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格平：治霾關鍵在既得利益集團
《穹頂之下》刷屏，一個現象級的嚴肅議題傳播案例誕生，堪值紀念。
印象中，這是第一次有人綜合運用演講、調查、新媒體傳播手段來展現一個公眾議題，也是當前中國最接近美國戈爾紀錄片《難言演說的真相》的一次傳播行動。
柴靜的貢獻，不在內容，而在於表現方法，並通過這些方法將大眾視野集中到霾這個話題上來。就這個意義上來說，此時此刻，微信中各種對柴靜的批評都是無力的。
呦呦鹿鳴的觀點是：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柴靜，我們希望柴靜的幕後團隊能夠站到台前，我們希望柴靜團隊能全國巡迴演講，我們希望演講、出版的收入讓柴靜富裕起來，以支持更多、更深入的公眾議題調查，凝聚更多的社會共識。《穹頂之下》不能成為一個傳播孤例，而應成為一個嚴肅議題傳播循環機制創建的契機。
《穹頂之下》沒有遭到封殺，而是得到當局的力挺（網傳的那個網管通知並不是封殺通知），這說明社會上下已接近到一個共識平衡點。
有人批評《穹頂之下》沒有新的內容，對，它就是沒有新內容，而這也恰恰是中國環保癥結的根本所在——說著昨天的話，重複昨天的故事。
一些人以為，中國環境污染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情。其實不是，鹿鳴君要告訴大家的是：
1970年代初，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就發布了一個十年環境污染治理規劃：用五年時間控制環境污染，用十年時間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1972年6月5日，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中國派團參會。
1973年，全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召開。國家計劃委員會向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國務院各部門轉發了12期會議簡報——向全國通報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情況。
當時，中國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
如果中央的十年規劃得到實現，就沒有今天「霾鎖中國」的問題。但是，中央的規劃實現過幾次呢？同樣的道理，剛剛改革開放中央就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結果呢，現在還在轉。
上世紀80年代初，在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環境保護局工作的曲格平組織課題組，計算環境污染損失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曲格平向主管國務院常務工作的萬里副總理彙報了14%這個數字，萬里很震驚，說要像計劃生育一樣，環境保護也應作為一項基本國策。
曲格平後來擔任國家環保局首任局長，他說，周恩來總理當年就有擔憂——別讓北京成為倫敦那樣的「霧都」。
但是，結果呢？
呦呦鹿鳴一向主張「與新聞熱點保持距離」，為什麼？因為太陽底下無新事。
2013年底，醫學界權威雜誌《柳葉刀》上，中華醫學會會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竺和王金南等合作的論文顯示，中國每年因室外空氣污染導致的早死人數在35萬-50萬人之間。
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張世秋領銜的課題組估算，2013年1月霧霾事件對交通和健康的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約230億元。
《南方周末》報道說，二十年前美國專家研究PM2.5時，曲格平在美國考察就已得知PM2.5的危害。他曾當著北京市領導的面批評，「主要責任還是你們地方政府，但是國家也有推託不掉的領導責任。中國就一個首都，污染到這個程度，現在才想起來，為什麼不早做？！」
那麼，解決污染問題，為什麼不早點做呢？原因就在利益集團。所以，今天鹿鳴君向大家推薦2014年3月《齊魯晚報》記者張紅光、鄭雷對曲格平的採訪。他說出了柴靜沒說的一些話。
不保護好生態環境,也要亡黨亡國
by 齊魯晚報 vs 曲格平
曲格平：中國首位常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首席代表，首任國家環境保護局局長。
齊魯晚報：最近北京空氣怎樣？霧霾多嗎？
曲格平：今年2月底，北京經歷了今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霧霾，連續六天6級重度污染，霧霾遮天蔽日。說實話,我現在呼吸起來，感覺很不舒服。 齊魯晚報：可以去環境好的地方避避。曲格平：去哪兒避？現在我國環境污染非常嚴重，將近1/6的國土正在遭遇灰霾天的嚴重侵襲，而且主要集中在中東部較發達地區，污染程度還在加劇。尤其京津冀這一帶，霧霾非常嚴重。 齊魯晚報：您對我們目前生活的環境如何評價？曲格平：這麼多年來，我很少聽人稱讚中國的環境狀況，每一屆國家領導人都在講「形勢嚴峻」，實際上是非常嚴峻，十分嚴峻，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面臨如此嚴重的環境污染。不光是大氣污染，還有水污染、土壤污染、有毒化學品污染等等，存在的問題很多、很大，老百姓最起碼、最基本的生命健康和安全都受到威脅。 齊魯晚報：所以去年您說：「不懲治腐敗要亡黨亡國，不消除環境污染，不保護好生態環境，也要亡黨亡國。」曲格平：是啊，去年說這句話時，我是琢磨了好久才說出來的，聽起來確實有點嚇人，但歸根結底還真是這麼回事。這個問題非常嚴重，事關人民大眾的生命健康和安全。
