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里的海水：鄭成功
文丨張宏傑
原載丨《當代》2007/05
一南明永曆十五年（1661）四月三十，星期六，佔領台灣已經三十七年的荷蘭人的生活和以往一樣平靜：赤嵌街商鋪里的荷蘭商人，正在一件件仔細檢視他們剛剛從高山族獵人那裡收購來的鹿皮，看看上面有沒有蟲蛀的痕迹；幾名荷蘭牧師深入到漢人聚居區，在為新入教的漢人舉行洗禮；兩名荷蘭軍官在赤嵌城（荷稱普羅岷西亞城，今台南市）邊的樹林里打獵，作為枯燥的日常生活的消遣；而已經在台灣住了十九年的荷蘭土地測量師菲力普·梅則「正在赤嵌的普羅岷西亞市鎮外面的中國醫院指示幾個中國水泥匠建造大門」。天空和往常一樣蔚藍，大海水平如鏡。這個星期六看來將和過去三十七年中無數個周末一樣，平靜而乏味。
早上9點鐘，在台灣城（荷稱熱蘭遮城，今台南市西安平鎮）上抽著煙悠閑散步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駐台灣軍隊代司令雅利布不經意間，發現北方海面的天際線上出現了一個黑點。按常規，今天不應該有任何船隻出現在這片海面。雅利布滿懷狐疑地拿起望遠鏡，鏡頭裡出現的情景，使他震驚得幾乎跌倒在城牆上：海面上出現的是龐大的船隊，長長的隊伍一眼看不到頭。在前面一艘戰船的船頭，張著一張巨大的絲製太陽傘，傘下，一位身穿白色戰袍的將軍，正手持望遠鏡，向雅利布方向看來。
荷蘭人後來得知，這位白袍將軍，就是「國姓爺」鄭成功。
二
做出與荷蘭人開戰的決定並不容易。
南明永曆十二年（1658），鄭成功在與滿洲人的作戰中遭到慘敗。在大陸上，他控制的地域因而迅速縮小，唯金門、廈門等幾個沿海城市尚在手中。這幾座單薄的孤城顯然無法支撐起鄭成功規模宏大的反清構想。他的目光落到了台灣島上。
那個時候，從中國大陸望去，台灣島的形象模糊而神秘。在明朝人的印象里，這個孤懸海外的巨島籠罩在有毒的瘴氣之中。曾經去過這個海島的人回來描述，除了斷齒文身的野人之外，就是巨大兇猛的野獸，和望不到邊的亞熱帶原始叢莽。基於這種認識，明朝政府從來沒有把這個巨島納入到關注的視線以內，而是聽任「紅毛夷」——他們一直這樣稱呼荷蘭人——佔領。大明王朝那些短視的文官們幾乎一致認為，這個荒島沒有任何價值。
南明永曆十五年（1661）一月，在一次秘密軍事會議上，鄭成功首次提出了收復台灣的計劃。
據鄭成功的部下回憶，參加會議的大部分部下並不同意鄭成功的提議。他們強烈要求固守殘留在大陸上的老家，以伺機反撲。他們認為這片未開闢的草萊之地，「風水不可，水土多病」。即使得到了，也沒有多大用處。更何況船堅炮利的荷蘭人在台灣經營了數十年，「炮台利害，水路險惡。」
漢人向來不喜歡大海。在他們看來，海洋是窮途末路，是陌生的充滿險惡的所在，是永遠排在最後的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有人引證歷史，預言離開大陸必然會遭遇滅頂之災。確實，宋元以來，大海都是殘餘政權的不祥的葬身之地。在蒙古人的緊緊追趕之下，南宋君臣走投無路，不得不逃入海中，最終全軍覆沒。陸秀夫背負著年僅七歲的南宋少帝，投海自盡，用留在海面上的漩渦給南宋王朝畫上了一個倉促的句號。元末群雄紛爭，浙江割據者方國珍不敵朱元璋，選擇了率眾入海這一絕路，在朱元璋的窮追之下，戰船、輜重和部下損失殆盡，最終也不得不屈膝投降。
鄭成功卻並不這樣認為。他對部下說，海洋充滿危險，也充滿機會。在鄭成功眼裡，台灣將是他東山再起的後盾，是他繼續反清大業的堅強堡壘，他對部下這樣分析台灣的優勢：
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造船制器，吾民鱗集，所優為者。近為紅夷佔據，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可唾手得者。我欲平克台灣，以為根本之地，安頓將領家眷，然後東征西討，無內顧之憂，並可生聚教訓也。（[清]楊英《先王實錄》）
至於「船堅炮利」的荷蘭人，鄭成功說，他們畢竟也是凡人。如果這些荷蘭步槍手們嘗嘗中國弓箭的滋味，他們也許就不會那麼驕橫了。
三相比這些將軍們，鄭成功更熟悉海洋，也更熟悉荷蘭人。
遍數近代以前中國的民族英雄，誰也沒有鄭成功這樣複雜的「海外關係」。這從以下這個事實就可以充分證明：鄭成功的父親，有一個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斯巴德」，這是他的天主教教名。他本名鄭芝龍，通葡萄牙語、荷蘭語和日語。據說，他把一個女兒嫁給了生活在澳門的外國人，因此，鄭成功有一個葡萄牙姐夫。鄭成功本人則是有一半日本人血統，七歲以前，在異國長大。
這個家族之所以有如此廣泛的國際背景，起因於鄭芝龍是東亞海洋上最有名的「海盜」。
四從明朝初年起，福建沿海就活動著為數眾多的海盜。雖然大元帝國是一個世界性帝國，以發達的海外貿易而聞名於世，然而到了朱元璋卻對外面的世界絲毫不感興趣。朱元璋對曾給中國帶來巨大財富的海外貿易充滿恐懼，怕這種活動會給他的帝國帶來不安定因素。因此，他不但禁絕了海外貿易，甚至禁止漁民下海捕魚，把海島上的居民悉數內遷，「以三日為限，後者死」。
宋元以來，東南沿海人民久已習慣以經營海外貿易為生，福建人曾因此享有全國最高水平的生活。禁海令一下，生機勃勃的沿海經濟遭遇到毀滅性打擊。閩人歷來敢於冒險，他們不甘坐以待斃，於是，或者偷渡異國，開闢新邦，或者持械為盜，縱橫海上，或者進行走私，萬里遠航。「向外自謀發展的動力於焉形成，越到後來越成為滾滾洪流，並結成足以與朝廷相抗衡的龐大的民間武裝勢力。」（湯錦台著《大航海時代的台灣》）那個時代，「海盜」和「商人」的界限是如此模糊不清。他們「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盜」。（[明]謝傑著《虔台倭纂》）一旦有通商的可能，海盜們就會捲起骷髏旗，把刀槍藏到甲板下面，堆起滿面笑容，和和氣氣地賺錢。只有實在走投無路時，才靠搶劫度日。而一個規規矩矩的商人想要經營遠洋貿易，他會發現他必須得武裝成半個海盜。因為遠洋通商實際上就是武裝走私，東亞的這片海上，危機重重，沒有武力做後盾，他的船隊隨時可能葬身大海。
