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說中國古代的「官德」

略說中國古代的「官德」

       胡錦濤同志在中央紀委第六次全會上指出：「黨員、幹部的道德修養，不僅關係他們的個人品行，而且也關係黨的整體形象」，「要教育引導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自覺加強道德修養，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慾之害、常懷律己之心」。中國古代把對官吏的道德素質要求放在為官的重要的位置，特彆強調官德在治國理政中的主導作用，其中不乏合理的成份和有益的營養。

「官德」之內涵

    官德就是權力道德，即居官從政者的職業道德，亦即各級官員運用權力、執行公務過程中應當遵守的行為準則。

       中國曆朝歷代關於官德的具體規定有所不同。如：西周朝有知（智）、仁、聖、義、中、和「六德」和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秦朝有忠信敬上、清廉毋謗、舉事審當、喜為善行、恭敬多讓等「五善」；漢朝有質樸敦厚、遜讓、節儉等「光祿四行」；晉朝有忠恪匪躬、孝敬盡禮、友於兄弟、潔身勞謙、信義可復、學以為己等「中正六條」；唐朝有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等「四善」。宋元明清各朝的有關規定大體上與唐朝一樣。

       歷代許多思想家、政治家和德高望重的名臣也曾從不同角度申論管德之內涵。他們首先都強調居官者必須具備「公正無私」之德。《尚書》說：「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就是說執政者能以公心滅私慾除私利，百姓才能信賴歸服；不偏袒少數人利益，不結黨營私，國家的政令就能暢通，國家就能興旺發達。《荀子》說：「公生明，偏生暗。」《淮南子》說：「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意為居官從政者有公正無私之德，說一句話也能使萬民聽從，團結一致。宋臣陳師道詩云：「百年富貴今誰見，一代功名托至公。」金臣元好問詩云：「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清廉勤謹，自然也是最重要的管德，古人所論甚多，清朝名臣陳宏謀在所著《從政遺規》一書中總結說：「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又說：「親民之官，以廉為基。」

       縱觀歷朝官方文獻和私人著作對官德條目的種種規定和論述，可以認為中國古代官德的內涵最主要的兩條就是：公正無私；清廉勤謹。

「官德」之重要性

       自古以來，各行各業都有各自的職業道德要求，也有相應的一些規定和說法。但要求標準最高最嚴的、最受人們重視的則莫過於「師德」和「官德」兩種。教師的職責是「傳道、授業、解惑」，教師是德才皆備人才的培育者，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自然要「高尚其德」才能「為人師表」，當好受教育者的楷模。那麼，官德直接為什麼同樣受到高度重視呢？原因很簡單：官德直接關係到國家政權的安危和社會風氣的好壞。在這個意義上說「官德」的意義，比「師德」的意義可要大得多。

       關於官德直接關係到國家政權安危的問題，古人早有深刻認識。孔子認為以德治國才能真正治好國，以德理民才能真正理好民，實行「德治」才能長治久安。所以他力主「德治」，而將以刑罰治民視為「德治」過程中不得已而用之的一種手段，必須慎之又慎。這顯然是繼承和發展了周公「明德慎罰」的政治主張（古人認為「慎罰」本身也是「明德）。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意為統治者實行德治，他就會像北極星一樣自居其位而群星都會環繞著它轉。又說：「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為統治者用政令來引導老百姓，用刑罰來整治老百姓，老百姓即使能老老實實不犯法，卻不能在思想上認識到違犯法律是可恥的行為；用道德來教化老百姓，再用禮制來規範約束他們，他們就會有知恥之心而自覺地走正道。在孔子所創立的儒學的深刻影響下，先秦諸子百家中除法家外，其他各學派無不主張德治。漢以後兩千餘年間，儒學成為歷代統治者治國的指導思想，「德治」思想被奉為圭臬（準則或法度）。

       既然要德治，自然是要有德者來治，擔負治國之責的各級官吏自然要有較高的官德，所以官德問題一直受到高度重視。官吏是國家機器的運轉者，是公務人員，其道德素質狀況直接影響著國家的統治效能，必須具備公正無私、清廉勤謹的道德素質才能幹好公務，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所以說官職「授有德則國安」（《管子》），授無德則國亂，「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漢王符《潛夫論》）。官吏干公務，自然也需要一定的才能，但首先必需官德好，否則其才越大其害越大，其例不勝枚舉，唐朝的李林甫和明朝的嚴嵩都是典型。國家不能無法制，但法制是人制定的，是人執行的，無德者立法必無善法，無德者執行必亂成法。王安石所說「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就是這個道理，歷史也反覆證明了這一點。

