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隱逸詩的思想藝術成就
在魏晉時期，隨著玄學的盛行，隱逸思想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能夠避害全身的隱逸生活亦為人們所嚮往，於是在詩歌創作中出現了許多抒發企羨隱逸，表達出與處的矛盾情感的作品。比如嵇康的詠懷詩，左思、陸機的招隱與反招隱之作。陶淵明在前代文人的隱逸思想的基礎上，在個人的曲折經歷的激發下，也創作了大量反映其出與處的思想鬥爭的作品，對隱逸生活不乏哲學的審視。這些作品不只作於隱居田園之後，就是在幾次出仕期間，他也總是念念不忘園林的好處，拋棄不掉歸田隱居的意向。
總的說來，從作品的內容這一界面上看，凡是牽涉到田園生活、隱逸思想的作品，不只是單獨成篇的，哪怕是詩中的個別語句落到了心念田園渴望歸隱的這一主題上來，都將被納入本課題的研究範圍。按這一標準來統計，逯欽立先生審定的《陶淵明集》所收的詩共122首，屬於隱逸詩範疇的有71首，其比例竟接近陶淵明全部詩作的60%。可以說，隱逸成了陶淵明最突出的創作主題，也是他的生命主題，這是在他之前的詩人們未能達到的，他確實不愧為「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的隱逸詩歌就其所表達的內容來看是極為廣博繁富的。我們可以歸納為五個方面來考查。
陶淵明在隱逸詩中大量地抒寫了自己以告別官場隱居田園為最佳歸宿的思想感情。
陶淵明經歷了從出仕到歸隱多次迴旋反覆的痛苦徘徊之後，最終才選擇了回鄉躬耕的，而這個選擇充滿著個體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儘管在他辭去彭澤令歸隱後，仍不時出現一些情感起伏，但是那只是嘆老嗟貧的牢騷，並沒有動搖他守拙固窮老死田園的原始意向。
陶淵明用詩歌真實坦率地記載了他在各個時期的不盡相同的心態，以及植根於心靈深處的那種遠離官場的告別意識的逐漸增強，即便是在出仕期間他也總是「慷慨思南歸」，懷戀家鄉的山水和生活。於是，從第一次的「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到後來做劉裕鎮軍參軍時，竟剛剛離家上路就已經「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滿心悔意溢於筆端。他13年的仕途生涯一直陷於這種「一心處兩端」的仕與隱的徘徊苦悶之中。如隆安四、五年間（400—401）他在桓玄官府中任職，寫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在第二首中說：「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中又說：「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身在仕途的陶淵明一方面是「好爵」的誘惑，一方面是「舊墟」的召喚，他一再表示「富貴非吾願」，希望回到故鄉「養真」全「善」，保持自己的清高節操。元帝元興三年（404）陶淵明乾脆在去劉裕鎮軍府上任的路上就開始為離開仕途作打算了：「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他仰觀飛鳥在天，俯視游魚得水，把自己推到這樣的一個充滿意味的審美現場中，怎麼能不強化他的歸隱之心呢？《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寫於義熙元年（405）改任劉敬宣建威參軍時，他自嘆「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園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壑舟，諒哉宜霜柏。」自己雖然身在官府，形為物拘，但是「歸去」的心聲卻越來越清晰。換句話說，在陶淵明心中的這種告別意識不但未被歲月抹去，反而更加強烈了。
