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略奇書——《反經》任長

任長欲話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人就該懂得這個道理。善用人的長處，是因人成事的第一要務。【經文】臣聞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兼茲百行，備貫眾理乎？故舜合群司，隨才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耶？[夫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論其大體則弘略而高遠，歷纖理微則宕往而疏越；亢厲之人，不能回撓，其論法直則括據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瑰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又曰：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理小則迂；策術之政，宜於理難，以之理平則無奇；矯亢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公刻之政，宜於糾奸，以之治邊則失其眾；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民勞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譯文】我聽說，考察、衡量人的才能，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務之一。既然我們不是聖人，誰又能通曉各行各業，懂得天下各門各科的理論呢？所以舜統管各個部門，根據每個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責任；漢高祖劉邦講論功臣，對張良、蕭何、韓信這三人的才幹各有不同的說法。何況一般人不能和這些人相比，怎麼可以求全責備呢？[根據人的個性及其相應的長處和短處，劉邵的《人物誌》大略概括如下：性格剛正、志向高遠的人，不善於做細緻瑣碎的事情。所以應當用全面的觀點看待這種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遠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處理瑣碎小事的粗魯和大意；嚴厲亢奮的人，不會靈活處事，這種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據，正直公平，說到變通可能就會變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寬容遲緩的人，往往不講辦事效率，至於說到仁義，其為人則弘大周全而寬厚文雅，但對時勢則不能迅速準確地把握；好奇求異的人，放縱不羈，追求新奇，運用權謀、詭計則卓異出眾，以清靜元為之道來考究，這種人往往違背常規而不近人情。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實行王道德化的統治，適合於全局性、長遠性的治理，用來處理具體事務就顯得遼闊；講究權謀的統治，適合於扶危救難，在安定太平的時局下就不會有顯著的效果；匡正時弊的統治，適合於糾正侈奢墜落的風氣，靠它來治理已經病人膏盲的國家只會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統治，適用於糾正朝廷里的邪惡勢力，靠它來治理中央機關之外的不正之風就容易失去民眾；威猛暴烈的統治，適合於討伐內亂，靠它來管理和平時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殘暴了；注重技能的統治，宜於發展經濟，富國強民，用來解決貧窮衰弱，只能勞民傷財，給民眾增加困苦。以上種種，都是針對某種流弊而採取的一時之計，對治理天下都不是長遠的方略。]【經文】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陰朋，請立以為大行；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為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附子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於馬，趙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悸矣。」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由此觀之，使韓信下幃，仲舒當戎，於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勛，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議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書策為先。分定之後，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托後於周勃。」古語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諸葛亮曰：「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眾；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一午於將長於明臧否，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者也。]【譯文】從前伊尹大興土木的時候，用脊力強健的人來背土，獨眼人來推車，駝背的人來塗抹..各人做其適宜做的事，從而使每個人的特點都得到了充分發揮。管仲在向齊桓公推薦人才的時候說：「對各種進退有序的朝班禮儀，我不如陰朋，請讓他來作大行吧；開荒種地，充分發揮地利，發展農業，我不如寧戚，請讓他來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二軍將士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城父，請讓他來作大司馬吧；處理案件，秉公執法，不濫殺無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賓肯元，請讓他來作大理吧；敢於犯顏直諫，不畏權貴，盡職盡忠，以死抗爭，我不如東郭牙，請讓他來作大諫吧。你若想富國強兵，那麼，有這五個人就夠了。若想成就霸業，那就得靠我管仲了。」黃石公說：「起用有智謀、有勇氣、貪財、愚鈍的人，使智者爭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貪者發財，使愚者勇於犧牲。根據他們每個人的性情來使用他們，這就是用兵時最微妙的權謀。」]《淮南子》說：「天下的東西沒有毒過附子這種草藥的，但是高明的醫生卻把它收藏起來，這是因為它有獨特的藥用價值。麋鹿上山的時候，善於賓士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時候，牧童也能追得上。這就是說，在不同的環境中，任何才能都會有長短不同。比如胡人騎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種類雖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覺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換過來去做，就顯得很荒謬了。」基於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詔說：「有進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進取心。陳平有什麼忠厚的品德？蘇秦何曾守過信義？可是，陳平卻奠定了漢王朝的基業，蘇秦卻拯救了弱小的燕國。原因就在於他們都發揮了各自的特長。」由此看來，讓韓信當謀士，讓董仲舒去打仗，讓於公去遊說，讓陸賈去辦案，誰也不會創立先前那樣的功勛，也就不有今天這樣的美名。所以，「任長」的原則，不能不仔細研究。[魏時桓范說：「帝王用人的原則是審時度勢，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時候，以任用懂得軍事戰略的人為先；天下安定之後，以任用忠臣義士為主。晉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計謀行事，而後在奪取政權時又因雍季的忠言獎賞了他。漢高祖劉邦採用陳平的智謀，臨終時把鞏固政權的重任託付給了周勃。」古語說：「和平時期，品德高尚的人職位高貴；戰亂髮生的時候，戰功多的人得到重賞。」諸葛亮說：「老子善於養性，但不善於解救危難；商鞅善於法治，但不善於施行道德教化；蘇秦、張儀善於遊說，但不能靠他們締結盟約；白起善於攻城掠地，但不善於團結民眾；伍子胥善於圖謀敵國，但不善於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應變；前秦方士王嘉善於知遇明主，但不能讓他來事奉昏君；許子將善於評論別人的優劣好壞，但不能靠他來攏絡人才。」這就是用人之所長的藝術。【按語】一般用人，常常不能擺脫道德的屏障。這有它的合理之處，無論怎麼說，品德總是用人的第一標準。但是，第一併不是一切。如果是唯品德論，而看不到人的其它長處，或者是選拔任用了有德而無才的人，對任何一項事業都是有害的。正是針對這種傳統的偏頗，曹操矯枉過正，提出了「唯才是舉」的主張。這個主張有些偏激，但卻極有啟發性。在本篇中，趙蕤引用了曹操的話說：「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蘇秦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先是到秦國遊說秦惠王，出謀劃策讓他去統一天下。當蘇秦遊說失敗後，又轉而到秦國的敵人那一方去遊說，先是去燕國說服燕文候，繼而又說服了趙。齊、韓、魏、楚等國，身掛六國相印。象這種兩頭賣好的人，可說是沒有「篤行」的無德之人。但是，他卻可以使六國聯合起來對抗強秦，六國也的確平安了幾年。燕王如果不首先任用蘇秦，以其弱小的燕國恐怕早就成了秦王菜板上的魚肉了。還有陳平，他年輕的時候便是個遊手好閒的人，甚至連老婆都沒處討，據說還有與嫂子通姦、收受賄賂的劣跡。當時正逢亂世，他先投奔項羽，項羽很重用他，官到都尉，後來因與劉邦作戰失敗，陳平怕被項羽殺掉，又轉而投奔了劉邦。可見，這也是一個沒有「篤行」的無德之人。但劉邦並沒有因此而小看陳平，相反卻比項羽還重用他。在後來的楚漢戰爭中，劉邦的許多奇謀妙計都出自陳平，而且，在劉邦死後，陳平協助周勃誅滅諸呂，進一步鞏固了漢王朝的基業。可以說，在用人這一點上，人沒有好壞，只有短長。正象黃石公所說的，如果用得適當，連貪圖小利的小人也可能很好地發揮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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