海上的競爭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為當日的海上貿易，利潤實在驚人。以當時貿易的大宗生絲為例，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城日誌》天啟五年（1625）四月六日條載：「生絲（從前一擔賣八十兩，其後賣至八十五或九十至九十五兩，是很高的價格）現在中國躍至一百十五兩，日本人去年以二百六十兩買進。」
一般估計，當日海上大宗輸日商品——生絲，其利潤率為百分之一百四十，牛尾葯的利潤率最高，達百分之四百五十以上，錦緞獲利最低，也有百分之九十。據此分析，當時海上貿易，利潤率約為百分之一百五十。所以，如果有機會正常貿易，做商人遠比做海盜收益更豐。
鄭芝龍是福建南安人。從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離海不遠。史載，這個小官吏的兒子「性情逸盪，不喜讀書，有膂力，好拳棒」，生就一副江湖性格。受這個地區闖蕩海外傳統的影響，年僅十八歲時，鄭芝龍即離家出走，浪跡於澳門、日本、菲律賓。由於長期在外，他精通葡萄牙語、荷蘭語和日語，做過鞋匠、廚子和專職翻譯，並且成了天主教徒。
混跡日本期間，鄭芝龍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為妻。鄭成功因此成為中日混血兒。
因為狡猾豪雄，鄭芝龍混跡海上十餘年，成為東南海面上令人聞風喪膽的海盜頭目，兼東南沿海最大的國際貿易商。他擁有上百隻大商船，還擁有數萬人的私人武裝，其他經營海外貿易的中國人都得向他交保護費。與鄭芝龍一樣，以東印度公司為名組織起來的荷蘭商人也兼做海盜，他們與鄭芝龍來往密切。雖然來自不同的兩個半球，海盜的本性卻是相通的：嗜血，貪婪，不講信義，沒有道德底線。有時，鄭芝龍頭一天還在歡宴時教荷蘭人中國式划拳，第二天卻會劫了一條荷蘭船，掃蕩了財物後，把它偷偷鑿沉海底。而荷蘭人身上同樣也散發著濃烈的叢林動物的味道。德國史學家衛特（Albrecht Wirth）《台灣之歷史》說：「他（鄭芝龍）和台灣的荷蘭人的關係似乎和睦。但在1620年代之末，（鄭）到Zeelandia（台灣）作友好的訪問時，被皮特·納依茨（Peter Nuyts）詭詐地拘捕，不得不以二十條金條贖回。然而如同俗語所說的下流人容易打架，也容易和好，共同的商業利益又使他們結合。」
五出身在這樣的「海盜」之家，鄭成功當然對遠東海域的各種勢力都了如指掌。因此，他知道荷蘭人確實不是那麼好對付。
即將展開的鄭荷之戰，是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和西方的第一次大規模海上碰撞。
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一百八十來年前，中國和西方的武器裝備差距就已經十分巨大。荷蘭軍隊已經進入熱兵器時代，而中國軍隊還處於冷兵器時代。一切情形，與鴉片戰爭時是那樣相仿。連大臣們向明朝皇帝彙報荷蘭人情況的報告，讀起來都容易讓人誤以為是鴉片戰爭時的文件。福建巡撫鄒維璉在向皇帝彙報荷軍情形時這樣說：「紅毛一番遠去中國四萬里，晨昏晝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長鼻，赤須朱發，其性賊虐，尚仇殺，諸夷畏之。其舟長五十丈，橫廣六七丈，名曰夾板，內有三層，皆置大銃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數十里，人船當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長技有如此者。」
明末時期，海上霸主的地位還沒有輪到英國，而是被荷蘭牢牢佔據。當時的荷蘭軍隊以武器精良而聞名全球，當時中國人稱荷蘭軍艦為「鐵艦」、「夾板船」。用鄭軍的話說：「夾板船隻高大，兩邊遮蓋堅固，火炮利害。」（[清]江日升著《台灣外紀》）這些荷蘭戰艦吃水、載重、船上裝載的火炮數量，都大大超過鄭軍所有的木製帆船。在當時的台灣海面上，停泊著荷蘭戰艦「赫克托」、「斯·格拉弗蘭」和「威因克」、「馬利亞」等以及多艘小艇。此外，荷蘭人還在台南海岸修建了一系列堅固的城堡和炮台，上面安裝了威力巨大的臼炮和大炮。普通荷蘭士兵則擁有先進的步槍、短手槍、榴彈，甚至還有瞄準器。
而鄭成功的軍隊基本上是用弓箭、關刀、刺戟武裝起來的。荷蘭人說：「敵兵使用各種各樣的武器。有的把弓箭掛在背上，有的左手持盾，右手執劍，不少兵士雙手拿著裝在長柄上的大刀。」鄭成功也擁有一些熱兵器，不過中國熱兵器停留在初起階段，製作十分粗糙。「國姓爺擁有大量的火藥和重炮。雖然中國人比歐洲人早好多年就知道了製造火藥和鑄造大炮的方法，但其威力無論如何趕不上荷蘭的產品。」（[荷蘭]揆一著《被忽視的福摩薩》）
因此，鄭成功知道，他將要面對的敵人，遠非手持弓箭的滿洲人可比。所以，在確知台灣島上的荷蘭人只有一千餘的情況下，他還是調集了兩萬多名軍人，跨海遠征。南明永曆十五年（1661）三月初一，鄭成功在廈門祭江，禱告上蒼：
本藩矢志恢復，切念中興……故冒波濤，欲辟不服之區，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為貪戀海外，苟延安樂。自當竭誠禱告皇天，並達列祖，假我潮水，行我舟師。
他號召部下不要害怕荷蘭人的炮火，並保證，自己將身先士卒，向大家證明荷蘭人並非不可戰勝。
作為後世的歷史閱讀者，我讀到鄭成功這段慷慨激昂的講話時，心裡替他捏著一把汗。因為，人數並不是戰爭勝利的保證。歷史的線頭，有時重疊交纏，歧徑紛紜。許多我們認為的第一次，其實不過是歷史的重複。在鴉片戰爭中，清王朝擁有的常備軍達二百多萬，直接調集與英國人作戰的有十多萬大軍，而英國遠征軍人數最多的不過二萬。然而，「英軍已處於初步發展的火器時代，而清軍仍處於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人數多寡及武器裝備的對比，與鄭荷之戰驚人的相似。結果卻是數萬大軍都作為英國人的炮灰，大清王朝一敗塗地。
六聽到有敵軍來襲的消息，正在修醫院大門的土地測量師菲力普·梅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計，和大部分荷蘭人一樣，登上普羅岷西亞城堡，向海里張望。他看見，在北方海上，「戎克船很多，匆忙之間無法計算數量」。
