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

??作者：吳建仁

浙江橋睿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研究總監。經濟學專業背景，十年以上金融從業經歷。對政治經濟學（關於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理論）及中國工業化史有所有研究。 ?

?　　工業革命是中國一個半多世紀以來面臨的最大挑戰。從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年）開始，中國被工業強國叩開國門，國力日衰，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年）後，為救亡圖存，清政府開啟了洋務運動（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嘗試，1861-1895年），但甲午海戰（1894-1895年）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之後清政府又經歷了戊戌變法（1898年）、庚子國變（1900-1901年）、立憲運動（1905-1911年），最後終於威信掃地，在辛亥革命（1911-1912年）的一身槍響中轟然倒塌。清朝滅亡後中國進入民國時代（1912-1949年），整個民國時期，可以說中國大地上的炮火一刻也沒有停息，先是北洋軍閥混戰（1912-1926年），接著是北伐戰爭（1926-1928年），蔣介石雖然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中央政府的權威仍然是極為有限的，戰爭並未結束；原來並肩作戰的國共兩黨公開分裂，南昌起義開啟了國共十年內戰（第一次國共內戰，1927-1937年），期間國民黨內部還爆發了的中原大戰（1930年），中原大戰結束第二年，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1931-1945年），最終中國在二戰同盟國的援助下，取得了近代以來抵抗外敵入侵的首次勝利；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走出低谷的開始，但抗戰結束並不意味著戰爭結束，隨後爆發的解放戰爭（第二次國共內戰，194-1949年）結束了國民政府的統治。連年的戰爭、動亂的環境、以及國民政府錯誤的政策，中國的工業化步伐仍然步履蹣跚。最終共產黨取得了政權時，中國仍是一個工業基礎薄弱的農業大國。新中國建立以後，靠著朝鮮戰爭（1950-1953年）換來了蘇聯的安全保證和技術援助（一五計劃，1953-1957年），但同時由於種種原因（主要是安全和主權方面的原因），採取了重工業，尤其是國防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並不斷強化計劃經濟體制，由於排斥了市場的作用，在資源調動上，只能利用行政手段和運動方式。因此，到改革開放（1978年）前，中國雖然已經初步構建了相對完備的國民工業體系，但嚴重缺乏自我更新和發展的能力。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採取漸進方式，逐步引入市場因素，引入境外資本和技術，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途中遇到過重大波折（1989-1992年），但在由於較好地處理了「發展-穩定-改革」的三角關係，終於在本世紀初（2008年前後）實現了驚險的一躍，進入到工業化國家的行列，完成了幾代人一個多世紀的夢想。

　　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及其後的形勢演化，讓世界意識到——中國的工業化已經基本完成了，它已經成為了一個不可逆的歷史事實，而不是對未來的理想追求。但是理論界對這一現象的解釋卻剛剛開始。文一的《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這部著作就是對這一現象進行理論解釋的最新嘗試。本書作者文一，第三批國家「千人計劃」創新人才。1982年獲華西醫科大學醫學學士，1991年獲聖母大學哲學碩士，1996年獲愛荷華大學經濟學博士。之後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3年）、康奈爾大學（6年）。2008年起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目前擔任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長、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兼職教授、《宏觀經濟動力學》副編輯、《經濟調控與動力學雜誌》副編輯，《中國經濟評論》副主編等職。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解釋中國工業革命發生的原因（第二章），並進一步探討工業革命的普遍邏輯（第三章），並對中國未來的發展進行了展望（第四章），在前三章的基礎上，批駁了當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謬誤（第四章），並通過案例分析從微觀上對之前的觀點進行論證（第五章），最後得出了一個關於經濟發展的普適性的結論（第六章）。本書雖然是一本專業著作，但裡面完全沒有數學公式，而且內容非常豐富，非專業的同學也很容易看懂。

