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變革的長時段：近現代東亞格局演變的深層邏輯 魚宏亮 （本文發表在《財經》雜誌2015年第4期，題目改為《香蕉帝國主義的起落——近現代東亞格局演變的深層邏輯》） 「人類不大記取歷史教訓。這正是歷史給予人類所有教訓中之最重大者。」[1] ——黑格爾
( That men do not learn very much from the lessons of histo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lessons that history has to teach ) 一．兩種秩序的衝撞 直到17世紀中期，由於地緣與文化的原因，東亞地區的眾多政治實體都與中國保持著一種被稱為宗藩體制的國家關係。蒙古、朝鮮、琉球、安南、緬甸、廓爾喀……這些國家將中國看作自己的宗主國，作為藩屬國其國王的繼位必須經過中國皇帝的冊封，以表示其合法性。這些藩屬國則定期以朝貢的形式對宗主國進行訪問，彙報事務與商品貿易。這是一種相對靈活的權利義務共同體，在共同的文化關照下，藩屬國實行自治並且承擔維護地區穩定的責任，而宗主國則有義務對屬國提供安全保護及內外部爭端與衝突的調解。在這個同屬於儒家文化圈的國際秩序中，日本也成為中國明朝的朝貢國，並在明朝時期的1433年到1549年中，共派出十一個朝貢使團前往中國。直到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這種關係才被中斷。 從明代末期開始，日本進入德川幕府的統治時代。整整二百多年間，幕府實行鎖國政策，閉關自守。從明代中後期開始活躍於東亞地區的基督教傳教士，被驅逐出境，日本的耶穌會信徒則遭遇嚴厲鎮壓。1638年島原大屠殺，3萬5千多日本基督教信徒被幕府軍隊殺害。除少量荷蘭人被允許在長崎的荷蘭商館活動外，所有的西方人都被驅逐，航行海洋的大型商船被禁止建造。政府甚至禁止日本人赴海外旅行，而已經在海外、人數達到10萬多人——主要在東南亞地區的日本人則被禁止回國。 這是一幅熟悉的畫面。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諭旨沿海各省，西洋商船隻許在廣州虎門停泊貿易，浙江海口、寧波、廈門等地，禁止外商貿易。兩年後，清朝准行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請頒行「防範外夷規條」，對外商在廣州的貿易、居所、出行等行為做出嚴格的規範，康熙、雍正朝以來一系列對傳教、貿易的限制規定，清朝也進入了今人稱為的「閉關鎖國」時期。 在同一時期的西方，引起整個歐洲各諸侯國參戰的三十年戰爭進行到尾聲。1648年， 「威斯特法利亞和約」被簽訂。和約承認，世界是由獨立自主的國家組成，國家之間主權平等，在國家之上再無更高權威。每個國家對其領土擁有合法主權。這樣，羅馬帝國的境內眾多邦國便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神聖羅馬帝國至此轟然坍塌。從此，歐洲歷史的主體發生重大變化，民族國家陸續登上世界歷史的舞台。1689年英國通過「光榮革命」而確定君主立憲政體，頒布《權利法案》，1776年美國獨立、1789年法國大革命，使得民族國家這個全新的政體形式成為西方世界的主宰。1815年，隨著拿破崙被囚禁，歐洲列強通過維也納會議重新安排了歐洲秩序，並且在歐洲境內一致同意廢除奴隸貿易，建立歐洲協調合作架構，開發國際河流等一系列措施，使得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法體系開始確立。 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西方社會的政體結構與政治文化也發生革命性變化。自由、平等、權利等現代價值逐步得到確立，政權的合法性開始建立在個人權利與契約論的基礎之上，憲法、議會等民主政體成為政府管理的主要形式，君權神授和封建等級制退出了歷史舞台。然而，這個披著華麗外衣的西方「文明世界」開始將征服的目標投向歐洲之外，投向以中國為中心、以宗藩體系為秩序的東方世界時，他們攜帶的是另外一套價值與規則，他們繼承了歐洲15世紀以來形成的殖民思想與殖民政策，將東方看作未被征服的大地，這些國家的資源和市場將作為正處於工業化過程中的西方各國的原料和產品市場。必要的時候，其政府和人民也應當成為殖民國家的統治工具。正是這種將自由、平等、權利等現代價值局限於民族國家內部，而對外尤其是對東方、非洲、拉美廣大地區人民實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價值邊界與雙重性價值標準，成為近代以來東西方社會交往過程中激烈撞擊、東方社會遭受血淚痛史的最重要根源。 工業化的西方列強，執著地在世界尋找新的資源和市場。1793年英王喬治三世派遣馬戛爾尼使團、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使團「訪華」，均遭到挫折。而在日本，從1792年至1849年間，俄國、英國、美國等列強就不斷進行接觸，提出各種要求，為德川幕府所斷然拒絕。