戰爭雙方從數量上來說是不成比例的。荷蘭人後來說：「（熱蘭遮）城堡內約有一千一百人。」（《被忽視的福摩薩》）而普羅岷西亞城堡里的武裝人員不到二百人。從人數上來說，鄭軍是荷軍的近二十倍。
雖然人數對比懸殊，但荷蘭人並沒有絕望。因為在他們眼裡，中國人並沒有什麼戰鬥力。長久以來，荷蘭人對中國人懷有深深的蔑視。天啟五年(1625)，曾經跟隨荷蘭船隊在中國沿海參與搶劫的荷蘭人威廉·龐德古寫成了風行一時的《難忘的東印度旅行》，裡面記載了對中國人的觀感。他說：「中國人很少聽到過槍聲，據說一聽到槍聲就嚇得要命。」他們在中國沿海燒殺搶掠，卻很少遇到有效的抵抗。在荷蘭船的甲板上，擠滿了被俘獲的中國人，龐德古說：「每當我走上甲板時，這些中國人馬上讓出一條路來，並且合掌跪在兩旁，真像綿羊一般的馴服。」
在統治台灣的三十多年中，荷蘭人也一再確認了中國人的馴服和懦弱。《荷蘭人侵佔下的台灣》（甘為霖編譯）載，荷蘭人每年向生活在台灣經營海外貿易的中國漢族人收取關稅，「獲得了不少利益」。雖然人數近十萬，居台已百年，這些中國人卻視後來的一千多名荷蘭人為合法的統治者，甘心繳納這不合理的稅賦。然而，同樣居住在這裡的日本人卻拒不繳納。「日本人強烈反對繳納關稅，借口他們比東印度公司的人們早來此地六年，所以該地最先是他們所佔有的。」因為這一爭執，日本人和荷蘭人之間爆發了長時期的互不妥協的對抗。
在三十餘年的統治中，以上事實奠定了荷蘭人對中國人的心理優勢。因此，當鄭成功軍隊登上台灣島時，他們還有心情以獵奇的心態來觀察這隻陌生的軍隊。
安營紮寨之後，鄭軍向普羅岷西亞城發動了第一次攻擊。梅說：「有一千人以上的武裝敵人從城堡北邊的馬廄，舉著飛揚的旌旗，其中有些人騎著馬沿著海岸，經過高丘的下面飛奔而來，好像就要打進城堡裡面來。」冷熱武器的巨大差距此刻顯現出來：「但是當他們來到五六竿的距離時，我們向他們發射步槍，射了一二發炮彈，他們損失了幾個人之後就退回去了。」「敵人從海邊的高丘後面繼續向我們射箭，射了很久，箭如雨下，但未造成顯著的傷害，只有兩名士兵受傷。」
步槍對弓箭的巨大優勢，有效地彌補了人數上的劣勢。不過荷蘭人還是注意到了這些中國人與以往他們見到的中國人的明顯不同，那就是驚人的勇敢。一直站在城上的梅記載說：「他們有一個人受傷卧在城堡前面，無法救離那裡，雖然他身上已經被射中幾顆子彈，躺在地上，他不肯投降，還向城堡上的人射了十九或者二十枝箭，直到我們的黑人青年，用一枝他射過來的箭射中他的臀部，他才搖晃地跌向另一邊，用手腳爬離我們的視線。」
這個不怕死的中國士兵給普羅岷西亞城裡的所有荷蘭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七第二天，也就是南明永曆十五年（1661）五月初一，鄭荷軍隊在海上和陸上同時爆發了激戰。
《被忽視的福摩薩》載，五月初一的一早，荷軍貝德爾上尉因為兒子被中國人擊傷，憤然要求帶兵出擊中國人。貝德爾上尉決心，讓這些膽大妄為的中國人嘗嘗荷蘭軍人的厲害，「號召兵士們勇敢作戰，不要害怕中國人，說他能領導大家獲得勝利。他自信必能獲勝，其樂觀的態度鼓舞了士兵。他們相信中國人受不了火藥的氣味和槍炮的聲音，只要放一陣排槍，打中其中幾個人，他們便會嚇得四散逃跑，全部瓦解」。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台灣總督」揆一回憶說，貝德爾的想法不無根據。「1625年的確有過這樣的事情，當時我方二三百名戰士竟能壓倒大約七八千名武裝的中國人，把他們擊潰。從此以後，在福摩薩的中國人就被荷蘭人看作不堪一擊，以為他們都是文弱怯懦，不能打仗的。據荷蘭人估計，二十五個中國人合在一起還抵不上一個荷蘭兵。他們對整個中國民族都是這樣的看法：不分農民和士兵，只要是中國人，沒有一個不是膽小和不耐久戰的，這已經成為我方戰士不可推翻的結論。」
因為對自身戰鬥力有這樣的自信，所以，貝德爾上尉率領荷蘭軍隊發現他們出城之後，面對是四千名中國軍隊，也毫不膽怯。「荷蘭軍隊以十二人為一排，勇敢地前進，靠近敵人時，連放了三排槍。敵人也不示弱，箭如驟雨，連天空似乎都昏暗起來。雙方都有死傷，而中國人並不像預期的那樣準備逃跑。」
荷蘭人大驚失色。他們發現這些中國人遠比他們勇敢，和他們以前認識的中國人幾乎不是一個物種。「這些（中國）士兵低頭彎腰，躲在盾牌後面，不顧死活地沖入敵陣，十分兇猛而大膽，彷彿每個人家裡還另外存放著一個身體似的。儘管許多人被打死，他們還是不停地前進，從不猶豫，而只是像瘋狗似的向前猛衝，甚至不回頭看一看自己的戰友有沒有跟上來。
「現在，他們（荷蘭人）才知道過去過於輕敵，以致根本沒有想到會遭到這樣的抵抗。如果說戰鬥前他們是英勇無畏，想要仿效吉迪翁（古以色列的英雄）的行徑，那麼他們的勇氣則完全為恐懼所代替，許多人甚至還沒有向敵人開火便把槍丟掉了。他們抱頭鼠竄，落荒而逃，可恥地遺棄了他們英勇的隊長和同胞。」「中國人乘勢猛攻，見人便砍，毫不留情，直到上尉及其部下一百一十八人全部戰死。」
甚至海戰，荷蘭人也是一敗塗地。荷方主動進攻，試圖在海上一決勝負。
荷蘭人記載說：「敵方大型帆船約六十艘，各裝有兩門大炮，駛離艦隊前來迎戰。我方船隻首先開炮，炮聲如雷。於是，海戰開始了。最大和最重的赫克托號駛在前面，作戰頗為順利。它一駛過去就用大炮擊穿了許多逼近的敵船，有一二艘敵船很快地沉下去。」
看上去，荷蘭海軍如同一百八十年後鴉片戰爭中的海軍一樣，將輕易蕩平海面。然而，鄭成功的軍隊卻不是那麼容易屈服的。「但是勇敢的敵軍並不因此而退卻。在戰鬥狂熱中，有五六艘最勇敢的帆船從各個方向向赫克托號圍攻。」在混戰之中，「赫克托號不幸因船上火藥爆炸而沉沒，船上的貨物和兵士全部同歸於盡」。其他軍艦慌忙逃走，荷海軍首戰告負。
八鄭軍的血性，有一半是來自於鄭成功本人的血性。
史稱鄭成功「果敢剛毅，傳之自母」。鄭成功的這位日本母親，有膽有識，性情剛烈。在後來鄭芝龍望風而降之日，田川氏拒不同行。清軍攻入安平，鄭家族人紛紛逃走，田川氏「手持劍不肯去」，清軍入門之際，這個日本女人「毅然拔劍割肚而死」。
可以想見，這樣一位母親對鄭成功會產生多麼大的影響。這個日本女人家教甚嚴，特別對鄭成功道德品質的成長頗為關切。「他接受了母親田川氏的日本式教育，也接受了父親鄭芝龍離開日本之前給他安排的日本武士花房的武士道教育和『二刀流』（日本武聖宮本武藏所創）劍術。」