　　這裡結合本書簡單談一下對工業革命這個問題的想法。

　　1、關於原始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在英國工業革命（1760年代-1840年代）爆發之前，西歐國家實際上已經經歷了長達幾個世紀的漫長的資本原始積累（馬克思，《資本論》），作者認為，這個階段是經濟的「胚胎髮育」階段，這個過程是原始工業化或原始「市場發育」階段，而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鄉鎮企業繁榮把這個階段「縮短到十年（即1978年-1988年或至多1949-1988年的40年，如果包括土改和農村合作化運動時期的話），而且沒有採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奴隸販賣等早期資本主義國家慣用的創造全球市場的手段」。（本書，P139）這個認識是對的，但中國的原始資本積累雖然沒有對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造成太大壓力，卻也並非是田園牧歌式的，中國和蘇聯一樣，主要採取的是「內卷式」（相對於外部殖民）的原始積累方式，集體農莊或人民公社就是其具體形式。在這個過程中，農村、農民和農業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和犧牲。

　　2、關於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在西方國家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國際之間的競爭是非常殘酷的，戰爭是常態，而和平只是例外。為了生存，需要國強，而要國強，需要國富。如何才能實現國富？這成為當時西歐各國的世紀之問。於是經濟學家應運而生，各種理論爭相鬥艷。重商主義學派、重農主義學派是其中的代表，最後，在對這些理論進行繼承和批判的基礎上，亞當·斯密（1723年-1790年）成為集大成者。斯密的《國富論》出版於1776年，當時，工業化剛開始不久，還沒有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現象，國家的財富/價值（它是力量的源泉）就是一個需要定義的對象。斯密認為財富的本質是具有使用價值的產品，它主要不是金銀，也不僅僅包括農產品，還包括工業品。在這之前，重商主義學派（16世紀中葉-18世紀中葉）認為是金銀貨幣才是財富；而重農主義者把「土地生產物看作各國收入及財富的唯一來源或主要來源」。如果說重商主義者的眼中，世界是一個商業競爭社會，要使國家富強就要依靠強勢貿易，從別國手中把金銀賺來，這裡強調的是貿易；在重農主義者的眼中，世界就是一個封建式的農場，要使國家富強就要保護土地所有者的權益，其注重的是生產，而且主要是農業生產；那麼在斯密的眼中，世界就是一個分工型的網路社會，要使國家富強就要讓人民更加勤勞地勞動，使分工更加深入以提高勞動的效率，而兩者都取決於市場的規模。在一個分工社會，只有市場存在，勞動才有意義，否則，勞動的價值將無從實現；而且只有市場足夠大，分工才有可能細化，否則，分工所需要的固定投入無法帶來規模效益，也就不可能具有經濟性。

　　從斯密的這個邏輯鏈條當中，可以合理地推論出一個結論：市場是重要的。

　　從這個結論，又可以演繹出兩個政策導向：

　　政策一：因為市場是重要的，所以政府不應該干預市場，而應該充分發揮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就是提倡政府應該無為，政府最多就是個「守夜人」的角色。

　　政策二：因為市場是重要的，所以政府應該為資本/企業創造市場，如果沒有廣闊的市場，就不會有深度的分工，生產效率就不可能提高。而創造市場則需要一個有為政府，因此，政府需要強勢。

　　兩個政策，其目標是一致的，都是追求「國富」；其關注焦點也是一致的，即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但是其政策建議卻是矛盾的：一個要求政府無為，一個要求政府有為；一個要弱勢政府，一個要強勢政府。這是一對矛盾。

　　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中明確強調的是市場作用，反對政府干預，也就是提倡無為政府。他的後繼者更是將其推到極致，發展出了新古典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兩大定理（理論），即任何完備競爭性市場所達到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任何一個有效率的資源配置都能被一個完備競爭性均衡所支持（本書，P171，是不是很熟悉？其語句結構和文革後改開前的「兩個凡是」是不是很像？）；並基於此形成了新古典自由主義（意識形態，1970年代以後成為顯學），提出了華盛頓共識（政策建議，1989年以後出現）。而作者通過對其前提的考察，得出結論「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口中的理想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關鍵在於市場是有成本的，市場本質上是個昂貴的公共品。

