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筆下的母親形象與童年體驗的關係

05-30

一、張愛玲筆下的母親形象與童年體驗的關係

　　在現代文學中，張愛玲是我們熟悉的作家之一。她筆下的女性形象與二三十年代的其他作家塑造的「時代新女性」不同，她描寫的女性或庸俗、或淺薄、或放蕩、或變態，就連一向被視為最高尚、最無私的母愛也被她刻畫的千瘡百孔，這些母親形象黯淡無光，甚至被扭曲、異化，並且充滿了調侃、褻瀆和批判。

　　母親形象的核心便是母愛。母愛的偉大和無私使人們把母親神聖化，並把母愛當作天賦的、與生俱來的情感。冰心散文《南歸展示出母親呵護子女的博大胸襟；丁玲長篇小說《母親》里的於曼楨，以年輕寡婦的身份求學、求職自立，表現出新女性的風采，然而在張愛玲犀利的筆鋒下，我們看到，母親的形象無力招架沉重的傳統，她們感情扭曲、心靈異化，失去了母愛神聖的光環。張愛玲顛覆了傳統的母親形象的原因是什麼呢?這應該歸結於她的童年體驗。

　　童年是人類生命的最初階段，儘管短暫，卻總能給人留下極深的印象，尤其對作家的文學創作來說，童年體驗往往是難以磨滅的印痕。張愛玲筆下的母親形象與其童年生活的重創和嚴重的母愛缺失有著直接關係。

　　二．張愛玲筆下母親形象的類型

　　(一)庸俗的母親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母親擔負著生兒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務等職責。千百年來，中國人對母親的敬重也正源於此。但是，也正式這種代代相傳、根深蒂固的對母親的價值評判，鑄就了一批又一批遵從「孝、道、禮、義」的賢妻良母的形象。

　　這樣一類母親是張愛玲小說中塑造最多的，她們都是「良家婦女」，是傳統型的母親。比如心經中的許太太，面對女兒暗戀丈夫，而丈夫又與女兒的同學同居這樣一個亂倫的事實，也只是忍氣吞聲，淡淡地說了一句：「一家有一家的難處。」這個母親在自己受盡傷害後，還在為自己的丈夫和女兒尋找退路，雖然令人唏噓，但也不得不說這個母親的確是生活在家庭的最底層，她不去想該用什麼方法來阻止這種狀況的發展，而是犧牲自己的尊嚴來捍衛這個名存實亡的家庭的尊嚴。說到底，這也是一種愚昧。

　　《年輕的時候中的潘太太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在舊禮教壓迫下犧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憐人，充滿了愛子之心，可是不能夠了解他，只懂得為他弄點吃的，逼著他吃下去，然後泫然送他出門。」除此之外，潘太太只喜歡拔頭上冒出的白髮，或者是聽紹興戲，叉麻將，「有了不遂心的事，並不見她哭，只見她尋孩子的不是，把他們慪哭了。」一個淺薄、無聊的庸俗母親躍然紙上。

　　在童年張愛玲的眼中，生母黃逸梵受過高等教育，但在自己的婚姻問題上也作不了主，嫁給張廷重後對於丈夫納妾、狎妓之事也只裝作視而不見。在她留洋期間，姨太太堂而皇之地住進張家，她也是不聞不問。母親的學識和愛好都是高雅的，但思想卻又如此庸俗，這些童年經驗直接或間接地滲透到作家的創作之中，併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二)冷漠自私的母親

　　與庸俗的母親相比，這一類母親則是在感情與經濟的衝突中，毫無例外地選擇地選擇了後者。《傾城之戀》中，離了婚的自流蘇受到哥嫂的排擠而向母親尋求安慰時，白老太太只是「一味地避重就輕」，讓自流蘇回婆家做寡婦，過繼個兒子，為死去的丈夫守節。當流蘇趴在床上痛哭著，想抓住母親作最後的哀求時，卻發現母親不知何時離開了。對於這種「惡意的缺席」，流蘇心裡終於明白：「人人都關在他們自己的小世界裡，她撞破了頭也撞不進去。她似乎是魔住了，她所祈求的母親與她真正的母親根本是兩個人。」

