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宗教生態的多元通和模式

老子授經圖卷（局部）

孔子講學圖（局部）

西王母　莫高窟第249窟　窟頂北坡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其主體民族漢族是一個多神多教的民族。中國宗教史源遠流長，多元起源，多樣性互動，在發展不斷整合成中軸信仰，又保持對各種信仰的開放包容，和諧共生，因中有革，神道與人道協調，信仰以道德為重，形成多元通和生態模式。它是世界三大宗教模式之一。（另兩個模式：亞伯拉罕系三大一神教的一元分化模式和印度教多神一教的一元蟬變模式。）幾種誤解和偏見1、「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西方基督教神學家認為，中國只有迷信，沒有宗教。即使是佛教、道教也是非典型性宗教。儒學則是世俗性學問。（見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2、「中國宗教是個大雜燴」，是混合物，沒有內在的一貫之道。（斯馬特：《世界宗教》，第二版，中文版）3、「儒學是中國的宗教。」中國是儒教的國家。韓、日和某些西方及中國人如是說。產生誤解和偏見的原因1、以西方高度制度化的基督教為模式看中國宗教。其背後是單線進化論，認為基督教是人類宗教發展的最高階段和最後歸宿，不承認宗教的多樣性之間是平等的，各有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獨特價值，認為多神多教混合併存是龐雜不精的表現。2、用西方宗教學關於宗教的寬泛定義看中國宗教。如蒂利希用「終極關切」來定義宗教，把一切「窮根究底」和使人「安身立命」的學說皆視為宗教，那麼儒學便被當成宗教。其實哲學也可以給人以信仰。宗教的特殊性在於崇信並依賴一個超自然超人間的「彼岸世界」。當然儒教在周邊國家和地區存在，它是以宗教的形態出現的儒家，更易於凝聚族群，也便於與其他宗教平等對話。3、忽視少數民族宗教與民間信仰的調查研究。中國民國時期一批大學者提出各種「宗教取代論」（科學取代、美育取代、倫理取代、哲學取代）。原因：一是科學主義作怪，二是只看漢族不看少數民族，三是漢族之中只看知識分子不看下層廣大民眾。中國此前落後，自己研究不夠，在國際宗教學學術界聲音不大。因此，澄清誤解和偏見，關鍵在於中國要在比較宗教學視野中加強對自己宗教的研究，貢獻出高水平的成果。中國宗教發展的歷史階段1、原始崇拜階段自然崇拜、靈魂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天神崇拜。龍鳳文化是最偉大的成就。龍的形象以莾蛇和閃電為軀幹原型，融進鱷蛟、豢豖以及馬、鹿、虎、鷹等多種動物要素，形成神聖優美、多姿多彩、矯健生動、飛騰變化的藝術形象和行雲施雨的神靈形象。三皇（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神話）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傳說），這是祖源認同上的文化整合，標誌著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正在形成中。2、敬天尊祖的禮制宗教階段（夏、商、周）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是至上神，眾神之長，又是善神。「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輔」。其一，有利於宗教道德功能的加強，其二，有利於中央政權的良性轉移和在不同民族間轉移。祭天以固君權，又限制君權。祭祖以固家族，又培育家族道德。祭社稷以示重農，加強對土地與五穀的感情。宗法等級社會，政治、倫理、宗教三位一體。華夏與四夷一體多元，五方帝崇拜興起（黃帝居中，太皞在東，少皞在西，顓頊在北，炎帝在南）。春秋戰國諸子興起，理性覺醒，禮崩樂壞，儒、道並盛。除法家外，諸子對宗教（時稱神道）或則保留，或則溫和，或則提升。儒學的宗教觀：其一，「敬鬼神而遠之」，其二，「神道設教」，其三，「報本返始」，其四「事死如生」。3、儒學與禮教並行階段（秦漢）多民族統一國家正式形成，除了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書同文」和中央集權及對邊疆民族地區實行「因俗而治」，起了重要作用。