齊魯晚報：如果給現在的環境污染排名的話，您認為什麼污染最嚴重？曲格平：霧霾肯定是第一位。上世紀70年代，說日本東京的孩子看不到藍天，我們還當個笑話講，現在北京的孩子能看到藍天，已經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了。第二是水污染。中國是個嚴重缺水的國家，但水污染尤為嚴重。不過，山東省的環保工作成績是非常卓著的，有59條河流都能養魚，這個指標很過硬。現在我還沒看到全國有第二個地區敢這麼說。第三位是土壤污染，污水灌溉、空氣污染、顆粒物沉降，這些都會污染土壤，特別是農藥、化肥對土壤的污染更嚴重。 齊魯晚報：公眾一直關注的全國土壤普查數據，到現在也沒有公開，不知道您是否了解這個數據？曲格平：環保部和有關方面做了大量調查，下了很大的力氣，但我也看不到這個數據。其實環保部即使想公開，估計也很難，因為牽涉到太多部門和地方的利益了。齊魯晚報：說到數據這個問題，我們有種感覺，現在每年有關部門都會通報，說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度下降，但老百姓的感性認識恰恰相反，這是為什麼？
曲格平：有很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我說公布的都是大體上有這麼個數據,僅供參考吧。有些數據並不是太準確，有時有關部門公布的數據還會與現實形成極大反差。 齊魯晚報：為什麼數字有可能失准?曲格平：首先是監測網路並不是很齊備,可能報不全；第二，企業不如實上報，它們想盡辦法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中國是這樣，外國也是這樣。現在國家環保部正在查處一些數據造假的企業，發現數據不造假的企業太少了，這個情況具有普遍性；第三，各級地方政府管理不科學、不到位，涉及本地區利益，也不願意報實數。各級政府現在仍然是只看重GDP，對環境保護不夠重視，現在有關領導被問到環境問題時，羞羞答答，身上直冒汗。（鹿鳴君註：最近國家環保部剛剛約談了山東臨沂市長和河北承德市長） 齊魯晚報：看來您在做環保局長時，就深有感觸。曲格平：全國「數字遊戲」也不僅是環保一家，是一個老大難問題。 齊魯晚報：那您認為，現在我國霧霾如此嚴重的原因是什麼？曲格平：除了客觀天氣原因外，其實主要是人為原因，有三點：第一，工業、生活中煤炭的大量使用是主要原因，我們現在使用的能源中近70%還是煤炭，在世界年燃煤量排名上，中國絕對第一，這是造成霧霾和環境污染的根本原因。第二,汽車不斷增多，尾氣大量排放。第三,，生活方式的影響。現在家庭取暖做飯，主要還是煤炭，天然氣會好一點，但是並沒有普及。過去生活方式的污染可以忽略不計，現在所佔比重卻顯著提高。
齊魯晚報：:我國環境保護已經走過了40多年曆程，你對這個歷程如何評價?曲格平：40多年來,中國領導決策層提出了許多先進的發展理念，但是這些發展戰略多數只停留在理念層面上，停留在文字上和口頭上，很少見諸行動。中國在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上，長期沒有擺脫過度追求增長速度的觀念，沒有注意解決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關係。 齊魯晚報：改革開放之後,這種情況也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曲格平：我們現在主要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治污，就是對污染嚴重的企業採取限時、停業或者關閉。可是企業也有對付辦法,這個排污口關了，還有通往地下的另一個隱蔽排污口。其次就是政府進行環保宣傳、說服和教育等，這種方式沒有剛性約束，主要看企業的自覺性，效果堪憂。 齊魯晚報：指望企業自覺肯定不行，那您認為現在治理霧霾最大的阻力和瓶頸在哪裡?曲格平：主要在於政府，企業不可能主動去保護和治理環境，但光靠政府說教也不行，政府必須履行其責任，通過規章制度和嚴格的措施來約束和控制企業排污行為，否則根本沒用。齊魯晚報：還有沒有其他原因?曲格平：改革既得利益集團也是治理霧霾的一大關鍵。但是實在是太難了。 齊魯晚報：為什麼這樣說?曲格平：改革開放不久,中央就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這些年進展並不大。因為現在改革權掌握在既得利益集團的手裡，很多重點大型企業都在他們的利益範圍之內。要是改的話，錢就不能往自己腰包里裝了，得拿出來治理環境，誰願意啊，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得不到解決的實質問題。 齊魯晚報：割誰的肉誰心疼。曲格平：只要牽扯到自身利益,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要難。再說各級政府眼裡只有GDP，它們和企業都不願損失自身能得到的最大化利益。
齊魯晚報：面對既得利益集團,我們該怎麼辦?
