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曾國藩算賬，算出了什麼

顧學文    2015年03月27日歷史學者張宏傑給曾國藩算賬的這部新書，跳出了過往人們認識、看待曾國藩的角度，而從其收支情況入手，還原了一個生活在柴米油鹽中的曾國藩。同時，此書展現了一幅清代京官的經濟生活圖卷。通過給曾國藩算賬，算出了讀者對曾國藩的一個新認識，更算出了一份由古及今的感悟與思考。在京為官13年，怎一個窮字了得解放周末：在還原曾國藩柴米油鹽生活的過程中，什麼讓您印象深刻？張宏傑：一個字，窮。曾國藩是典型的「鳳凰男」，為了改變整個家族的命運，自小拚命讀書。家境清貧，連他進京趕考的路費也是親戚們湊的。道光十八年，曾國藩中進士，衣錦還鄉。返京前，他去看望兩位母舅：大舅年過花甲，卻「陶穴而居，種菜而食」；二舅雖有草房三間，卻已東倒西歪。二舅送別曾國藩時說：「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但是，曾國藩進京當了整整五年的官，也沒有給兩位舅舅寄過一文錢。幾年後，曾國藩聽到二舅貧病而死的消息，大哭一場。解放周末：讀完這部《給曾國藩算算賬》，確實讓人感覺，曾國藩在京為官13年，怎一個窮字了得。張宏傑：當時在北京做官，成本很高：首先去北京要有一筆路費，到了北京又要租房安頓生活等。很多人進京前，要想方設法籌錢，曾國藩就是通過一家一家「拜客」獲得「賀禮」來籌集的。具體是，他花了近一年時間，在老家湖南，奔走了近3000公里，拜訪了1200多家，這其中既有親戚朋友，也有很多不相干的人，還有一些商鋪，一共收到近1500兩白銀賀金，這才能上路。曾國藩到四川擔任鄉試主考時，為了維持翰林的體面，不得不花錢置辦了整整七大箱官服，但戴的蜜蠟朝珠卻是假貨。在家書中，他描述了自己這種天天為錢發愁的苦惱：「余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賬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當時的曾國藩，已升任內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堂堂的副部級幹部。他曾立下「不靠做官發財」的誓言解放周末：曾國藩為什麼當官當得這麼窮？張宏傑：主要是清朝實行低薪制。曾國藩這樣的七品文官，年俸是125兩白銀，相當於今天的25000元，即每月2080元。收入低，但開銷大。道光二十年，曾國藩衣食住行全部開支加起來為620兩白銀，光這一年，他的財政赤字就是495兩白銀。解放周末：錢花去哪兒了？張宏傑：在那個年代，不管收入多低，官員都要維持一定的體面。首先不能合租住房，必須獨門獨院，門口得掛塊牌子，某某官宅。曾國藩每年的房租就要160兩白銀，僅此一項就入不敷出了。第二大支出是應酬。清代禮儀繁瑣，隨份子比今天多。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送出的份子錢共計70多兩，自己請客又用了40多兩，加一起近120兩。還有服裝費。清代沒有公款採購制度，對官服的要求卻嚴格，置辦齊全一套行頭，至少500兩到800兩白銀，以致很多京官不得不長期租借官服。最後是交通費，那時沒有公車，沒有交通補助。解放周末：如何彌補赤字？張宏傑：一是家族補貼，但曾國藩家裡沒錢；二是冰敬和炭敬，即地方官到北京辦事時，給京官送個十兩、八兩的，意思是冬天拿這錢買點炭取暖，夏天買點冰消暑，這是種灰色收入，但在清代幾乎是公開的；三是借錢，曾國藩曾在道光二十年，靠借來的50兩銀子勉強過年。還有一個比較大的經濟來源，就是替地方官在京辦事，很多京官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巨額錢財。但在曾國藩的資料中，我們沒有找到任何一筆這樣的記載。解放周末：曾國藩為什麼不搞這一套？張宏傑：曾國藩是理學家，對自己有很高的道德要求，在京時期，他曾立下「不靠做官發財」的誓言。但當清官是痛苦的，他也曾動搖過。我在他的日記中讀到這麼一條，很有意思：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昨間聞人得別敬，心為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艷羨，醒後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至形諸夢寐。」意思是說，白天聽人說他得一筆別敬，數目很大，我很羨慕；晚上，又夢見朋友發財，也是羨慕得不得了。醒來後，曾國藩很是自責，好利之心在夢中都不能忘，可見到什麼程度了。還有一則日記，也很有意思：同年十月十九日，「兩日應酬，分資較周到。蓋余將為祖父慶壽筵，已有中府外廄之意，污鄙以至於此！此賈豎器量也。不速變化，何以為人！」意思是，這兩天我給人家送禮都很周到，為什麼這麼做呢？是因為我祖父的生日將到，我準備在北京擺幾桌，多多地收些禮金，好渡過眼下的財政危機。同時，他也自省說這是不可取的念頭。沒有監管，高薪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解放周末：這樣的曾國藩，褪去種種華麗的身份，回到生活本身里，散發著柴米油鹽的氣息。張宏傑：曾國藩是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但他首先是個人，生活在柴米油鹽中，終生掙扎、糾結，內心充滿了矛盾和衝突。通過文字記錄，我們看到了他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俯仰揖讓，種種艱難面前的猶豫與堅定、拘執與圓通、笨拙與精明。通過曾國藩，我們還可以直觀地了解晚清的政治與社會：觀察曾國藩如何建立和使用「小金庫」，如何拒絕和處理下屬送來的禮品，可以明了晚清官場的種種「潛規則」。解放周末：曾國藩心理上的矛盾、痛苦，折射的卻是制度的問題。比如，過低的官俸是不是導致腐敗的原因之一？張宏傑：低薪並不一定導致貪腐。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都是低薪制，但即使在薪水最低的朝代，也依然有清廉的官員。不過，從大數據來看，收入過低，又沒有朱元璋那樣的鐵腕反腐，確實容易引發大面積的貪腐。明清兩代是中國歷史上薪俸最低的朝代，這兩個朝代後期的腐敗程度之深、面積之廣，堪稱「登峰造極」。這並非「如有雷同，純屬偶然」，而是有一定聯繫的。解放周末：但「高薪」就一定能「養廉」嗎？張宏傑：也不能。歷朝歷代為什麼大多實行低薪制？因為官吏隊伍冗雜，國家財政負擔不起。所以，相對而言更值得做的，不是簡單地提倡「高薪養廉」，而是合理簡化政府，削減公務員隊伍，通過精簡隊伍來提高收入。解放周末：從歷史的教訓和經驗來看，什麼是行之有效的反腐之道？張宏傑：有效的監管機制。很多人知道新加坡實行「高薪養廉」制，卻不知道與之相配的，是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防腐制度。世界上清廉指數高的國家，都有一些共同點，比如包括新聞媒體在內的嚴格的監督機制。當年唐英年參選中國香港行政長官，被曝其位於九龍塘的大宅內，有近200平方米的建築物涉嫌違建。媒體接到報料後，一大早就把唐宅圍得水泄不通，有多達9輛吊臂車進行高空拍攝。這樣「無死角」地監督，高薪養廉才會起作用。不然，高薪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還有一個共同點是信息透明。瑞典的「清廉指數」一直名列前茅，他們從1776年起，就公開政府開支，供民眾查詢；任何一個瑞典公民，都有權查看官員，甚至是首相的納稅清單。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許多國家開始實行財產申報制度和金融實名制度。這些措施，對遏制公權腐敗都是有效的。（《給曾國藩算算賬：一個清代高官的收與支》　張宏傑著　中華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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