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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中的倒霉蛋應瑒如何變成了御用文人?

養生之道網導讀:建安七子之中,應瑒可能是最沒名氣的一個。四處飄零的經歷,讓這個平凡的侍從文人,在領導的命題作文中越來越「平庸」,其作品少了幾……

建安七子之中,應瑒可能是最沒名氣的一個。四處飄零的經歷,讓這個平凡的侍從文人,在領導的命題作文中越來越「平庸」,其作品少了幾分慷慨與豪邁。因此,曹丕評他是「和而不壯」。應瑒是河南哪兒的?他在曹門之下,又寫了哪些詩賦?想著書的他,又為何美志不遂?他的才華真的被「領導們」耗散了?

東漢末年,西涼軍閥董卓掌控朝中大權,一時軍閥割據、戰事頻繁,皇帝所在的長安、洛陽皆被廢毀。漢獻帝劉協先是從長安跑到洛陽,之後又被曹操弄到了許昌。文人雅士隨著漢獻帝流離遷移,四處飄零。漢獻帝到許昌這年,改年號為建安,北方地區在曹操的操持下已經安定。那個時候,「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和他兩個兒子曹丕、曹植,都喜歡舞文弄墨,愛好詩辭文賦。這父子三人對文人雅士相當殷勤。北方地區俊采星馳,群賢畢至。王粲從漢水之南來歸順,陳琳從黃河之北來歸附,徐幹從青州來做官,劉楨從海邊來投奔,應瑒展露他辭采斐然的文思,阮瑀施展他風度翩翩的書記才能。他們在酒杯前吟詠詩篇,在座席上從容談藝,調和墨汁,言談歡笑,揮灑毫筆便寫就酣暢的詩賦。

這些文人墨客,在打仗的時候,大多隨軍,歌功頌德,抒發情懷,寫征戰之苦,述社會之亂。回來之後,則習文作詩,探討文學,給後人留下了「建安風骨」。其中,三曹和建安七子作為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曹丕編的那本《典論·論文》說:「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此後,這七個建安年間的才子,就有了「建安七子」的名頭兒。

其中提到的「汝南應瑒德璉」,就是東漢汝陽南頓人應瑒。應瑒死後,就埋在今天的項城市高寺鎮,至今還有「應冢」。可是,我在項城讀書的十幾年裡,從未聽說過我有這麼一位同鄉。相比建安七子中的其他六人,關於應瑒的史料並不多,在「建安七子」中,這位算是最沒有知名度的。從文學地位上來看,應瑒現存的作品,只有六首詩、十五篇賦和五六篇文章,其中殘缺的又占相當比例,跟「著文賦數十篇」的歷史記載對照就知道,他的大部分作品都遺失了。可在三國時期的歷史上,並非只有讓梨成名的孔融,裸身擊鼓的禰衡,還有眾多平庸的文人。應瑒就是那個出名而又相對平庸的一個。

禰衡擊鼓罵曹

提及應瑒的生平,這要從漢末大亂說起。當時,士人為逃避戰禍,四處流竄,多寄身於戰亂較少的南方。應瑒當時就和其他士族子弟一樣,去南方的荊州避亂,之後又回到潁川、許昌一帶。好景不長,又輾轉到了袁紹所佔的鄴城,並在鄴城文學界小有名氣。但漂泊的歲月並未停止。曹操攻下鄴城之後,他又轉為曹操服務。跟著曹操做了幾年丞相掾屬,又被安排到曹植門下做曹植兒子的老師、曹植的文學侍從。不過,很快他又轉到了曹丕門下了,也正是在曹丕門下,才過了幾年舒坦日子。

曹操征戰

除了孔融之外,和依附於曹門的建安七子中的六人一樣,應瑒成為了曹門的文學侍從,其中文章不免帶有幕府侍從文人的作風。比如,曹操下令征烏桓,應瑒寫一篇《撰征賦》助興記錄。戰爭歸來,跟隨曹植之時,不免寫一寫同體同詠之作,如《鬥雞詩》,曹植、應瑒、劉楨各有一首。曹丕跟從曹操出去打獵,作《校獵賦》,同時還命陳琳作《武獵賦》、王粲作《羽獵賦》、應瑒作《西狩賦》。陪領導打仗,寫從軍詩;陪公子哥玩耍,寫公宴詩、趣味兒詩;出去打獵「旅行」,寫命題作文,這其中不乏誠信誠意的部分,但肯定也有奉承之詞。

清初著名詩人兼詩論家陳祚明評說《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台集詩》,詩立言得體,比「俗筆」高明,自有見地。既與權貴親近,又不顯得奉承,這向來是侍從文人的作風。文章或許很得體,但總顯得有些平庸,畢竟放不開。在這樣一個講究尊卑關係的國家,要想在公宴詩中找到富有新鮮意味的作品,並不容易。或許應瑒的經歷太過飄零,少了幾分建安風骨中的慷慨激昂,太容易遷就環境而又缺乏那種豪邁。因此,曹丕批評應瑒「和而不壯」。但正如學者顧農所言,當應瑒不受命題作文的約束,可以自由發揮時,就能寫出好作品。像他給老朋友寫信,講到自己的處境時說:「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本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應瑒對自己充當幫閑之官,有很深的自責與自嘲,這內心獨白雖然平淡,但意味不凡。可誰願意平庸呢?但作為幫閑之官,他又能怎麼樣呢?領導定下的意旨,違背又能如何?不如就這樣過吧。

在建安七子之中,應瑒可能是最沒有遠大抱負的。經常易主,這或許導致他最後只有一個想法:跟著一個人,安安穩穩干一輩子,做出點事兒。可這樣患得患失多年之後,他被磨平了,他被後世研究者認為相對「平庸」。就這樣一個「平庸」的人,在建安二十二年,一場瘟疫橫掃中國之時,和徐幹、陳琳、劉楨、王粲同死於瘟疫。他們死後一年,曹丕在《與吳質書》書中提到應瑒時回憶道:「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而在顧農看來,「這恐怕也只是應瑒死後才說的高姿態的風涼話,人們記得當年曹丕不斷地命題,讓應瑒以及其餘幾位來寫什麼州鄉衡詩楊柳賦,無端耗散他們的才華。應瑒恰恰是一個可憐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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