在這種不斷的「訪問」試探中，西方逐漸了解到了東方社會的真實情況，相比於快速發展的工業化社會，封閉的東方社會已經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組織管理能力上全面落伍。採取武力打開東方之門，成為列強的共識。「鴉片戰爭」的爆發不可避免。 然而，無論對於國家還是個體，最大的敵人往往是其自身。不同的應對之道與反思深度，決定了這些傳統國家在遭遇侵略時命運的巨大差異。 1840年鴉片戰爭的慘敗和《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雖然引起清朝的朝野震動，但隨著列強戰艦的離去，道光皇帝和辦事大臣感到的是一種解脫式的輕鬆感。代表中方簽訂條約的欽差大臣耆英被視為麻煩解決者而平步青雲，甚至做到兩廣總督。對於中美、中法條約中預留的12年後續約的伏筆，清朝從未認真的做準備。這正是引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直接原因。1856年，當英、法、美三國公使共同要求修訂條約，提出更多要求的時候，道光皇帝的指令是一定要維護《南京條約》等「萬年合約」的各項協議，禁止提出其它要求。僅僅過了十幾年，鴉片戰爭失敗的屈辱感已經一掃而光，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被迫簽訂的各項不平等條約十幾年後成為朝廷堅守的底線。1860年10月，英、法聯軍攻佔了清朝首都北京、野蠻焚毀搶掠圓明園，清朝被迫簽訂屈辱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後，才換來了第一個專門處理對外事務的機構——總理衙門的設立。總理衙門附屬的同文館和總稅務司兩個機構，才開始翻譯引進西方科學與學術著作。1864年，由曾經擔任英法聯軍翻譯的傳教士丁韙良領銜翻譯的西方國際法著作《萬國公法》完成出版，中國人才開始學習了解西方世界的遊戲規則。
同年7月，新任普魯士駐華公使李福斯乘一艘戰艦抵達天津附近準備進京上任，發現大沽口有三艘丹麥商船，由於當時正值普魯士與丹麥在歐洲交戰，李福斯便下令俘獲丹麥商船為戰利品。總理衙門根據《萬國公法》中有關國際法的知識，認為這種將歐洲戰爭擴大到中國「內洋」的行為為非法。所以時任總理大臣的恭親王奕拒絕接納李福斯作為公使進駐北京。最終李福斯不得不釋放丹麥商船，並支付了1500塊洋銀的賠償金。經過這些事件，中國也開始學會用這套規則維護國家權益。總理衙門當即印發三百部《萬國公法》給各省當局。中國進入了西方國際法與傳統宗藩體系並存的外交時代。 在這種亦步亦趨的改變中，中國通過洋務運動初步建立了基本工業基礎，近代軍事工業也在步履蹣跚中現出雛形。從1875年開始，陸續向英、德兩國訂購新式軍艦，至1889年前，總共擁有各式主力艦、巡洋艦、自製木質戰艦、魚雷快艇25艘，排水量4萬5千噸，初步構成了北洋艦隊的基本力量。1885年，清朝成立海軍衙門，1888年建立北洋海軍，負責拱衛華北和京師門戶，成為裝備和數量最強的艦隊。 就在洋務運動在各種艱難阻礙中取得初步成就之時，東亞的近鄰日本已經虎視眈眈，成長為一隻兇猛的工業巨獸。1861年總理衙門成立時上陳的著名《統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對中國當時面臨的幾大敵人做了粗略的分析，排在第一位的是被稱為「心腹之患」太平天國，第二位是「肘腋之患」的俄國，第三位是「肢體之患」的英、法等國。誰都沒有預料到，在短短二三十年後，日本成了中國最大的禍患。 二．香蕉帝國主義的崛起 1853年7月，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率領一支塗裝成黑色的艦隊停泊在日本的江戶浦賀港，將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寫給日本天皇的信轉交給幕府，信中提出開放雙方貿易等要求。威脅一年後將再次帶來艦隊返回，要求日本做出答覆。史稱「黑船來臨」事件。8月，幕府將這封來自美國總統的書信的譯文轉發給所有大名和重要的政府官員、學者，要求他們討論並提出處置意見。而此時，十幾年前中國被列強打敗並不得不接受列強各項要求的教訓，已經在日本引起巨大震動。因此，在59位大名中，有22位的意見是同意與美建立貿易關係，18位希望避免戰爭。而學者們大多數希望日本能汲取鴉片戰爭的教訓，不要與美為敵。一年後，佩里准將如約而至，《美日神奈川條約》簽訂，英國、俄國、法國、荷蘭聞訊而來……日本被迫向西方開放。在所有的這些條約中，貿易最惠國待遇、關稅由西方控制以及領事裁判權等不平等條款，都被自動適應於各列強。這表明西方國家將日本歸為「不文明國家」，這使得傳統上將西方人視為野蠻人的日本受到極大刺激。憤怒的人民將失敗的原因歸因於幕府的腐朽統治，各地掀起反對幕府統治的運動。1868年，幕府的最後一位將軍慶喜宣布「奉還王政」退位，日本開始了奮起直追的明治維新時代。 明治天皇睦仁登基時只有15歲。從封建領主手裡奪回王權，建立統一中央政府，其建立法統、政權合法性的唯一路徑就是：維新。改革開放，向列強學習，從而使得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進而在列強環伺的世界爭得一席之地，甚至成為東亞地區的霸主是其最終目標。