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屋政策的起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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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旅行攝影家傑森·蘭利鏡頭下的石硤尾公屋

文|王殘陽

香港「古惑仔」系列電影的片首有這樣一段話:「1956年(應為1953年),石硤尾大火,港英政府為安置貧民,大量興建徙置區。隨著戰後一代迅速成長,數以萬計家庭生活在狹小單位中,加上父母為口賓士,填鴨式制度又不完善,很多少年因此走上歧途。徙置區球場是他們發揮精力的英雄地,也是培養古惑仔的溫床。」

 

在香港九龍半島西部的石硤尾尋找電影中那些熟悉的場景,這裡有屬於一代香港人的共同記憶,這裡也是香港公屋政策的起源。

全港僅存的第一代公屋

研究20世紀40年代香港人口變化曲線,就可以看到一條明顯的先降後升的線條。1941年,日本佔領香港後,為了維持侵略戰爭、減輕供給負擔,日軍推行「歸鄉政策」,採取多種途徑逼迫港人返回內地,到1945年日軍投降時,香港人口已由戰前的161萬人銳減到60萬人。

 

而40年代末期,大量的人口又湧入彈丸之地的香港,使其人口迅速增長。至1950年,據估計當時香港人口已經達到了230萬之多。

 

隨著人口的大量增加,首先要解決的迫切問題就是住房。當時香港的建築很大一部分在戰火中遭受破壞,有限的房屋價格高企,很多新移民都負擔不起,他們就在政府的默許下,在荒無人煙的山腳邊使用木材、鐵皮等物資,搭起了一個個木屋(亦稱寮屋)。

 

雖然條件十分簡陋,但好在為大家提供了一個遮風擋雨的「蝸居」。這些木屋大多順著山勢搭建,為節約地皮和建築成本,一棟木屋緊靠著另一棟木屋,綿延很長的距離,形成了柴灣、石硤尾、渣甸山、鑽石山大磡村等多個木屋區。

 

這些木屋區擔負著當時香港近1/4人口的居住需求。「一張木床幾人睡」的現象,是當時很多木屋住戶簡陋生活條件的真實寫照。

 

木屋主要使用木頭建造,而且房間內放置了大量雜物,自然最怕發生火災。當時的香港市民稱火災為「無牙老虎」,意指一旦失火,即可吞噬一切,損失極為慘重。事實上,20世紀50年代,木屋區多次發生火災。

 

1953年12月25日,是一代香港人記憶中的又一個「黑色聖誕節」(此前為1941年12月25日,港督向日軍投降)。當天晚上9時半,九龍白田村八家坡眾安道124號二樓的一間木屋內,為生計而忙碌的一名工人正在房間內製作鞋面,他在點煤油燈時一不小心打翻了燈,火苗點著了沾上燈油的棉胎,引發大火。

 

起初大火只燒著臨近的30多間木屋。然而,天不遂人願,忽然颳起了一陣強烈的北風,火勢迅速向四周蔓延開來,越發不可收拾。只用了不到半個小時,整個白田村已經陷入火海。

 

慌忙中逃跑的居民們迅速把狹窄的通道堵得水泄不通。眼看著火舌迫近,慌不擇路的居民紛紛翻上木屋,在屋頂間跳躍、奔跑著逃命,可這些屋頂也很不牢固,承受不了這麼多人的重量,好幾個屋頂發生坍塌,摔落許多市民。

 

石硤尾消防局派出的救火隊員雖然奮不顧身地撲火,但無奈火情太過緊急,於是趕緊上報求援。香港消防局長絲毫不敢怠慢,立刻抽調香港島的兩架滅火車渡過維多利亞港救急,又召集所有預備消防員前往火災現場救援。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木屋區道路通行條件很差,加之這些住宿區基本沒有消防設施,消防員只能瞪眼乾著急,沒有辦法高效救援。

 

這場大火燒了足足5個小時,至26日凌晨2時半左右才得以控制。大火過後,除整個白田上村、中約、下村付之一炬外,附近的窩仔村、石硤尾村、大埔道村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波及,過火面積達近250畝,燒毀木屋2580間,造成3人死亡、51人受傷,1.2萬多個家庭合計58203名市民流離失所。

 

