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偉大的魯迅讀懂更偉大的毛澤東

　 從偉大的魯迅讀懂更偉大的毛澤東——謹以此文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　

我敬仰崇拜毛澤東，我也敬仰崇拜魯迅，但是我從沒把毛澤東和魯迅聯繫在一起過，這是因為我的學識淺薄。

感謝那些厚顏無恥的造假者，感謝他們炮製出「假如魯迅還活著」這樣一個偽命題。因為他們的各式各樣的謊言，包括「假如魯迅還活著」這個謊言很快就會被「烏有」揭穿，而我就在這個過程中增長了見識。「烏有」駁斥「假如魯迅還活著」這個謊言的時候，引用了毛澤東的話「我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以前我從不知道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也從沒注意過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

　 　但是我並不是被動地接收，我也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想法。由此我去尋找此話的出處和毛澤東對魯迅先生的評價和看法。果然，我發現毛澤東的心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既然心靈相通，那就是知音。魯迅所說、所做、所想，毛澤東一定會理解，反之毛澤東所說、所做、所想，魯迅一定會理解。相互理解就一定會相互支持，那麼毛澤東還會把魯迅關進牢里嗎？

所以「假如魯迅還活著」應該有兩個結果：　　

　1、毛澤東認為魯迅不理解、不支持才會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里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　　

2、毛澤東認為魯迅理解、支持，那麼毛澤東會怎樣回答這個偽命題呢？至少他不會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里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　　

　 　右派造假，總是粗製濫造，在此向他們推薦一本書：《邏輯學基礎知識掃盲》。

　 　但是我依然要感謝造假者，是他們讓我認真地「讀」魯迅，並且聯繫著毛澤東，聯繫著中國革命來讀。

　 　魯迅先生的作品很多，他的文章就如一把手術刀，把整個中國解剖開來，讓人們清清楚楚地看到病灶在哪裡，病因是什麼，這也許跟他早年學醫有關吧，他簡直就是中華民族的「私人醫生」。

以《葯》為例：　　

主題　　

魯迅的《葯》的主題：作品通過描寫華夏兩家的悲劇，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壓迫、毒害勞動人民的罪惡，暴露了人民群眾在統治階級長期重壓下陷入愚昧麻木的精神狀態，呼籲人們尋找喚醒民眾覺悟的「藥方」。《葯》是從某一特定角度去剖析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教訓，以期引起人們思考和注意。《葯》所描繪的是辛亥革命之前清末封建社會的現實，封建勢力猖獗，人民群眾在封建勢力重壓之下處於麻木落後，不覺悟的精神狀態，他們不懂得反抗自救，不理解革命者為之奮鬥，流血犧牲的目標是什麼，更談不上以實際行動支持革命。　　

題目含義　　

  《葯》的題目含義深刻。主要包含以下三層意思：

　　1.全文以華老栓買葯為兒子治病為故事的開頭，題中的「葯」即蘸著革命者鮮血的人血饅頭。

　　2.這篇文章是魯迅寫給麻木不仁的人民群眾的一帖葯，意在拯救他們的靈魂，醫治他們的精神。

　　3.文章同樣也是提醒革命者的葯，指出革命不能脫離群眾。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葯》[小說]-人物形象　　

    　　《葯》花了大量篇幅描寫民眾，而且都是正面描寫。他們雖然性格各不相同，但都有共同特點，那就是愚昧麻木。作為民眾的典型人物華老栓，他的悲劇貫穿小說始終，所以小說要表現的主人要物應是愚昧的民眾。但由於民眾的悲劇和革命者的悲劇是緊密交織在一起的——革命者為民眾而犧牲，而愚昧的民眾卻用他的鮮血治病，可見革命者也是主要人物。這種理解也符合魯迅創造的動機，他說過：「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愚昧的民眾和革命者都是「不幸的人們」。 　　

《葯》共描寫了十一個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個：「華老栓」與「夏瑜」。華老栓是市鎮市民，夫妻辛勤操持著一個小茶館，是普通的勞動人民。他的兒子華小栓患有嚴重的癆病，他不去求醫，卻相信別人說人血饅頭可以治病，於是千方百計去找人血，他拚命積攢銅錢，只想著儘快把人血饅頭取到手，好醫治兒子的癆病，至於流血的是誰？為什麼被殺？他不用也根本沒有想這些問題，什麼「革命」 「造反」就更沒有關心的必要了。華老栓迷信、麻木、毫無反抗意識，只圖家庭平安便心滿意足了。為了醫治兒子的病，他糊裡糊塗地與殺害革命者的劊子手交易。華老栓是舊中國千千萬萬人民的代表，是在長期封建重壓下變成這樣愚昧、麻木的，為了突現這一時期人民群眾的精神狀態,作品還描寫了一組群像：在殺害夏瑜時，有「一堆」看得起勁的觀眾，「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他們除了看熱鬧的好奇心外，毫無別的感覺,在議論夏瑜之死時，「花白鬍子」、「駝背五少爺」等人聽說夏瑜在獄中的表現後，把他當成「瘋子」。烈士的母親覺悟比起華老栓他們並不見得高，她覺得兒子被殺，是無臉見人的事，上墳時「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愧的顏色」。這些描寫把辛亥革命前夕在封建勢力重壓下人民群眾的精神狀態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