一場決心改變這種現狀、將日本改造成與西方列強同等地位的社會運動成為朝野共識。 1868年4月，「王政復古」僅三個月的明治天皇發布了標誌徹底改革的「五條御誓」：「一，廣興議會，萬機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盛行經綸；三，文武一途，下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四，破除舊來之習，基於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以此，明治政府開始在土地、財政、廢除封建等級以及政治、軍工、工業等領域的大規模改革，在短短几年內，建立了郵政、電信、鐵路等現代工業的基礎。1869年將首都從京都遷往江戶，改名東京。此後，專業的政黨組織被准建立，1889年2月11日，由伊藤博文主持起草的《憲法》公布。這是西方世界之外第一部完整而正式的憲法。憲法公布的日期經過精心選擇，根據日本典籍《日本書紀》的傳說，日本國家形成於公元前660年2月11日（中國春秋時代周惠王十七年），「這日期與憲法本身都成為創造日本現代神話的機制中的一環」。 在這些驚心動魄的社會變革後面，推動的力量是一股凝聚在政府周圍具有堅強意志與卓越能力的維新派人士。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木戶孝允、松方正義、井上馨、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一長串政治精英的名字與維新運動緊緊的聯繫在一起。而維新階層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在日本傳統社會中，武士階層踐行著儒家忠、孝、仁、義的倫理準則，武士具有特殊的社會地位，無須從事農民、工匠和商人的工作，被期許以專心修道，遵守倫常關係、維護社會秩序的責任。幕府的衰落，導致日本社會中武士階層的沒落。社會上產生了一批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與文化知識但毫無政治地位與社會財富的社會精英。他們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但日本沒有科舉制，儒學從來不是獲取官職的工具。因而日本的儒士具有果決的行動力和奉獻精神。著名的「尊王攘夷」思想家、來自長州的武士吉田松陽，在美國海軍第二次抵達日本逼迫日本開國的時候，他率領弟子潛上美國軍艦，試圖偷渡出洋，「通宇內形勢，探知其實情」。維新精英、曾四次出任首相的伊藤博文11歲時就被一個低級武士家庭收養，他因為1863年火燒英國使館而聲譽大著，被封為武士。正是這批社會底層的精英人士構成了明治維新最為堅強的中堅力量。 但是，日本儒學與中國儒學存在重大差別。日本在接受儒學的過程中，捐棄了宋明以來理學關於天理與社會秩序的理論，更強調綱常倫理和等級秩序的維護。實用主義是其選擇接受儒學的一個重要標準。中國宋明以來儒學強調對普遍天理的探討，日本則更強調對秩序的遵守；中國儒學強調尊重個人良知和內心的體驗，但日本儒學則強調絕對的忠於上級。日本式民族國家，採取的是西方君主立憲的政體形式，但嚴格限制現代價值中「權利、自由」等價值內核，強調儒家道德倫理中對君主的「忠」、「孝」觀念，對家庭的敦睦、禮儀，建立了服務國家與天皇、「刻苦奮鬥」的意識形態。在甲午戰爭前四年，日本政府頒布《教育敕語》，對國民的精神道德進行規定：「孝父母，友兄弟，夫婦相和，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徳器，進廣公益，開世務」等使用古文表述的儒家倫理道德準則，被要求所有學生都需背誦。一個建立在立憲政體與尊君敬業的道德準則上的新型民族國家開始形成。正是這種思想背景與當時西方社會殖民思想的結合，發展出了日本獨有的軍國主義思想。 如果說幾十年前馬戛爾尼訪問乾隆的時候，打算向中國推銷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的自由市場思想的話，幾十年後西方再次進入亞洲的時候，他們兜里揣的是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一種赤裸裸的種族主義思想與殖民主義思想。1859年，51歲的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出版《物種起源》一書，書中首次以生物科學的原理闡明生物發生、進化的原理，否定了神造萬物的宗教教義。其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理引起巨大反響。這一生物學演化的規律，被達爾文的朋友、哲學家斯賓塞應用於解釋人類社會組織的複雜關係，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19世紀中期以後世界上最為流行的社會理論。對弱小國家的武裝掠奪被「進化」與「自然淘汰」理論包裝為正當行為，掠奪者被稱為「適者生存」的幸運者。