當然，在陶淵明的詩中也可以清楚地觸摸到他的那份「大濟蒼生」的凌雲壯志。不可否認，儒家的倫理價值觀畢竟是中國文人根深蒂固的生命情結，正是在這種意念的驅動下，陶淵明才會幾次離開田園，隻身躍入政治的風浪中。40歲的陶淵明在《榮木》詩序中說：「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最後一段又說：「先師遺訓，余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花開花落，日月更替，「徂年既流，業不增舊」，雖然時光在飛逝，便是「總角聞道」的自己卻「白首無成」，每想到這一切，他就難以抑制住懊惱的情緒，弘道濟世，建功立業之心在胸中踴動，「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這兩句不禁會引人想到屈原《離騷》中的詩句：「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也！」這兩個人身上所共有的不都是那種自居為歷史和社會支柱的精神嗎？陶淵明的這份干雲之志在其它詩文中也曾表述過：「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儘管其中充溢著豪俠之氣，便那畢竟是陶淵明心中那份不甘拋棄的價值關懷意念的體現，也正是在這種意念的支持下，他才幾次離開田園，外出求仕謀職。而在歸隱田園之後，他是否就真的徹底淡泊名利，心靜如水呢？其實也並不盡然，他對自己的一生也難免會感到遺憾，如在《和郭主簿二首》中在寫了自己「息交遊閑業，卧起弄書琴。……舂秫作美酒，酒孰吾自斟」的悠閑、寧靜的生活後說：「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是說這樣的生活也有其樂趣，可以讓他聊且忘掉功名事業。又有一首《歲暮和張常詩》詩中說：「窮通靡攸慮，憔悴由化遷。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可見他雖然實踐著順天履運的生活方式，卻還是難免為年歲老大，事業無成而發出無可奈何的慨嘆。但那僅僅是慨嘆而且已，決不足以動搖他原初的意念。在陶淵明內心的出與處的天平上，歸隱思想始終是佔上風的，只不過真率的陶淵明習慣於將他那一顆平常心用詩歌記錄下來罷了。也正因為這種真實的記錄才使得他的隱逸詩格外動人。
陶淵明的追求隱逸固然同儒家「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隱逸觀有思想承襲關係，也受到莊子出世哲學和當時江州地帶隱逸風氣的影響，但主要還是源自他本人對於混濁、殘酷的現實世界的認知。可以說正是陶淵明心中深埋的這份強烈的對官場的告別意識，使得他和整個社會保持著一個相應的心理距離，對現世增添了一種更超然的鳥瞰方位。所以在陶詩中，這種隱逸思想的傾訴和對田園生活的眷戀總是與對現實世界的冷眼評價緊密相連的。他勾勒的現世情景是這樣的「羲皇去我久，舉世少復真」，「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上古時的淳樸敦厚的世風已蕩然無存，儒家的論理道德觀也喪失殆盡，官場上更是充斥著虛偽和欺詐，「世俗久相欺」，「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他把仕途的險惡比作「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個體在寵大的社會面前不過是被嘲弄、被欺侮的對象，根本沒有能動性。「妙算者謂迷，直道者雲妄，」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成了社會常態。這一系列的認識是陶淵明從五次踏入官場的痛苦實踐中得出來的，是用一種告別性反思的目光領悟的。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陶淵明才最終捨棄了那廣濟蒼生的善良願望，於寧靜的田園終其一生，「榮華誠可貴，亦復可憐傷」。博取功名固然可貴，但是卻伴隨著危險。「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參加田園的勞作雖然辛苦，可是卻可以避患全身。在陶淵明的心目中田園乃是一個遠離戰亂與篡奪的心靈的避風港，是能盡享生活樂趣的安樂窩。他的這種選擇是清醒而理智的。
陶淵明的這一類隱逸詩正是他所說的「寄懷於言」的直抒胸臆之作。他寫詩不為炫才，不為邀名，而是於酒酣、興起時「題數句自娛」，純屬一種私人化行為。在《讀山海經》中說：「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他寫詩不隨時，不媚俗，只為唱出個體的心路歷程，在破除了世俗的干憂之後，陶淵明的隱逸詩呈現給我們的是一種本真的品格。
與官場的醜惡、黑暗相對照，陶淵明筆下的田園、自然便凸現出一種清新、寧靜的絕美狀態。
