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悲情到中國模式
05-30
從歷史悲情到中國模式 萬里如虎 於 2011-5-19 5:17:50 發布在 凱迪社區 > 今天的中國不缺做大事的本領，缺的是做小事的本領，缺的是為民眾謀一點一滴福利的本領，缺的是為民眾基本權利的實現營造文化氛圍的本領 當代中國人的脖子上有兩道歷史枷鎖：一道是久遠的歷史風情；另一道是近代的苦難悲歌。五千年的泱泱大國文化底蘊與百年的外強凌辱，輝煌的記憶與悲情的回首同時作為今天國人的歷史根基，誰想起來都難免動容唱詞抒懷：百年悲情古今幾國曾有，世紀探索中國何日復興？文明的自豪感與國力的自卑感，曾經的自信膨脹與近代的彷徨無措形成強烈的歷史反差，造就了中國人的歷史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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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走到了2011年，辛亥革命爆發100周年，中共成立90周年的年份。緩緩從歷史悲情中走出的中國人唱起了中國模式的高歌，以接續五千年歷史文化的輝煌根脈。
然而，中國人要從歷史悲情中走出，至少要清晰地回答以下三個問題：歷史悲情帶給了中國人什麼？消除中國人歷史悲情的途徑中是否包含中國模式？什麼樣的中國模式是中國人走出歷史悲情的最好途徑？目前對中國人是否走出歷史悲情尚無定論。一方面，中國人在憂患意識的驅動下走出一條漸進發展之路，越發韜光養晦；另一方面，中國人在越發自信地總結中國模式的路徑優勢，試圖證明中國的發展道路的制度優越性，似乎已經冒尖於世界民族之林。 四種歷史悲情籠罩下的中國人 1840—1978年以來的中國有難以擺脫的四個階段的歷史悲情：第一個階段的悲情歷經72年（1840—1911），中國人被動地從傳統封建專制國家過渡到了新式的民族國家，不情願地走到了現代性潮流中。其中，中英鴉片戰爭以清政府的失敗收場，以大國威儀的崩塌為引線，以工業文明衝擊農業文明為發端，其影響逐漸傳導至近代中國歷史的轉折點、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定位、清朝統治者的慌亂神經、士大夫階層的思想掙扎、民眾生活的離散漂泊。一場戰爭就把中華文明的輝煌面具扯下，把悲情的里子強行灌入了中國人的近代文化中。清王朝的垂死掙扎與農民悲情的普遍蔓延，引發了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被馬克思稱為「世界上具有第一共產主義性質的政權」，轟轟烈烈地試驗了14個年頭，終因農民階級意識形態的自相矛盾性，即革命反抗性與封建落後性相互矛盾，而走到了盡頭。隨之而來的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又把中國人朝歷史悲情的深潭推進了一步。戊戌變法運動、辛亥革命陸續登上歷史舞台，在萬眾歡呼其歷史功績的聲音中又衍生出了無盡的悲情元素。
這種悲情給中國人帶來了什麼？從上到下，悲情不盡一致。 以「老佛爺」慈禧太后為代表的晚清頑固派從維護家族利益出發，產生了愧對祖宗的悲情。當他們在簽訂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時只能委曲求全，「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以使帝國大廈不至於傾倒，以使宗族、家法能夠延續下去，殊不知民心的大廈已然倒塌。 盡忠舊制，撈取功名，做一個愚忠的官員成為開明士大夫階層的人生悲情。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代表的開明派想在舊瓶子里裝一些新酒，既不傷筋動骨，又能維護皇朝統治，於是大力推行兩面派策略：一方面鎮壓農民階級、改良派、革命派人士的反抗，另一方面又尋求體制內的技術修補，「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是，此兩面派戰略帶來的後果就是各個階級的連續反抗和技術理性的試驗失敗。 改良派人士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深切感受到國難臨頭的「奇慘大痛」，憤而發起了「戊戌變法運動」，欲改革封建專制制度，建立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但是，在晚清皇族根基上嫁接資本主義共和體制明顯水土不服，並且還遭遇革命派的攻擊和頑固派的瘋狂打壓，最終將體制更新的幻想化作一陣悲情。與改良派不同，革命派在數百次革命失敗的土壤上釀成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舉國上下為之振奮，歷史悲情好像一夜消失殆盡。然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還未實施，就因實力不濟而將革命成果拱手讓給了北洋軍閥。這也向世人昭示，革命不徹底，必將走向新一輪的歷史循環。