在政府臨時設置的安置點外,災民們拖家帶口,排著長長的隊伍等待領取政府的救援物資;一些走投無路的災民,則在馬路旁、大樓邊搭建窩棚暫時居住。

1953年,香港石硤大火後,災民在石硤尾輪候領取救濟金。

這場史無前例的火災,一時間成為全球新聞報道的焦點。1954年1月,時任港督葛量洪給英國政府上報了標註為「機密」的報告,詳細報告了火災的發生過程和嚴重程度。這場事故也成為港英政府住房政策的轉折點。

 

此前,港英政府對待新移民基本上採取不聞不問的「不干預」政策,讓他們自謀生路、自求溫飽,但面對這場嚴重的災難,他們再也不能坐視不管,必須肩負起為民眾特別是災民提供住房的義務。

 

港英政府相繼成立徙置事務緊急小組委員會和徙置專員,專職負責災民安置事宜。1954年2月,在火災發生後53天,香港政府在石硤尾廢墟上興建了一大批兩層平房來安置災民。

 

這些倉促間建起的房屋雖然比較簡陋,但其材質以水泥和石磚為主,防火性能得到了較大提高,並設有公用自來水和公共廁所,因此受到了居民們的歡迎。這些樓房以時任香港工務局局長包寧的名字命名,被稱為「包寧平房」。

 

雖然政府興建了大量包寧平房,但由於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只能向天上發展,興建高層樓房來安置居民。

 

經過快馬加鞭式的設計、勘探和施工,1954年10月,8棟7層高的徙置大廈正式投入使用,當時人稱「徙廈」,每棟可容納約2000人居住。這就是香港最早建成的第一代公屋,大部分為聯合國捐款興建。

 

至1963年,石硤尾地區相繼建成了29棟徙廈。後來,這些7層的徙廈被改建成更高、更大的公屋,僅剩編號為第41座的美荷樓外觀基本保持原貌,經由政府「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2013年改造為青年旅舍,其住房的內部結構已經被改造,舒適的住宿條件與當年居民們擁擠不堪的生活已不可同日而語。

一代香港人的徙置區記憶

從上向下俯瞰石硤尾最早的8棟樓房,可見它們都呈現出獨特的H型,又稱工字型大廈。長長的兩翼,密布著「鴿子籠」一般的房間。

 

每一側都背靠背排列著兩排房間,每間面積僅有11.14平方米,按照規定要住下5口人,10歲以下的兒童只按半個人頭計算,所以一家八九口人擠在一間小房間里也是常態。

 

為了能夠讓這麼多人都有個睡覺的地方,當時的父母們可是各顯神通。有的在房間高處搭起隔板,堆出一個小閣樓,就成了小朋友的床、書桌和儲物櫃。

 

房間里沒有廚房,所以家家戶戶都在狹窄的走廊放一個煤爐,由於火力太小,加之人口又多,經常煮一頓飯都要消耗半天時間。晚上,家裡實在睡不下的孩子,就在走廊上搭一個尼龍床,勉強睡上一覺。這時,樓道里橫七豎八都是床,晚歸的人要想回家,都得側著身子艱難挪步。

 

居民們打水、上廁所,都要前往連接兩翼的中間連廊處的公共洗手間。每層樓至少320名住戶,共同使用僅有的3個男廁位和3個女廁位,所以居民常常在廁所門口排起長龍陣。廁所的衛生狀況很差,污穢不堪,以至於要上個廁所,都得先帶著報紙鋪在地上,才能踩得下腳。

 

在香港濕熱的夏季,想沖個涼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一層樓只有十幾個淋浴龍頭。每晚6點至7點是沖涼的高峰期,經常是幾十個人排著長龍等著進浴室。一些小姑娘只得晚上11點再相約一起去沖涼,還要輪流守著浴室門口,防範有人偷窺。

 

雪上加霜的是,20世紀50、60年代,香港爆發了嚴重的水荒,每逢乾旱炎夏必定缺水,政府多次宣布控制用水,實行間隔式供水。

 

1963年香港出現了嚴重的水荒,自1月起規定每天供水4小時,後來更改為每4天供水一次。居住在徙廈的人們,一到政府集中供水的日子,就提著水桶、水盆和各種鐵桶,全家齊上陣打水回來洗衣做飯,自然是苦不堪言。

 

有學者研究指出,今日香港的排隊文化,就是起源於石硤尾大火後排隊領取物資和制水期間排隊打水。

 

美荷樓的生活有苦也有樂。這些徙廈最為明顯的特徵,就是樓頂的天台用作學校和操場,或者建設社區中心,有多個志願者團體和教會組織在這裡為貧困家庭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機會。

 

