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族群問題】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的原因剖析

05-30

文章來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1期

內容提要

由於法國穆斯林第一代移民缺少必要的知識和技術，第二代移民又缺少在法國社會中向上晉陞的渠道，使他們在住房、教育、就業等領域實際上處於與主體社會「斷裂」的狀態。而這種「斷裂」狀態又為伊斯蘭思想在移民社區的傳播和移民穆斯林身份認同的固化提供了機會。但在本土法國人看來，移民穆斯林身份認同的固化對法國「共同文化」構成威脅，對威脅的感知也催生出法國社會對穆斯林移民群體的歧視。面對歧視，法國穆斯林群體對自身的邊緣處境強烈不滿，並使少數人走上恐怖主義的道路。

關鍵詞

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

作者簡介

劉冬，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人文社科項目「美國種族主義理論淵源研究」(JS2015HGXJ0077)的階段性成果。

正文

2015年11月13日，法國巴黎發生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襲擊共造成至少132人死亡。人們在譴責恐怖主義襲擊的同時，不禁要發問：為什麼又是法國？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由來已久，騷亂、示威遊行、恐怖主義襲擊事件總是能夠佔據新聞的頭條，而事件的參與者又都是那些生在法國，長在法國，信奉伊斯蘭教的來自北非馬格里布的二代、三代移民。雖然不可否認，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的產生也具有某種文化和文明衝突的特徵，但文化和文明上的衝突僅是表象，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的不斷發酵還具有更為深刻的社會、經濟成因。

一、法國穆斯林與主體社會的「斷裂」

由於法律禁止按照民族或是宗教信仰統計人口，即使是法國政府，也不能掌握國內穆斯林人口的準確數字，而不同機構做出的估測也有很大差異。2011年1月，皮尤(Pew)中心在其發布的一份報告中估計，2010年，法國穆斯林人口總數達470萬人，佔到法國總人口的7.5%。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2015年穆斯林人口在法國總人口中佔比介於7%?9%之間，總量介於467?599萬之間。歷史上，法國穆斯林曾專指忠於法國的穆斯林士兵及其後裔。現在則主要是指定居法國的馬格里布移民及其後裔。由於法國「第一代」穆斯林主要是以二戰後遷徙到法國，教育水平低且缺乏技術的馬格里布勞工為主，而二代移民又大都子承父業，較低的勞動技能和經濟條件決定法國穆斯林在多個領域與主體社會處於「斷裂」狀態。在社會學家看來，這種「斷裂」實際上也是社會、經濟資源的「被剝奪」。

（一）住房領域

法國穆斯林在住房領域與主體社會形成「斷裂」與法國住房制度改革關係密切。二戰結束後，法國遭遇到住房危機。為解決國民住房問題，在政府財政的支持下，法國開始大力興建由政府提供補貼、私人部門進行投資的低租金住房（Habitation Loyer Modéré）。隨後，一大批全新的、獨立的、功能單一的「大型社會住宅區」（Les Grands Ensembles）出現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郊區。不過，以勞工身份來到法國的第一代穆斯林移民並沒有享受到這些得到政府補助的低租金住房。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法國政府收緊移民政策，家庭團聚成為馬格里布移民進入法國的主要形式之後，出於解決穆斯林移民家庭團聚的需求，法國政府才開始為穆斯林移民移居低租金住宅提供資金補貼。

第一代法國穆斯林移民主要是以赴法男性勞工和以家庭團聚為由遷居到法國的婦女兒童為主，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並沒有完全融入法國社會。大批穆斯林移民在政府支持下搬入低租金住房後，給入住社區早已形成的居住文化帶來很大衝擊。當時，法國政府也開始放鬆政府對房地產行業的管控，藉助自由市場拉動房地產產業的發展，政府開始通過提供個人住房補助，幫助國民改善居住條件，對於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家庭，則通過提供低息貸款幫助其購買房屋。

在這些政策的支持下，面對穆斯林移民的侵入，法國白人和中產階級開始大批搬離低租金住宅。如按居民的國籍進行劃分，到1990年，僅有13.7%的傳統法國家庭居住在低租金住房中，而居住在低租金住房中的阿爾及利亞、摩洛哥裔家庭佔比高達43.4%和44.3%。