　　「建立『統一、安全、可靠、有序』的大市場以及相應的（基於勞動分工原理的）工業組織的社會成本非常高昂，因此需要政府和市場參與各方付出巨大的協調努力和社會投資。因此，在一種極為根本性的意義上，『自由』市場本身既不『自由』也不『免費』，而是一種昂貴的公共品，而且是所有生產交換活動最基本的公共品。這一公共品的基石便是社會秩序和社會信任。」（本書，P232）

　　從上述觀點出發，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維護穩定會成為中共執政的一大經驗，成為「改革、發展、穩定」三角關係的重要一角。因為一旦社會失去秩序，人們之間基本的信任將不復存在，市場也將失去存在的基礎。此時，要重建市場就需要重建秩序，重建秩序需要付出很大的社會成本，在這一點上，採取休克療法的俄羅斯或許深有感觸。

　　市場是個公共品，那麼這個公共品的生產或者說創造是不是有一定的順序或者說邏輯呢？作者在李斯特（1789-1846年）、馬克思（1818-1883年）和羅斯托（1916-2003年）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新階段論」（NST）或經濟發展的「胚胎髮育理論」（EDT）（本書第七章第二節，P239）。這個理論認為：

　　「如果工業是一個複雜的有機體，那麼工業革命就是這個有機體按順序展開的『胚胎髮育』過程。」（本書，P242）

　　「一個分散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原始農業國必須經歷三個主要『發育』階段：原始工業化階段、第一次工業革命階段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階段。」（本書，P243）

　　「就如同嬰兒的胚胎髮育重複整個生物進化的關鍵過程和環節但速度更快一樣。同理，中國的工業革命也重複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英國工業革命的關鍵步驟和環節，只不過是以更迅猛的速度進行。」（P244）

　　「工業化的每一個階段或許還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激活（起跑）期、起飛期和完成期。每一個階段的完成期也構成下一個階段的激活期。」（P245）

　　「與舊的階段理論不同，NST並不認同一次性、一勞永逸的供給側『大推進』和馬克思的經濟發展決定論（即發展的前一個階段必然導致自動進入下一個發展階段）。每一個發展階段都可能成為一個『陷阱』或『均衡』，都需要政府或社會各階層共同協調下的市場開拓、公共產品投資和產業升級來提升。」（P249）

　　按照作者的思路，經濟發展是一個胚胎髮育的過程，那麼，給這個胚胎提供一個合適的環境則是一個人為的過程；如果說市場的運行是自動的，那麼市場的存在和創造則需要外在力量的干預。這實際上解決了政府無為和有為的矛盾，所謂有所為有所不為。在市場運行上，政府應該堅持無為而治；而在市場秩序的維護和新市場的創造上，政府應該堅持積極有為的態度。當前我國正在大力推進的對內「簡政放權」、對外「一帶一路」戰略表明了我國政府正是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政策方針的。

　　3、一點不足。《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著眼點放在了工業革命這個近代史的關鍵點上，對前人的觀點進行了繼承和批判，有著紮實的理論基礎和事實依據。唯一的不足可能是對國家之間的競合關係及其對一國工業革命的影響考察不夠，即工業革命的主體總是一個群體（往往是民族國家，注意不是民主國家），工業革命在一個群體中之所以爆發除了其自發性以外，還會受到外界的影響，也就是工業革命開啟的生產方式本身具有傳播性（通過資本的力量，通過群體間競爭的方式）。這是因為作者關注的問題仍然是一國的工業化（屬於競爭學的範疇），而非工業文明本身的走向（如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當中，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是被抽象掉的）。

　　總體而言，本書是難得的一本有著獨立思考和理論深度的佳作，對於破解華盛頓共識的迷思，對於增強我國「三個自信」有著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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