鄭芝龍後來投降了明朝政府，成為一名海軍高級軍官，兼富貴和榮華而有之。他繼續半公開地經營他的商業帝國，同時從日本接回了七歲的鄭成功。鄭芝龍對這個長子非常重視，為他提供了普通人家無法企及的教育條件。鄭成功的天姿原本非常突出，經過文武兩方面系統的教育，這個少年身上的不凡氣象吸引了周圍人的眼光。許多人預言這個少年人前途遠大。鄭芝龍的朋友王觀光一見鄭成功，就對鄭芝龍說：「此子英物，非爾所能及也。」叔叔鄭鴻逵也屢屢摸著鄭成功的頭說：「此吾家千里駒也。」
史載，讀書期間的鄭成功文武兼備。「制藝之外，則舞劍馳射，楚辭章句，特餘事耳。」這個軍閥的世子長成了一個玉樹臨風的美男子。黃宗羲稱他「丰采掩映，奕奕曜人」。二十二歲入南京國子監，文壇領袖錢謙益一見而喜，稱他的文章：「聲調清越，不染俗氣。少年得此，誠天才也。」「偉其器，因給別字『大木』。」
優越的家境、天賦的傑出才華和一帆風順的成長經歷，培養了鄭成功強烈的自信心、優越感和貴族氣。在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的過程中，他「性喜春秋，兼愛孫吳」，偏愛讀春秋故事，欣賞春秋人物那種豪邁坦蕩、敢作敢為、一諾千金、輕生重義的英雄氣質，崇拜孫子、吳起這些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憑藉超人膽智改變帝國前途命運的英雄人物。「少年心事當擎雲。」母親的剛烈性格遺傳和傳統儒家教育的理想人格設計，使青年鄭成功對自己的人生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期待。雖然文筆瀟洒，書法出眾，他卻從來不以一個書生自期。面對明末以來紛亂的世態，鄭成功有一種將在這個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直覺。
南明隆武元年（1645），鄭芝龍把二十一歲的鄭成功引見給隆武帝。隆武帝見他風度翩然，一表人才，對答如流，英氣四射，大喜。「撫森背曰：『恨朕無女妻卿。』遂賜姓，兼賜名『成功』。」「以駙馬體統行事。」
清軍南下，母親為清軍所逼，剖腹自殺，鄭成功聞訊，痛不欲生，匆匆趕回安平，料理了母親後事，用黃金鑄造了一尊田川氏坐像，朝夕禮拜。從此，鄭成功「以隻身而奉故朔，海島群雄，拱手聽其約束；五省移徙，避其鋒銳。且當敗軍喘息，又能鎮定強戰。繼而，開闢海外乾坤。」他一生「處無可如何之境，得未曾有之局，以其螳臂之勢，縱橫大敵，逐紅夷於海上，闢地千里，為有明碩果之僅存。」終其一生，鄭成功「明知不可而為之」，在令人沮喪的明末歷史留下了英雄主義的一章。
九鄭軍令人驚恐的戰鬥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海盜遺風，一是鄭成功的個人風格。
在嚴密的專制統治之下，敢於蹈險出海之人，都是一些血液沸點較低的熱血男兒。而逃亡海上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又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的野性和血性。這些海盜們專靠勇氣作為吃飯的資本。在鄭芝龍降清之初，他們一時群龍無首。鄭成功一樹義旗，他們又呼嘯而至，聚集在少帥旗幟之下。
鄭成功天性英邁果決，嫉惡如仇。他知道，收服這些散漫慣了的海盜，非嚴明的紀律不可。因此，鄭成功軍令如山，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南明永曆二年（1648）十月，清軍襲擊廈門。當時負責廈門守備的三叔鄭芝鵬在慌亂中，「席捲珍寶，棄城下船」，引起「島中騰沸」。戰後，鄭成功大會群臣，以「貪財怕死」，「臨陣逃脫」，斬親叔鄭芝鵬之首，並令將其首級懸街示眾三日。鄭成功治軍不講情面，往往如此。
在戰鬥中，鄭成功經常親身督戰，身先士卒，視死如歸。南明永曆七年（1653），清軍圍攻海澄。鄭成功為鼓舞將士，從廈門親臨海澄，登上炮台督戰。清兵炮火齊發，部將拚命將鄭成功拉下炮台，鄭成功剛剛離開，清軍的炮彈正好落在鄭成功的座位上，「座位被擊粉碎」。像這樣九死一生的事例，在鄭成功的軍事生涯中數不勝數。
鄭成功崇尚忠義節氣，在明末實用主義瀰漫的社會氛圍之下，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不因眼前利益犧牲道德原則。
南明永曆六年（1652）長泰之戰，清總督陳錦率兵作戰失敗，羞慚之下，痛打其奴庫成棟泄憤。庫成棟懷恨在心，將他刺死，割其首級投降於鄭營。次日，鄭成功會集文武，下令把庫成棟捆起來，對他說：「你殺主求榮，是無恥之徒，本藩絕不用你這種不義的人。」雖然諸將也以庫成棟投誠，有功無罪，為他求情，但鄭成功仍下令斬首示眾。 他尊敬真正的軍人。在後來的鄭荷之戰中，荷蘭人記載，有一個荷蘭士兵在鄭成功軍前表現出了不凡的勇敢：「馬摔倒了，敵人（鄭軍）追到時，他仍奮勇抵抗，手持卡賓槍拚命射擊，直到因傷勢過重而死去。國姓爺知道後，認為他是一個勇敢的戰士，下令厚葬，全軍放禮炮致敬。」
這種視榮譽重於生命的理想主義，正是明末的中國人所極為缺乏的品質。春秋以降，在日益嚴密的專制權力的不斷挫辱下，中國人日益軟熟圓滑，英雄氣質不斷從這個民族體內消散，實用主義越來越向著苟且、醜陋的方向發展。「生命尊嚴」和「生命質量」已經成為不可兼得的魚與熊掌，一些人徹底放棄生命的優雅，選擇了生存重於一切的動物化生存。另一些人雖然不想放棄道義責任，但被專制教育侵蝕得單薄僵硬的生命，不足以承擔「英雄主義」的理想，「英雄主義」在他們那裡已經異化成那些手無縛雞之力、迂腐教條的書生們「平時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的可笑表演。
只有鄭成功重新接續起了春秋傳統，把「榮譽」放在了「生命」之前。然而，鄭成功的英雄主義卻不是建立在「拼一死以成名」的簡單人格設計之上。「果敢剛毅，傳之自母」這個史評之前，還有一句「權謀術數受之於父」。畢竟，他是成長在一個軍閥之家，從小讀兵書長大。父親的精明、現實，在耳濡目染之中漸漸溶入他的血液。從二十二歲起，鄭芝龍就有意識地安排他親歷戎行，參與了許多軍事指揮活動，使他得以遍知人之情偽。所以，鄭成功的剛烈是一種有彈性的剛烈，鄭成功的理想主義是以現實主義為兩翼的理想主義。他既有血氣，又有操作的能力。這就註定他不會像黃道周、翟式呂那樣能言不能行，只能做歷史上空一道短暫的流星，鄭成功會留下重重的一筆。