「夏瑜」是作品中另一個重要人物，他是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是一位勇敢的革命戰士，他有一定的覺悟及政治理想，他知道「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他有革命熱情和大無畏精神，「關在牢里，還勸牢頭造反。」作者對這個革命戰士予以肯定，沒有絲毫的批判。作者寫夏瑜主要是為了表現群眾怎樣對待革命和革命者，以此來揭示當時的社會現實。從「華老栓」到「花白鬍子」、「駝背五少爺」、「華大媽」、「夏四奶奶」，組成一組群像：人民群眾長期處在封建統治重壓下，變得愚昧麻木，對革命毫無知覺。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過分責怪群眾。但畢竟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現實，作品向人民展現了這一歷史時期社會的一個側面，關於這一點，魯迅先生意識是很清楚的，且看先生的活：

「我們中國本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么，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么，別人的身上必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聲器么，別人必須是發聲器，才會共鳴。中國人都有些很不像樣，所以不會相干。」（魯迅《隨感錄·五十九「聖武」》） 　　

　　魯迅以筆為武器,戰鬥一生,被譽為「民族魂」、現代文學的旗幟,是中國現代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被喻為中國的托爾斯泰。毛澤東評價他是中華文化革命的主將。「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是魯迅先生一生的寫照。 　　

　 　《葯》魯迅短篇小說。寫於1919年4月，發表於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5號上。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於是提筆開《葯》。

　　以上有關《葯》的詞條摘自互動百科。　　

　 　《葯》在1919年5月發表，1919年，另外還有一篇重要的文章發表了，那就是毛澤東的《民眾的大聯合》。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連載於第二、三、四期上面。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開讚頌了俄國十月革命及其影響。他說：「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 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 　　

　　以往，毛澤東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裡，總是極力推崇聖賢在歷史上的創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學家」、「大倫理學家」出世，擔當起改造人們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個「透底的變化」了。從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歷史實際中，他開始看到過去他沒有發現的人民大眾顯示出來的巨大力量，開始覺得許多人雖然「辦了些教育，卻無甚效力」，從而明確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要多」，而且「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哪一種，無不是出於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民眾聯合的基礎是什麼？是由於有著反抗壓迫者的「共同的利益」。為此，他號召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聯合起來，為減輕地租捐稅、解決吃飯問題而進行抗爭；號召學生、教員、婦女各界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聯合起來，最終實現民眾的大聯合。他在這篇文章中作為主詞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們」。這種用語上的差別，在相當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變化。 　　從這以後，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單純個人的力量，而總是把自己置身於民眾之內，依靠民眾的大聯合，來實現救國救民的理想。這是他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變化。　　

　　關於民眾聯合起來後的行動方法，毛澤東說存在著兩種主張。一種是以馬克思為首的激烈派，一種是以克魯泡特金為首的溫和派。他當時的思想矛盾在於：一方面稱頌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贊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打倒強權。後一點，在他當時的思想中顯得更為突出，在《創刊宣言》中被作為行動方針提了出來：「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他不贊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會「起大擾亂」，還覺得強權者也是人，是我們的同類，如果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得到的仍是強權。　　

　　一個人思想上發生劇變，常常需要經歷一個複雜的蛻變過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澤東在這時選擇的仍是溫和的改良道路，覺得「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些」。然而，軍閥統治下的現實，卻毫不「溫和」。八月中旬，《湘江評論》第五期剛剛印出，便遭到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查禁，罪名是宣傳「過激主義」，被迫停辦了。湖南學聯也同時被強行解散。　　

　　這個雜誌只存在一個多月，在湖南卻發生了很大影響。創刊號印了兩千份，立刻賣完了，再印兩千份，仍不能滿足需要。不少進步青年，如任弼時、郭亮、蕭勁光，就是在《湘江評論》的直接影響下開始覺悟的。這個雜誌，在省外也引人注目。北京、上海、成都的一些報刊，都轉載過它的文章。在北京出版的《每周評論》第三十六期，刊載一篇文章《介紹新出版物》說：「現在新出版的周報和小日報，數目很不少了。……現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個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這期《每周評論》的主編和這篇介紹文章的作者，正是胡適。　　

　　這時的胡適，在《每周評論》上和李大釗進行著「問題與主義」的論爭。這次論爭，標誌著五四新文化運動內部開始分化。論爭雙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澤東所敬重的，對這場論爭的實質，他似乎一時還不能完全了解。從根本上說，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不能只是枝節地去解決問題。他當時寫道：「問題之研究，須以學理為根據。因此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他又是注重實際的，所以並不忽 視對種種具體社會問題的研究。　　

