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教你為人之道

徐志摩《日記》：讀任公先生《新民說》及《德育鑒》，合十稽首，喜懼愧感，一時交集……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亡到日本。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梁啟超稱此時是中國的過渡時代，政治上要從君主專制制度轉變為民主制度，文化上八股文要被新文體代替，經濟上要從封建經濟發展到資本主義經濟。

他寫成一篇一篇文章，進行探討，古人善作萬言書，他則無書不萬言。《新民說》、《自由書》、《德育鑒》，洋洋洒洒，氣勢磅礴，充滿愛國熱情。他與康有為分道揚鑣後自成一派，想和革命派合作，成為論壇盟主。他所辦的《清議報》、《新民叢報》，黃遵憲評論道：「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

國民性格的改鑄，《新民說》偏重於公德，主要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精華來補充中華民族文化中的不足。他編了一部《德育鑒》，主要採取了中國古代先哲關於倫理道德的語錄，從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找尋精華來熏陶國民。

這裡牽涉到他對中西文化的態度。他說：「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所以他的文化觀：一不是全盤西化，二不是頑固不化的全盤復古。他在另一處寫道：

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一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

這段話表現了梁啟超對西方文化熱烈歡迎的態度。那麼國學如何對待呢？他又有一段話說道：

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於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遽於國學，然後能收其效。

他對國學仍是很有信心，相信國學自有其價值在，而且，以西學的方法來治國學，則國學將大放異彩。梁啟超本人便是這樣實踐的。

走向近代社會，人群交往日多，要講社會公德。但是，公德的基礎是私德，個人如果沒有良好的私德，一到社會上便表現得卑劣低下，西方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傳入中國，經這些品質低下的人一做，也會做歪了。

梁啟超說：「不意此久經腐敗的社會，遂非文明學說所遽能移植。於是自由之說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說入，不以之荷義務，而以之蔑制裁；競爭之說入，不以之敵外界，而以之散內團；權利之說入，不以之圖公益，而以之文私見；破壞之說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滅國粹。」他鑒於這種情況，便強調加強個人道德品質的培養，以能勝任改造社會的重任。

《德育鑒》分六個問題，第一是辨術。一個人無論做什麼事，心術要正，這是講動機。首先要分清楚義和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凡欲為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陸九淵）。「為學莫先於辨誠偽，苟不於誠上立腳，千修萬修，只做得禽獸路上人」（劉蕺山）。

梁啟超在這裡沒有講西方的功利主義學說，還是用中國傳統儒學，首先是分清楚公私、義利、誠偽。一個人做事要考慮民族、國家、群體，而不是只顧個人私利。因此，他提倡知識分子要有大公無私的獻身精神和堅定的信心。有些狂妄，還可改正；欺騙，猶有羞恥之心；作偽，則無藥可救了。為人心誠，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條。

第二是立志。立志就是知識分子要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樑漢方擔得。」（程明道）怎樣才能使自己的志向實現？這便需要學習，磨礪自己的意志，不為世俗的見解所束縛，不為富貴聲色所迷惑，一心一意地奔向目標。「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沒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能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陸象山）

第三是知本。提高自身道德的根本途徑是什麼？是致良知。致良知是王陽明學說的基本核心內容。梁啟超認為個人道德修養的根本途徑就是要致良知，恢復人的本性。良知，人人都有，只是社會的種種遺傳和感化，把良知熏染得黑漆漆的，變得昏謬不堪。要恢復良知，返回最初良知。儒學流傳千百年，賤儒偽學盛行，要找尋儒學的真精神。這裡有兩點，一是梁啟超吸取了王艮（心齋）的觀點，認為良知是引導人們去苦求樂，「人心本自樂」。追求幸福快樂是人生的目的，這和邊沁、穆勒功利主義思想相吻合，具有近代色彩。二是梁啟超強調要獨立思考，保持良知判斷能力，不因循舊說，不迷信經典，不迷信權威，這樣才能有創造性的思維。