十中國史書崇尚簡約。那些鮮活的、包含著大量複雜信息的細節都被史家刪節凈盡，只留下嚴格符合英雄定義的幾則條目。
我們得感謝荷蘭人。是他們為我們留下了關於鄭成功的幾筆生動描寫，使這個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民族英雄得以避免被臉譜化的命運。
經受慘敗之後，熱蘭遮城荷蘭「總督」揆一派出了兩名代表前來與鄭成功接觸。兩名代表詳細彙報了與鄭成功接觸的經過，這一彙報被載入《被忽視的福摩薩》。在其中，我們得以領略西方人眼中的鄭成功的神情風采。
兩名代表被領進大帳。他們小心翼翼地詢問鄭成功，為什麼對台灣突然發動襲擊。
荷蘭人描述說：「那個潛伏進來的海盜，不再問任何問題，就揚起眉毛，僵起下顎，很驕傲地說，他來，是為了索取福摩薩島，及島上建造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城堡，武力奪取或者志願交付。因為福摩薩島靠近對岸的漳州，所以是屬於他的。」
兩名荷蘭人說，鄭成功要荷蘭人立刻投降，否則，就要在他們面前下令，立刻攻擊普羅岷西亞城堡：「他揮手指指他的軍隊，指指普羅岷西亞城堡，很狂傲地說出褻瀆神靈的話（哦，真可怕！）：『我能夠用我的力量把天地翻轉過來，我來到的地方，我就一定征服。你們已經看到，昨天你們的大船已經被我的戎克船燒毀了，隊長Pedel及所有他的士兵也在北線尾被殺死了……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荷蘭人，要避免用你們微小的兵力來對抗我強大的軍隊。』」
確實，五月初一的戰鬥摧毀了普羅岷西亞城堡內荷蘭人的信心。這個城堡內所有能作戰的人不足二百，在鄭軍的包圍下，飲水和食物供應都遇到了極大困難。經揆一同意，他們打算與鄭成功進行談判投降事宜。
荷蘭土地測量師菲力普·梅被任命與另一位測量師赫爾曼一起，作為談判特使去拜見鄭成功。梅後來僥倖活著回到了荷蘭，並且把他與鄭成功談判的過程記入了梅氏日記。
中國史書和其他資料中，關於鄭成功容貌舉止的記載極少，且歧義紛紜。有的畫像上，鄭成功濃眉重目，威武雄健，有的畫像則顯示鄭成功淡眉細目，狀如儒者。有的記載說鄭成功身材很高，在別的記載則說身高不及中人，弄得連後來塑鄭成功像時都不知如何取捨。
幸虧，梅氏留下了這本日記，使我們得以幸運地通過它，穿越三百四十年的光陰，直接觀察這位名垂史冊的軍人的音容笑貌。
五月初四上午，兩名土地測量師被領到了鄭成功的大帳之前。
梅回憶說：「國姓爺坐在帳幕正中央的一張桌子後面。桌子上鋪著刺繡得很貴重的桌巾。他身穿一件未漂白的麻紗長袍，頭戴一頂褐色尖角帽，式樣像便帽，帽檐約有一個拇指寬，上頭飾有一個小金片，在那小金片上掛著一根白色的羽毛……」「叛徒何斌將那封信遞交給他。他拆看那封信，讀完信後，先對自己吆喝，然後對我、何斌，以及站在他旁邊的那些顯貴官員們吆喝。最後經由何斌告訴我說，看起來上天還是憐憫我們的……（國姓爺）不但要讓我們活著，還要同意那些條款所說的內容……只拒絕我們一件事，就是不許前往大員（熱蘭遮城）。」
經過反覆談判，雙方達成協議：普羅岷西亞城堡中的軍人放下武器，走出城堡，可以居住在附近的市鎮，但不得去熱蘭遮城與其他荷蘭人會合。
這樣，鄭成功就可以專心對付有一千一百人據守的熱蘭遮城了。
十一在另一篇日記里，梅記載了鄭成功特意在他面前炫耀武藝的情形：「他於是上了馬，叫我跟著去。我們來到海邊平坦的地方，他的一個隨從就拿三根約二尺高的短棍，每一根頂端都有一個小圓環，小圓環上貼著一個銀幣大小的紅紙當箭靶。三根棍子在海邊插成一排，互相間隔十竿。國姓爺遂插三支箭在他的腰帶後面，騎到約五十到六十竿的地方，然後盡馬所能的最快速度，疾馳而來，拔一枝箭射中第一根棍子的箭靶，第二枝射中第二根的，第三根射中第三根的……一路跑來都維持同一個速度，既沒有停下來，也沒有減速。這樣連續騎射兩回之後他就下馬，走到我的旁邊，問我：看清楚了沒有？能不能也一樣騎射？我推辭說，不能，因為我從來沒有拿過弓箭，我們是練習射槍的；不過，在我們貴族當中是有類似的娛樂……」
通過荷蘭人繪聲繪色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鄭成功具有明顯的膽汁質性格特徵，外向、活躍、急躁。他言語直率，鋒芒畢露，作風張揚，為人狂傲。
也許荷蘭人的筆端，難免帶有敵人先入為主的情緒化傾向。不過，中國人的記載同樣驗證了鄭成功的個性。中國史學家評價鄭成功時，往往有這樣的語言：「英邁果斷有餘，而豁達恢宏不足，一生遇事容易衝動發怒」，「失在激訐」，「易以意氣用事，喜得獨佔之功」。通過這些評價，我們可以確知，在中國史學家眼裡，鄭成功「不成熟」、「急躁」、「衝動」、「不沉穩」。
確實，有許多史實可以證明這些結論。比如，他嫉惡過甚，執法過嚴，部屬有小過亦不能寬免，常因小事而暴跳如雷。自南明永曆二年（1648）至南明永曆十五年（1661），十三年間，被他誅殺的將吏，有姓名可考者七十五員，導致許多將領忍受不了他的嚴刑峻法，紛紛投奔清人。後來替清軍收復台灣的施琅，即是其中之一。
鄭成功的個性與中國人傳統的英雄形象不完全吻合。在我們眼裡，一個真正的大英雄應該富於城府，深不可測，喜怒不形於色。
在為鄭成功的不完美惋惜的同時，我看重的卻是這一所謂性格弱點的另一面。鄭成功卻擁有中國人嚴重缺乏的可貴性格品質：少年性。
西方文化以積極和欣賞的心態來看待「少年」，少年意味著活力和創造力。西方人認為，必須讓年輕人自己去闖蕩世界，即使做出一些不負責任的事也不要緊，因為這正是少年的特權。
中國人則對少年人的活力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三十歲以前的人，在中國人看來，「血氣未定」，屬於「嘴上無毛，辦事不牢」。非得四五十歲了，火氣漸消，血性全無，才讓人感覺安全可靠，才可以當領導，辦大事。在傳統社會裡，「少年老成」是對一個人最高的褒揚。「老練」、「老實」、「老辣」、「老馬識途」、「老驥伏櫪」、「老蚌生珠」，在中文詞典里，與「老」有關的辭彙幾乎都是褒義的。