　　毛澤東聽過胡適關於實驗主義的講演，曾把實驗主義列為近代思想變革的標誌之一。他計劃籌組一個問題研究會，並起草了一個章程，於九月一日發向各地，鄧中夏還把它發表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這個《章程》提出了需要研究的七十一項問題，涉及政治、經濟、歷史、國際、技術等許多方面。恰在這時，長沙一個叫趙五貞的女學生不滿父母包辦婚姻，在花轎里割頸自殺，轟動了社會。毛澤東立即抓住這個事件，讓剛剛加入新民學會的周南女校學生李思安等去調查，於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大公報》上連續發表九篇文章，對封 建婚姻制度、婦女解放的問題做了一番扎紮實實的分析研究，激勵人們奮起反抗黑暗的封建社會。　　

以上摘自http://www.cul-studies.com/fanxiang/fxjiuwen/200412/256.html　當代文化研究網  　　

一篇是小說魯迅的《葯》，一篇是毛澤東的論文《民眾的大聯合》都在1919年發表。《葯》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民眾的大聯合》是治療方法！　　

由此我們問：毛澤東與魯迅的心是不是相通的？顯然是。　　

再看魯迅的《啊Q正傳》：　　

《阿Q正傳》是魯迅小說中最著名的一篇，寫於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之間，最初第一章發表於1921年12月4日北京《晨報副刊》的「開心話」欄，開頭諷刺考證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寫法，就是為了切合這一欄的題旨，但魯迅「實不以滑稽或哀憐為目的」，所以第二章起便移載「新文藝」欄，至1922年2月12日登畢，以後收入小說集《吶喊》。　　

　 　《阿Q正傳》向我們展現了辛亥革命前後一個畸形的中國社會和一群畸形的中國人的真面貌。它的發表，有著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諷刺了一些心靈醜陋的舊中國人。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內憂外患，政治腐敗，民眾愚昧，中華民族面臨滅亡的危險。而以孫中山為首的少數有志之士，披荊斬棘，浴血奮戰，試圖挽救危亡的中國。這就是近現代之交轟轟烈烈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912年1月1日，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帝制結束了，中國似乎出現了希望的曙光。可是，由於領導這次革命的中國資產階級沒有動員和組織廣大農民一起參加革命，壯大革命隊伍，反而對要求革命的農民採取排斥和壓制的態度；他們也沒有徹底打擊和鎮壓封建勢力，反而採取了妥協、寬容和姑息態度。所以，革命遭到失敗。例如，在武漢，曾任清廷21混成協協統，多次破壞湖南革命黨人活動，又親手殺害過起義士兵的黎元洪，卻當上了革命後湖北省軍政府的大都督；在紹興，曾在徐錫麟案件中直接籌劃殺害秋瑾的章介眉，也當上了革命後紹興軍政府的「治安科長」。當時，在「咸與維新」的幌子下，封建軍閥、官吏個個狡詐善變，他們通過各種途徑紛紛鑽進革命陣營，一旦得勢，便回過頭來屠殺革命黨。在這種形勢下，帝國主義得以與封建勢力勾結，一起向新生的資產階級政權進行反撲。1912年4月，孫中山被迫辭去大總統的職務，而代表地主買辦階級的袁世凱得以竊取政權。辛亥革命流產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但它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偉大任務。資產階級把有強烈革命要求的農民拒之門外，而與封建勢力妥協，這就不可能解決中國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問題。因此，廣大農民在革命之後，仍處於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之下，承受著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剝削和精神上的奴役。他們仍然「想做奴隸而不得」。　　

　　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向來採取暴力鎮壓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就後者說，是利用封建禮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我們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業績」和被奴役者嚴重的精神「內傷」。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歷史，是受帝國主義侵略和掠奪的屈辱史，封建統治階級在這種特殊的歷史下形成一種變態的心理，一方面對帝國主義者奴顏婢膝，表現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對自己統治下的臣民又擺出主子的架子，進行瘋狂的鎮壓，兇狠的盤剝。魯迅不止一次地對這種畸形變態心理作出精妙的概括：「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利，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華蓋集·通訊》）他們對帝國主義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地步，但偏要自稱「天朝」，沉醉在「東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國文明「為全球所仰望」。已經到了死亡的邊緣，卻追求精神上的勝利。這一思想深深毒害著處於下層的勞動人民。我們從《阿Q正傳》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趙太爺，在某種程度上，其實都是一類貨色，假如阿Q得勢，將是個趙太爺，假如趙太爺失勢，則又會是活脫脫一個阿Q。從更遠的思想根源來說，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思想陳陳相因，封建禮教、封建道德規範一代代從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勞動人民。這種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後和麻木不仁。　　