有統計表明，到甲午戰爭前，日本總共出版至少37部斯賓塞的著作。1892年，甲午戰爭的前夜，檢驗明治維新發展成效的關鍵時期，日本高官、哈佛大學法律專業畢業的擔任議會書記長的金子堅太郎專門前往倫敦拜會了在西方聲名顯赫的哲學家斯賓塞，就日本發展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8月26日斯賓塞又專門回信一封，鄭重的告誡日本應當儘可能保持與美國、歐洲等國的距離。並提出在居留、貿易、礦山等方面應當對西方人進行嚴格限制，他特別指出：關於是否允許日本人與外國人通婚的問題，他寫道「我會毫不猶豫的回答：應當被堅決禁止」。因為「這不是一個根本的道德問題，而是一個根本的生物學問題」，「有生物學證據表明，長期來看，不同人種間的雜交只會帶來不可避免的退化。」末尾，斯賓塞以重申第一句話結束了這封信件：日本人應當盡量與其他種族保持距離。
斯賓塞要求這封信在其有生之年不得解密，因為他不想引起他的英國同胞們的憤怒。1904年1月18日，斯賓塞去世40天後，《泰晤士報》刊登了這封信的全文。 顯然，這封信一旦見報，立即引起了英國人的憤怒。這封信徹底暴露了所謂「文明國家」的對外擴張過程中所秉承的生物學倫理，權利和自由的外衣下面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思想基礎。這種雙重標準正是日本走向現代國家的道路上所學到的第一課，以別的民族為工具實現自己的擴張夢、推行日本人種優越論是其大陸政策、大東亞共榮圈構想的本質。1885年福澤諭吉發表《脫亞論》，其中有「我乃於心中謝絕亞細亞惡友者也」的名言。福澤所謂的亞細亞之惡友，「然今所不幸者，近鄰有國，一曰支那，一曰朝鮮」；他深恐「以西洋文明眼光看來，由於三國地理相接，或將日本視若同類國家，而有意以對中朝之評價來教訓我日本」，宣稱：「與惡友交善者不免同受惡名，吾等衷心謝絕東亞之惡友也。」表面上看，「日本有意與中國和韓國相區別，是用西方現代化標準將自己定位於現代民族國家，但骨子裡是認為日本比中國和朝鮮優秀，要爭東亞霸權。也就是說，日本一方面高叫要脫亞，而實際上是要征韓、征華，稱霸亞洲」（金觀濤）。所以在甲午戰前日本政府極力渲染對於中國的戰爭是一場「文明對野蠻」的戰爭，是從滿族統治者手中「解放」漢族人民的戰爭。這正是18世紀列強對世界進行血腥的殖民掠奪的倫理包裝。這表明，經過二十多年的維新運動，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思想文化，日本已經完全按照民族國家的模樣將自己改造成了一個外黃里白的「香蕉帝國主義」（唐德剛），實行幾十年的「脫亞入歐」政策取得了「成功」。剩下的就是以周邊鄰國為對象一試身手，從而正式躋身於民族國傢俱樂部。日本社會對國師斯賓塞的迷戀沒有讓他們失望，他的具體建議或多或少切中日本正在實行的政策。 三．兩種制度的較量 西人曰，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什麼樣的政治，決定什麼樣的戰爭。一百二十年後，我們再來觀察甲午戰爭，對於期間所涉及的武器、裝備、技術、戰術等等具體過程，已經淡出了我們的視野。歷史的進程為我們提供了以長時段和全局的視角來關照這一東亞近代史上最為劇烈的一場戰爭，在意識形態、地緣政治、長效後果、國際局勢種種因素的綜合考量下來反觀甲午戰爭及其深遠影響，正是歷史所能給予我們的最寶貴的教益。 明治維新後改革官制，先是設立教部、宮內、外務、民部、大藏、兵部、刑部七省，四年後廢除兵部，增設陸軍、海軍倆省，標誌著軍隊建設的急劇擴大。1878年，日本設立參謀本部，直接隸屬於天皇，內閣無權干涉參謀本部的用兵、作戰事務。在此後的不到15年中，日本四次改革兵役制度，為全民總動員式的總體戰軍事體制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礎。 從1874年向英國訂購扶桑、金剛、比睿三艘軍艦，開始了海軍建設之路始，到甲午戰前，日本建成擁有大小軍艦31艘、魚類快艇37艘，總排水量在5萬9千多噸的大規模近代海軍。日本周邊海岸劃分為5個海軍區，建立了完整的海疆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日本舉全國之力增加軍費支持軍備擴張，到1892年軍費預算佔到了全國預算的40%以上。除此之外，還多次發行海軍公債，號召全國各級官員將薪俸的10%捐出。天皇睦仁多次下詔節省宮廷開支，甲午前一年下詔每年從皇室開支中節約30萬元劃撥海軍。 至此，日本已經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所有方面，完成了一個全面武裝的現代軍國主義軍事強國的轉變，為「開拓萬里波濤、耀皇威于海外」、「兼六合掩八紘」的擴張目標建立了堅實的條件。 而就在同一時期，反觀清朝的海軍建設卻一步三折，步履艱難。中國擁有漫長的海岸線和廣闊的領海，列強入侵都是從海上而來。但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30年間，除了魏源等少數有識之士的無力的呼籲外，中國從未在海軍方面有所建樹。