所以，中國文化缺乏朝氣。「天真」、「熱烈」、「理想主義」是中國文化中的特色。中國文化是以發黃的故紙、深沉的紫檀色、缺乏個性的綉著團花的醬色衣服為底色，灰暗模糊，缺乏亮麗明快。
只有鄭成功，這個異國出生的海盜之子，性格中一直燃燒著明亮的「少年性」。因此，當清軍南下之時，他才會做出與父親截然不同的選擇。
十二南明隆武二年（1646）二月，清軍大舉南征，兵鋒直指鄭芝龍的勢力範圍福建。清軍南進途中，鄭芝龍就已開始與之密使洽談投降事宜。為了表達自己的誠意，鄭芝龍密令自己的部下放棄天險，自動撤退，並且留下糧草，以備清軍使用。
二十二歲的鄭成功對父親的行為深為不安。他與父親展開了一次長談。《台灣外紀》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成功勸曰：「……以兒細度，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高恃險，設伏以御，雖有百萬，恐一旦亦難飛過。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餉。然後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
龍曰：「稚子妄談，不知天時時勢。夫以天塹之隔，四鎮雄兵且不能拒，何況偏安一隅。倘畫虎不成，豈不類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見者大概，未曾細料機宜，天時地利，有不同耳。清兵馬雖盛，亦不能長驅而進。我朝委系無人，文臣弄權，一旦冰裂瓦解，釀成煤山之慘。故得其天時，排闥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統。迨至南都，非長江失恃，細察其故，君實非戡亂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飲恨，天塹難憑也。吾父若借其崎嶇，扼其險要，則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龍曰：「識時務為俊傑。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禮我。苟與爭鋒，一旦失利，搖尾乞憐，那時追悔莫及。豎子渺視，慎毋多談。」
成功見龍不從，牽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則失其威，脫淵則登時困殺。吾父當三思而行。」
鄭芝龍的選擇，在唐宋之後日益成熟的絕大多數國人看來，都無可厚非。畢竟，此時清人已經佔領了絕大部分中國領土，只有福建、兩廣、雲南尚未歸附。滿洲人的戰鬥力已經一再得到清晰的展示，以一省抗全局，無異螳臂當車。既然早晚都得投降，那麼，晚降不如早降，被迫不如主動，消極不如積極。既然天下大勢已定，就應該按歸降後的利益最大化來安排現在的對策。在鄭芝龍看來，現在正是像天才演員那樣表演「誠懇」、「積極」的大好機會。他又把海盜那一套拋膽傾心結交新知的老伎倆使了出來，清人一信相邀，就欲欣然只身前往。鄭成功的勸說，他根本沒有往心裡去。在他眼裡，二十二歲的鄭成功雖然聰明精幹，然而畢竟不過還是個孩子，黃口小兒，根本沒有和他探討的必要。因此，「龍見成功語繁，厭聽，拂袖而起」，乾脆起身離去。
老謀深算的鄭芝龍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他這個個性強烈的長子，竟然敢違抗他的命令，不但不隨著自己一道投降，而且後來成為清軍最堅定的敵人，並且最終因此帶累得老父搭上了性命。
十三中國思想家說，孝的最根本的意義在於「無違」，就是無條件地服從父親。
按理說，鄭芝龍的考慮無疑比鄭成功更理智，更現實，也更深遠。這個老海盜，憑著他在中國社會和政治風濤中的經驗，已經清楚地判斷出改朝換代的大戲，此時實際已經是快唱完了。歷史大勢不容更改。降清之後，即使不能如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那樣封王據土，也一定可能留住自己在福建的廣大財富；穿戴異族服裝，並不妨礙他繼續享盡人間榮華富貴。
所以，不論是從鄭成功自己考慮，還是從整個鄭氏家族的利益考慮，鄭成功聽從父命，安心歸順，都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況且，演變中的中國文化對「忠」的要求，已經不如春秋時代那麼嚴格。「順天知命」已經不受社會輿論的苛責，甚至能言善辯的降臣們給自己準備的理由十分大義凜然：「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為，為大丈夫可以自決矣！」
然而，鄭成功卻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吃驚的舉動。在鄭芝龍命他跟隨自己一同去見清朝官員時，鄭成功拒不從命，並且回信說：「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吾父不聽兒言，後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
這是中國文化史上難得一見的父子決裂書。鄭成功跳出數千年間籠罩在中國人頭上的「孝」的禁錮，成就了自己的特異人格。這封決裂書，鮮明地昭顯了鄭成功激烈慷慨的少年性格。鄭氏父子的差異，不僅僅在於「忠」與「叛」這樣一個簡單的道德標籤，更在於對時勢的看法。少年人對前途對世界的看法總是更為樂觀，更為理想化。正像鄭成功對父親所說的那樣，天下尚大有可為，「地利尚存，人心可收」。處理得好，「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在鄭成功的眼裡，時勢還大有可為，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奇蹟等著他去創造。
鄭氏父子的另一個差異是對人生的看法。在鄭芝龍看來，什麼「民族」、「帝國」這些宏大之事，對他來講等同於無。人生在世，就在於要有勢力、有財富、有女人，這就夠了。這個老海盜的人生觀是典型的中國人實用主義的「身體化」人生觀。而少年鄭成功的人生觀無疑是一種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人生觀。在鄭成功看來，榮譽重於生命，當然更重於物質利益。人活著，不僅僅要為「身」，更要為「心」。所以，不久之後，他寫了中國史上獨一無二的「教父篇」，要父親「自愛」：