　　統治者的「精神勝利法」和對人民進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勞動人民不覺醒的精神狀態的麻醉劑。這種麻醉劑只能使勞動人民忘卻壓迫和屈辱，無反抗，無鬥志，永遠處在被壓迫、被剝削、受毒害的狀態中，成為封建統治者的奴才和順民。（有關這方面的形象論述，參看《語文讀本》第三冊魯迅《春末閑談》。）　　

　　魯迅以思想家的冷靜和深邃思考，以文學家的敏感和專註，觀察、分析著所經歷所思考的一切，感受著時代的脈搏，逐步認識自己所經歷的革命、所處的社會和所接觸的人們的精神狀態。這便是《阿Q正傳》基本的寫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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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性　　

　　魯迅先生一生都在思考國民性問題，他一生以筆為刀，解剖中國人的靈魂，對民族精神的消極方面給予徹底的暴露和批判。魯迅先生創作《阿Q正傳》意在「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讓世人清醒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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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意圖　　

　　魯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說：「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 『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他又在《〈吶喊〉自序》中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他在談到《阿Q正傳》的成因時，說他要「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又說：「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靈魂，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牆裡面的一切人眾，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裡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根據魯迅做小說的目的、治療國民弱點的論述和《阿Q正傳》的成因等言論，我們可以概括《阿Q正傳》的創作意圖：著眼於啟蒙，寫出中國人的人生，主要是廣大受剝削壓迫的勞動人民的苦難、悲慘而又愚昧落後的人生，希望改良這悲慘的人生，喚醒沉睡的民眾。作者在這篇小說中，為療救這樣病態的社會、病態的國民而發出痛苦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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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傳》繼承我國小說的民族傳統，用「傳」的形式構成全篇。小說緊緊圍繞阿Q而「傳」，自始至終以阿Q的活動作為唯一線索，展開故事情節，寫出阿Q短暫而可悲的一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藝術形象，特別是阿Q的形象血肉豐滿，栩栩如生，有鮮明的個性，包含深廣的社會和歷史內容，成為不朽的藝術典型。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係》中說：「魯迅在這篇小說裡面，主要是寫一個落後的不覺悟的農民。」魯迅先生塑造的阿Q是一個具有時代特徵、階級特徵、性格特徵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因此《阿Q正傳》的主題是永恆的，阿Q形象永遠是一面鏡子。在分析阿Q這一形象時應突出兩點：一是要把他的主要特徵—精神神勝利法突出來；二是應抓住他革命的全程。

阿Q「精神勝利法」作為一種普遍的精神現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烙上了民族恥辱的極深印記。在帝國主義擴張浪潮不斷衝擊下，封建統治階級日趨沒落，現實環境使他產生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心理。「精神勝利法」正是這種病態心理的表現。與此同時，農民本身的階級弱點，小生產者在私有制社會裡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經濟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築，物質決定著精神。阿Q面臨著一切生存的困境：無田地，無房屋，無女人等。雖然他作過一些努力，包括投機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敗而告終，阿Q依然是阿Q。物質上的絕望，必然要用精神來安慰。我認為《阿Q正傳》所映射出中國民族的多種劣根性和醜態,主要有下列數種：

一、卑怯

阿Q是喜與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與王胡打架輸了時，便說君子動口不動手，假洋鬼子哭喪棒才舉起來，他已伸出頭顱以待了。對抵抗力稍為薄弱的小D，則揎拳擄臂擺出挑戰的態度，對毫無抵抗力的小尼姑則動手動腳，大肆其輕保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現。徐旭生與魯迅討論中國人的民族性，結果說中國人的大毛病是聽天任命與中庸，這毛病大約是由惰性而來的。魯迅回答他道；這不是由於惰性，是由於卑怯性。「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以自慰，倘他有了權力別人奈何他不得時，則兇殘橫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並不中庸。」

二、精神勝利法

「精神勝利法」在阿Q身上，一般賦予它以自私、保守、自賤與健忘等含義。在所謂社會學的深層意義上，它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稱，甚至也是類似於「豁達」「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說法的反諷。它因此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種標誌而廣招評論。如：阿Q與人家打架吃虧時，心裡就想道：「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世界真不像樣，兒子居然打起老子來了。」又如他窮得娶不上老婆，卻自吹「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於是他也心滿意足儼如得勝地回去了。林毓生說：「阿Q……的精神勝利法，僅只是他的表面特徵，而更為基本的特徵則是他缺乏內在的自我……如果我們把阿Q通過社會所獲得的傳統文化體系的因素，也包括進去作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麼，阿Q便可以稱為幾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為的動物了。」（《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215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這種精神勝利法中國人發明得很早，後來與異族周旋失敗，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即使現在我們南斯拉夫大的大使官被美國人炸了、戰鬥機在祖國南海上空被美國飛機撞廢，國人怎樣？還不是嚎叫幾聲、美國人出來個道歉就算了事，國人已經心滿意足了，這就是阿Q劣根在國人身上烙下印記。

