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本質是什麼？

由於地理環境的原因，中國古代很早就選擇了單一小農業經濟方式。在這種小農業經濟基礎上產生的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和道德文化，當然就是與小農業經濟相關聯的中國傳統文化。其中尤以儒、道、法三家為主要內容，以儒、法兩家為骨幹，而以儒家文化為核心。數千年間，最能被統治者、知識分子和普通平民百姓所接受、影響廣泛而深遠的，則非儒家思想學說莫屬。本文就對儒家傳統思想文化加以品評，以認清它在中國兩千多年社會歷史進步中究起何種作用。

一、岐周文化是儒家學說的直接源頭

　　在數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上，儒家思想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主體，影響深遠。這種思想文化的完整體系，固然由孔子創建於魯國曲阜一帶(這裡恰是周公姬旦的封國)，但以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姬旦等「岐周先聖」為代表、以「仁政」、「周禮」為內容的「岐周文化」，卻是孔子儒家學說產生的直接思想源頭，是孔孟及整個儒家學派極為崇拜和稱道的理想模式。而此前被認定一貫施行「仁政」的黃帝、堯、舜、禹、湯，也都是儒家推崇備至的偉大聖人。

1、岐周文化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

　　從三皇五帝到周人克商之際的周部落時代，大約一千六百多年，正是從氏族公社與部落聯盟的原始社會，演變為農村公社制國家的社會。這個時代，國家和階級雖已產生，但不必就是殘酷至極的奴隸制國家，而是農村公社制國家;社會的基層組織仍然是基本保留著原始民主和平等的農村公社，公社內部也仍然「民俗相親、出入相友」、「和協輯睦……敦龐純固……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國語·周語上》)，只是多了一個凌駕於各公社之上由軍事首領專制的原始國家政權，負責協調部落矛盾、組織軍事行動、徵收貢賦徭役而已。馬克思把這種社會形態稱為亞細亞社會，其特徵就是在國家統治之下長期保留著農村公社傳統。

　　三皇五帝至岐周部落時代，大體都處於這種國家統治之下民風依然淳樸而和諧的村社狀態，只是程度各有不同而已。可惜岐周以前年代久遠，缺乏文獻資料，誠如孔子所言：「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論語·八佾》)。幸好「周監於二代」，周文王至周公時代去古未遠，「鬱郁乎文哉」的周魯典籍非常豐富，留在孔子時代人們頭腦中的美好記憶深刻而清晰，遂成為儒家等學派一心嚮往的理想社會和思想來源，難怪先秦諸子百家把三皇五帝時代特別是把夏商周三代捧到天上，認為那才是最理想的社會，而且諸子百家在這個問題上竟然驚人地一致，普遍表現出一種懷古、崇古和復古倒退傾向。可以說，「崇古」是先秦思想的普遍精神。

　　周人是一個古老的部族，遷入岐山之前，一連九代居住於豳(陝西旬邑、彬縣一帶)，時間大約二百餘年。但到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古公亶父時期，因不堪戎狄侵擾，遂率領部族，遷至岐山之陽的周原沃野。這裡寬闊平坦，土地肥沃，春生夏長，草木豐茂，很適合農業生產和棲息居住。擅長農耕的周人，可謂找到了環境最友好的地方。「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詩經·大雅·綿》)，可以想見周人是何等的興奮和愉快!《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富饒的土地帶給周人的，不僅是豐衣足食的物質文明，還有樂善好施、和諧禮讓的精神風貌。以「仁政」和「周禮」為內容的「岐周文化」就在這塊自然條件優越、社會風氣良好的「王道樂土」上逐漸產生和傳承，這是岐周文化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

2、周人累世修德施仁的政治實踐

　　遠古時候，人口是最短缺的資源，唯有大仁大德之君才能招徠四方之民，使人心歸一，上下和諧。古公亶父遷徙之時，「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徙之如歸市」(《毛詩故訓傳》)。可見，豳地人民全是沖著古公亶父是一個「仁人之君」，才不惜跋山涉水，扶老攜幼，樂於跟隨遷徙的，因而很快使周部落人口比居豳時更多，周人由此開始強大，百餘年後竟能實現「翦商」大業。這是累世修德施仁的政治實踐帶來的最大政治效益，「以德服人」也就成為周部落領導集團最成功、最基本的政治經驗。難怪後來的儒家第一經典——《大學》，開篇就高度概括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不難看出，岐周文化最突出、最具特色和魅力的，就是以「仁政德治、親民至善」為核心的「岐周政治文化」和以周禮為社會禮法規範的「禮制文化」，這些後來分別成為儒家「仁政」和「禮制」兩大主要思想內容。

