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辦成哈佛和劍橋有什麼危險？

北大辦成哈佛和劍橋有什麼危險？

在五四運動95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到北京大學考察，談到價值觀，習近平說，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而青年又處在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時期，抓好這一時期的價值觀養成十分重要。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樣，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錯了，剩餘的扣子都會扣錯。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

習近平肯定了北大爭取到2018年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但也要求紮根中國大地辦大學，不要把北大辦成「第二個哈佛和劍橋」，而是要辦成「第一個北大」，讓北大師生深感責任重大。

北大哲學社會科學系教授葉朗在回應習總講話時稱：哈佛辦得好，但那是為美國人而辦的，北大是為中國人而辦的，我們不能在辦學上處處照抄美國名校。我想，北大如果辦成哈佛第二，一定不是好事，而是很危險的。

至於有什麼危險，這位從文革劫難中走出來的哲學教授並沒有明說，令人疑惑的是，北大的目標不是哈佛和劍橋，又如何成為世界一流名校？　

北京大學創辦於1898年，初名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國立大學，也是中國近代最早以「大學」身份和名稱建立的學校，其成立標誌著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開端。1898年6月，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推行「戊戌變法」，詔書中強調「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1898年7月3日，光緒帝批准了由梁啟超代為起草的《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正式創辦京師大學堂，並任命吏部尚書兼協辦大學士孫家鼐為首任管學大臣。

京師大學堂也是戊戌變法中，維新派與頑固派激烈鬥爭的產物。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為領導「公車上書」，「請變法、建學堂」。康有為在《請開學校折》中提出「自京師建立大學，各省立高等中學，府縣立中小學」。梁啟超說，大學堂的前身是官書院，官書院的前身是「強學會」。在甲午戰爭後，康有為在京組織強學會。購置圖書、儀器等，宣講新學，謀求改革。強學會實際上是政治團體兼學校的組織。在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強學會被頑固派查封，但改為「官書院」。「京師大學堂」就是在「官書院」的基礎上創辦起來的。

1917年（民國六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義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義」，使得北京大學思想解放，學術繁榮，北大從此日新月異。同年，北京大學開始招收研究生，這標誌著中國大學研究生教育的開端。

北京大學的前身也可以說是燕京大學，燕京大學建立於1919年，其前身是美國教會在北京一帶辦的三所教會學校。1920年，匯文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和通州協和大學合併，在南京金陵神學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任命為新成立的燕京大學校長。1921年，校長司徒雷登獲得美國著名出版商亨利·盧斯及美鋁公司創辦人Charles Martin Hall的捐款，在北京西郊購買了數處前清親王賜園，聘請建築設計師亨利·墨菲進行總體規劃，建造了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環境最優美的校園。

1952年，新中國實行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被拆分，文科、理科等併入北京大學，工科併入清華大學。燕京大學校址「燕園」成為院系調整後的北京大學主校園。

北大要成為世界一流名校，其價值觀和辦學理念也應該符合世界潮流。正如耶魯大學前任校長理查德.雷文在就職演說中所言：我們的價值觀是允許人類精神完全開放。我們堅信只有自由探究、自由表述，才能真正發掘人類潛能。只有毫無限制地應用「明確的信息」才能真正認識自然和自我。我們提出難題，如實回答；我們追求真理，不畏艱難險阻。我們言傳身教，著力提倡的是：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質疑每一個假設，鑽研每一個論點。通過培養公眾領袖，有助於重塑社會。通過培養學生具有促進民主、健康發展的思維素質，改善公眾的生活。通過鼓勵學生細心推論和獨立判斷，使他們能夠成為善於思考的公民。 

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理念，多種多樣，歸結起來，其實就是自由的傳播知識，啟發學生去思考，不預先設定目標，不刻意培養一國之政權的需要。所以世界一流大學往往是獨立的，先有大學，而後有政府。好的大學只能在尊重知識，尊重傳統，自由平等的環境下才能得以發展。

現在中國的大學包括北大在內仍然還是一個「生產作坊」，即製造出政府需要的東西，而政府不需要，大學就不會製造，本質上，大學是政府的附屬物，政府在則大學在，政府不在，則大學不在。中國大學的辦學理念從來不會，也不可能是超越政治，超越階級，超越國家，超越意識形態的去傳播知識，傳播文化。在我們的意識形態里，一直有一個觀點：人才，是可以通過某種手段「培養」出來的，手段之不同，則培養出來的人才也不同。在這種「培養」理念裡面，預先設了一個前提，就是人的異化。跟種菜一樣，農民要的是菜，而不是別的。

中國大學基本上都是官辦大學，大學成為政府的附屬工廠。大學的書記、校長都是官方任命的官員，「官文化」充斥整個大學校園，不僅存在於學校管理層中，還蔓延到了學生會等自治組織中。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本應是大學主導者的教授們並沒有什麼話語權，只是想方設法地去迎合權力，或者主動投身官場謀求出路。而世界一流大學一律施行「教授治校」，即學校由學校的教授組成一個委員會來管理學校，教授委員會乃學校之最高權力機構，一切事情都經由這個委員會來管理。教授治校，保障了學校始終處於獨立的地位以及尊重學術自由的氛圍。

曾任耶魯大學校長的小貝諾.施密德特，曾在耶魯大學學報上公開撰文批判中國大學日益嚴重的「官本位」體制。他痛心地說：「宙斯已被趕出天國，權力主宰一切。」施密德特嘲笑中國大學「失去了重點，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貫保持的傳統」。

對中國大學的考試作弊、論文抄襲、科研造假等學術腐敗，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種觀察問題的眼光，他說：「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政權是腐敗的，那麼政府部門、社會機構同樣會駭人聽聞的腐敗」。施密德特認為中國大學不存在真正的學術自由，他說中國大學「對政治的適應，對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損害了大學對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先後派出世界最多的近140萬留學生，回歸率不到三成。特別是1985年以來，清華大學80%、北京大學76%的畢業生都去了美國。2006年，清華和北大分別以571名與507名博士輸送量，超過美國本土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成為美國大學博士生來源最多的兩所院校。由於近九成的中國科學與工程博士都會選擇留在美國，因此，美國《科學》雜誌2008年就把清華、北大看作是「最肥沃的美國博士培養基地。」

美國橡樹嶺科學與教育研究所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在2010年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在2002年畢業於美國各大學的獲得科學或工程博士學位的2139名中國留學生，2003年回國的比例僅為6%，2004年留在美國的比例為73%， 2005年至2007年，留在美國的比例均為92%。也就是說，2002年中國赴美攻讀科學或工程博士學位的學生，在獲得博士學位後5年之中，僅有8% （171人）的學生回國，餘下的92%（1967人）則留在美國。

北大爭取到2018年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靠什麼？靠大興土木建豪宅？靠政府拔款打造世界名校預科基地？還是創造自由的學術氛圍，培訓一代有獨立思考能力有創新能力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