三、善於投機

阿Q本來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蕩到未庄，趙太爺父子都盤起辮子贊成革命，阿Q看得眼熱，也想做起革命黨來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過為了他自己的利益，於革命意義，實絲毫沒有了解。所以一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門裡去告他謀反的罪名，好讓他滿門抄斬。《華蓋集?忽然想到》那一條道：「中國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決不會吃苦的；因為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這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遠存在。在中國唯有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了反覆著先前的命運。」善於投機似乎成為中國民族劣根性之一。

四、誇大狂與自尊癖

阿Q雖是極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裡，甚至趙太爺的兒子進了學，阿Q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為我的兒子將比他闊得多。加之進了幾回城更覺自負。「但為了城裡油煎大頭魚的加蔥法和條凳的稱呼異於未庄，他又瞧不起城裡人了」。中國人以前動不動自稱其國為數千年的文明之邦、地大物物博，自己是軒轅華胄，神明貴種，視西洋人為野蠻民族，毫無文化可言。及屢遭挫敗，則又說西洋人所恃的不過船堅炮利而已，所有的不過聲光化電而已，談到禮教倫常則何能及我們萬分之一？甚至於飽受西洋教育的辜鴻銘還說中國人隨地吐痰和娶妾制度是一種精神文明。這何異於阿Q將自己頭上的癩頭瘡疤當做高尚光榮的符號，當別人嘲笑他時就說「你還不配……」呢？

阿Q的種種劣性都有其培育生長的土地。活在清朝末年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還佔統治地位時期，他赤貧如洗，沒有財產、沒有職業，連個家也沒有，寄住在土谷祠。他經常受到趙太爺、假洋鬼子的打擊、凌辱和周圍平常人的嘲弄，對這些他都以「精神勝利法」一笑了之。由於他在政治上承受著沉重的壓迫，經濟上遭受著殘酷的剝削，精神上蒙受著長期的毒害，人格上忍受著種種屈辱，所以他有自發的革命要求，希望通過抗爭，改變自己的現狀，但是由於長期封建思想的毒害，他也有自私、陝隘、封建、保守等落後思想。自發的革命要求和落後的思想意識，在阿Q身上始終是矛盾著的，他是這種矛盾性格的統一體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一個落後而不覺悟的農民典型、縮影。了解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後，阿Q給人們留深刻的印象，具體如下：

一、阿Q這個形象令人笑中帶淚。對於失敗、屈辱、窘境等人生中難免遇到的事，一般的、正常的人會悲傷之後繼續奮鬥；憤怒之後難以忘懷；不滿之後努力改變困境。但阿Q卻不然。他自有他一套獨特的、但同時又是病態心理表現的對付方法，那便是「精神勝利法」。而阿Q的「精神勝利法」便是阿Q令人笑中帶淚的原因所在。

二、阿Q這個形象令人既同情又痛恨。令人同情的是阿Q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充滿著屈辱、貧苦，挨飢受罵被打不絕。他在未庄人的眼裡根本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是人們茶餘飯後的笑料而已。阿Q既喪失了做人的人格、尊嚴，如不能姓趙，否則便挨打。又是一無所有的：他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只能借住在土谷祠中，靠給人打零工為生，老婆、孩子更是痴心夢想，而這些，都是作為一個人最低的、最根本的需要啊！但在那個社會，這隻能是阿Q的美夢而已。這就使阿Q愈發人不像人。而到最後，阿Q竟被枉殺，以被錯殺而結束了他短暫而不幸的一生。所有這些，無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時，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許多的陋習：賭博、喝酒、偷了東西還耍賴，更甚至明裡、暗裡地耍流氓，調戲婦女。

三、阿Q這個形象又是辛亥革命前後被壓迫、落後、不覺悟農民的縮影。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面分析內容中再細緻闡述。

總之，阿Q是個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過目難忘的辛亥革命前後不覺悟、被壓迫的農民形象。

現在我們從內容和情節的發展以及寫作技巧上分析阿Q的精神勝利法：小說緊緊圍繞阿Q而「傳」，自始至終以阿Q的活動作為唯一線索，展開故事情節，寫出阿Q短暫而可悲的一生。