我家本起草莽，玩法聚眾，朝廷不加誅，更賜爵命。至於今上，寵榮迭承，闔門封拜，以兒之不肖，賜國姓，掌玉碟，畀印劍，親若肺腑，即糜軀粉骨，豈足上報哉？今既不能匡君於難，至宗社墮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顏他事乎？大人不顧大義，不念宗嗣，投身虎口，事未可知。趙武、伍員之事，古人每圖其大者。唯大人努力自愛，勿以成功為念！
西方文化是弒父文化，中國文化是弒子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只見過父教子，哪裡見過子教父？然而，鄭成功卻在精神上弒父，成了獨一無二的逆子。後來，在與清廷談判時，他屢屢說：「不知有父，久矣。」他給鄭芝龍寫了一封模稜兩可的回信，摘要如下：
違侍膝下，八年於茲矣。但吾父既不以兒為子，兒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問候闊絕，即一字亦不相通。總由時勢殊異，以致骨肉懸隔。蓋自古大義滅親，從治命不從亂命。兒初識字，輒佩服《春秋》之義，自丙戌（南明隆武二年，1646）冬父駕入京時，兒既籌之熟，而行之決矣。
父既誤於前，兒豈復再誤於後乎？兒在本朝，亦既賜姓矣，稱藩矣，人臣之位已極，豈復有加者乎？況兒功名之念素淡，若復作馮婦，更非本心。此可為智者道耳。不然，懸烏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實禍，而人心思奮，江南亦難久安也。
鄭成功的選擇，不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看來，都是一個不明智的選擇。他這支大木，雖然高大，終於沒有撐起明王朝的天空。歷史證明了那些投降者的眼光和見識。然而，在當時和後來的漫長中國歷史上，「識時務」的「俊傑」出現得太多了，這些人聰明得讓人鬱悶，理智得讓人心灰。只有鄭成功的出現，才讓歷史閱讀者稍稍抒一口氣。
十四普羅岷西亞投降之後，鄭成功大為振奮，集中全軍包圍了熱蘭遮，希望一鼓作氣，一舉拿下荷蘭人盤踞的最後堡壘。
然而，熱蘭遮城卻非普羅岷西亞城可比。熱蘭遮城內守軍約一千人，是普羅岷西亞城的五倍，荷蘭人絕大部分軍用物資都囤積於此，城高牆厚，守備完善。城四隅向外突出，置炮二十尊；南北各置巨炮十尊。荷軍火炮密集，射程遠，封鎖了周圍每條道路，所以無論從哪一方面接近，都會受到堡上炮火的轟擊。五月二十六日，鄭成功決定冒死進攻，他調集了所能徵集到的全部二十八門大炮，在清晨時分出其不意，向台灣城猛轟，瞬間摧毀台灣城大部胸牆，城上毫無防備的荷軍多被擊傷。
然而，鄭軍的二十八門大炮僅給荷蘭人帶來了片刻的驚慌。揆一在《被忽視的福摩薩》中回憶說，荷蘭人對炮戰還是抱有充分的信心。「我方戰士立刻跑到城堡的胸牆上，打算用真正荷蘭人的氣概來回答中國人的清晨禮炮。」
荷軍長官「用有經驗的眼睛一看，馬上看出敵方大炮的弱點，全無掩蔽，容易受到攻擊；同時又看到，敵人正因炮轟成功而興高采烈，希望在城牆上打開一個缺口，許多人都跑到防禦工事外面來回走動，輕率地暴露了目標。」於是，荷軍指揮官命令所有炮火做好準備。「等到時機已到，他便下令從上下左右各個方向，同時向沒有掩蔽的中國兵開火。果然戰績卓著，第一次攻擊，就使敵人死傷遍野。」「如以俘虜或逃兵間所流傳的說法為準，敵人足足死了一千人，傷者無數。」
荷蘭人掌握的數字是準確的。梅也在日記中說：「今天從清晨到整個上午，我們聽見在大員有強烈的炮聲。不久，也看到那炮戰的結果，有很多受傷的中國人被帶來赤嵌，所有的房子和角落都擠滿了人，我們的五個醫生整天為他們包紮，幾乎沒有時間停下來吃口飯……聽說死亡人數超過一千人，受傷的多達七八百。」
因為輕敵，鄭成功付出了登台以來最大的代價。看來，荷蘭人的「紅夷大炮」不是浪得虛名。武器技術差距的巨大鴻溝，不是僅僅靠勇氣就可以填平。
吃此一塹，鄭成功痛定思痛，決定改取長圍久困、且耕且戰的方針。鄭軍在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都築起防柵，並挖了一條很寬的壕溝，圍困荷軍。八個月之久的圍困開始了。
十五漫長的包圍使荷蘭人逐漸失去了鬥志。
十二月十六日，一批荷蘭守兵偷偷出城，向鄭軍投降。他們不僅詳細講述了熱蘭遮城內的情況，還建議鄭成功先攻佔城邊小山頭上的烏特利支圓堡，然後居高臨下，一舉可攻破熱蘭遮。鄭成功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在南明永曆十六年（1662）一月，再次調集二十八門巨炮、無數的彈藥和數千名士兵，利用挖壕戰術，不顧荷蘭人頑強的火力抵抗，在經歷了重大犧牲後，終於在二十五日的晚上佔領了這個有利的制高點。
荷蘭人經此一役，已經走投無路。烏特勒支堡失陷當晚，「熱蘭遮城裡面的守軍徹夜發射大炮、迫擊炮、步槍和投射手榴彈，城堡裡面就像著火一樣。」東印度公司戰事評議會也徹夜開會，商討是拚死出擊還是繼續抵抗。經過理智的權衡，荷蘭人最終決定向鄭成功投降。二月初一，雙方開始談判，在二月十日達成了一共十八條條款的協議，荷方同意將熱蘭遮城城堡交給國姓爺。二月十二，荷蘭人撤出了熱蘭遮城。
幸運地在戰爭中活下來的梅和其他荷蘭人，一起乘船離開了台灣島。在船上，他看到「國姓爺親率幾個武裝士兵，從已經毀壞的烏特勒支碉堡，向角城的後方騎馬下來，進入熱蘭遮城堡裡面。」
梅傷心地說：「就這樣，熱蘭遮城堡和整個福摩薩島喪失了，使我們的國民在這東印度地區蒙受不小的羞辱，也使我們的老闆主人蒙受了很大的損失。我也完全破產，我的東西全部喪失了。」
在騎馬走進熱蘭遮城堡的那一刻，鄭成功心中充滿喜悅，然而他卻無法意識到這一時刻的歷史意義。他所知道的是他趕跑了一千多個紅毛夷人，獲得了反清復明的基地，他所不知道的是，這次戰役標誌著在東西半球的第一次正式海上對決中，東方取得的第一次勝利，也是唯一一次勝利。他不知道這標誌著中國民間的海上武裝力量，擊敗了當時從非洲到南洋所向披靡的歐洲人先進勢力，扭轉了東亞海洋勢力發展的軌道。他不知道這次勝利，使得中國台灣擺脫了像印尼、菲律賓那樣被西方殘暴殖民三四百年的命運，開啟了中國台灣成為漢人主體社會的歷史。
