　此後近二十年中斷聯繫。「文革」後期,我從「牛棚」出來,有一天到山大(已從青島遷到濟南)去看老同學,在山大南邊意外地遇見蕭先生。他是從中心醫院取葯回來,穿著很厚的衣服,面帶病容,腳步蹣跚。我扶著他邊走邊談,送他到校門口分手,大約一里之遙就用了二十來分鐘。「文革」中古典文學研究處於停頓狀態,郭沫若得天獨厚地於1971年出版了《李白與杜甫》,不僅多處指名道姓地批駁和嘲諷蕭先生的看法,更傷人的是還挖苦說:「(蕭滌非等)這些研究杜甫的專家們,對於杜甫現存的詩文,是否全體通讀過,實在是一個疑問。」這本書正與當時批儒評法的大勢合拍,一些應聲蟲也聞風而動,對蕭先生起鬨。重壓之下,蕭先生敢怒而不敢言,內心鬱悶可想而知,甚至激憤地說「發誓不談杜詩」。我對蕭先生說:不會有任何一個同學因為郭沫若的那本書影響對蕭先生的敬重。我還提到李希凡同學發表了與郭沫若商榷、為蕭先生辯護的文章。蕭先生連說:謝謝你們,是非不是由哪一個人裁定的,公道自在人心!打倒「四人幫」後,蕭先生終於一吐為快。1978年10月,山東大學舉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學術研討會,蕭先生做了關於《李白與杜甫》的發言,接著整理成二萬五千字的論文《關於<李白與杜甫>》在《文史哲》發表。酣暢淋漓,情文並茂,據理批駁的同時,一直尊稱對方為「郭老」,而且,即使從對方獲得了細小訂正也真誠地表示接受並致謝。同學們讀後無不歡欣鼓舞,慶賀蕭先生恢復了學術青春,積聚了充沛的攀登活力。

　　我有幸旁聽了這次盛會,又見到了離別數年的蕭先生,並商定把我調入他正在組建的杜甫研究的班子。會後我登門拜訪,想帶點禮物,又怕先生嫌我俗氣,想來想去,打算買點老年保健品,就按照商店售貨員的推薦,買了兩瓶杏仁露,花了十幾元,是我月工資的四分之一(我當時的工資是大學畢業生定級工資的最低等)。蕭先生接過兩瓶杏仁露,仔細地看了瓶簽,問道:是你到商店裡買的嗎?似乎懷疑這是從醫院要來的咳嗽糖漿。我有些惶恐,一面找發票,一面語無倫次地說些話,說到買杏仁露的經過,也說到我家境的艱辛。蕭先生聽著,連連嘆氣,凄然地說:真是一入另冊百事哀呀!話題轉到杜甫研究上,他說:我知道你年輕時喜歡寫詩,搞研究和寫詩可不一樣,寫詩可以天馬行空,搞研究可要一板一眼。我們是計劃首先收集以前重要注家對杜詩的全部註解,加以比較,再提出我們現在的看法。這可是要坐多年冷板凳的苦差呀!我保證能夠做到。他要我先讀仇兆鰲註解的本子。告別時,他讓我捎帶著替他到郵局寄了兩封很厚的挂號信。他說:打倒「四人幫」,杜詩解禁,研究的人多了,經常有些業餘研究者來信請教問題,或寄來稿子徵求意見,有的還要求他推薦發表。看稿、回信花費很多時間,郵票開銷也不是小數。寄回的這兩篇稿子有一定水平,讓他們修改一下再議。

　　從此我就在課餘鑽進了杜甫詩歌,在自訂的大大的筆記本上邊讀邊記。不久我就走出另冊。為了我的調動,蕭先生在參加省人大會議時,還向領導提過。但是由於難以說清的人事關係問題,我終於沒有進入蕭先生的杜甫研究班子,而調入了山東師大,在田仲濟先生指導下研讀現代詩歌。我把邊讀邊記的習慣轉移到新詩上,又記了一本本的新詩閱讀筆記。但那本在蕭先生指導下記下的杜詩閱讀筆記,還是不斷拿出來看看,重溫那些溫暖的記憶。

　　(本文作者為山東師範大學教授,1952年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