思想文化方面，重建民族主體性文化，同時包容多樣性文化。儒學成為官學，指導意識形態，禮制宗教重建郊社宗廟制度。祭政結合，祭族結合。道教興起，佛教傳入，用以彌補儒家重現實不重來世的不足。道教的神仙崇拜和佛教的三世因果報應，滿足人們超脫生死、追求社會合理性的願望。中國有了統一的主導的思想文化體系，同時具開放性。這個意義是偉大的，文化中華正式形成，中華民族作為文化共同體形成強勁文化紐帶，儒學有重大歷史功績。4、儒、佛、道三教會通與多教互動階段（三國至清中葉）儒學為主，佛、道為輔。在制度層面、道德層面，儒家主導。「三綱五常」成為治國理世的基本原則。不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掌握中央政權，都認同綱常名教，和敬天法祖，治國之道禮主刑輔，助之以佛教道教。三教合流形成文化三角間架，出現三個理論高峰（唐代禪學、宋明道學、金元內丹學），成為維繫中華民族不散不離的主要精神紐帶，形成中華民族核心價值：慈愛、貴和、尚德、忠恕。從此，中華民族雖有暫時的政治分裂，卻無文化分裂，並用文化的力量推動政治統一。伊斯蘭教和平傳入。基督教三次傳入。摩尼教、猶太教、瑣羅亞斯德教等，皆在中國有生存空間。國家要求各教必須擁護中央政權，遵守國法，同時有益於勸人為善、道德教化。北魏文成帝說：「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與此同時，各民族保有自己特色信仰與民俗。「修文德，來遠人」，「齊其政不易其俗，修其教不變其宜。」於是形成民族地區伊斯蘭教、基督教、藏傳佛教、南傳佛教與儒學、漢傳佛教、道教並存互融的局面。中華文化在結構上呈：「一、二、三、多」的態勢。「一」指以儒學為主幹或底色。「二」指以儒道互補為基脈。「三」指以儒佛道三教為核心。「多」指兼容其他宗教如伊斯蘭教、基督教等。三教合流經歷了求同、會通、創新、擴散幾個階段，對各民族文化和外來宗教都有不同程度影響。5、基督教流布與中西文化交匯階段（清後期至民國）西方強勢文化進入，包括基督教、自由經濟、現代憲政以及現代科技。幾次大的衝擊波：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傳布，辛亥革命後西方科學與民主的傳布，還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傳布。儒、佛、道逐漸被邊緣化。民國以後，科學與民主成為主流價值理念。儒學成為批判對象，宗教取代論流行。但在民間和少數民族地區，依然保持著宗教傳統文化。新中國成立以後，主流價值導向是社會主義。儒、佛、道進一步被邊緣化。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文化虛無主義走到極端，爾後撥亂返正。改革開放，中國人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重新認識中華文化的價值。黨的十七大提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民族信仰文化格局處在大變動、大調整之中，新的信仰文化生態正在重建，尚未完成。對中國宗教生態的多元通和模式的研究，可以增加我們對中國文化和國情的認識，以史為鑒，豐富智慧，更好地面向未來。中國宗教的特點：多元通和生態模式1、多神多教並存，而多樣性中有主體性存焉中國從源頭上沒有一神教傳統，一神教都是外來的。不僅多神，而且多教，各種品類的宗教應有盡有，無一教坐大統制他教，成為「宗教聯合國」。在制度化宗教存在的同時，大量民間性民俗性宗教存在。這種宗教的多樣性適合中國各民族各階層各行業各地域的需要，給予民眾以廣大選擇空間。同時有基礎性（敬天法祖）和主導性（儒學）信仰，貫通各教，整合為一體。2、宗教關係和諧是主旋律沒有宗教戰爭和宗教裁判所，沒有對異端的殘酷迫害。摩擦大致保持在思想言論層面。政治介入造成的暴力事件是暫時的，沒有形成傳統。宗教的溫和主義與政府的溫和主義是主流。宗教極端主義與戰鬥無神論皆不能流行。一神教進入後淡化了排它性，逐漸走上溫和主義道路。3、宗教信仰的「混血」現象普遍存在一人可兼信幾教。在民間是三教「混信」。寺廟同奉三教神像。三教共用同一殿堂。皆以為常態。影響所及，伊儒兼信者有之，基儒兼信者有之。乃至不信教者也混有多種宗教觀念。這在一神教發達地區是不可思議的，他們不僅宗教之間分明，教派之間亦分明，可以改信，但不能混信。