1874年日本侵入台灣、次年入侵朝鮮迫使朝鮮簽訂《江華條約》脫離中國藩屬，當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才決心建議朝廷發展海軍。朝廷接受駐英公使對英國海軍有所了解的薛福成的建議，決定建立北洋、南洋、閩粵三支海軍分別守護黃海直隸、東海江南、南海廣東，實際上分為三個海軍防區。從1875年委託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赴英訂購第一批軍艦起，到1889年，北洋艦隊共擁有艦船25艘，排水量4萬5千噸。其中最重要的主力戰艦是建造於1881年從德國訂購的定遠艦和鎮遠艦。根據當時世界海軍年鑒的統計，清朝的海軍力量排名世界第八。 但是，19世紀末期正處於第二次工業革命急速發展時期，技術革命日新月異。而清朝的海軍建設則由於經費一再被剋扣甚至停發而被迫終止，1889年以後海軍再未添造新艦。中國海軍的艦艇無論從航速還是火炮威力上，都落後於同期的世界海軍。1892年英國阿姆斯特朗造船廠設計建造的當時最先進的航速達23海里、排水量達4千噸、裝備強大火力的巡洋艦完成下水，日本第一時間完成購買，命名為「吉野號」，成為日軍旗艦，從裝備上全面超越清朝，佔據了火器的主動。 然而，科學與技術雖然對社會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技術從來不會孤立地發揮作用。技術從來都依附於特定的人及社會組織系統。一場戰爭的成敗固然可以歸因於某一單一因素主導，中國社會從鴉片戰爭以來長達半個世紀的曲折頓挫，其深層原因是對人和制度的拷問。
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事件，不僅促使清朝下決心建立海軍，也促使清朝向日本派駐外交公使。近代國際關係中，外交使團不僅擔負著修好、交涉、護僑等使命，也承擔著了解對方「風土人情、各國事機」的任務。從1877年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中國共向日本派駐六任公使。其中第二任公使黎庶昌在1881年至1990年間兩次出使日本，這一時期正是日本擴軍備戰最重要的時期。黎庶昌及其隨員姚文棟等人對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進行了詳盡的考察，向總理衙門和李鴻章遞交有重要報告。其中特別對日本從天皇到政府大力支持建設海軍、日本海軍軍艦的數量有詳細的彙報。黎庶昌電函說：「觀日人辦事，狡猾精能，實在意大里等國之上。肘腋之下，盈盈帶下，與國為鄰，彼閑暇而我多事。中日兩國積疑已久，恐其決裂，不在琉球，而將在高麗。」準確的預言了日本的戰略動向。而第三任公使徐承祖於1884年抵達日本。第二年，他通過極為隱秘的取道獲取了日本內閣會議的重大情報。正是通過此次會日本議定下了十年後對華用兵的戰略決策。會議討論了征服朝鮮和中國的問題，最後形成的意見是：雖然中國剛經歷了中法戰爭，決定整頓陸海軍。但是中國萬事看上去「似乎發奮有為，殊不知一二年後，則又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所形容說，又睡覺矣。倘此時我與之戰，則催其速強也。……此時只宜與之和好。我國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決定等待日本軍費充裕後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惟現時則不可妄動」。這個報告由伊藤博文匯報給天皇，這也正是日本開始大力節約經費建設海軍的開始。 對於日本擴張戰略的認識反映到清朝的中樞決策機構後，並未引起當局充分的重視。以慈禧太后為中心的政治勢力並不會從長遠的戰略來考慮政策與措施。他們更重視眼前的利益和危機。原定每年400萬兩的海軍建設軍費，經過層層剋扣到達北洋海軍手中時只剩下120王兩不到。並且1889年後乾脆就停止了撥款。所以當1894年日本按照十年前定下的方針放手一搏的時候，中國的最高決策層卻顯得驚慌失措，這正印證了伊藤博文的預言：又睡覺矣。 反觀日本，從官方到民間，甲午戰前形成了對中國偵探、考察的大潮。日本參謀本部有計劃的派出各種間諜小組前往中國獲取情報。被稱為「中國通」的荒尾精等人，以漢口「樂善堂」藥店為掩護，四處建立分支機構，在上海建立的情報機構日清貿易研究所，培養了大批對華間諜。其中，宗方小太郎等人潛往天津、威海等地，獲取了中國海軍船隻、火炮、兵員等機密情報，回國受到天皇的接見與嘉獎。對華情報工作匯總而成的《日清貿易全書》達到2300多頁，大大地鼓舞了日本侵華的信心。 處於戰爭前夜的中日兩國，其決策體系的差別如此巨大，戰爭的後果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從1894年7月25日日本偷襲中國運兵船導致700多名中國水兵犧牲其到8月1日中日兩國正式宣戰，到1895年2月11日（正月17日）威海衛軍港被日軍圍攻，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劉步蟾等多位高級將領殉國，期間經歷陸戰、海戰多場，清朝海陸軍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奮勇反擊，其勇氣與壯烈連外國僱員和記者都為之動容。