法國在政府控制的房產中施行嚴格的配額制度，也就是在低租金住房社區中維持法國家庭和外國家庭的合理比例。當大量白人搬出低租金住房後，地方政府為抑製法國家庭在特定低租金租房社區所佔比例的下降，往往會把已獲得法國國籍的穆斯林家庭分配到穆斯林移民聚居的社區。由於經濟資源有限，上述家庭無法選擇，只能接受政府的安排。

這也就造成法國穆斯林居所高度集中於特定社區，形成一個個與法國主體社會「斷裂「的穆斯林飛地，而失業、貧困問題又導致這些穆斯林飛地的犯罪率明顯高於法國其他地區。很多穆斯林較為集中的社區被列為「城市敏感區」（Zones Urbaine Sensibles），成為被法國警察視為「不可進入」的區域。

（二）教育領域

由於社會經濟地位不同，法國白人與穆斯林在教育資源的佔有上也存在巨大差異，法國穆斯林所能獲取的教育資源遠遠少於本土法國人。為了促進教育公平，在學前教育和初等教育方面，法國從1963年開始施行嚴格的學校分區制度，其主要措施包括：法國教育部門根據學校的不同層次和招生能力編製學校分區圖（La Carte Scolaire），劃定每個學校招生的地理範圍。在學校分區制度下，每所學校要嚴格按照分區圖進行招生，細緻程度可詳細到具體的門牌號，儘管教育部門每年也會對學校的招生範圍進行微調，但每所學校招生的地理範圍卻基本固定。

由於法國穆斯林在住房領域與法國主體社會形成「斷裂」，法國實施的這種嚴格按地理區域進行招生的教育政策實際上也促成了法國穆斯林在教育領域與主體社會的「斷裂」。

由於本土法國人往往對穆斯林相對集中的社區「避而遠之」，優質教師資源很難流入這些社區。在這些穆斯林聚居社區任教的都是最缺乏經驗的老師，他們往往在獲得足夠的課時以後就遷往更好的地區執教。

正是因為無法在義務教育階段享受到與本土法國人同等的教育條件，法國穆斯林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遠遠低於本土法國人。在法國，很多穆斯林青年往往在接受義務教育後，直接進入中等職業技術學校接受職業教育，而不是像很多本土法國人那樣繼續接受高中教育和大學教育。法國摩洛哥裔著名作家塔哈爾·本·杰倫曾經指出，移民子女考入大學的比例僅為 4%，而與之對應的歐洲裔法國家庭子女考入大學的比例高達 25%。

此外，因為教育資源佔有的不公平，法國穆斯林移民也被排斥於權力的大門之外。在法國教育系統中，「大學校」(Grandes écoles)擁有十分崇高的地位。「這些學校是法國上層社會補充新鮮血液的地方。」

在法國，很多傑出的政治學家都是出自這些大學校。「大學校」招生制度與法國公立大學不同，「大學校」招收的學生絕大部分是來自預科學校(Preparatory School)的優秀畢業生，而預科學校又主要是在比較富裕的社區學校中招生。因此，在法國的教育制度下，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很難有機會攀上進入社會上層的階梯。

（三）就業領域

在就業領域，法國穆斯林與主體社會的「斷裂」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該群體集中於工資收入低、技術含量低的就業市場；二是低勞動參與率和高失業率致使大量穆斯林勞動力退出就業市場。首先，在就業市場上，法國穆斯林集中於待遇低、技術含量低的就業崗位。法國第一代移民主要是以外籍勞工的身份移居到法國，他們所從事的都是本土法國人不願意從事的、工資相對較低、工作條件較差的體力勞動，如搬運工、泥水匠、清潔工、採礦工等。

由於在教育方面不能享有與本土法國人同等的教育條件，許多法國二代、三代穆斯林移民依然大量集中於就業市場的最底層。2012年，法國就業人口中移民佔比最高的幾個就業部門分別是酒店服務業(17.5%)、保安和保潔等運營服務業(16.5%)、建築業(15.7%)、家政服務業(15.2%)和房地產業(13.0%)。