曲格平：想要改變環境污染的現狀,決心、勇氣、辦法和措施，一樣都不能少，改革必須要動真格了，向既得利益者開刀，政府必須履行其應盡的責任。 齊魯晚報：您看到政府的決心了嗎?曲格平：3月13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李克強總理對日益惡化的環境，一個嶄新而又鏗鏘的提法就是，要「鐵腕治污」加「鐵規治污」。只要政府下定決心動真格，把環境保護和治污工作放在首位，提到「不消除環境污染,也要亡黨亡國」的高度,我想那肯定就沒有問題了。 齊魯晚報：您認為我國當下的環境保護與治理,最缺少什麼?曲格平：我一直認為，最缺少的是法治，尤其是嚴厲的執行。其實我們不缺好的方針政策，我們一直是「領先的方針,脫節的實踐」，一到執行,就完了。 齊魯晚報：那您說的法治,具體怎麼理解?曲格平：第一要有法律，第二要有執行機構。誰要是違背了這些法律和規定，執行機構就有權力去嚴厲整治。一些國家的環保部腰桿特別硬，背後有法律的強力支撐，中國卻截然不同。
齊魯晚報：您覺得我國現在的環保法治環境如何?曲格平：我曾提倡把環保的法治作為中國法律的一個突破口。其實,我國的法律不算多，也不算少，幾百部法律，環境方面就接近30部。 齊魯晚報：法律不少，為什麼卻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曲格平：一方面，環保法規定得過於籠統，缺少一定的量化和細化，原則性不強；第二，全國普遍不太重視，認識不到位，說到做不到；第三，一些政府部門執行不力，遇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齊魯晚報：我們要想打贏霧霾這場戰役，應該怎麼做?曲格平：第一、要把中央的規定落到實處，最根本的就是法治，沒有這個一切都是白說。第二，政府目標一定要具體。根據國務院去年9月出台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到2017年，每年要採取什麼措施，達到什麼標準，都得計算出來，然後仔細研究，不能光靠一把手說了算。
第三、全民監督，比如監督私營工廠。現在大企業一被曝光，股價立刻下跌，公眾要是覺醒了，力量還是很強大的。第四、保護環境要從自身做起。盡量少開車、多些綠色出行。全民積极參与到環境保護的大潮中來。齊魯晚報：2013年9月,國務院出台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有人把它稱為中國治理大氣污染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您怎麼看?
曲格平：以國務院的名義出台治理大氣污染的行動計劃，在新中國環保史上來說應該是第一次。這足以看出中央解決大氣污染問題的決心。這個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確立的具體目標是到2017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優良天數逐年提高。 齊魯晚報：這五年是不是很關鍵?曲格平：這是邁出的第一步，很關鍵。這一步我們要是邁不出去或邁不好，這就意味著中國治理環境和霧霾沒什麼希望了。 齊魯晚報：實現這個目標，難度大不大?曲格平：有一些不同的聲音，說這個目標定得有點低了，我反駁說，就現在而言，其實已經是很高了，到時能完成這個目標，已經相當不錯了。 齊魯晚報：拋開這些數字，要是通俗點說的話，要讓老百姓天天能看到藍天白雲，得等到什麼時候?曲格平：完成2017年的目標，只是我們環境治理邁出的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再過5年，也就是到2022年，可能會好一些，在這個時候，隨著技術的進步和新設備的更新換代，一些企業的污染會明顯減少，甚至污染物的曲線有可能會減緩或者下降。再過5年，到2027年，不過基本把希望定位在2030年，環境保護會看到成效，污染嚴重的企業或者行業會得到有效遏制，環境保護會向更好的方向轉變。再過10年，到2040年，可能會出現一個比較好的局面。就算到2050年，要是能達到西方治理環境的水平，那也是相當不錯的，中國太複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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