在第二章時，追述往事，刻畫阿Q的性格特徵：精神勝利法。描述阿Q的部分生活片斷，突出了他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交代阿Q的經濟地位，到處打短工的流浪僱農，是社會中被壓迫、被污辱的最底層的人。接著連續寫他的四個生活片斷。他窮得娶不上老婆，卻自吹「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在精神上獨不崇奉趙、錢兩家，進過幾回城，又譏笑未庄人的「不見世面」，這些都突出了阿Q妄自尊大的特點；「癩瘡疤」的故事，寫他被欺辱時由打人到怒目而視到自輕自賤；「押牌寶」事件，寫他被欺辱後為取得精神上的勝利而進行自我摧殘。以上便是阿Q精神勝利法的構成部分之一。第三章，接第一章的情節，繼續寫阿Q的精神勝利法。阿Q被趙太爺打了之後，反而因此「得意了許多年」，原因就在於中國人從來如此，他們景仰強暴，視人壓迫人為當然。作者入木三分地表現了當時人們的這種十分可悲的變態的奴性。這一章寫了三個生活片斷。竟然敗在王胡手下，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挨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調戲小尼姑，為自己的屈辱報仇。三個片斷，刻畫了阿Q畏強凌弱的性格；阿Q與王胡比丑，說明他無聊到了極點；憎惡假洋鬼子，則表現他排斥異端；「趕緊抽緊筋骨」等待挨打，顯出十足的奴性；調戲尼姑，更表現阿Q對女性態度上的骯髒靈魂。

第三章接第一章的情節，繼續寫阿Q的精神勝利法。阿Q被趙太爺打了之後，反而因此「得意了許多年」，原因就在於中國人從來如此，他們景仰強暴，視人壓迫人為當然。作者入木三分地表現了當時人們的這種十分可悲的變態的奴性。這一章寫了三個生活片斷。竟然敗在王胡手下，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挨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調戲小尼姑，為自己的屈辱報仇。三個片斷，刻畫了阿Q畏強凌弱的性格；阿Q與王胡比丑，說明他無聊到了極點；憎惡假洋鬼子，則表現他排斥異端；「趕緊抽緊筋骨」等待挨打，顯出十足的奴性；調戲尼姑，更表現阿Q對女性態度上的骯髒靈魂。

第四章，寫阿Q拙劣的求愛經過和遭到的可悲結果，繼續表現阿Q的地位和處境。作者在敘述中把阿Q的永遠得意歸究於「中國精神文明冠於全球」，指明了他的思想是受了封建文化、思想的影響而產生的，這是阿Q嚴格遵循「男女之大防」和排斥異端的思想根源。而強調阿Q的「樣樣合於聖經賢傳」，以及他要找女人是唯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都說明阿Q全身浸潤了封建思想的毒素，滿腦子都是封建思想道德。而他去擰女人大腿，說「誅心話」「擲一塊小石頭」，留心想「引誘野男人的女人」，又說明他前面的思想是虛偽而可憎的。年近三十的阿Q要求戀愛是正當的，但他的要求卻觸犯了封建禮教，因而遭到趙太爺父子的兇殘迫害，他不僅挨打，而且連可憐的一點點家當也被榨取乾淨，斷絕了活路。這一章，寫了阿Q的可憎，更寫了他的可憐，也寫了統治者迫害人民的殘暴。到此，情節發展又深入了一步。

第五章，寫阿Q走投無路，揭示麻木的國民「吃人」的本相，再寫阿Q的畏強凌弱。「戀愛」既成「悲劇」，阿Q接下來遇到了「生計問題」。這一章寫了三個生活片斷。阿Q感到「世上有些古怪」，做工被老主顧拒之門外而意識到生路被斷絕。然而他並沒有意識到斷他生路的是趙太爺之流，而誤以為是比他更弱小的小D「謀了他的飯碗去」，便發生了「龍虎鬥」。這既表現了阿Q的畏強凌弱的性格，又說明阿Q的不覺悟已經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無路可走的阿Q去靜修庵偷蘿蔔，是情節的必然發展。他視小尼姑如草芥，對老尼姑耍無賴，亦是他畏強凌弱無賴霸道的表現。自己的不爭氣不覺悟，統治階級的迫害，必然使他走上行竊之路。

第六章，寫阿Q由走投無路到短暫的「中興」，再被趙太爺逼到無路可走的經過。阿Q從城裡回到未庄後，受到人們的「敬畏」，不過因為他在城裡給白舉人家裡幫過忙，手裡有現錢，有些便宜貨，還知道城裡一些見聞。因此，掌柜、酒客、路人都對阿Q「刮目相待」，王胡等人對阿Q也「肅然」，婦女對有劣跡的阿Q也不再躲避，而是主動趕著要買他的東西。這一切深刻揭示了國民趨炎附勢的本性。然而，當阿Q的底細被披露出來後，人們又由對他的「敬而遠之」到「斯亦不足畏也矣」，更說明了世態的炎涼，人們的愚昧無知。不由得使人發問，這樣的國民，不改造行嗎?阿Q的又一次走投無路成為必然。在阿Q身上，除這精神勝利法之外，還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現。譬如他對女人的那種帶有濃厚傳統色彩的蔑視，譬如他那種到更弱者身上去發泄惱恨的劣習，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卻去調戲小尼姑，等等。如果說小說對阿Q精神勝利法的集中刻畫，已經證明了魯迅是要借阿Q來刻畫國人的靈魂，那麼阿Q身上的其他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態，就更進一步證明，魯迅的確是完成了他的創作意圖，把阿Q寫成了整個民族精神病態的典型。他的精神狀態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國歷史上遺傳下來的種種奴隸意識，近代以來隨著社會半殖民地化而產生的許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動而又透徹的表現。難怪《阿Q正傳》一出版，社會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為魯迅是在專門諷刺他。這種強烈的反應正從一個側面證實了小說成功的原因。正因為魯迅把我們國人的病態靈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來，只要這病態尚未根除，《阿Q正傳》就仍然能強有力地震撼讀者。