4、神道依於人道，神權依於政權神是善神，不是威神。愛人即是尊神，為民即是敬天。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人神相通：人皆可以成聖、成佛、成仙，而主要途徑是凈化心靈，行善積德。人文哲學與神道宗教互補，使哲學保留神聖性神秘性，使宗教保持人文理性，不易偏激。在政教關係上，是政主教輔型，君權至上，只有教臣，沒有教皇。「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釋道安）。三教與多教並獎，因俗而治。主流社會奉行溫和主義、寬容態度。有僧官制度和管理機構，自東晉即有，專管僧事，但管而不死，放而不亂。宋有僧錄司，元有宣政院，清有理藩院，民國有蒙藏委員會，兼管宗教與民族事務。但有時僧俗並用，相混生弊。5、包納和改鑄外來宗教佛教與中華文化的融合最為成功，一方面使佛教中國化；另一方面使中國思想文化豐富化。伊斯蘭教在明清之際出現與儒學融合的高潮，四大回儒：王岱輿、馬注、劉智、馬德新。基督教的中國化較為曲折。當代基督教在本土化愛國運動中出現了吳耀宗、吳雷川、趙紫宸、丁光訓等代表人物，他們致力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結合，有許多成果，但社會影響不大。猶太教則消彌於無形。中國文化與外來宗教關係的基本走向：接納而後轉化，再綜合創新。目前五大合法宗教，4個是外來的，可證中華信仰的包容性之大。多元通和模式形成的原因1、多民族遷徙、融合、混血，造成文化的混血與多樣性。毛澤東說：「漢族人口多，也是長時期內多民族混血成的」。（《論十大關係》）。漢族與許多少數民族也存在混血現象。民族格局是多元一體（費孝通）。2、中原發達的農業文明形成安定求實的文化性格並對周邊文明吸引。農業有周期性，要深耕細作，以家庭為經營單位，要求社會穩定有序，追求安居樂業、鄉里和睦。最憂慮戰亂的破壞，而渴望和平。中原發達的農業文明對周邊民族有強大吸引力。3、長期的家族社會形成豐富的禮制道德文化與和平群居的智慧。馮友蘭說：「傳統中國把社會關係歸納成五種，即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在這五種社會關係中，三種是家庭關係，另兩種雖不是家庭，卻也可以看作是家庭關係的延伸。譬如君臣關係，被看成是父子關係；朋友則被看作是昆弟關係。」（《中國哲學簡史》）這樣的社會強調敬老愛幼、家道和順，並視天下為一家。4、孔子儒家和老子道家思想長期的教化熏陶，其仁和、慈讓、尚德、重生的理念對中國人影響巨大，也影響了宗教文化。儒家講仁愛忠恕之道，五常八德之教，和而不同之理，天下一家之心，天人一體之情。道家講道法自然之道，柔慈儉讓之教，重生貴養之理，有容乃大之心，性命雙修之方。《易傳》提出：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鑄就了中華精神。馮友蘭提出：「同不妨異，異無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費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多元通和模式的失衡與重建1、古代史上的幾次大的干擾和衝擊第一次，董仲舒提出「罷絀百家，獨尊儒術」。第二次，南北朝至唐，發生「三武一宗滅佛」事件。第三次，韓愈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滅教方針，但未被採納。第四次，清代乾隆及以後出現「文字獄」及對伊斯蘭新教的鎮壓。2、近現史上幾次大的衝擊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的「基督教帝國主義」，利用炮艦，迫簽不平等條約，保護擴張性傳教活動。於是激起反抗，教案屢屢發生。第二次，「五四」以後的科學主義和宗教取代論。尤其是「打倒孔家店」，「漢字落後和取消」論，都對中華文化造成深層傷害。文化激進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破壞有餘，建設不足，不能批判地繼承，更不會創造地轉化，往往造成文化的斷裂。第三次，新中國成立後長期的破除迷信、取締民間宗教。這是科學主義流行和過度政治化的結果。科學要宣傳，民間團體要管理。但民眾信仰只要不違背法律就不宜干預。