他在擺脫了「樊籠」、「塵網」回到田園後，頗有一種「矰繳奚施，已卷安勞」的感覺，如飛鳥離網歸林，游魚脫鉤入水。他以輕鬆、愉悅的目光去觀察、欣賞著這一片屬於自己的生存環境，倍感愜意。《歸園田居五首》其一寫道：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十多畝的宅院，八九間草屋，前種桃李，後植榆柳，遠處的村莊和裊裊炊煙依稀可見，雞鳴狗吠遠近相聞。「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這實實在在的一切就是詩人所日思夜想的「自然」。這份生活既真實又平易，秋天，「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這裡空氣清新，奇峰高聳，松樹與菊花相映成趣。春天，「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鳥哢歡新節，泠風送余善」，「眾蟄各潛駭，草木縱橫舒」，萬物復甦，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冬天，「凄凄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碭，在目皓已潔」。大雪之後，田園滿眼潔白，萬籟俱靜。夏天，「藹藹堂前柳，中夏貯清陰。」，濃密的樹蔭遮蓋庭院，一片陰涼，打消了心靈的煩躁。隨著一年四季節序的變化，自然界的一切景緻按照其固有的規律變化著，使他感到安適則親切，他迷戀這份怡然的生存狀態，他要的就是這種安全感。有一首《歸鳥》詩把這種心理渴求表達得更為明確：
翼翼歸鳥，晨去於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和風不洽，翻翮求心。顧儔相鳴，景庇清陰。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反歸棲。雖無昔侶，眾聲每諧。日夕氣清，悠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游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清興，好音時交。矰繳奚施，已卷安勞？
倦飛歸林的小鳥，並不以找尋登「天」之路為終極目的，要的是能躲避暗箭的傷害，安享林間的愜意與平和。陶淵明以鳥自喻，委婉地道出了自己棄官歸隱的真實動因。同時似乎也在申訴：在混亂的世界中，人性的自足性才是最真實可靠的。
陶淵明的隱逸詩中有很多表現自己在田園生活中的無限樂趣的。比如《時運》篇作于歸田之初，集中地寫自己田園生活的安逸情形。序中說：「《時運》，游暮春出。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獨游，欣慨交心。」暮春時節獨自出遊的陶淵是這樣傾訴自己那顆快樂的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平澤，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齊業，閑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沐浴熏風，遠眺美景，懷著一種自滿自足的心情回到家中，又有花圃葯欄，榆柳竹叢，可以撫清琴，可以飲濁酒，這一切似乎讓人感覺回到了黃帝、唐堯之世。而現世的自己卻真真切切地享受著這些！陶淵明在這份寧靜的田園生活中進行著身心的自我洗滌，「自然」成了他防止在物慾橫溢的現實中自我異化的一副良藥，他願意永遠在「自然」的懷抱中棲息。
他在詩中常常提到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幾件樂事，即撫琴、讀書、論文、賦詩、飲酒。《答龐參軍詩》中就寫道：「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閑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唯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當決意歸鄉不再東西遊宦時，他便可以以一顆坦然的心同朋友談詩論文，絕無庸俗之調；以酒助興，盡情揮灑無限詩情。在《九日閑居》中也寫到飲酒、賞菊之樂：「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閑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飲酒可以銷愁解憂，賞菊餐菊可以陶冶性情，延緩衰老，所以酒杯不能空置，菊花不能白開，他要盡情賦詩以自娛，用這樣的生命形態立足於天地之間，難道不能算是一種成就嗎？