普通的民眾在各種改良運動、革命運動、學說主義的包圍中，無法辨別真偽，無法始終如一跟隨某種主義前行，只能在本能的驅使下求生存，樸素地反抗著各種壓迫，自然地發泄著對命運的不滿，在有意無意間為各種運動輸送了最為寶貴的人力資源，在延續歷史悲情的同時也埋下了驅散歷史悲情的伏筆。 第二個階段的悲情歷經17年（1912—1928），中國人被迫在北洋軍閥政府的統治下充當了政客們的試驗品，對所謂民主、自由、憲政大失所望。由於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實力太弱，又拿不出反帝反封建的一以貫之的勇氣，致使革命派最終向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妥協，從而使北洋軍閥得以用民主、自由、憲政的幌子欺騙了中國民眾，進而延長了民眾在黑暗腐敗的社會中掙扎的歲月。 此階段的悲情元素可作兩種歸納：一是使用欺騙伎倆，增加民眾的失望情緒。北洋軍閥為封建專制披上了民主、自由、憲政的華麗外衣，導演了一幕幕欺世盜名的專制惡行，使不明真相的民眾譏諷民主、自由、憲政的價值，從而拋棄憲政制度的嘗試，重新回歸專制制度。二是宣傳革命主義，喚起民眾的嚮往情緒。在各種學說主義雜生的亂局中，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脫穎而出，成為喚起民眾美好生活嚮往的鮮明旗幟，然而，民眾對這兩種革命主義還不能正確地區分，他們只能在黑暗中向前摸索爬行。 第三個階段的歷史悲情歷經21年（1929—1949），中國人被迫在抗日戰爭和內戰的雙重摺磨中尋找真正的幸福生活，而逝去的人卻沒法分享這個果實，實在遺憾。三股政治力量在中國的大決戰以中共的勝利告終，但是其中死去的數千萬人卻只能飲恨九泉之下而無法享受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生活。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革命的代價實在太大。此階段產生的悲情元素導致了中共與國民黨之間的分分合合，中日之間不可化解的歷史恩怨。中共與國民黨之間的兩次合作，兩次破裂，創造出了一個新中國，也留下了一個較長時期內難以回歸的台灣地區，兩黨之間的興衰榮辱、權力更替、執政心得為今天的政治體制改革留下了太多可供討論的歷史話題，兩黨執政下的普通民眾被硬生生地劃為敵我關係，逝去的英靈在黃泉之下也為之感傷。同時，中日之間的歷史恩怨還在延續，至今日本右派勢力還不願公開承認侵華的反人類行徑，「靖國神社」的幽靈時不時地還要在他們身上顯靈，那些倒在戰場上的無辜生命至今又有誰知道他們姓甚名誰，又有誰為他們感傷？
第四個階段的歷史悲情歷經20年（1957—1976），中國人在本應帶來幸福生活的社會主義土壤上發動了「反右擴大化」運動、「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使自身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大批幹部和群眾遭受殘酷迫害，全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 政治運動發展不了中國，反而會毀了中國，這是此階段悲情元素中延伸出的刻骨教訓。「一窮二白」的中國失去了寶貴的二十年，現代化建設喪失了許多寶貴的機遇，幾代人的生命軌跡被人為地扭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被人懷疑，至今想起這些慘痛教訓，仍讓許多人扼腕嘆息。 被上述四個階段的歷史悲情裹挾下的中國人很難直起腰桿。因為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被生硬地拖入了近代史的洪流，在列強的野蠻欺壓下開始嘗試了各種改良運動和革命運動，有成功的喜悅，也有失敗的愁苦，即使在新中國的土壤上也被政治運動狠狠地涮了一把，嘗盡了艱辛的中國人彷徨無措，既害怕失去現有的生活，害怕別人揭中國人的傷疤，害怕其他民族輕視中國人，又害怕重蹈覆轍，曾經的歷史悲情成了中國人的沉重包袱，阻礙了中國人樹立平和的自信。用新型中國模式驅散歷史悲情
想盡一切辦法擺脫歷史悲情，成為中國人在現代化道路上的一大歷史任務。從意識形態領域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改革開放國策的施行，「中國改革試驗田」的遍地開花，「北京共識」的提出，中國製造的世界銷售，百年奧運圓夢，國慶六十周年慶典、世博會、亞運會的華麗運轉，「和平崛起」、「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理念的宣揚，孔子學院的世界開花，中國經濟總量的世界第二，中國在二十國峰會、中歐峰會、亞太經合組織、「金磚五國」、世界銀行中的地位上升，到中國模式的廣泛討論，中國人似乎正在撬動世界、影響世界、改變世界，歷史悲情似乎正在慢慢淡去。 