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中的倒霉蛋應瑒如何變成了御用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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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之道網導讀：建安七子之中，應瑒可能是最沒名氣的一個。四處飄零的經歷，讓這個平凡的侍從文人，在領導的命題作文中越來越「平庸」，其作品少了幾……

建安七子之中，應瑒可能是最沒名氣的一個。四處飄零的經歷，讓這個平凡的侍從文人，在領導的命題作文中越來越「平庸」，其作品少了幾分慷慨與豪邁。因此，曹丕評他是「和而不壯」。應瑒是河南哪兒的？他在曹門之下，又寫了哪些詩賦？想著書的他，又為何美志不遂？他的才華真的被「領導們」耗散了？

東漢末年，西涼軍閥董卓掌控朝中大權，一時軍閥割據、戰事頻繁，皇帝所在的長安、洛陽皆被廢毀。漢獻帝劉協先是從長安跑到洛陽，之後又被曹操弄到了許昌。文人雅士隨著漢獻帝流離遷移，四處飄零。漢獻帝到許昌這年，改年號為建安，北方地區在曹操的操持下已經安定。那個時候，「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和他兩個兒子曹丕、曹植，都喜歡舞文弄墨，愛好詩辭文賦。這父子三人對文人雅士相當殷勤。北方地區俊采星馳，群賢畢至。王粲從漢水之南來歸順，陳琳從黃河之北來歸附，徐幹從青州來做官，劉楨從海邊來投奔，應瑒展露他辭采斐然的文思，阮瑀施展他風度翩翩的書記才能。他們在酒杯前吟詠詩篇，在座席上從容談藝，調和墨汁，言談歡笑，揮灑毫筆便寫就酣暢的詩賦。

這些文人墨客，在打仗的時候，大多隨軍，歌功頌德，抒發情懷，寫征戰之苦，述社會之亂。回來之後，則習文作詩，探討文學，給後人留下了「建安風骨」。其中，三曹和建安七子作為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曹丕編的那本《典論·論文》說：「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此後，這七個建安年間的才子，就有了「建安七子」的名頭兒。

其中提到的「汝南應瑒德璉」，就是東漢汝陽南頓人應瑒。應瑒死後，就埋在今天的項城市高寺鎮，至今還有「應冢」。可是，我在項城讀書的十幾年裡，從未聽說過我有這麼一位同鄉。相比建安七子中的其他六人，關於應瑒的史料並不多，在「建安七子」中，這位算是最沒有知名度的。從文學地位上來看，應瑒現存的作品，只有六首詩、十五篇賦和五六篇文章，其中殘缺的又占相當比例，跟「著文賦數十篇」的歷史記載對照就知道，他的大部分作品都遺失了。可在三國時期的歷史上，並非只有讓梨成名的孔融，裸身擊鼓的禰衡，還有眾多平庸的文人。應瑒就是那個出名而又相對平庸的一個。

禰衡擊鼓罵曹

提及應瑒的生平，這要從漢末大亂說起。當時，士人為逃避戰禍，四處流竄，多寄身於戰亂較少的南方。應瑒當時就和其他士族子弟一樣，去南方的荊州避亂，之後又回到潁川、許昌一帶。好景不長，又輾轉到了袁紹所佔的鄴城，並在鄴城文學界小有名氣。但漂泊的歲月並未停止。曹操攻下鄴城之後，他又轉為曹操服務。跟著曹操做了幾年丞相掾屬，又被安排到曹植門下做曹植兒子的老師、曹植的文學侍從。不過，很快他又轉到了曹丕門下了，也正是在曹丕門下，才過了幾年舒坦日子。

曹操征戰

除了孔融之外，和依附於曹門的建安七子中的六人一樣，應瑒成為了曹門的文學侍從，其中文章不免帶有幕府侍從文人的作風。比如，曹操下令征烏桓，應瑒寫一篇《撰征賦》助興記錄。戰爭歸來，跟隨曹植之時，不免寫一寫同體同詠之作，如《鬥雞詩》，曹植、應瑒、劉楨各有一首。曹丕跟從曹操出去打獵，作《校獵賦》，同時還命陳琳作《武獵賦》、王粲作《羽獵賦》、應瑒作《西狩賦》。陪領導打仗，寫從軍詩；陪公子哥玩耍，寫公宴詩、趣味兒詩；出去打獵「旅行」，寫命題作文，這其中不乏誠信誠意的部分，但肯定也有奉承之詞。

清初著名詩人兼詩論家陳祚明評說《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台集詩》，詩立言得體，比「俗筆」高明，自有見地。既與權貴親近，又不顯得奉承，這向來是侍從文人的作風。文章或許很得體，但總顯得有些平庸，畢竟放不開。在這樣一個講究尊卑關係的國家，要想在公宴詩中找到富有新鮮意味的作品，並不容易。或許應瑒的經歷太過飄零，少了幾分建安風骨中的慷慨激昂，太容易遷就環境而又缺乏那種豪邁。因此，曹丕批評應瑒「和而不壯」。但正如學者顧農所言，當應瑒不受命題作文的約束，可以自由發揮時，就能寫出好作品。像他給老朋友寫信，講到自己的處境時說：「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本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應瑒對自己充當幫閑之官，有很深的自責與自嘲，這內心獨白雖然平淡，但意味不凡。可誰願意平庸呢？但作為幫閑之官，他又能怎麼樣呢？領導定下的意旨，違背又能如何？不如就這樣過吧。

在建安七子之中，應瑒可能是最沒有遠大抱負的。經常易主，這或許導致他最後只有一個想法：跟著一個人，安安穩穩干一輩子，做出點事兒。可這樣患得患失多年之後，他被磨平了，他被後世研究者認為相對「平庸」。就這樣一個「平庸」的人，在建安二十二年，一場瘟疫橫掃中國之時，和徐幹、陳琳、劉楨、王粲同死於瘟疫。他們死後一年，曹丕在《與吳質書》書中提到應瑒時回憶道：「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而在顧農看來，「這恐怕也只是應瑒死後才說的高姿態的風涼話，人們記得當年曹丕不斷地命題，讓應瑒以及其餘幾位來寫什麼州鄉衡詩楊柳賦，無端耗散他們的才華。應瑒恰恰是一個可憐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