如果說到陶淵明生命本身的成就，那麼他最大的成就就是他真的做到了人生最困難的事——和生活講和。他拋棄的不只是那混濁的官場，更是傳統的倫理價值觀為人們套上的心靈的枷鎖，他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找回人的本原狀態，安享那份看似平凡的生活。他會在春遊中，「臨長流，望層城。」於鷗鳥飛翔群魚騰躍時心曠神怡。他會與朋友「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登高賦新詩」，「有酒斟酌之，」談歷史，論文章，賦新詩，酌美酒，於坦誠的交往中體會友情的溫暖和生活的愉悅，即便是耕地種菜這種看似並無審美價值的活動，在已與生活講和的詩人眼中也被詩化到至美的境界：「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躬耕自資的生活帶來的是陶然自樂的滿足感。在《和郭主簿二首》中寫道：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飆開我襟。息交遊閑業，卧起弄書琴。
他把我們再次帶到了一個充滿氣息的完審美現場，「堂前林」、「清陰」、「凱風」、「書琴」、「園蔬」、「舊谷」、「美酒」、「弱子」，這一系列的審美具象為我們勾勒出守拙歸園的詩人的閑適生活場景，詮釋了與生活講和的深層內涵：講和不是向平庸倒退，而是一種至高的境界。作為生命境界，詩人對它的理解透出一種哲人的美。在《飲酒二十首》中他再次為我們描述著這一切：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淵明用獨特的自然觀，靜視外物的變化，從中體悟「真意」。而這「真意」便是一片忘機的天真，是在觀望夕嵐變化和飛鳥動靜時與自然冥合為一的感受，是對時空和永恆的領悟。這就是詩人已經跳出了理窟的生命境界，他正是以這種觀照方式平和地面對樸素的人生。
在陶淵明的生命主題中一定不能沒有酒，前面我們也提到飲酒是他田園生活中的最大樂趣，以致後人的陶詩「篇篇有酒」的評價，這雖然有些誇大其辭，卻道出了陶詩題材上的一個特點。王維說：「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李白也說：「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好象醉酒是陶淵明的生活常態。那麼，他為什麼要讓自己終日沉醉於酒中呢？蕭統可謂是很理解陶淵明的人了，他在《陶淵明集序》中說：「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陶淵明的飲酒是別有寄託，「愛酒不愛名，憂醒不憂貧」，飲酒不為求善飲之名，而且是求醉以忘憂，借酒以銷愁。他在《游斜川》詩中說過：「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所謂「千載憂」顯然不是眼前的個人的愁苦，而是一種對歷史、現實社會的憂慮，只有醉酒才可以讓他忘掉這一切。難怪他把酒直呼為「忘憂物」了。況且，他還可以用「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這樣的理由為自己的行為做辯護，以期象阮籍一樣取得避禍遠害的附屬效應。
陶淵明拿著他那支蘸飽了生活墨汁的筆，創作出大量描繪自然景色，述說歸田樂趣的作品，靜心品味，我們就會從中聞到酒香、墨香、花香、書香，還有沁人心脾的泥土的清香，這是一種充滿文化底蘊的文人化的農村生活畫圖。
陶淵明把自己辛勤的勞作經歷和對勞動的清醒的認識如實地寫到了他的詩歌中。
陶淵明的歸隱生活並不真的總是那麼輕鬆、愜意。「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的他一輩子沒有享受過寬裕、富足的生活。為了生存，他飽嘗了田間耕作的艱難辛苦。從田家樂到田家苦，是他認識上的一大飛躍，正是在這一飛躍的基礎上，他悟出了民生以勤為先，以衣食為端的根本道理。躬耕生活告訴了他勞動是最真實的付出，「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他以行為摒棄了東晉玄學中自然無為的主張，而奉行著自己樸素的自然有為論。在《歸園田居五首》中他這樣寫道：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詩人晨興夜歸辛勤地種豆鋤草，道狹難行，夕露沾衣，這些都不能動搖他歸隱田園、躬耕自給的初衷。