在風雨如晦的大明末世，鄭成功的勝利是整個南明史上為數不多的亮點之一。這是一個海盜之子為中國掙回了一點面子，代表了整個帝國僅存的一點陽剛。
十六鄭成功登上熱蘭遮城城堡傷痕纍纍的東南角樓，用繳獲的荷蘭望遠鏡向台灣島腹地望去。市鎮、叢林、原野、丘陵盡入眼底。這個大島「土地平坦肥沃」，除了赤嵌城附近三三兩兩的高山族人刀耕火種開闢出幾小塊耕地之外，大部分土地都處於沉睡之中。
「百廢待興。」鄭成功腦海里蹦出這幾個字。
然而，他卻感受不到多少勝利之後的喜悅和興奮。就在鄭成功指揮軍隊奮勇戰鬥的同時，從大陸上風傳而來的種種消息，都一再令他心驚膽寒。
就在烏特勒支堡的攻防戰進行到最緊要的關頭，從大陸回來的家人趕到他的營帳，告訴他一個不幸的傳聞：「太師老爺」又一次被滿洲人抓了起來，看樣子凶多吉少。
「太師老爺」是指鄭芝龍。
鄭芝龍降清之後，並沒有實現他的如意算盤。由於鄭芝龍的表現過於積極熱情，滿洲人對這個詭計多端的老海盜放心不下，把他挾回北京，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頭官銜。鄭成功起軍反清之後，滿洲人對鄭芝龍懷疑更深，以為他們父子在唱武力要挾的雙簧。因此，鄭芝龍陷入了難言的尷尬。不但榮華富貴不能到手，清人還以他為誘餌，把他放到案板上做舉刀欲殺狀，「借父以脅子」，威逼鄭成功投降。
鄭芝龍當然不遺餘力。他多次寫信並派親人到鄭成功處勸降。清人楊英著《先王實錄》記載了其中一次的情形：鄭成功的弟弟作為特使，來見鄭成功。「跪下涕淚漣漣稱，父在京許多斡旋，此番不就，全家難保，乞勉強受詔。」過兩天，「又來。涕泣懇告曰：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難矣！我等復命，必無生理，並太師老爺亦難。」
起兵以來十餘年間，鄭成功無一日不在「忠」與「孝」的夾縫中煎熬。雖然在大義上毅然與父親決裂，然而，父子天性又如何能夠斷絕。鄭成功是鄭芝龍最鍾愛的兒子，對鄭成功的寵愛栽培無以復加，父子感情深過一般情形。鄭成功深知每一次與清人血戰，都要冒著激怒清人、老父被殺的危險。因此，鄭成功雖早已決定「移孝作忠」，卻不得不在表面上與清人虛與委蛇，邊打邊談，假借與清人和談，以保住老父及家人的生命。同時，借和談的幌子，私下遣使與老父互通書信，在信中道出自己心事說：「但因一人在北，不得不暫作痴呆耳。」「我豈非人類而忘父耶。」「乃到所以強忍須臾不得輕身一擲者，徒南望吾君，雲天萬里，北望吾父，喘息重圜，恐一朝落機阱，飽虎狼，為婦孺所筆，負君父重恩，靡有極端耳。」其情狀之悲苦慘然，躍然紙上。雖然在表現上，鄭成功是一個大義滅親的鐵漢，然父子之情常使他不能自已，常於中夜起立北向，私自痛哭失聲。「父子天性，情何以堪，以故居常悒憂。」
由於鄭成功拒不投降，滿洲人對鄭芝龍的迫害一步步加深。先是軟禁在京，後是被捕入獄，最後又舉家被流放到寧古塔。之所以始終不殺者，是因為清人一直對招降鄭成功抱有一線希望。
東征台灣，有可能使鄭芝龍最終喪命，對這一點，鄭成功心裡比誰都清楚。因為征台之舉，向整個中華證明了鄭成功不可能回頭。老父也因此沒有了利用價值。所以，發兵的那一天起，鄭成功在心裡其實就在默默等待著不幸消息的到來。
然而，當這個消息最終落實之時，鄭成功還是沒能使自己像期望中那樣平靜下來。就在與荷蘭人談判的過程中，準確的消息終於傳來，1661年十月初三，老父終因自己拒不投降，全家十一人被清人殺戮，報至，「成功先叱為妄，然中夜悲號，不能自已，乃發喪，一軍皆縞素。」
「忠臣孝子」，是那個時代每一個男人的最高自我期許。命運對鄭成功似乎格外吝嗇，只允許他從中選擇一樣。鄭成功用犧牲「孝子」為代價，以期成就「忠臣」，孰料孝既不能，忠最後也成泡影。
清康熙元年（1662）四月，就在鄭成功初步平復喪父之痛，大舉組織移民，準備把台灣建成復明基地之時，又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南明最後一個皇帝永曆帝，被吳三桂深入緬甸擒殺，大明皇統至此徹底斷絕。
也就是說，鄭成功這個最後的忠臣，已經沒有了可效忠的對象。他竭盡全力，攻下台灣以圖復明，而大明已經徹底滅亡。
不能不說，命運和鄭成功開了個徹底的玩笑。
收復台灣，在鄭成功看來，完全是因為以此支持反清復明大局才有意義。明既不能復，收復此島，對鄭成功又有何益？回顧一生，鄭成功看到他一生其實一無所成。他戎馬一生，僅保二島，兩次南下勤王，都成虛行，一次問鼎中原，則大敗而回。奮鬥到最後，父母兄弟包括侄子，都不能保住。在還沒有來得及起兵之時，那個賜鄭成功國姓的隆武皇帝即已傾覆。後來，鄭成功雖然奉永曆正朔，然而永曆遠在雲南，兵微將寡，與鄭成功難通消息，有君實似無君。而至此，連這個象徵性的君主，這個精神支柱也已失去。鄭成功已經不知道自己的堅持到底為了什麼。
十七兩個接踵而來的噩訊，摧毀了三十九歲盛年的鄭成功的心理平衡。就在此時，一件極小的事情成了壓斷鄭成功意志的最後一根稻草。鄭成功的長子鄭經留守廈門，與奶媽私通，生了一個兒子。這類事情其實在「除了石獅子乾淨，剩下都不幹凈」的舊式豪門大家並不稀見。然而，治家極嚴又心緒極度惡劣的鄭成功勃然大怒，說：「我欲成大事，乃不能治家，遑問天下！」立命使臣持令箭返廈門，斬鄭成功之妻董氏，以明其治家不嚴之罪，同時並斬鄭經、奶媽並其所生子。
在廈門的部下，當然無法執行這個過於峻切、有失人之常情的命令。他們集體抗命不遵。鄭成功憤懣至極，一病不起。彌留之際，他在病床上說道：「自國家飄零以來，枕戈泣血十有七年，進退無據，罪案日增。今又屏跡遐荒，遽捐人世。忠孝兩虧，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於此極也？」
臨終又嘆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頓足拊膺，「以兩手抓其面而逝」。享年三十有九。
推薦閱讀：
※如果你也嚮往海底世界...
※既然海水淡化可以飲用，那麼為什麼不去大規模開發而是使用湖泊水和淺層地下水?
※如何拍攝出珊瑚的熒光效果
※住在大海邊上是什麼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