出身於福州船政學堂一期、擔任各主要艦艇艦長（管帶）的十四位海軍軍官，有一半以上為國殉難。但是，戰爭甫一結束，清廷一邊在談判和約的具體內容，另一邊則將失敗的責任推到指揮官兵的身上，甚至開始調查丁汝昌等將領莫須有的「通敵投降」的責任。一個周后的《紐約時報》報道了《三名清國海軍將領自殺殉國》的消息：「在戰爭中他們表現出了比他們的同胞更加堅貞的愛國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氣節，他們值得大清國的人民引以為傲。他們向世人展示出：在四萬萬清國人中，至少有三個人認為世界上還有一些別的什麼東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寶貴。這種表現難能可貴，因為大清國官員的一貫的行為準則就是：為了金錢可以出賣國家，同時保證自己不受傷害。」（《紐約時報》1895年2月19日） 實際上，戰爭即將開始之初，日本海軍司令伊東佑亨中將通過一艘英國艦船將一封書信帶給與他有著深厚交誼的老朋友中國海軍司令丁汝昌。這封信寫道：「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信中曆數清朝種種腐朽不堪，自言出於個人友誼，不希望丁汝昌在這無謂的一戰中同歸於盡。希望他能來日本寄居，等待著清朝「維新之時」的召喚再為國效力。丁汝昌拒絕了邀請。臨死前命部下回信，只要求伊東佑亨攻入軍港後不要傷害士兵和無辜的人民。這封書信言辭懇切，對清朝政府的批評尖銳深刻。甲午戰後，許多致力於改革維新的中國士大夫都為這封信所感動，也增加了自強維新的決心。 根據日本報紙《朝日新聞》1895年9月29日的報道，日本政府責成橋本清氏、中村新助氏、小野隆太郎氏三家公司將沉沒在威海衛軍港的定遠號、靖遠號、來遠號打撈解體拖回日本，晚清以來一代志士仁人夢想的巡弋于海洋之上的海軍之夢就此煙消雲散。 四．變革時代的來臨 「甲午戰爭」及《馬關條約》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場眾所周知的深重災難。但是，其深遠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當初發動戰爭的日本和在一旁推波助瀾的列強甚至疲於應付的清朝自己的想像。 甲午戰前的幾十年，中國雖然在與列強的交涉中屢次慘敗，各項國家利益和主權損失嚴重，清朝也在亦步亦趨地進行著有限度的調整和改變，但是整個社會在看待列強及其所帶來的堅船利炮、科學工藝等事物上，依然存在著一種強烈的文化與道德優越感。士大夫精英階層認為西方列強貪婪地四處掠奪並且屢屢得逞，既無正當性也無合理性。中國的禮儀道德依然是超越列強「以強凌弱、以眾暴寡」的強盜邏輯的大經大法，中國仍然是世界的道德中心。中國的失敗只是統治階層不習時務，缺乏經世致用精神而導致。只要引進並學習西方的火炮與軍艦、工藝與技術，清朝即可與列強抗衡。中國近代的洋務運動，正是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進行展開。1840年9月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當直隸總督琦善受英國遠征軍司令璞鼎查之邀登上英軍軍艦談判時，正好有一隊英國海軍學院實習生在艦隊上。看著這些軍容整齊、雄姿英發的年輕軍官們的隊列，琦善嘆息道：這麼年輕英俊的年輕人，怎麼不去讀書做官呢。這固然反映出統治階層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但也反映出中國道德性思維與西方工具理性思維的巨大差異。
更為深層的是，中國曾經是東亞大多數國家的宗主國，因此面對列強的殘酷侵略，也承擔了最為沉重責任。列強的所有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中國，這為日本等國的改革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條件，日本正是在中國的庇佑下獲得了成功。歷史學家肯尼斯·漢歇爾深刻地指出：「日本幸運地被允許以自己的步調、自己的方式向外國學習。十九世紀的西方列強對殖民日本不真正感興趣。他們在其他地方有較好的選擇——古老的中華世界。」 但是，甲午一戰，徹底摧毀了中國士大夫的這種道德與制度自信。同為東亞儒學化國家，也具有相同的被侵略的經歷且向來被認為勤於中國文化中汲取滋養的東亞領邦，在全面採用西方制度之後，只用了短短30年不到的時間就一舉打敗了這個千年帝國，以至於人民塗炭，領土割裂，其震撼不可謂不大，其痛心不可謂不烈。從此，中國社會中維新變法、革命思潮才開始浸潤蔓延，並最終成為凝聚人民的社會共識。此後的公車上書、戊戌維新、憲政改革、辛亥革命才得以成為中國社會運動的大潮，保守、腐朽、墮落的統治集團才逐漸開始瓦解，社會價值的導向才開始以變革為進步，以大眾為主體，以皇權為代表的專制制度成為社會公認的「惡」。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也由此拉開序幕。 歷史的教訓很少能夠擦亮人們的眼睛。