魯迅寫阿Q，當然是為了刻畫民族的精神病態。但是，他把阿Q和整個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後這樣一個時間背景下來描寫，就使未庄的變遷和阿Q的遭遇給予另一方面的意義，那就是以一種概括的方式表現出辛亥革命的實際情形。這雖然不是小說的主要價值所在，但由於在當時的文壇上，還沒有人能以這樣透徹的筆力描繪出辛亥革命的嚴酷真實，因此，《阿Q正傳》的這一部分也就還是具有了相當重要的價值。

現在我們從阿Q投身革命的全程來看阿Q的性格特徵。

阿Q的革命要求是模糊而幼雅的，這一方面反映了他改變長期屈辱地位的願望，另一方面也夾雜著許多落後的意識和營私利已的思想，他的革命甚至達到敵我不分的嚴重地步。阿Q這種蕪雜而落後的思想，註定了他「投降革命黨」的失敗。

但阿Q投身革命的歷程卻從客觀反映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提出了在中國民主革命中啟發農民覺悟的重要性這一重大問題。封建統治階級的道德觀念，使阿Q誤解革命；屈辱的地位和悲慘的處境不能不使阿Q本能地傾向革命，說來似乎並不光彩的「偷兒」行徑，其實就是阿Q的初步造反行動!當阿Q發現革命使舉人老爺恐懼萬分，未庄一群鳥男女驚慌失措時，便深感「快意」，於是「神往」革命，判定「革命也好罷，革這伙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

在第七章中，寫辛亥革命到來時各階層對革命的態度，突出了阿Q的革命要求。投機「革命」：在阿Q再一次被逼上末路時，辛亥革命的暴風雨來了。城裡的「舉人老爺」視革命如洪水猛獸，他要逃難了。未庄的「一群鳥男女」驚恐萬狀，誤傳革命軍是為崇禎報仇的軍隊。阿Q則最具有代表性，由於他的思想深處的保守心理，使他對一切新生事物都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所以起先對革命「深惡而痛絕之」；但他又從自己的處境和感受出發，感到「革命也好罷」，產生了「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的要求，因此他高喊「造反了，造反了」，表達了他革命的願望。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實質是什麼呢?「要什麼就是什麼，歡喜誰就是誰」。這樣的革命怎麼能夠成功?小說以形象的描寫，從一個側面反映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源。再看阿Q的對立面，趙太爺父子在革命到來時嚇得六神無主，低聲下氣地把一向不放在眼裡的阿Q叫成「老Q」，這時候的趙太爺和阿Q儼然換了一個位置。還是年輕一輩詭計多，趙秀才竟和假洋鬼子相約革命，革掉了靜修庵里的一塊龍牌，還順手抄走了一個宣德爐。這就是當時非常普遍的混跡於革命中的假革命現象。

而第八章，寫到辛亥革命引起的未庄的變化，進一步刻畫阿Q的性格。革命像一陣風一掃而過，並沒有到達未庄，人心日見安定。政權落到投機鑽營者手中。變化最大的不過是掀起了盤辮的風潮。趙秀才、假洋鬼子成了戴「銀桃子」的革命黨，未庄的政權仍在這些從前的壓迫者手中。阿Q要投革命黨，結果誤投假洋鬼子門下不成，被「哭喪棒」趕出門。他被剝奪了革命的權利。同時寫趙家遭搶，這就預示著阿Q的悲劇命運就要到來。趙家遭搶使未庄人和阿Q都很「快意」，這體現了人們對統治者的不滿情緒。阿Q就是作為搶劫嫌疑犯而被捕的。誰告了他的狀呢?就是戴「銀桃子」的自稱革命黨的趙秀才。壓迫阿Q的是趙秀才之流，不準阿Q革命的是趙秀才，最後捕他、審他、處決他的還是這個戴著「銀桃子」的「革命黨」人。阿Q要求革命而不可得，革命後反而被槍斃，他成了革命的犧牲品（在第九章，寫阿Q被當作替死鬼被捕、被審和被處決。）。可悲的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槍斃，而且還在死前表演了他最後的精神勝利法：「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這一章里，還提到城裡依然如故，掌權的還是原班人馬，舉人還在追究陳年老租，依然遊街示眾，依然看客如雲，只是審問的跪改為站，處決的砍頭改為槍斃。小說顯示，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團漆黑；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人，依然是那樣麻木。

