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知道：感謝第一個穿西裝的人

第251期

鳳凰新聞客戶端編輯 王月兵

【導語】25年前的今天，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

以後的每一年，人們都會自發地懷念他。懷念他的善良和率真，懷念他努力讓中國回歸「常識」的過往。

這「常識」就包括對穿衣打扮的觀念。一個時代的變化，不僅體現為政治形態、經濟形式的變化，更是基於文化、生活方式的變化。從這一點來看，後人無論如何感念胡耀邦的遠見和勇敢，都不為過。

●胡耀邦帶頭穿起西裝，身後是波瀾壯闊的時代大勢

25年前的今天，一個老農蹲在從湖南到北京的列車車廂里哭泣。面對列車員的詢問，老農大哭：「我弟弟耀邦死了！」

胡耀邦生前穿西裝的最後一張彩照，第一次用在了追悼會上。

胡耀邦生前愛穿西裝，並以身作則地鼓勵人們穿西裝。據兒子胡德平回憶：「父親50年代去蘇聯、羅馬尼亞就穿過西裝。他覺得改革是必然的，社會習俗、生活習慣的改革必然要發生。」

1977年3月，胡耀邦同志受黨中央的委派，擔任了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中央黨校的工作。那是粉碎「四人幫」之後亟待撥亂反正的特殊時刻。

雖說「四人幫」已被粉碎，但政治形勢依然嚴峻。在這樣的特殊時刻，胡耀邦開始「走在潮流的前面」，穿起了西裝。

中央黨校的學員董濟民在日後悼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寫道：「有一天，我們一些學員在校園遇見胡耀邦同志，就閑聊起來。胡耀邦同志穿著一身西裝，有學員就說：胡副校長，你穿著西裝可真精神呀。胡耀邦同志就笑了，說：『你們年輕人也可以穿嘛！東方人穿西裝，西方人也可以穿中服。毛主席還提倡向西方學習。好的東西都可以學，尤其年輕人更應如此。』」

再到80年代初的中國政壇，那是個新舊交替、政見紛爭、黨內認識不統一的特殊時期。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說的，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

處於最高領導位置的胡耀邦，面對的是法制不健全和人治社會形成的強大習慣勢力，他本人也常常成為被批評、責難的主要目標。

在來勢不小的批評面前，胡耀邦決定用事實來回答。1983年2月7日，胡耀邦帶領中央幾個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走出北京南下，到被說成自由化泛濫、精神污染嚴重、搞資本主義的深圳特區實地考察。一直受到非議批評的廣東省委、省政府，對胡耀邦一行的到來喜出望外。省委書記任仲夷、省長劉田夫當即表示要陪胡耀邦一齊前往。

新華社深圳支社原社長何雲在《1983胡耀邦在深圳：從穿西裝說到觀念變革》一文中記錄了當時的情景。「8日，待大家都坐下來後，任仲夷笑著說：耀邦同志你先帶個頭穿西裝，我們才沒有顧慮，膽子才會壯起來。胡耀邦快人快語：我這個身材穿西裝可能不大好看啊。笑聲中有人接話說，西裝這種服裝老少咸宜，什麼身材穿西裝都顯得有精神有氣派。胡耀邦聽後立即說，下次來深圳一定穿西裝。一席事前誰都不曾預料到的、看似即興卻蘊含革新意味的話題，使會場一開始就洋溢著輕鬆活潑的氣氛。大家體會到總書記提出轉變觀念的要求意義深遠。」

●衣著在政治上向來不是小事

胡耀邦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第一個穿西裝的最高領導人。從中山裝、西裝到如今的休閑裝，領導人們的服飾，就一部國家的發展史。

開國大典時，新中國的領導人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集體亮相，毛澤東和他身邊的領導人穿中山裝的形象引起世界矚目。此後，到處是中山裝的「海洋」，不分黨派，不分年齡，不分貧富，不分地位，甚至不分男女，人人都喜歡穿著中山裝。

領袖的服裝是一種含蓄的政治語言。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外交部長喬冠華將率代表團出席第26屆聯大。出發前夕，周恩來特別要求：出席正式會議時，中國代表要穿中山裝，不要穿西服。