1817年，被囚禁在聖赫勒拿島的法蘭西帝國皇帝拿破崙迎來了一位剛從中國回來的訪客，這就是英國派往中國的第二任使臣阿美士德勛爵。拿破崙直率地告訴阿美士德應當遵守中國皇帝要求的禮節，對於英國用武力打開中國商業之門的打算進行嚴厲的批評：「要同這個幅員廣大、物產豐富的帝國作戰將是世界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們開始會成功，你們會奪去他們的船隻，破壞他們的商業。但你們也會讓他們明白自己的力量。然後建造船隻，用火炮把他們裝備起來，然後把你們戰敗。中國是一隻沉睡的獅子，當他覺醒時，世界也將為之震撼。」 只是，由於中國這頭雄獅過長的被操縱於一個腐朽而落後的統治集團手中，因而他醒來的過程註定充滿曲折磨難。 而對於日本來說甲午一戰有著更加深遠的影響。如果說戰勝大清只拿到了列強俱樂部的敲門磚的話，那他決心對西方列強中的一員發起挑戰，以證明自己具有登堂入室的資格。1904年至1905年，日本一舉戰勝了傳統西方強國俄國，正式證明了自己的列強地位。至此，它佔領了中國的東北、台灣，從俄國手中獲得庫頁島南部，并吞並了朝鮮，日本在兩年間對朝鮮人民的反抗進行了1450次鎮壓，國際社會從未對日本說過「不」字。這部赤裸裸的擴張史取得「輝煌」成功的背後，再次證明公理與強權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強權即公理的邏輯，完全契合了明治以來日本的國家意識形態。公理為強權服務，成為公然的國際準則。 然而，這個膨脹的怪物，也在製造扭曲的人格。全盤西化所製造的冷酷的自我中心主義，也製造了一代精神與人格完全扭曲的人民。1909年，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出版了《以後》一書，書中寫道：「看看日本，它試圖擠進列強行列之中。它像一隻想長成母牛一樣大的青蛙。當然，不久它會破裂。這鬥爭影響你、我以及每一個人。由於跟西方國家競爭的壓力，日本人沒時間放輕鬆……難怪他們都是神經病患……他們只想到自己與他們眼前的需要。看看日本全國，你不會看到充滿希望的地方，到處都是黑暗。」 在這個充斥著弱肉強食的怪獸的世界中，沒有人是永遠的霸主，也沒有誰能夠保持長久安全。歷史進入了二十世紀，歐洲各國基本上都成為了民族國家，而老牌的民族國家都已經存在了一個多世紀。民族國家的價值邊界以及雙重標準，必然導致國家之間弱肉強食的競爭關係。而雙重標準並不能保證這個「民族國傢俱樂部」之間的安全，隨著被殖民地瓜分殆盡以及革命風暴的風起雲湧，俱樂部會員之間的強弱關係每時每刻都在改變，民族國家之間兵戎相見就成為不可避免。兩次世界大戰在相繼十幾年間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傷亡人數3千萬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總傷亡達到了6千萬。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以日本全面侵入中國而揭開帷幕的，在導致了中國人民近1千8百萬傷亡後，以兩個原子彈的轟炸而終於停止了其侵略機器的轉動。 沒有人能夠解釋這種極度癲狂如何發生。1909年美國記者諾曼·安吉爾出版了暢銷書《大幻覺》一書，認為在當前如此緊密的世界經濟結構下，戰爭不僅不會給任何帶來任何利益，反而會毀掉所有人。那些試圖通過發動戰爭而獲取暴利的想法，只是政客們的幻覺。當時眾多的銀行家和經濟學家也認為，就算一場巨大的戰爭發生，也不會持續太久，因為沒人能為之買單（瑪格麗特·麥克米蘭）。但是這種美好的願望不到5年就真的成為一個大大的幻覺。 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1918年1月8日，曾經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發表了著名演講：「我們所要求的，就是使世界適合人類生存和安居樂業。尤其要使他成為這樣一個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和那些象我們一樣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決定政治制度的國家，能夠獲得正義的保證，並得到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致遭受暴力和損人利己的侵略。事實上全世界各民族都是這一事業的共事者……除非正義施及他人，否則正義也不能獨施予我。」 但是，無論是這位偉大總統的美國同胞還是其它「文明國家」，沒有人記住這句忠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佔領軍負責對日本戰爭機器的清理和銷毀工作。但是出於美國利益的考慮，進行國際禁止的生化戰爭實驗、殺害眾多平民、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731部隊，卻被美國全面接收，其成員一個都沒有受到追究與審判。美國人為了獲得這些實驗的科學資料，答應731部隊不將他們繩之以法，因為美國的法律禁止從事生化戰實驗。更為嚴重的是，作為戰爭機器的意識形態在日本得以保留，對戰爭富有直接責任、在塑造大日本神話中起著核心作用的天皇制，輕輕的躲過了任何懲罰。儘管許多日本的進步人士都呼籲廢除天皇制，讓日本成為真正的平民國家。天皇的神性依然在維繫著日本人種的優越性這一現代神話。這導致的後果是，日本人在精神上從來沒有承認過戰爭的失敗，也不承認這場給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戰爭是非正義的，因而拒絕為此進行道歉與賠償。