　　在《花凋》中，冷漠自私的母親形象更是被刻畫得淋漓盡致。鄭川嫦生了病，「鄭夫人忖度著，若是自己拿錢給買，那是證實了自己有私房錢存著」，所以她照顧鄭川嫦只是出於女性的本能或者是心中那一絲愧疚，全然沒有了愛的成分。鄭太太對川嫦的情分顯然不外乎「獸性的善」，不然她不會因為「丈夫是哄錢用的一等高手」，害怕丈夫知道自己有私房錢存著，而眼睜睜地看者女兒「一寸一寸地死去」卻無動於衷。說到底，這是出於人性的自私。』

那麼，張愛玲在創作這一系列母親形象時是否投射了她的母親的影子呢?答案是肯定的。由於後母的挑唆，張愛玲被父親毒打後軟禁起來，在此期間，張愛玲身患嚴重痢疾卻無人問津，要不是僕人偷偷給她吃了一些葯，她早就命喪黃泉了，而這一切都是冷漠殘忍的後母一手造成的。後來，張愛玲逃出父親家與生母住在一起。當年夏天，張愛玲的弟弟也跟著來了，「帶了一雙報紙包著的籃球鞋，說是不回去了。母親告訴弟弟說她的經濟能力只能負擔一個人，因此無法收留他。弟弟哭了，愛玲在旁邊也哭了。後來弟弟只得回去，帶著那雙籃球鞋。」我們完全可以這麼認為，正是由於張愛玲童年時母愛的缺失才使她的筆下出現如此可怕的母親形象。

　　(三)變態的母親

　　《金鎖記》中的曹七巧，由於在婆家長期受到排擠嘲弄，在丈夫和婆婆死後，緊緊抓住金錢，她的心理已經完全扭曲了。她將自己的一切不如意變本加厲地發泄在兒女身上。七巧看到女兒戀愛後洋溢著幸福的笑容，內心便極端不平衡起來。因為女兒幸福的表情刺痛了她內心的傷疤。惱羞成怒的她把多年來積壓在心頭的怨恨全部瘋狂地潑向女兒長安：「這些年來，多少怠慢了姑娘，不怪姑娘難得開個笑臉。這下子跳出姜家門了，稱了心愿了，再快活些，可也別擺在臉上呀一一真叫人寒心!七巧還用許多惡毒的話侮辱女兒的人格，打擊女兒在婚姻方面的自信心。這不是一個母親對女兒說的話，而是一個瘋狂的失去理智的女人對自己仇視的同性的報復。張愛玲用她冷冰冰的筆寫出了一個魔鬼似的母親的變態心理與行為，解構了傳統文學中以「愛」為核心的慈母形象，將母親與子女的關係寫得如此恐怖，令人毛骨悚然!

　　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張愛玲對這一類母親十分憎惡，就像憎惡她的後母一樣。張愛玲私自去生母家中住了兩個禮拜才回來，那天進了家門後母就找茬打了她一巴掌。因為不是自己的親生母親，張愛玲對她毫無感情可言，所以本能地便要還手，被僕人拉住了。但後母的舉動卻像發瘋了一般，她一路銳叫著奔上樓去：「她打我!她打我!」從此以後，在張愛玲的字典里，後母便成為瘋狂和變態的代名詞。這段痛苦的回憶伴隨了張愛玲一生，也對她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三、張愛玲筆下母親形象的意義

　　張愛玲的作品向人們證明著孤獨與自私，也包含著對人生的諷刺。這正是她從封建貴族家庭生活中體驗出來的獨特感受，是她熟悉的舊上海家庭生活的折射。從心理學講，童年經驗對一個人的個性、氣質、思維方式等的形成和發展起決定性作用。個體的童年體驗常常為她的整個人生打下不可磨滅的烙印。她曾短暫地從生母那裡獲得母愛，但只是曇花一現。生母長期出國，父母離異，後母狠毒，使張愛玲感到了母愛的缺失，這種陰影反映到作品中便有了對母親形象的否定和瓦解。

　　作為一位女性作家，張愛玲所寫的一系列母親形象，真切地傳達了張愛玲對人生的感悟、思索以及對文化敗落命運的思考，她揭穿「母親神話」即是對女性命運的思考，也是對人性的思考，對時代的思考，這種精神對後來人也是極具有啟示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