如果說這首詩中還帶著詩人初歸田園時那份欣喜和新鮮的感情色彩的話，那麼在《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一詩中，則已經把興奮沉澱為理性的思索：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在親身經歷了農家的辛苦之後，他從觀念上跳出了儒家輕視勞動的錯誤思維慣性，重新把衣食之需定為生命的根本。因此，在他看來勞動是最有價值的事情之一，是人生之「道」。對於勞動的這種認識及親身參加勞動的體會還被寫到了其它的一些作品中，如《勸農》、《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他一再說「寒草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遙遙沮溺溺心，千載乃相關」。「遙謝荷篠翁，聊得從君棲」。希望以效法古代隱士長沮、桀溺、荷篠丈人的方式繼續自己躬耕田野的生存方式。正是在這種對勞動的理性認識的策動下，他才得以於承受勞動之苦後，體味出勞動的樂趣和收穫的喜悅。象這樣對勞動過程的切身體會，對勞動意義的深刻認識，是對詩歌題材的一種新的開拓，也應說是詩歌史上的一個突破。
陶淵明在作品中真實地記敘自己饑寒交加的貧困境況。
他對於物質生活的要求並不高，「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粗絺經應陽」，「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他只求衣能禦寒，食能充饑，室能蔽床而已。但事實上，他雖然半世躬耕不輟，卻連這樣低水平的生存條件也難以恆久的維持。如《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中就寫了陶淵明中年時家遇火災的情況：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佇遙念，一盼周九天。總發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
在此之前還是家有餘糧，可以自給自足的陶淵明，因一場大火而失去了「草廬」，被迫暫時棲身於船上，生活日益艱難。此後，那種「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的安適情景竟然難以再現了。尤其是到了晚年，「本既不豐，復老病繼之」，處境更加凄慘，54歲時他又作了《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睞然。結髮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在己何怨天，離憂凄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斯信為賢！
一生連遭世亂、喪妻、火災、蟲禍、風澇之患，真可謂災禍連綿！夏季日長，腹中無食，盼望早些天黑；冬季夜長，身上無被，凍得不能入睡，盼望快些天亮。如果不是真的處身於饑寒交迫之中怎會從這種角度體察季節的差異晝夜的更替？他在《有會而作》的詩序中寫道：「舊谷既沒，新谷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在青黃不接時遭遇天災，詩云：
弱年逢家亡，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他從不奢望食甘啖肥，只求有菽麥填腹，但即便這樣也是不易得到的。幸虧有人施粥濟貧，自己也就顧不得是否嗟來之食了。《乞食》詩中亦集中描述了這種特殊的經歷和內心的感受。雖然他並沒有真正的沿街討飯的經歷，只是向友人求助，但是他還是詼諧地稱為「乞食」，頗有以調侃自嘲的意味。陶淵明「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最終在貧病交加中死去。他曾在詩中如實描寫自已赤貧的生存狀態，不掩蓋，不修飾，而是安然地承受生活帶來的種種磨難。以這種心態面對世界就足經化解一切人生的悲劇。
