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戊戌變法 續十一

明治維新前日本政治的沿革

「幕府的政治機構極為簡單、樸實。鎌倉幕府的機構雖然也很簡單，但那是因襲公卿的家政機關，多少還帶有貴族的色彩。江戶幕府的機構則完全是採用了戰國諸侯統治領內的機構形式，是名符其實的農村武士方式。」（《日本史》第282頁）《日本史》作者這句話的意思是，德川幕府的政治觀念和組織架構是當時社會下層武士傳統政治習慣的自然結果。不過，德川家康對待天皇的態度與織田氏和豐臣氏迥異，因為織田和豐臣都是藉助天皇的權威來實現自己的霸業。「但是家康的稱霸一開始就沒有藉助朝廷的權威，就連任命將軍，也只是讓朝廷對他用實力爭得的地位加以承認而已。」「後水尾天皇元和元年（1615），在公布武家諸法度後的10天，又制定了禁中及公家諸法十七條，……其第一條規定了天子的職能」，（《日本史》第277頁）「幕府保留對朝廷所有任命案的批准權」。（《日本小史》第71頁）「另外，這一法律還規定，武家的官位，不包括在公家同一官位的定額之內。這樣一來，武家便可以不受定額的限制，把朝廷的官位任意封給大名們；……到後來，這種毫無價值的虛名官位充斥各地」。（《日本史》第278頁）日本當代歷史學家坂本太郎對此大加鞭撻，他說：「以往，即使政權掌握在武家手中時，也完全聽由朝廷自行處理，保留著過去朝廷統治的形式，因為這些對武家政治並不形成任何妨礙。可是現在，對這些也要插嘴，橫加限制，實在是多餘的干涉，愚蠢的做法。」（《日本史》第277-278頁）由此可見，天皇的政治宗教地位即使今天在日本國民心中也是不可撼動的。其實，就歷史而言，儘管德川家康是基於無可匹敵的政治實力才能做到給朝廷和天皇訂立規矩，也不過是把此前的將軍們掌控朝廷的手段由實力轉為立法而已，所以從這點來看，德川幕府用立法來規範朝廷和天皇的權利，應該是進步的表現，而且也避免了日後幕府與朝廷間不必要的齟齬，實在不應受到坂本太郎等當代歷史學家的非難。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朝廷的官位儘管沒有什麼經濟實惠，在沒有土地可以封賞時，卻也是幕府將軍能夠讓大名們獲得心理滿足的政治榮耀，這或許就是連德川家康也從未有取代天皇念頭的重要原因。

實際上，德川幕府在日本歷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還是閉關鎖國政策。1612年（慶長十七年），德川家康對幕府直轄領地下達了禁（止基督教）教令。「次年（1613年），又將禁教令推廣到全國。於是驅逐傳教士、毀壞教堂、強迫改宗等，大規模的迫害開始了。」（《日本史》第287頁）