雖然這一數據沒有區分穆斯林移民和非穆斯林移民，但由於歐洲移民在法國勞動力市場中的分布與本土法國人相近，這些數據更多反映了法國穆斯林移民的就業狀況。

其次，在勞動力市場上，法國穆斯林還因婦女低勞動參與率和青年高失業率與法國社會形成「斷裂」。在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方面，由於第一代穆斯林並沒有被衝破原有文化和生活傳統，這些移民家庭依然按照傳統的方式進行家庭分工，男性承擔著養家糊口的責任，而女性則主要負責家務。受這一傳統觀念影響，法國穆斯林女性(15?64歲)的勞動參與率極低。一份調研報告顯示，1990年，法國婦女的勞動參與率為59.8%，而同期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移民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僅為34.1%和29.6%。

極低的勞動參與率則意味著大量穆斯林婦女實際上處於與主體社會「斷裂」的狀態。

最後，法國穆斯林與主體社會的「斷裂」還表現在年輕人的高失業率方面。由於法國嚴禁按宗教信仰統計經濟數據，想要得出法國穆斯林青年準確的失業率十分困難，但研究表明，法國穆斯林青年的失業率遠遠高於同齡人。有資料顯示，2015年法國的失業率將近10％，25歲以下年輕人失業率接近22％，在移民聚居的郊區，年輕人的失業率超過40％。極高的失業率意味著大量法國穆斯林青年被迫退出勞動力市場，處於與主體社會「斷裂」的狀態。

二、伊斯蘭思想的滲入與穆斯林身份認同的固化

雖然法國倡導統一的法蘭西文化，但由於法國穆斯林在住房、教育、就業等領域與主體社會存在「斷裂」，法蘭西文化很難滲透進穆斯林社區，而思想上的精神空虛，也為伊斯蘭思想進入法國穆斯林社區、固化其穆斯林身份認同提供了機會。在伊斯蘭思想向穆斯林社區傳播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夾雜一些伊斯蘭極端思想。

（一）「舶來」的清真寺與伊斯蘭思想的滲入

法國在1905年通過了《世俗法》（la Loi de séparation de l『Eglise et de l』Etat，又稱「1905年法」），從此確立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世俗法》施行以後，法國政府不再撥出用於宗教崇拜的財政支出。而沙烏地阿拉伯、阿爾及利亞等阿拉伯產油國巧妙地利用法國「政教分離」制度，在石油美元的支撐下，通過伊斯蘭教來擴大他們在法國穆斯林社區中的影響和威望。

在這些產油國的支持下，「一座又一座擁有大圓頂、宣禮塔的清真寺開始在西歐城市興建，形成穆斯林移民們的精神堡壘，也成為西歐城市中的新景觀」。

在法國，不僅清真寺是在阿拉伯產油國支持下興建的，主持清真寺的伊瑪目(清真寺大教長)也是從資金來源國「輸入」的。在法國，地方穆斯林團體為建立清真寺會從沙特、阿爾及利亞等國籌集資金,並從資金來源國邀請一位伊瑪目來主持清真寺。受邀來到法國的伊瑪目通常並不了解歐洲現代文化，甚至不會講法語，他們在法國宣傳的也是原汁原味的來自阿拉伯產油國的伊斯蘭思想。

（二）法國穆斯林移民身份認同的固化

法國第一代穆斯林基本上是從事簡單勞動的產業工人和家庭婦女，他們缺少知識和技術，很多人都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即使接受過正規教育，其教育水平也十分有限。穆斯林第一代移民、特別是婦女的法語能力非常有限，語言上的缺陷構成了他們融入主體社會的障礙。因此，在法國穆斯林第一代移民身上，仍然保留著大量來自遷出國的穆斯林認同。

雖然法國二代、三代移民很多都獲得了法國國籍，並且在學校接受了法語教育，但由於他們在住所、教育等方面與法國主體社會實際處於「斷裂」狀態，且得到沙特、阿爾及利亞資助的伊斯蘭宗教機構又填補了穆斯林青年的精神生活。因此，穆斯林二代在成長過程中，身上深深保留著超越法國人身份認同的穆斯林身份認同。皮尤中心在2006年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法國穆斯林中，46%受訪者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個穆斯林，而只有42%受訪者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個法國人。法國基督教徒的情況截然相反，在受訪的法國基督教徒中，只有14%受訪者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個基督教徒，而83%受訪者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個法國人。

法國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之所以能夠保持較高的穆斯林認同，首先與伊斯蘭教的教育密切相關。伊斯蘭教的各種組織並不僅僅是傳教機構，還承擔著教育、救濟、工作技能培訓、信息發布等多項重要職能。窮人由於經濟、文化與政治上的弱勢地位而擁抱教會，並在得到救助的過程中由功利主義、機會主義的一般信徒變成虔誠甚至狂熱的教徒。