宗上所述，阿Q參加革命的全部過程，形象地說明了辛亥革命同農民的關係：革命不關心農民，農民不理解革命，像阿Q這樣的農民雖有自發革命的要求，在革命黨深入農村之前，也只能以這種自私落後的思想理解革命，而只能受「精神勝利法「的支配而不自覺。正是由於受「精神勝利法」的支配，阿Q不能從屈辱中奮起，在失敗中求生，總是以幻想的勝利來安慰自己，來掩蓋屈辱和失敗。結果革命果實被善於在複雜的鬥爭中保存自己的地主階級所竊取，真正歡迎革命的阿Q不可避免地遭到悲慘的結局。

總之，我們不難看出，阿Q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有革命的要求和可能，但是他的地位決定了他革命的局限性。客觀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

現探討一下作者的寫作意圖：意圖主要有兩點：一是「畫出沉默國民的魂靈」，「暴露國民的弱點」，讓讀者了解長期封建統治所造成的可怕的國民的愚昧，意在「引起療救的注意」；二是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批判它的妥協性和不徹底性。而阿Q這一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提醒大家：中國的任何革命必須注意解決億萬貧苦農民的問題。這樣，我們就能深刻地認識到作者寫阿Q傾向革命的本能，顯然是提醒革命者：廣大農民是有革命要求的，決不應該視而不見這支力量。歸納起來，這篇小說表現了魯迅對辛亥革命的看法，體現了魯迅的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和熱切的愛國之心。

　 　

再看毛澤東的群眾路線：　　

群眾路線，指的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1、群眾路線萌芽的標誌是黨的二大通過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其中有「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裡面去」的表述。　　

2、「群眾路線」概念最早出現在由周恩來於1929年9月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籌款工作「要經過群眾路線，不要由紅軍單獨去干」。　　

3、1943年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對群眾路線作了經典性的論述。他說：「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4、1956年，群眾路線的概念最早出現在黨的八大黨章中：「必須不斷地發揚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 　　

5、1981年6月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講到毛澤東思想時指出：「群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韓振峰的blog　　http://blog.gmw.cn/u/36971/index.html　　

　 　《阿Q正傳》又是提出病痛，引起療效注意，而毛澤東又是找到了治病的方法，就是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　　

　 　毛主席曾經說過，「我們應該相信群眾，我們應該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則」　　　

　 　阿Q參加革命，其實對革命並不了解，一個把自由黨變成了「柿油黨」的流浪漢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據自己的本能來確定其含義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戲曲中的場面——「銀盔銀甲。三尖兩刃刀」；所謂的革命，就是搶得財產，把秀才家的寧式床搬來；就是搶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兒等女人搶來，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殺，把秀才等殺掉，把王胡殺掉；就是欺壓別人，讓小D搬東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將比失敗讓人更加可怕。　　

　 　

由此看來，魯迅對資產階級革命能夠改變中國命運是不抱信心的，甚至是擔憂的。　　

　 　

啊Q正傳發表於1922年，而1920年毛澤東毛就把新民學會中主張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會員，組成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小組成員最初6人，後發展到10人，骨幹有毛澤東、何叔衡、彭璜等。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有：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毛澤東、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陳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陳公博，包惠僧受陳獨秀派遣參加了會議。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

毛澤東找到了救中國救人民的光明大道，那就是社會主義人民民主革命，，讓人人都負起責任來，建立了新中國。建國後　毛澤東也始終 相信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發動人民群眾，讓人民群眾負責。以防止啊Q(失勢的找老太爺、假洋鬼子等）的革命和革命的啊Q（成功的投機分子）！

魯迅是個高明的醫生，他總能給你確診，毛澤東是個更高明的醫生，他總能給你去病。但是他們也有區別，魯迅比較狠，是主張痛打落水狗的，毛澤東比較溫和，主張教育鍛煉改造。魯迅是西醫療法，就如啊Q所說：咔嚓。毛澤東則是中醫，主張保守治療。

假如魯迅還活著，是魯迅會遭遇不幸還是那些落水狗會遭遇不幸？不需多說，僅僅通過魯迅的兩篇文章 ，就能讀懂毛澤東，就能讀懂天下人，就能讀懂啊Q以及啊Q的子孫們。無怪乎先生逝世七十餘年了，還有那麼多的人在咒罵他，而且越來越起勁。無怪乎毛澤東逝世三十餘年了，還有那麼多的人在咒罵他，而且越來越起勁。因為毛澤東的心是與魯迅相通的，他們呼喚民眾，團結民眾，他們打倒得勢的啊Q和改造失勢的啊Q，所以他們一同被啊Q的子孫們咒罵著。

　咒罵吧，正是你們的咒罵，才讓我真正地讀懂了魯迅，讀懂了他的偉大，他準確地診明中國之病。

　咒罵吧，正是你們的咒罵，才讓我從魯迅讀懂了更加偉大的毛澤東，他深明中國之病，並且捨生忘死去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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