怎樣達到致良知，王門有兩派，一派趨重本體者（即注重良字），以王畿（龍溪）、王艮（心齋）為代表，這派是泰州學派。另一派趨重於功夫者（即注重致字），以聶豹（雙江）和羅洪先（念庵）、劉文敏（兩峰）為代表，這派是江右學派。梁啟超自己說：「若啟超則服膺雙江念庵派者」。功夫，即偏重於做，在實踐上費功夫。梁啟超具體闡明王陽明知行合一的道理說：「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兩語，是先生所以說知行合一之宗旨也。故凡言致良知，即所以策人於行也。然則專提挈本體者，未免先生所謂閑說話矣」。那種懸空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的人是無濟於事的。他說今人言愛國，不能光激昂慷慨發議論，更重要的是去行，如果知而不行，則是無希望的人，「有良知而不肯從事於致之之功，是欺其良知也。」所以，梁啟超從辨術、立志、知本三段，發掘了王陽明致良知的學說、知行合一的學說，把它們與救國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這又使私德與公德聯繫起來。

第四是存養，第五、第六是省克和應用。存養、省克、應用各為一章，存養是在思想磨練上下功夫，省克是不斷檢查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有什麼錯誤、缺點加以改進，應用是將自己的私德在社會上運用，以自身的品德影響社會。

梁啟超說具備良知，還要修證，這修證即是存養。他說：「陽明以良知喻舟之有柁，最為確切。顧柁雖具而不持，則舟亦漂泊不知所屆耳。修證之功有三：曰存養，曰省察，曰克治，三者一貫，而存養為之原。」

怎樣進行修證？有兩派：一主靜派，一主敬派。梁啟超說有點類似佛教講止觀雙修，止即主靜。他說儒家言靜，實兼有觀之作用，必輔以觀，然後靜之用乃神。曾國藩有一對聯：禽里還人，靜從敬出。梁認為曾國藩是兼主敬靜者，「而以敬為靜之下手工夫，此其獨到見處，即其得力處也」。陳白沙有云：「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陳獻章是康有為最崇拜的粵東思想家，康有為曾以「主靜出倪，養心不動」作為萬木草堂學綱的德育條目之一。

梁啟超有一段話，說：

文正（曾國藩）常自言，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故一生最提倡勉強之義，其事業亦多從此二字得來。此一般學者最適之下手法門也。習染困人，中材什九，非經一番火鐵鍛煉，萬難自拔。劉蕺山所謂心貴樂而行惟苦，學問中人無不從苦中打出，蓋謂此也。

梁啟超在《新民說》和《德育鑒》中關於塑造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的構想和設計，是將中西文化加以融合整理的一次嘗試，他的宣傳對推動人們思想觀念的更新和變革，起著積極的啟蒙作用。

【內容簡介】

《德育鑒》是梁啟超編著的青年德育教本，全書以「辨術」、「立志」、「知本」、「存養」、「省克」、「應有」為目，分為六篇，每篇之前有梁啟超所做簡單說明，內收梁啟超精心選錄的先賢大儒關於德育的重要論說，之下有梁進一步發揮的按語。梁啟超是晚清民初引領時代風氣的人物，此書初刊於1905年《新民叢報》，民國時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單行本，風靡一時。現由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重加標點整理和注釋，劉東教授作序導讀，以方便讀者閱讀的新形式重新出版，作為「清華大學國學院德育讀本」之一種。

【本書特色】

民國初年的青年德育手冊，集歷代先哲的人生智慧， 加梁啟超先生的精彩按語跋識；

被梁漱溟、胡適、徐志摩等大學者視為進入中國古人學問的啟蒙讀物。

【名家推薦】

任公先生有《德育鑒》一書，以立志、省察、克己、涵養能分門別類，輯錄先儒格言（以宋明為多），而任公自加按語跋識。我對於中國古人學問之最初接觸，實資於此。

——梁漱溟《我的自學小史》

溟年十四五以迄十八九間，留心時事，向志事功，讀新會梁氏所為《新民說》、《德育鑒》，輒日記，以自勉勵。

——梁漱溟《思親記》

「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我從那時候起，就留心讀周秦諸子的書。我二哥勸我讀朱子的《近思錄》，……梁先生的《德育鑒》和《節本明儒學案》，也是這個時期出來的。這些書引我去讀宋明理學書……

——胡適《四十自述》

讀任公先生《新民說》及《德育鑒》，合十稽首，喜懼愧感，一時交集……

——徐志摩《日記》

「中國哲學最有世界意義的，當然是它的無宗教而有道德。」多謝早期國學院的導師梁啟超先生，他算是既為時人、也為後人編出了這本小書，足以幫助大家以最凝聚的篇幅，來集中領略歷代先哲的親口傳授。

——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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