一位土耳其移民在談到子女教育時說道：「那些參加可蘭經即《古蘭經》課程學習的孩子和不參加的孩子區別很大,因為教養(upbringing)包含在學習過程中，包括對他們父親的尊重、對客人的尊重。人們到訪時，學習了可蘭經的孩子會尊敬他。但是，沒學習的孩子卻唧唧喳喳,惹人生厭??孩子們在學習可蘭經的過程中學到這些他們從學校里學不到的東西。」

法國馬格里布二代、三代移民穆斯林身份認同的形成也與他們的失落感有關。很多法國穆斯林二代、三代都已取得法國國籍，成為名義上的法國公民。但這些名義上的法國公民卻在社會、經濟領域與主流社會處於「斷裂」狀態。身份與地位之間的落差給法國穆斯林青年帶去不確定感、迷茫及疏離感。這些接受過自由、平等的法蘭西教育理念，而在現實生活中，卻要遭遇歧視和排斥的穆斯林青年便開始在伊斯蘭教中尋求精神寄託，找尋尊重和平等。

（三）伊斯蘭極端思想在法國的傳播

20世紀70年代中期，沙特、阿爾及利亞等阿拉伯產油國在援助清真寺建設和穆斯林宗教活動的同時，也將瓦哈比—薩拉菲主義等伊斯蘭主義思想帶入法國。例如，「聖戰」薩拉菲主義等伊斯蘭極端思想開始在法國穆斯林群體中傳播。在這些極端思想的影響下，20世紀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一些在阿富汗參加過抗蘇鬥爭的「聖戰」分子來到法國之後，與其他為逃避本國政府打擊而逃亡到歐洲的阿拉伯國家「聖戰」分子一起，通過宣傳、籌款和招募人員來支持阿拉伯國家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從事暴力活動，他們的活動也導致法國境內伊斯蘭「聖戰」網路的形成。法國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成長起來以後，逐漸成為這些「聖戰」網路的主力。不過，法國本土伊斯蘭極端分子與其他歐洲國家的伊斯蘭極端分子一樣，與外部的伊斯蘭「聖戰」團體之間並沒有什麼實際聯繫，他們幾乎都是獨立採取行動。

「伊斯蘭國」組織興起以後，由於其十分注重利用互聯網等現代化媒體工具宣傳「聖戰」思想、招募人員以及策動伊斯蘭極端主義支持者發動恐怖主義襲擊事件，法國一些激進「聖戰」分子的活動變得更加活躍，並逐漸成為國際「聖戰」運動的一部分。「伊斯蘭國」主要依託兩個媒體平台進行宣傳，一是利用「伊斯蘭國」官方網站發布多語言的《大比丘》雜誌以及在網站上發布視頻、圖片資料進行宣傳和招募活動；二是利用推特、臉書、Youtube等社交媒體平台，根據特定人群的不同需求，進行一對多、一對一的具體指導。在宣傳技巧上，與其他伊斯蘭極端分子不同的是，「伊斯蘭國」組織除通過傳播斬首、殺戮平民等暴力視頻和暴力照片來刺激、吸引激進分子外，還特別重視通過打溫情牌的方式，例如傳播打撞球、吃零食、陪孩子盪鞦韆、給孩子送玩具等溫馨圖片來喚醒西方穆斯林的伊斯蘭認同以及全球「穆斯林皆兄弟」的意識。「伊斯蘭國」組織運用現代化媒體工具開展的宣傳活動也為其在法國吸引了眾多信徒。

三、偏見下的歧視與少數穆斯林的暴力反應

穆斯林移民來到法國以後，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遷出國的生活方式，一夫多妻、黑袍、面紗這些可視化的文化符號對法蘭西社會形成巨大衝擊。穆斯林人口遠遠超過本土法國人的高出生率，這也讓法國主體社會開始擔心穆斯林會佔領法國。在「伊斯蘭威脅論」的影響下，法國主體社會開始不自覺地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歧視國內的穆斯林。而接受過法蘭西平等、自由理念的二代穆斯林移民，面對生活的困境以及來自主體社會的歧視，更易於藉助暴力這一簡單的模式來發泄自己的不滿、表達自己的訴求。