艱苦歲月賦予了這些孩子堅韌、執著、拼搏等人生正能量,美荷樓等徙廈中走出了一大批名人。

「天台學校」老照片

著名導演吳宇森的人生軌跡就在石硤尾發生了轉變。1951年,吳宇森隨家人從廣州遷移到香港,暫住在石硤尾木屋區。經歷黑色聖誕夜的大火,一家人的身份證件、行李物品統統被燒毀,只能棲身在徙廈之中。

 

那個時候,他曾經跟流氓地痞打架,流著血回家,母親沒作孟母三遷,父親平和如昔地教導他做人要有風骨、有承擔,對人心存有愛,不能有恨。

 

他曾經送過外賣,賣過小食品,結交過各種朋友,經歷過人生百態。這樣的童年經歷,對於他「暴力美學」的拍攝風格有很大影響。

 

吳宇森對石硤尾充滿感情。他說:「在這裡,我們曾露宿街頭,一家人拿著碗筷等待救濟;在這裡,我曾經夜間睡在公用走廊的帆布床上看星星,發著電影夢;在這裡,寫了第一篇散文,寫過第一首詩,演出過第一部舞台劇,然後直至我26歲第一次成為電影導演,所報的地址仍然是九龍石硤尾邨……」

 

1990年,吳宇森拍攝了影片《喋血街頭》,由梁朝偉、張學友、李子雄、任達華主演。電影描述了三個在石硤尾徒置區長大的青年,為了兄弟有錢結婚而去冒險奪金的故事。其實,這部電影的前半段,就是吳宇森與他的朋友經歷的真實寫照。

 

名噪一時的「80年代拳王」陳文義也是美荷樓的老居民,他在這裡練出了一對鐵拳頭,20世紀80年代多次擊敗英國、日本、泰國等國家的泰拳高手。他回憶說,小時候家裡很窮,經常為了節省一毫子(一角錢)的車費,就徒步半個多小時回家,這讓他從小就明白了奮鬥的不容易。

 

而對於更多的普通人來說,石硤尾徙置區濃濃的人情味最讓他們懷念。那時的鄰里關係十分親密,街坊之間會共享冰箱、電視,有人生病了大家都會去探望。有時肚子餓了,就從鄰居家的煤爐上吃幾口粥,別人也不會介意。

 

連廊廁所旁邊,是徒廈僅有的公共空間,居民們頂著臭氣熏天,支開桌子打起了麻將。到了晚上,居民們還會自己組成巡邏隊,帶著竹棍、急救布袋四處巡邏。夜不閉戶,是那個時期徙廈的共同景象。

公屋建設計劃

1954年建成的石硤尾徙廈,掀開了香港大規模建設公屋的歷史。此後,港英政府還在大窩口、大坑東和李鄭屋一帶興建徙置大廈,逐步安置災民和遷移木屋區住戶。至1974年,香港累計建成了25個徙置區,118萬居民入住徙廈。

 

隨著時代的發展,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1972年開始,香港政府開始對第一代H型徙廈進行改造,把原來的兩間房屋打通為一套,在室內設置洗手間,一側的走廊改造為廚房。由此開始,美荷樓的居民們終於告別排隊如廁的窘境。

 

在興建徙廈的同時,政府於1957年開始興建北角等廉租屋村。1961年,香港推行「政府廉租屋」計劃,興建西環邨、蘇屋邨等多座廉租屋大廈,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但其租金較徙置屋要高很多。當時蘇屋邨廉租屋的租金為66港元,而石硤尾徙廈的租金只有44港幣。

 

1973年5月28日,香港房屋委員會成立,負責統一管理徙廈和廉租屋大廈。這時,石硤尾邨也被區分為廉租屋大廈的上邨和徙廈的下邨。

 

1979年,香港地鐵首段開通,石硤尾站為公屋居民出行提供了極大便利。至1984年,所有的徙廈都改造完畢,上邨和下邨也再次合併為石硤尾邨。

 

20世紀70年代至今,政府先後陸續出台了「十年建屋計劃」「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和「租者置其屋計劃」等一系列有關公屋建設計劃,逐步形成了今日系統完備、保障有力的公屋系統。

參考資料

梁美儀:《家:香港公屋四十五年》、曾敏捷:《美荷樓懶小孩發奮成教授》、張帝庄:《美荷樓記》、劉祖雲、孫秀蘭:《香港公屋政策的歷史沿革及其對內地的啟示》、蔡利標:《香港公屋政策及其啟示》、朴子:《香港公屋六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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