陶淵明的詠貧詩是其隱逸詩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不但安貧守賤，而且還在詩歌創作中頌揚貧窮。這些作品不只是源於他那段別人所不曾有過的貧窮經歷，也源於他安於貧窮，豁達、洒脫的生命狀態，更是源於他那前後五次的出仕經歷，使他切實地感到生活的貧困要比在官場中忍受精神的折磨好得多。在他的早期作品《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中這樣寫道：「勁氣浸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為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既然官場中沒有他的位置，那麼歸田隱居也未見得是個笨拙的選擇，在古代聖賢的感召下，他走上這條固窮守拙的道路。陶淵明雖然放棄了個體對社會歷史的價值關懷意向，但是並沒有拋掉對生命價值本身的思索和尋求。他雖然崇尚「自然」，但是並沒有抹殺善惡美醜之間的差異。於是在回歸到人的本原狀態之後，他仍堅持把個體的道德完善作為生存的終極信念。這的確是接受了儒家「固窮」「安貧」思想傳統的影響，但同時也吸收了老莊的出世、乘化等哲學理念。所以，在他的隱逸詩中常常以儒家的「固窮」「守節」的觀念自勉，又不斷流露出一種任真順天的達觀態度。兩種不同的文化灌溉使得陶淵明的詠貧詩顯得既執著又洒脫，別有一番藝術格調。
陶淵明在隱逸詩中歌詠了很多隱士、窮人。
「貧者，士之常也」，讀書人貧窮是極普通的現象。這是人們從多少代的社會生活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陶淵明不但經常以這句話自慰，而且還從歷史上找來了許多與自己命運相似的隱者、高士以自勵。在他的這類詩歌中提到的隱逸精英及赤貧者共有28人，前後出現過41次。他們是長沮、桀溺、荷篠丈人、榮啟期、黔婁、顏回、張摯、邵平、伯夷、叔齊、商山四皓、楊倫、劉龔、揚雄、楊朱、子思、丙曼容、袁安、張仲蔚、黃子廉、原憲、陳仲子、鄭敬、薛倉、周陽珪。其中被多次寫到的是長沮、桀溺、荷篠丈人，顏回、榮啟期、張摯。如《詠貧士七首》中專寫榮啟期、黔婁、袁安、張仲蔚和黃子廉。傳統被視作贊述的《扇上畫贊》和《讀史述九章》實際上也應歸於隱逸詩，其中也寫到荷篠丈人、長沮、桀溺等11人，均為作者倍加景仰的品格高尚的隱逸之士。且看他筆下的一些人物：「榮叟老帶索」，榮啟期窮得用皮繩子當腰帶；「原生納決履」，原憲穿的鞋子擋不住腳後跟；黔婁死後「蔽覆仍不周」，破衣破被蓋不住屍體；「袁安困積雪」，風雪天無衣無食僵卧家中。張仲蔚息交絕遊，「繞宅生蒿蓬」，「舉世無知者」，長長的蒿草掩蓋了房屋；黃子廉，辭官離職以致妻兒同他一起受窮。總之，一群一樣饑寒交迫的人都心甘情願的安貧守賤，他們不但把貧窮看作一種人生常態，而且還能做到不以貧賤為病，喜貧樂賤。如詩人在《詠貧士七首》中的第三、第四首這樣寫道：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蔽覆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據《列子·天瑞》記載：「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啟期。鹿皮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男為貴，吾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尚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榮啟期一樂為人，二樂為男，三樂長壽，又以處常待終為樂，這種樂觀、真率的人性定位正是陶淵明所傾慕追尋的。
又據《韓詩外傳》載：原憲「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窮得衣不蔽體，履不掩足，卻仍放聲歌唱，拋開外物的煩憂，保持著一種快樂、平靜的心態。至如黔婁，不受千鍾之贈，不愛丞相爵位；張仲蔚隱身不仕；黃子廉辭官還鄉。那種不要官職，不貪錢財的高尚節操，正是陶淵明崇敬的偶像，也是他堅守固窮隱居生活的動力。詩人在讚揚這些賢人高士的同時，又試圖以個人化的哲學思考去理解他們的行為根源，所謂「道勝無戚顏」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就是指只有在崇道尊德的思想基礎上，才能達到這樣身處貧困而無戚顏，且有所樂的人生境界。陶淵明以對古代貧士隱者的讚頌來堅定著自己隱逸生涯的腳步，同時，他又用自己的隱逸詩組成了一個眾多清高廉潔的人物的畫廊。
總起來看，陶淵明的隱逸詩從多個角度全面地體現了詩人的生命情結：鄙棄功名利祿，忘掉對社會的關懷意向，熱愛自然、美好的田園環境，眷戀安寧、質樸的躬耕生活，他在自己真實的貧窮生活的基礎上，肯定了勞動的價值，讚揚固窮的精神境界和順天任情的達觀的生活狀態。這些內容大大衝破了傳統的農事詩的範疇，豐富了隱逸詩的題材，提高了隱逸詩的思想價值。陶淵明是第一個集中力量從事隱逸詩創作的人，所以鍾嶸稱他為「隱逸詩人之宗。」