這個世界，惡魔與天使並存，地獄與天堂同在。在「文明」的表象下，又有多少血腥的慾望在黑暗中蠢動。在已經極度國際化的今天，所有這些歷史時刻都在提醒著我們對我們身處其中的這個世界進行著痛苦的反思。民族國家誕生之後，由於其先天所具有的價值邊界與雙重標準的屬性，使得爭端得以理性化，無論從國際法規、外交政策抑或科學技術的成就，都是以保障民族國家的利益為前提的，毀滅他國與人類生命的技術迅速發展到極致。哲學家安東尼·吉登斯認為﹐這個「現代世界」的發生﹐標誌著人類文明的「大斷裂」﹐它不是任何一種文明形態和傳統（包括希臘~羅馬傳統和基督教文明）的自然發展和延續﹐而是軍事暴力和金融壟斷所造成的世界「失序」的結果﹐甚至是布羅代爾所謂「上帝發錯了牌」的結果。這一巨大的斷裂所帶來的突出的問題是﹕我們被捲入的這個「現代世界」並沒有真正的價值認同基礎﹐由西方軍事擴張和金融壟斷所製造的現代世界﹐也並沒有文化上的合法性（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 「除非正義施及他人，否則正義也不能獨施予我」。說出這句話的威爾遜總統極力呼籲戰後建立國際機制來遏止戰爭的再次發生和協調國際關係，呼籲成立國際聯盟。但就連美國國會都沒有批准加入國聯。威爾遜總統在四處奔走中終於中風倒下了，從此再未恢復。但是連續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蹂躪，歐洲大陸的有識之士開始了真正反思。1986年5月29日，歐盟藍底金星的會旗冉冉升起。歐盟的銘言為：多元一體。這是對兩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反省，是近三百年世界歷史上頭等意義重大的事件。這標誌「歐洲民族國家的概念正在改變。歐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多國家共同體，取消了邊界，統一了貨幣。今天的歐盟，每個國家依舊保持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但是在政治經濟各方面進行全面的合作。近代史以來的民族國家模式正在瓦解。歐洲人根本不願意回到民族國家的結構上去。過去幾百年來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日漸被國家之間的合作與和諧取代」（里夫金《歐洲夢》）。 儘管歐盟的發展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以及將來都會充滿艱難曲折，但這標誌著一個真正變革世界的來臨。 就在「甲午戰爭」過去120年之際，2014年7月1日，日本國會通過了所謂「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決議。歷史的來看，這標誌著東亞政治領域發生重大變化。由於中國經濟的世界性崛起，這個與中日關係有著密切關係的變化，因此也將具有世界性意義。在全世界都已經厭倦了民族國家間互相傾軋、弱肉強食的舊式國際關係，從而都在積極思考、尋求變革、塑造新型、面向人類福祉的未來的新型政治體制與國際體制的今天，日本及其盟國的每一個舉動，都將在世界歷史記上濃重的一筆。這一筆，無論對中國還是日本，抑或世界，都將發生重大影響。 中國有句古話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近代以來人類歷史的發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當人類的智慧和理性被用來創造互相毀滅與奴役的手段達到巔峰之時，也正是我們反思現代制度與現代「文明」的開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已經走出了固步自封的時代，變革將成為中國的主題。在改革中創造新的政治文化與國際秩序，共同創建東亞地區互相依存而非惡性競爭、更具人文精神而非工具理性的共同家園，也將成為包括歐盟在內的世界各大政治實體所聚焦的主題。
[1] 這句廣為流傳的名言實際上是英國作家A·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對黑格爾原話的精簡。A·赫胥黎為英國著名生物學家、進化論學者T.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之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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