       古人也充分認識到官德對整個社會道德和社會風氣的巨大影響作用。魯國執政大臣李康子向孔子請教關於「政治」的問題，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率）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所謂政治，就是治國理民者心正身正腳步正，你們這些當官執政的人帶頭走正道，下面的人有誰敢走歪門邪道！孔子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當官的為人有德，正大光明，即使不對百姓強迫命令，百姓也會聽從；當官的為人無德，不走正道，即使強制百姓做這做那，百姓也不會真心信服聽從他。中國古代農業社會始終存在著家族宗法制度和思想意識，通常情況下百姓視官如父母，官德如風，民德如草，官德有先導作用、表率作用，這是很自然的。

       孟子說：「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唐太宗說：「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竟進。」選拔有德君子做官，則心正心善的好人會自我勉勵繼續行善；誤用邪惡之徒做官，則各種壞人就會爭先恐後地鑽進官府。所以，「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這就是唐太宗一類明君和政治家從總結歷史經驗中獲得的正確認識。至於官德的極端重要性在國家治亂興亡中的具體體現，史不絕書，不必贅述。

 

清官之「官德」修養

      

       高尚的官德不是於生懼來的，而是通過後天學習和從政實踐修養而成的。歷史上一切清官廉吏無不重視自身的官德修養，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堅定不移，持之以恆，「終成正果」——贏得清廉美譽，流芳千古。

       在官德修養上的「大處著眼」，就是先要立定居官從政的志向：報效國家，造福百姓。孟子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一切清官廉吏，無論管位大小，到是真正的「大丈夫」，都有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為人民謀福祉、淡泊個人名利、務求高風亮節的寬廣胸懷和遠大志向。由於立定了這樣的雄心壯志，他們的官德修養才有自覺性和持久性，才能節節升華，直達高峰。這實際上涉及的是做官為政的出發點或曰「動機」問題：為「公」則有大志，為「私」則無大志——而且還會淪於邪念惡行。所以明朝清官和學者呂坤深刻指出：「公、私兩字是宇宙的人、鬼關。」清朝著名清官張伯行說：「只求做官，決不能為好官。」

       「宦海莫測，仕途多險」，想在宦海仕途上保持高風亮節、實現理想信念，必須時刻自警自勵，「不以小善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從點點滴滴做起。這就是古人所倡導的官德修養「功夫」。他們為此「發明」了許多頗有效驗的方法，如記「功過格」，置「座右銘」，寫「官箴」、「自成約」，懸官署對聯自勵，定期瞻拜「先賢祠」，日日自省其身，甚至經常徵詢同僚、吏民意見，虛心接受批評並作自我檢討，等等。清官的「自責書」與明君的「罪已詔」屢見於史書，從中可以看出清官明君的臣德、君德修養是大有講究的，在封建專制的歷史條件下能做到這一步也是相當開明的表現。

       總之，對清官廉吏來說，做官不是他們的人生目的，不是他們的生活目標。他們的目的是通過居官從政這一途徑濟世益民；他們的目標是在居官從政實踐中為聖為賢。正如清朝康熙時有「天下第一廉吏」之稱的著名清官于成龍所言：「埋頭去做，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若論官德「修養功夫」，清朝另一位著名清官孫嘉淦的「居官八約」很有代表性。孫嘉淦當官四十年，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擔任過學政、直隸總督、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要職，敢於只諫，在打擊豪強、興修水利、發展經濟等方面貢獻卓著。他為自己立下了《居官八約》：「事君篤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勢避其所爭；功藏於無名；事止於能去；言刪其無用；以守獨避人；以清費廉取。」大意是：對國君忠誠而不自我炫耀；對同僚尊重而不自高自大；不爭權奪勢；不追逐功名；辦事務求興利除弊；說話務求簡明扼要；不結黨營私；勤儉節約、艱苦奮鬥以保持清政廉明。

       孫嘉淦始終恪守《八約》，即使被貶為小吏也不改初衷，贏得皇帝的尊敬和百姓的愛戴。乾隆剛繼位時，他就上了一篇《三習一弊疏》，指出：「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厭惡）剛」；「耳習」于山呼海頌，則「喜諛而惡直」；「心習」於唯唯諾諾，則「雄才而易事」——自以為雄才大略而恣意妄為。「三習」既成，必生「喜小人而厭君子」一弊。國君被小人包圍，則過必亂，君必危。孫嘉淦剖析「三習」的成因在於「自是」——自以為是，自以為聖明，一貫正確。所以要根除「三習」，必須經常清醒地、客觀地反視自己，能夠「自以為非」而「從人之是」。晚清大臣曾國藩對此疏非常推崇，認為不僅「君德」修養需要破除自以為是和「三習」，他要求子弟錄寫《三習一弊疏》，作為做官的座右銘，經常對照個人，反躬自省，以提高官德水平。

       中國古代的官德對喚醒官吏的政治良知、反對官場的腐化墮落起到了一定作用，其中一些思想和做法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鑒意義。

  《居官八約》：「事君篤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勢避其所爭；功藏於無名；事止於能去；言刪其無用；以守獨避人；以清費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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