陶淵明的隱逸詩在藝術風貌上也獨具一格。而且在魏晉時代的特殊文化背景下更顯出了他超群脫俗的品格。陶淵明現存的詩作最早的寫於東晉安帝隆安四年（400），也就是他36歲寫的那首《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從此直至他63歲去世，這將近30年就是他從事詩歌創作的時間。這時出現的是「九流參差，互相推隕」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環境。一方面，象鍾嶸在《詩品序》中所說的那種「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風並沒有銷聲匿跡；另一方面，又開始出現了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所說的「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的創作傾向。陶淵明在個體的生活基礎上，在自覺的哲學思考的過程中，創作了既不同於孫綽玄言詩、郭璞遊仙詩，又有別於謝靈運山水讀的田園隱逸詩。在當時的詩壇上呈現出一種煥然一新的獨特面貌。
陶淵明具有自覺的詩歌創作意識。他在《讀山海經十三首》中所說的：「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守效俗中言。」實際上是藉以申述自己的詩歌創作觀。在陶淵明看來，外在的物質氛圍是變化多端的，文學創作也不應當拘於一格，他要痛快淋漓地唱出自己不入俗流的聲音。他在現實生活和自然本性中都是崇尚真實，熱愛自然的，將本我與自然冥合為一可以說是陶淵明的美學理想。他把這種理想同樣地帶入詩歌創作中，「寄懷於言」，「斂襟獨閑謠，緬焉起深情」，用詩歌表達自己真實的生活感悟。所以在游斜川看到大好風景時，他會「欣對不足，率爾賦詩。」獨自夜飲時，「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為了記游，為了自娛，就是他創作詩歌的主要目的。在這種創作目的推動下，他的詩歌總是「有會而作」，以豐富的生活經歷為根基，去狀寫真情、真事、真景，如實地再現他隱逸生活中的點滴感受，原封原樣地記敘他勞動的景況和貧窮的狀態，以及那份複雜的心理處境。我們還必須看到，陶淵明所面對的不是樓台殿閣、紅燈綠酒，綺羅香譯，而是竹林茅舍、農田桑麻、狗吠雞鳴，在這樣的現實土壤上，不可能產生「富艷精工」的藝術品。因此，無論是他自覺的創作意識，還是現實生活的景象，都促成了他的詩歌中那種天然、真淳的藝術風貌。他的詩中不假華麗詞藻去修飾，不靠造作虛構去填充，正象元好問在《論詩三十首》中所說的，「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質樸、自然便成了陶淵明隱逸詩被公認的特點。即使是這一特點的構成也是自然而然的，而非有意為之，朱熹說：「淵明詩所以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這份自然源於詩人本身深厚的文化底蘊，是陶淵明把他個人的哲學層面上的自然觀轉化為一種藝術層面上的自然境界，從而達到了一種後人難以企及的隱逸詩的美學品味。
由於陶淵明的生存範圍和生活內容主要是圍繞田園躬耕而生髮出去的一系列活動，內容相對比較單純。所以在他的隱逸詩中很少看到繁富、奇特的意象和曲折、委婉的藝術手段，而多是近乎白描的景物再現，平鋪直敘的表情達意。陶詩中取景極平常，如《歸園田居》其五：「山澗清且淺，可以濯我足。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這其中的景物很簡單：一條山澗、一隻雞、一壺酒、一束荊薪，但是在陶淵明的筆下，似乎便別有一片天趣。王國維說過：「以我觀物，萬物皆著我之色彩」，其實正是這個道理，詩中所寫之物正是詩人主觀感受的一種投射，一種情感的外移。不僅如此，陶詩在象徵、比喻手法的運用上也顯得直接而坦率，並不需要讀者用心地去破譯、考察。例如他在《榮木》詩中用樹木之枯萎比喻人生之易老；在《飲酒二十首》中用高枝卓然的青松、含薰迎風的幽蘭比喻自己不為塵世所紲的心志，都很直接、恰切。他尤其愛用鳥和魚比喻自己出仕與歸隱的矛盾，說「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並寫成《歸鳥》詩，經林中的歸鳥自喻。陶淵明正是把天然、真淳和平淡結合起來，構成自己獨特的審美風貌。陶淵明的隱逸詩平實、自然但又絕無粗俗、簡陋之嫌，所以後人評價陶詩為「淡而不枯」。