否則會破壞宗教多元通和生態的基礎，反而給外來基督教一神教的大規模傳布提供了空間。第四次，「文化大革命」要「消滅宗教」，使宗教轉入地下。它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嚴重破壞文化，卻並未消滅宗教，而只造成宗教在後來的反彈。宗教或被扭曲，或被邊緣化，或轉入地下，或比例失衡（如基督教過度發展）。3、中國宗教生態多元通和模式的重生第一，主流社會回歸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性的溫和的軌道。在社會主義與宗教的關係上，提出「適應論」與「引導論」，「和諧論」與「發揮論」。第二，宗教學研究日益深入和豐富。擯棄「殘餘論」，推出「文化論」。提倡文化包容與文明對話。第三，宗教界進行中國特色神學建設，提倡宗教理性，反對極端主義。加強教風建設，積極服務社會。第四，宗教生態失衡存在的問題：基督教過度發展，宗教極端主義存在，地上教會與地下教會二元存在，民間宗教處於灰色地帶，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尚未很好落實，「非常態管理」所在多有。第五，探索新時代宗教生態的重建之路已經開始。國家管理宗教事務模式實現兩和轉變：由行政直接管理轉變為依法間接管理，由防範型應急管理轉變為服務型常態管理。探索宗教生態建設方略。如：多元通和，固本化外。對民間宗教進行調查研究，重新認識，納入管理視野。4、在重建宗教生態中繼承和發揚中國宗教的多元通和傳統第一，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是一種良性模式，它是多民族共存共榮和多樣性文化相依共處在宗教關係上的表現，最有益於宗教自身的健康發展。宗教衝突和宗教霸權使宗教異化，喪失勸善功能。第二，宗教的多元通和有利於構建和諧社會，也是社會主義社會在宗教問題上的長治久安之道。五大社群關係：政黨關係，民族關係、宗教關係、階層關係、海內外同胞關係都要走向和諧。第三，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有益於「一國兩制」，有益於兩岸的和平統一，使宗教成為中華民族之間溝通的橋樑和文化的紐帶。第四，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有益於推動宗教對話與構建和諧世界。只有宗教之間實現了和平，才有世界的和平。中國是世界的縮影，中國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會給世界以啟示。三次佛教世界論壇和一次國際道德經論壇、一次國際道教論壇都證明中國宗教多元通和精神有益兩岸四地的和諧，有益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第五，建設新的社會主義文化體系，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把主導性與廣泛性、先進性與多樣性結合起來，發揮宗教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作者簡介牟鍾鑒，山東煙台人，1939年生，1965年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方向研究生畢業。1966年4月至1987年11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1987年底至今，為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哲學與宗教學教學科研工作。主要社會兼職：中國宗教學會顧問、國際儒聯理事、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顧問、中國人民大學宗教理論與佛學研究基地學術委員等。牟鍾鑒先生著有《<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中國宗教與文化》、《中國道教》、《走近中國精神》、《儒學價值的新探索》、《探索宗教》、《老子新說》、《中國宗教通史》（與張踐合寫）等多部著作；發表學術論文400餘篇。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