（一）法國社會對「伊斯蘭威脅」的感知

法國人對於法蘭西文化具有特殊的感情，他們希望來自世界各處的移民都能學會法語，接受和認可法蘭西文化。但是，法國穆斯林的行動卻與法國主體社會的希望相悖，穆斯林移民來到法國後，依然沿襲著原來的生活方式，一夫多妻，不願意與異族通婚，穆斯林婦女穿著罩袍、戴著頭巾在大街上行走，穆斯林學生要求學校為他們提供清真食品。此外，在阿拉伯產油國的支持下，一座座宏偉的清真寺出現在穆斯林聚居的社區，按人口比例計算，數量與穆斯林國家相比並不落下風。因此，對於本土法國人而言，他們感覺到是舶來的伊斯蘭文化正在「侵犯」他們無比驕傲的法蘭西文化。在本土法國人看來，即便穆斯林移民留念故鄉文化，做不到完全接受法蘭西文化，但至少也應該「出於對法蘭西的禮貌而不在公共場合宣示自己原有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由於法國穆斯林在認同上更偏重於伊斯蘭屬性，而非法蘭西屬性，很多本土法國人也認為具有法國國籍的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不是法蘭西文化的繼承人。與此同時，穆斯林人口的高增長率進一步加重了法國社會「共同文化」的危機感。在法國，穆斯林家庭的生育率要遠遠高過非穆斯林家庭的生育率。研究顯示，20世紀80年代，平均每個法國育齡婦女生育1.2個孩子，而阿爾及利亞裔育齡婦女生育4.2個孩子。

由於法國穆斯林的生育率遠高於本土法國人，法國社會的人口構成也在慢慢發生變化。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預測，2010?2030年間，法國穆斯林人口數量將會從470.4萬增長至686.0萬，增幅高達45.8%，而同期法國總人口僅增加了6.2%；到2030年，穆斯林人口佔法國總人口的比例將會從2010年的7.5%上升至10.3%。

由於法國穆斯林人口不斷增加，而穆斯林融入法國社會的情況又不好，法國主體社會對境內穆斯林的評價也總體偏向負面，並且認為不斷增加的穆斯林人口是法國社會的威脅。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2010年，54%的法國人認為穆斯林不願意融入法國社會，62%的法國人認為穆斯林與西方人的關係是糟糕的，46%的法國人認為一些宗教更具有暴力性(90%受訪者認為伊斯蘭教最具暴力性)，68%的法國人則擔心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威脅。

（二）「伊斯蘭威脅」下的社會歧視

由於本土法國人對穆斯林的評價總體偏向負面，並且將日益增長的穆斯林人口看作是法蘭西「共同文化」的威脅，與主體社會「斷裂」的法國穆斯林群體也就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成為被攻擊、被歧視的對象。這些廣泛存在的歧視在進一步加深法國主體社會對伊斯蘭文化、穆斯林移民偏見與刻板印象的同時，也在不斷「戳傷」法國穆斯林的自尊。

政治歧視。在政治方面，法國穆斯林群體往往會成為法國選舉政治的犧牲品。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在經濟不景氣的拖累下，法國政黨政治開始逐漸右傾化。出於討好選民的需要，即使是主流政黨的政治精英參加選舉時，也往往會將難以被法蘭西文明完全同化的穆斯林移民作為攻擊對象。例如，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在參加競選時，曾向媒體表明自己也能夠理解為什麼法國人會厭惡移民家庭享受法國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法國人不能忍受同移民居住在一起。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在擔任內政部長時，為迎合選民需求，也不斷發出「掃蕩問題街區」、「清除社會渣滓」的反移民言論。

進入2014年，伴隨難民危機的持續發酵以及法國接受中東難民壓力的增大，高舉「反移民」旗幟的法國極右翼政黨——法國國民陣線——在2014年3月份舉辦的法國市鎮選舉，2014年5月份舉辦的歐洲議會選舉，2014年9月份舉辦的法國參議院選舉中均都取得了突破性勝利。

法國國民陣線之所以能在2014年幾場重要選舉中勝出，依然是憑藉一以貫之的反移民言論。例如，在2014年3月市鎮選舉結束後，為爭取選民支持，該黨領導人馬麗娜·勒龐公開表示為伊斯蘭學生提供沒有豬肉的餐單違反了法國的世俗價值，法國學校的餐單毋須根據宗教做出調整，也沒有任何理由讓宗教滲入公共領域。