如「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寫對歸耕與出仕的利害的衡量；「夏日苦長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寫饑寒交迫時的心理渴望，都是直抒胸臆，但是卻在質實、淳樸中不失細膩、含蓄，意味深長。評論者往往注意到陶詩中蘊含的一種耐人尋味的理趣，如《歸園田居》中「採菊東蘺下，悠然見南山」時的「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種「欲辨忘言」的處世態度和其中不用言語表達的哲理思辨，使陶詩從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上都充滿禪機。我們從中絕不會看到遊離於詩意之外的玄理，因為玄學的影響在陶詩中已如鹽在水，泯化無跡了。至如《形影神》中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那種對合運的窮通、壽命的長短的睿智的思考和順應自然的豁達的心態，更可以說是閃爍著理性的光芒。陶詩中的這種別具一格的理趣表述固然同魏晉玄學及當時殘存的玄言詩風有關係，更是源於詩人對自然變遷及生命主題的哲學思索，它使得每一首陶詩都是一個完整的審美整體，我們無法拋開全篇去分析其中一聯一句的意味，而只能是在那一首首明白如話的詩中體味詩人對自然對人生的感悟。
陶淵明的隱逸詩中所寫的都是平平常常的田園生活和日常活動中耳聞目見的事物，都是受外界激發而出自本心的真情實感，因而在語言運用方面也就表現得明白如口語，捨棄繁辭縟藻，貼近田園語境。像詩中以「山氣日夕佳」，「日暮天無雲」寫自然風景；以「種豆南山下」，「採菊東籬下」寫平日生活；以「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寫居住環境；以「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寫與人的交往。所有這些都是以最生活化的語言狀寫情境景物的，正如宋人許顗所說：「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詞，所以能爾」。本是「田家語」卻因為詩人深厚的情感力度而被賦予了厚重的意味和美學風貌。蘇軾評陶詩說：「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指的就是其質樸又帶著綺麗，清瘦而不失豐厚的審美特質，曾紘也曾說陶詩是「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陶詩自然平淡的審美形式與豐厚充實的情感內涵的貌似矛盾實則契合的辯證關係。
陶淵明詩中也用典，有的地方也不由得不有俳偶對仗之句。但是卻仍舊可稱得上是自然天成之作，而沒有堆垛造作的生硬痕迹。如《乞食》詩中的「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以漂母救韓信之典，訴說了對好心主人的感激之情。《怨詩楚調示龐主薄鄧治中》詩中的「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用伯牙鼓琴的故事，表白與龐、鄧二人互為知音的交情。用典恰切又不晦澀，展示出詩人熟練駕御語言的卓越不群的能力。
另外，陶淵明的隱逸詩也是兼采當時風行的四言和五言兩種詩歌體式。其四言詩，上承《詩經》，下繼嵇康；五言詩上效《古詩十九首》，下學阮籍的《詠懷》詩。在承襲傳統的同時，又不乏個人能動性的創新。後人對他的詩歌從體式上也倍加讚賞，如四言詩《停雲》和《歸鳥》就被王夫之稱為「四言之佳唱，亦柴桑之絕調」。五言詩也引來眾多讚歎，鍾嶸《詩品序》稱陶淵明詠貧之製為「五言之警策」。
站在中國詩歌發展史這一層面上看，陶淵明的隱逸詩從題材、主題、審美境界、詩歌體式及語言藝術諸方面都在那個時代的文化語境中獨樹一幟。我國詩歌創作領域，一向都存在兩種不同的藝術風貌，或以華麗秀美見長，或以自然質樸獨擅，他們逐漸成了詩人們的自覺追求。例如後來既有白居易「老嫗都解」的平易質實，又有李商隱「一弦一柱思華年」的含蓄宛轉，直至後來的詞分為豪放、婉約二體。而在晉宋時期，陶淵明的田園詩與謝靈運的山水詩齊光並耀於詩壇，可以說正是這種藝術風格區分的一個開端。總之，陶淵明為後人營造了一個獨特的詩歌的美學境界，他卓越的藝術成就是必須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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