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香港是寵壞的孩子 照此下去五六年就面目全非|LED燈泡|1941年

李嘉誠

專訪李嘉誠之二：「制度民主化，商人地位只會更健康」

財新記者：現在的香港，任何的一個小問題都會被擴大演變成社會的矛盾和問題。你認為怎樣才可使香港社會向良性的民主過渡？

李嘉誠：關於良性民主過渡，我經常認為，有權利選擇，是一種福份。

何謂良性民主？任何機制的討論，都先要有定義。我認為，健康的民主社會，講求法治、包容和多元。如果一個社會思維封閉，民主制度的作用也不大，也不會讓社會更加開放。我們要在社會責任和權益之間取得平衡，不能只看重權益，輕視責任。你知道香港有多少人交稅？根據香港稅務局資料，(2011/2012年度) 5%人口承擔了91%的薪俸稅收。

近年經濟學有一熱門討論，就是「邊際生產力」（Marginal Productivity）可以是「零」，提出的經濟學者Tyler Cowen認為，受薪者的收入與福利與其能產出的經濟效益不對稱，是今天經濟復甦下失業依然高企的原因之一。據聞有些外國大企業今天聘用高管，面試問題之一包括「你曾否有裁員的經驗？」簡言之，科技帶來的替代性挑戰更明顯時，企業為了競爭力，只能投資效率和聘用高質素的員工。

因此，我多次表示，不介意政府適當地向商界增加稅項，例如增加0.5%商業稅，只要定點用於對持續教育和再培訓的投資，協助提高本地的就業質量，增加年輕一代向上流動的機會，我是支持的。我也贊成政府對小企業或特別新科技行業特供低稅率或免稅待遇，以鼓勵這些行業的發展。

財新記者：如何看待2017年普選對香港社會的意義？以及普選前，香港社會潛伏的挑戰？

李嘉誠：我85歲了，和一個17歲的青年，看這個社會，是不一樣的；我和他所看到的未來，也是不一樣。談論選舉制度，要85歲的人，為17歲的人定義一切，那是很危險的事。我連自己的子孫將來會做什麼，我也說不到。

民主有多種模式，民主制度，最重要與政府權力作出平衡。但具體要怎麼做，交由大家討論。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一國兩制」更是開創先河，在歷史和國際上都是獨一無二，我相信香港人有足夠智慧作出決定。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說，Politics is not a game. It is an earnest business。「政治不是權力遊戲，而是很認真的事務。」一個要為香港人服務的領導，怎可能不愛國家、不愛香港？

香港是我的家，一直是個和融社會；我希望大家知道香港人是包容、熱心，有正義感，對國家富有感情。你在香港問路，儘管香港人和我一樣，說著不咸不淡的普通話，也會用這不標準的腔調耐心回答。內地遇到天災，香港常常是感同身受。

因此，我們不要被社會一些表面現象，扭曲港人對民族認同的心；或許，香港正經歷一種身份認同的痛苦和掙扎，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要繼續大量投資教育，創造機會，提供公平公正、有制度的社會，這是持續穩定繁榮的基本因素；對於國家民族，自己的家，香港人是很真心的。

財新記者：自從香港回歸以來，經歷了商人治港、公務員治港，以及專業人士治港幾個階段。管治當下的香港，應由哪些問題重點切入治理？香港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方面，你認為面臨最急迫解決的是哪些？香港的治理人才，應具備哪些才能與素質？

李嘉誠：關鍵是「制度治港」「法治治港」。法治社會，就是能夠制約和監督當權者的權力。

我要重申，香港步入經濟轉型，傳統工業式微，服務業和金融業取而代之，專業機會不足便影響上流機制，基層勞動力需求大又未能滿足，供求失衡，貧富懸殊特別明顯。

香港如何提高長遠競爭力，是關鍵所在，政府推政策時，須經深思熟慮。大家都知道我有投資一些創新科技行業的以色列公司，在洽談過程中，以色列政府有一建議，令我很感動。

他們跟我說，「對於科技技術顯著，前景明朗的公司，從商業策略考慮，你們當然可以很快拍板投資；相對於一些公司，你在考慮與不考慮之間，我們政府會以政策鼓勵你作出投資，政府甚至願意也參與投資，但只出任沒有話事權的共同股東，以分擔你的風險。」

我問他們，不怕被批評「官商勾結」？他們說：「這是我們存在的原因，要為我們國民提供機會，就需要投資社會。」當時我很感動，我想，假如在香港這樣做，一定有人會不分青紅皂白，爭先痛斥一番。

香港政府推創意產業，是為了社會效益還是提高個人地位？政府要提出具創意的創意產業政策，能承擔社會壓力嗎？科技主導未來，社會要創富，才可紓緩貧窮問題。

一個有責任，有魄力的政府官員，應該抱著「輸了就是贏」的心態，只要政府投入資本，即使未有回報，也會產生社會效益，這已經贏了，因為這樣才可以推動商界參與，啟動產業齒輪。

香港人才濟濟。社會怎會不認同一個真誠為社會、為百姓服務、懂得處理與各持份者關係的領袖？一個對事情看得透，對民情敏感度高，連微細變化也能抓住，知道如何好好運用資源，怎會不受歡迎？

財新記者：有人說，香港是商賈的香港，是四大地產家族的香港，是執政精英通過吸納經濟和金融精英參與來控制社會的模式，但這種模式在2017直選大望之際被動搖。你如何看香港過去幾十年的商界壟斷和政商關係的演變？

李嘉誠：不清楚何謂四大家族。集團旗下業務，99.9﹪也需要與同行劇烈競爭的。惟一被視為壟斷的，是公用事業，除了我們的港燈，還有中電。港燈是我們買回來的，亦都受到政府利潤管制協議的規管。

有些行業也不是完全開放的，一些專業，亦有「拒外」的行規，如大律師、醫生等，以確保本地人才的競爭力。事實上，政府本身也是僱主，有很多工程在進行，政府是最大的外判商，對於怎樣輸入外勞問題，亦應與有關各方面磋商解決。

香港仍然是一個競爭激烈的商業社會，要真正解決經濟問題，不能只批評商界，一定要對症下藥，「造大個餅」，增加機會，才可健康發展。

財新記者：你是否認同香港鉅賈階層的黃金時期已經結束的判斷？是否會成為香港民主化下一步的主要受損者，執政者與底層夾擊的目標？

李嘉誠：香港有很多不同類型和規模的企業，都是「踏足香港，心懷內地，擁抱四海」的。香港有大量資金自由流動，只要企業有持續競爭力，對於從商者，黃金機會永遠是靠努力創造的。

制度民主化，商人地位，只會更健康。香港政府，沒可能不繼續支持商人，使經濟持續發展。一個有清晰思維的領導，就會明白，只有締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才可做大做強，推動經濟，就如習近平主席堅持改革開放，將會帶來更多奇蹟，為國家經濟開創康庄大道；他亦重申，深化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富足，對推動良治的堅持，將燃起人民的希望和信心。

在全球一體化下，國與國之間競爭越趨激烈，科技不斷創新，社會要有健康流動，就一定要投資教育、創造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