經濟歧視。法國穆斯林在經濟方面遭受到主體社會的歧視主要表現在就業方面。為維護就業公平，雖然法國企業實行應聘者提交匿名簡歷的做法，但這一做法也不能完全根除勞動力市場對穆斯林移民的歧視。法國巴黎大學的一個課題組曾經做過一項實驗，通過變換應聘者的申請條件，向招聘單位遞交了258份工作申請，試驗的結果是，使用法國姓名、居住地址填寫為法國城區的應聘者收到面試通知的概率最高，而使用穆斯林姓名、居住地址填寫為移民聚居區的應聘者收到面試通知的概率最低。這項實驗也很好地證明了法國穆斯林在就業領域遭受到主體社會的歧視。

文化歧視。法國穆斯林遭受的文化歧視主要體現在一些右傾媒體對伊斯蘭文化、穆斯林群體的攻擊上。在法國，除少數幾家媒體是國營機構外，佔據主體地位的都是私人媒體機構。法國的私人媒體除追求商業利潤外，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傾向。隨著法國政治的整體右傾化，右派媒體在法國社會的影響力也在不斷擴大，這些媒體在報道法國移民問題時，往往會帶有反移民、反伊斯蘭的色彩。在法國，最具影響力的右派媒體當屬《費加羅報》，該報雖然也承認法國穆斯林受到失業、貧困等問題的困擾，但在解釋穆斯林移民的暴力行為時，卻會將問題歸咎於宗教、種族等因素。此外，該報也時常會報道法國穆斯林社區犯罪問題、穆斯林移民一夫多妻、穆斯林家庭逼婚以及反對年輕女性與非穆斯林通婚等問題。該報很多署名社評的反移民傾向更為嚴重，這些文章甚至會直接指責法國政府對穆斯林移民的姑息和縱容是造成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的「罪魁」。

此外，法國社會還活躍著諸如《沙爾利周刊》這樣的極右派媒體，與《費加羅報》等右派主流媒體相比，這些媒體對伊斯蘭文化、法國穆斯林群體的嘲諷和批評極為直接。

（三）法國穆斯林對歧視的感知與暴力反應

對於來自主體社會的種種歧視，法國穆斯林群體也是能夠感知到的。歐盟基本權利機構（Europea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2010年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受訪的法國穆斯林青年中，46%受訪者認為自己會因為文化背景遭受歧視，31%受訪者認為自己會因為宗教信仰遭受歧視，26%受訪者認為自己會因為膚色遭受歧視。此外，近40%受訪穆斯林青年表示自己遭受過以踢打或掌摑形式的暴力，14%受訪者表示自己曾經被武器所傷。對於遭受上述暴力的原因，超過35%的受訪者表示是因為自己的文化背景，近35%的受訪者表示是因為自己的宗教信仰，25%的受訪者表示是因為自己的膚色。

以上調研結果表明，法國穆斯林已經明顯感受到來自法國主體社會的歧視，並且明確知道自己遭受歧視主要是源於自身的穆斯林和移民身份。

在法國社會中，穆斯林群體無疑處於弱勢地位，他們中的下層群體則完全被社會邊緣化。由於缺少政治、媒體等渠道表達自身訴求，穆斯林群體無力改變法國社會針對他們的指責與攻擊。當他們遭受到歧視時，只能如同社會中的其他弱勢群體那樣，通過過激的暴力行為表達自己訴求。細數法國經歷的影響較大的穆斯林群體性事件和恐怖襲擊事件，大多與穆斯林群體對歧視的回應直接相關。在法國，穆斯林移民因為膚色受到法國警察的格外「關注」已是由來已久的事情，而2005年10?11月的法國騷亂恰恰是因三名穆斯林少年為躲避警察盤問躲避在變電站意外死亡而起。2004年，法國通過「頭巾法案」引發大規模穆斯林遊行示威運動，其背後緣由則是因為穆斯林移民感到自身文化遭受到主體社會的歧視。2015年1月，《沙爾利周刊》遇襲事件，也是因為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受到侮辱所引發。