中國人正在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然而這條路是否可以被稱之為中國模式，至今尚無定論。雖然國家高層領導人在公開場合上從未承認有中國模式，但是民間的討論還是轟轟烈烈。網路公共空間中正反兩方面的爭論仍是硝煙未散。 近日有兩本暢銷書都從肯定的角度涉及中國模式問題。一本是英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終結》一書，其中代表性語言是：「如果說英國曾是海上霸主，美國是空中和經濟霸主，那麼中國將成為文化霸主」， 這是「可能的未來景象」。另一本是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張維為的《中國震撼》一書，其中驕傲地指出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的偉大文明的復興，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不可否認，媒體對這兩本書的熱炒說明民眾有這種內在的心理需要——擺脫歷史悲情，樹立大國自信。擺脫歷史悲情，需要不斷找到歷史證據樹立大國自信，需要向世人表明模式優越，需要向別國推銷模式理念，需要讓世界重新認識、評價、看重中國，這條路徑從邏輯上看無可挑剔。 可是，中國強有力的政府主導、漸進式改革與對外開放同時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是不是可以被稱之為中國模式還有待商榷。至今，仍有不少國家不承認中國是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對中國推銷模式理念也心存芥蒂，「中國威脅論」、「中國霸權論」、「中國傲慢論」、「中國傾銷論」等就是這種質疑的產物。同時，國內學界對中國模式的提法也有疑問，有的研究者認為中國模式提法尚不成熟，有的研究者認為中國要慎用中國模式，有的研究者認為中國根本不存在中國模式。現階段，民眾普遍感受到民族主義的非理性蔓延、物價持續上漲、房價持續上漲、貧富差距的拉大、高稅負、環境污染嚴重、資源消耗大、上學難、看病難等社會問題就在身邊，他們中的很多人也不認為中國形成了所謂中國模式。多方的質疑反而又加重了一些中國人的歷史悲情，看來，歷史悲情並不能在短時期內逝去。 中國人向來以飽含憂患意識自居，居安思危、警鐘長鳴、防患於未然等詞語常常掛在嘴邊，然而中國人也常常說一套做一套。一方面，中國人把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悲情告訴世人，以喚醒中華民族中「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憂患意識；另一方面，一些中國人又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動輒就用中國模式為國家套上炫目的光環，殊不知他們已經忘記了「生於憂患」的古訓。中國人的傳統文化中有一種陋習，就是好大喜功，誇大成績，遮掩不足，因此，有些人在改革開放取得一點成績之後就廣為宣傳，肆意誇大功勞。試想這三十多年的成績在歷史的長河中也就是一瞬間，也只是大海的一滴水，要建成一個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家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與中國相比，美國總是喜歡誇大本國面臨的問題來提示國民未來可能發生的危險，《天地大衝撞》、《2012》、《不可忽視的真相》、《後天》、《家園》、《改變世界的六度》等影片、紀錄片都展示了美國人對未來世界的擔憂。縱觀今日美國的全球戰略，民眾也會發現其在世界各地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的布局謀篇，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人說得少，做得多，讓國民得到了更多的實惠。 今天的中國不缺做大事的本領，缺的是做小事的本領，缺的是為民眾謀一點一滴福利的本領，缺的是為民眾基本權利的實現營造文化氛圍的本領。因而，如果將來中國有一種成型的發展模式的話，那麼這個模式一定具備時空相連的特點。從時間角度看，中國未來的發展模式一定是在注重民眾福利積累的過程中形成的，它一定更多地延續了中國人的憂患意識和務實意識，它一定是一步一個腳印干出來的。從空間角度看，中國未來的發展模式一定是內政外交平衡發展，內外責任兼修，對內凸顯包容公民自由個性、包容公民基本權利、包容民間組織發展，對外包容世界各民族文明、包容歷史多樣性、包容價值判斷。也許到了那時，中國人才能說真正脫離了歷史悲情的束縛，自信而不傲慢地站在世界民族的大家庭中，為世界文明的絢麗綻放作出貢獻。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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