文革十年期間，國家領導人、外事幹部在對外交往中，都是清一色的灰色中山裝。外交部禮賓司原參贊馬保奉回憶：「1966年，外交部規定，男同志不準穿西服，女同志不準穿旗袍。

在國內中山裝成了唯一的正式對外服裝。1966年8月我到禮賓司上班，買不起對外穿的服裝，便從部里借了兩套對外穿的中山裝。不過，當時在駐外使館並不那麼嚴格，例如1972年，我國駐法國使館工作人員、留學生中也有人在有限的外交活動中仍穿西服。」

改革開放初期，雖然中國領導人仍穿中山裝，但是已有少數出國幹部換上西裝，1980年，外交部解除禁令，在外交活動中男同志既可穿中山裝，也可穿西服。

1983年11月，胡耀邦訪問日本身著西服亮相，這被外界視為培養開放意識並向世界展示中國開放形象的一種手段。

●胡耀邦的表率，引領普通人脫離意識形態桎梏

其實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胡耀邦擔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時，就曾提倡女青年穿花裙子，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列為他的罪狀之一。

現在的人可能無法理解，穿衣戴帽怎麼會與階級屬性掛鉤？提倡「女青年穿花裙子」為何就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韙」？

上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講究衣著打扮曾被視為嚮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政治生活全面侵襲私人生活領地的時代，任何與穿衣打扮有關的物品都不可避免地成了被鞭撻的對象。1966年「文革」開始，西服作為「四舊」被禁穿。香水、尖頭皮鞋、窄腿褲均屬「資本主義的東西」，一經查出，立即實施革命制裁。《人民日報》聲援紅衛兵，引用紅衛兵的話說：「難道工農兵還抹香水、穿尖皮鞋嗎？」尖頭皮鞋並不多見，於是凡頭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面銷聲匿跡。一般人也沒有。曾經出國演出的女演員、歌手、鋼琴家演出時穿的高跟鞋，都扔進了垃圾堆。駐外使領館的青年革命意氣風發，幹得一點不比國內差：「他們不準穿西裝、旗袍，不準坐進口小汽車，不準掛宮燈……」

這一觀念一直禁錮著人們的日常生活。70年代買布需要憑布票，藍色咔嘰布套裝是大部分中國人的著裝，軍隊則是綠軍裝，這種抹殺個性的政治化服裝時尚被推向了極致。一時間，中國人的著裝被外國人譏稱為千篇一律的「藍螞蟻」、「灰螞蟻」，烏壓壓的一片。

1978年的一天，在北京的大街上，一個老外身穿黑色毛料大衣、脖子上隨意搭條圍巾，手插在兜里，氣宇軒昂地走在一群穿著藍色工作服的中國工人中間，衣著及氣質與工人形成了鮮明反差，這是皮爾·卡丹第一次來中國。第二年的4月，他在中國舉辦了第一場服裝表演，這場表演讓文化宮工作人員有些「眩暈」：跳躍的顏色，晃眼的女模特。皮爾卡丹是以外貿部的名義請進來的。那時候還需要公安部批准。當時外貿部的黨組還進行了討論：「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大家都拿不準，怕惹麻煩。」

1978年以後，街頭愛美的女孩，開始動心思，頭髮過一點耳朵，褲腳放開一點。這點愛美的小心思還要防著被別人看出來。有些年輕人膽子越來越大，喇叭褲、大鬢角慢慢流行起來。喇叭褲和墨鏡是學瓊瑤電影里的秦漢。外國電影里的年輕人提著手提錄音機在街上走。影片播放的第二天就能在大街上看到小青年提著家裡的大錄音機在街上逛。這種時髦順理成章地引起了非議，關於奇裝異服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議論。

改革開放以後，在胡耀邦的表率下，西裝很快就在中國百姓中普及起來。女性們也穿上了西裝套裙，流行於歐美半個多世紀的職業女性套裝，也受到中國女性青睞。隨著對文革極左思潮清算的深入與擴大，中國人開始認同這樣一個道理：美是沒有階級性的，穿衣戴帽與意識形態的健康沒有任何關係。

（鳳凰新聞客戶端編輯 王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