近些年，境外宗教極端主義組織，特別是「伊斯蘭國」組織在法國開展的宣傳與招募活動也將法國二代、三代穆斯林移民中的「聖戰」分子與國際「聖戰」運動聯繫起來，這些在法國出生、在法國長大的「聖戰」分子開始具備國際視野，他們對歧視的回應也超越了周邊社區和法國本土。在這些年輕的法國「聖戰」分子看來，他們自己已經成為全球「聖戰」運動的一部分，當伊斯蘭教遭到侮辱，其他穆斯林國家遭受攻擊的時候，他們也應當以正當的方式進行回擊。

而恰恰是在這一思想的引導下，出於捍衛伊斯蘭教、穆斯林信徒尊嚴的需要，他們與歐洲其他國家年輕的「聖戰」分子一樣，開始加強在生活區域周邊的活動,這一變化導致近幾年法國頻頻爆發恐怖襲擊事件。

四、結語

法國穆斯林問題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在之後30餘年的時間裡，這一問題愈演愈烈。法國穆斯林問題的表現形式過去主要以法國穆斯林社區爆發的騷亂、穆斯林移民發起的大規模遊行示威運動為主。但在近些年，在「伊斯蘭國」以及其他宗教極端組織的影響下，一些在法國出生、成長的宗教極端分子頻頻發起的恐怖襲擊事件，已經成為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的新的表現方式。對於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的不斷升溫，很多人用「文明衝突論」來進行解釋，認為完全異質的伊斯蘭文化難以融入法蘭西文化。用文化和文明來解釋族群衝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文化習慣、信仰、價值觀相近的族群之間更容易相互理解。而文化迥異的族群雙方，卻會因為語言、宗教以及文化背景形成斷層，進而導致公開的仇恨。

但是，在族群衝突中，文化發揮的僅僅是乘數效應，族群之間差異性越大，文化起到的乘數效應也就越大，面對相同的問題，族群之間爆發的衝突也就越大，但文化最終也僅是放大了原有的矛盾。因此，僅僅從文化入手解決族群問題十分困難，族群問題的解決還應當從更為深層的社會、經濟問題入手。如果倒推法國穆斯林問題的產生，可以得到如下邏輯：騷亂、遊行示威、恐怖主義等部分法國穆斯林採取的暴力行動僅僅是弱勢群體面對社會歧視表達訴求的一種方式。但歧視穆斯林群體這一社會氛圍在法國的形成則主要與法國穆斯林群體保留有強烈的穆斯林認同，難以融入法國社會密切相關。繼續進行推導，便可以發現，法國穆斯林身份認同的強化，特別是二代、三代移民穆斯林認同的形成主要源自穆斯林群體在法國處於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決定法國穆斯林在住房、教育、就業領域與法國主體社會處於「斷裂」狀態，而這種「斷裂」，恰恰又為舶來的伊斯蘭思想侵入法國穆斯林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機會。

目前，穆斯林已經成為法國第一大移民團體，其數量仍在快速增長，如果不能妥善應對，穆斯林問題未來會給法國社會帶來更大困擾，但法國不可能運用國家暴力去解決這一問題。時代要求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的解決只能尊重客觀規律，從移民問題的形成過程中尋找應對之策。從法國穆斯林問題發生、發展的機理來看，穆斯林與主流社會「斷裂」是穆斯林問題產生的根源，而法蘭西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異質性又進一步加深了法國社會對穆斯林群體的偏見和歧視。因此，穆斯林問題的解決首先需要提供給穆斯林群體特別是生活在「城市敏感區」的穆斯林失業青年與法國主體社會進行「接觸」的機會。

如前所述，文化差異與族群矛盾呈現正相關關係，族群之間文化差異越大，相互理解就越少，乘數效應也就越大。「接觸」可以促進雙方了解，消弭誤解和偏見，從而降低乘數，進而改善矛盾雙方的關係。但是，法國穆斯林問題也不僅僅是族群衝突的問題，其帶有弱勢群體表達自身訴求的特徵。在法國，穆斯林群體，特別是穆斯林失業青年處於社會邊緣地位，失業、貧困帶來的挫折感和失敗感使他們高度敏感，當他們感知到周邊社會的歧視時，往往會通過暴力行動表達不滿和訴求。因此，只有著力提高法國穆斯林群體的社會、經濟地位，解決好法國穆斯林與主體社會「斷裂」的問題，穆斯林問題才會最終找到解決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