基督教傳人日本幾乎與西方對日貿易同時開始的。「同歐洲人的接觸，是從戰國時代開始的，……最先來到日本的歐洲人是葡萄牙人」。「天文十二年（1543），一艘葡萄牙船遇上颱風，漂泊到種子島，這是西洋人來到日本人的開始，……從此在中國沿海的葡萄牙人便都爭先恐後地來到日本，把中國的商品拿到日本，從日本換回大量白銀」。（《日本史》第253-254頁）六年後即1549年（天文十八年），西班牙人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來到日本鹿兒島（九州），獲得領主島津貴久的許可開始傳教。方濟各在鹿兒島傳教一年便被禁止，之後便輾轉於平戶、山口、京都和大分。方濟各在日本呆了兩年零三個月，之後就去了印度。天文年間，山口建立了教堂，信徒達二千人；大分的信徒在弘治元年（1555年）也達到一千五百人。「最早接受洗禮的諸侯，是肥前的大村純忠（永祿五年，1562）。由於大村的受洗，致使原來在松浦領內進行的貿易轉到大村領內。因此，大村遭到北九州諸侯的憎惡與嫉妒，遭受多次兵禍。」（《日本史》第255-256頁）「京畿地方的傳教活動比九州要晚，是從永祿二年（1559）加斯帕·維萊拉進京時開始的。他會見了三好長慶，獲得了傳教的許可，又與稍後進京的路易斯·弗洛伊斯一起謁見了將軍義輝，……松永久秀篡弒了將軍，……傳教活動遭到了禁止，傳教士也只好暫時離開京都。」（《日本史》第256頁）織田信長當政後，「允許以前被驅逐的耶穌會士進京，並親自會見了弗洛伊斯等人，允許他們在京都及安土建設教堂。於是基督教得到了迅速發展，天正十年（1582），信徒總數達15萬人，大小教堂有200所，傳教士75人之多。」（《日本史》第259頁）可見，基督教的傳播與經濟（貿易）和政治都有直接關係，這一點與佛教有明顯的不同。織田信長之後的豐臣秀吉起初也並不反對基督教，但他在征討九州（1587年，天正十五年）的歸途中卻突然發布了禁止基督教、驅逐傳教士的命令，這或許是因為被征討的九州大名們信仰基督教的關係。由於豐臣秀吉並未禁止與洋人的通商貿易，所以禁止基督教的命令並未得到嚴格執行。1605年（慶長十年）時，「全國的教徒，總數已達七十餘萬人」。（《日本史》第287頁）德川家康與豐臣秀吉一樣，起初也是不反對基督教的，那麼他為何會在1612年下令禁止基督教呢？《日本史》作者坂本太郎給出的解釋是，信奉佛教和儒學的幕僚崇傳和羅山等人的進言，以及英荷兩國對耶穌會的中傷，以及信徒之間的內訌。（參見《日本史》第287頁）而《日本小史》作者肯尼斯·G·韓歇爾則從政治角度解讀，他說：「假如西洋人信基督只是自己的事，而不是試圖以佈道與道德判斷為名宣講天主（或上帝）的權威，他們可能會受到優待。日本那時是（現在仍是）宗教寬容之地。信長對佛教徒的征戰是基於政治而非宗教理由，秀吉以及德川氏反對天主教徒也是如此。」「總之，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象徵西洋人在日本的活動與對幕府權力和權威的威脅。它成為幕府採取行動以對抗這種威脅的焦點。這行動不僅針對西洋人，也指向信耶穌的日本人。如同當時的刑罰一樣，幕府的行動是殘酷的，尤其是對日本耶穌信徒。」（《日本小史》第76、77頁）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殺害佛教徒與殺害基督徒當成一回事。殺害佛教徒完全出於政治對抗的結果，而且雙方都是佛教徒；而（後來）對基督徒的迫害則與政治立場沒有直接關係，完全是因為信仰不同（異教徒）的原因。雖然基督教與日本的傳統宗教（神道教）有著直接的抵觸，不過我們還是不知道，德川家康禁止基督教的具體原因。

    「秀忠繼家康之後，更進一步加強了這一方針，雖然犧牲貿易利益也在所不惜；對於英、荷兩國，也禁止他們在平戶、長崎以外的地點進行貿易，使兩國也蒙受了很大打擊，以致成為英國關閉在日商館的原因之一。但是傳教士不顧幕府的反對，仍然秘密來到日本，信徒也並沒有被消滅乾淨。因此，家光繼秀忠之後，進一步加強了對基督徒的迫害。寬永十年（1633），禁止朱印船以外的船隻和朱印船船員以外的日本人航行海外，在海外僑居超過五年的日本人，禁止回國。寬永十二年（1635），禁止一切日本船，日本人航行到海外，不準僑居海外的日本人回國，違者處死。同時，中國駛來的船隻，也只能到長崎。寬永十三年（1636），在長崎港內辟出一個扇形沙洲名為出島，由葡萄牙商人居住，其子女則一律驅逐出境。」（《日本史》第287-288頁）寬永十四年（1637），長崎附近的島原和天草半島發生了反抗新領主徵稅的民眾暴亂。由於原領主有馬晴信和小西行長都是基督徒，所以這兩個地方的基督徒數量比較多，因而暴亂就自然而然地烙上了基督教色彩。新領主松倉重政和寺澤廣高等「無力鎮壓，向鄰近的諸侯求援，幕府派遣特使去統轄鎮壓，指揮各藩的兵馬攻打起義者佔領的島原城，幾經苦戰，到寬永十五年（1638）才算將起義鎮壓下去」。（《日本史》第288頁）「多達35000人被幕府部隊屠殺，包括男人、女人及兒童，他們大多是耶穌信徒。……該事件有效地終止了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在日本的公開活動（雖然有些人仍然秘密信仰耶穌，尤其在長崎地區）。從1640年起，所有日本人必須到佛寺登記，以證明他們不是耶穌信徒」。（《日本小史》第77-78頁）「寬永十六年（1639），禁止葡萄牙船來日，把長崎的葡萄牙人統統驅逐出境。次年，又燒毀了企圖前來和解的葡萄牙船，斬殺了船員，以表示禁令決不更改。後來又把荷蘭商館從平戶移到長崎，使長崎成為唯一的貿易港口。」「至此終於完成了鎖國。」（《日本史》第288頁）「其後兩個世紀，日本厲行閉關自守政策，而荷蘭人、中國人與朝鮮人，是唯一獲准與日本貿易的外國人。」（《日本小史》第78頁）由此可見，日本的閉關鎖國並不徹底，至少還保留了一個港口——長崎，還與荷蘭、中國、朝鮮進行貿易，也就是說，日本關閉的大門留下了一道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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