　　不過，古公亶父只是創建岐周文化的先驅，後來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姬旦才是集大成的傑出代表，因而也才成為孔子及其儒家極力推崇的千古聖人。從古公亶父遷居於岐山腳下的周原沃野，中經季歷、文王姬昌，至武王姬發，大約一百二十年。古公亶父死後，兒子「季歷(文王之父)立，……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史記·周本紀》)。是即季歷仍能施行先王仁政，附近的部落相率以歸，使周邦更加強盛。商王文丁(商紂王的祖父)初以「西伯」頭銜相籠絡，仍感到威脅和恐懼，遂借故將其殺掉。

　　季歷被殺之後，其子周文王姬昌繼任周君和「西伯」，二十多年後因對商紂王的暴政略有微詞，被囚於羑里。據說他在獄中把上古伏羲創立的八卦推演為六十四卦，且為各卦一一作了卦爻辭。《史記》說：「文王拘而演《周易》。」文王所推演的六十四卦，成為後來孔子整理《周易》的重要思想資料，《周易》也成為儒家學派的重要經典。

　　姬昌在押七年之後，出獄回到周部落，越發實行「仁德親民」的政治作風，不斷爭取人心，積蓄力量，訪賢求士，聯絡諸侯，準備共同抗暴。以仁政德治為核心的「岐周文化」就是在這種政治歷史背景下產生的。至此我們可以界定說：「岐周文化」乃是周人去豳遷岐之後到周公姬旦時期以「仁政德治」為核心內容的中國傳統文化。

　　推行仁政是岐周政治家賴以翦商的根本政治策略。商紂王專行暴政，暴政的直接後果是失人心，失人心則失天下。武力處於劣勢的政治集團，剷除暴政集團的最好方法手段和步驟是：長久爭取人心，一朝武力解決。而爭取人心的最好辦法就是禮賢下士，實行仁政。

　　周文王正是這樣做的，且見善即行，立馬就辦。例如：「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文王曰：『善!』對曰：『宿善(讚賞某種善言卻不儘快實行)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賑鰥寡孤獨。」(劉向《說苑·政理》)。孟子也曾熱情介紹周文王的仁政善舉說：「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綠，關市譏(檢查)而不征，澤梁(在湖泊打魚)無禁，罪人不孥(不株連妻子兒女)。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實行寬大政策，扶助弱勢群體，正是仁政的本質體現。

　　不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仁愛。對周文王來說，大行「仁政」首先是一種政治策略，其目的很明確，史籍一言中的說：文王自羑里回到岐周，「乃與太公陰謀(秘密謀劃)，行善修德，以傾商政」(《通鑒外記》卷二下)。顯然，「行善修德」既是爭取民心、壯大自己力量的政治需要，更是推翻暴政、奪取政權的根本措施和鬥爭策略。「得人心者得天下」，岐周政治家對此都有清醒的認識，而商紂王卻不懂得這一點。於是我們看到，商紂王越是恣行暴政，周文王就越是反其道而行之，大行仁政德治，敬老慈少、禮賢下士，處處注意爭取人心，這與商紂王的暴虐形成鮮明的對比。持續不斷地實行仁政，禮賢下士，當然使諸侯歸心，就連商朝老臣辛甲等人也投奔於周，以致出現「天下三分，其二歸周」的大好局面，後來的孔孟都對周文王仁政德治的偉大實踐稱讚不已。「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周人的勝利已不卜可知，儒家由此概括出「仁者無敵於天下」的名言。

3、實行仁政德治帶來的偉大勝利

　　周文王死後，兒子周武王姬發繼位。這時推翻商朝已成為周人公開號召天下的偉大旗幟，商周政治形勢對比，正如孟子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的局面，勝敗興亡，已成定局。但即使在這種大好形勢下，周武王仍然堅持把工夫下在以德克敵上，而不是單純靠武力取勝。儒家追述說：「武王將伐紂，問於太公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為之有道乎?對曰：得眾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通鑒外記》卷三上)。如何「得眾人之心」?儒家認為，關鍵是要禮賢下士，善待百姓，親民愛人，大力實行仁政，如此則無往而不勝。

　　公元前1046年1月，萬眾一心的周人在姬發、姜子牙率領下，會同天下諸侯，與商紂王的十七萬大軍展開決戰。商軍數量雖多，可是人心懷怨，士無鬥志，未等交戰，前鋒部隊突然倒戈，攻入城中!商紂王子受辛眾叛親離，只好登樓自焚。這是周人堅持實行仁德政治帶來的最偉大、最輝煌的勝利。

　　儒家從商亡周興的歷史巨變中，很自然地得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政治哲學信條，雖然不無道理，但後來將之僵化為教條，只講「徳」不講「力」則是迂腐的，況且周人克商並非完全沒有「恃力」。

　　如果說克商奪權最根本的是靠「仁德」二字，那麼鞏固政權就更不消說。武王克商之後，進一步實行一系列為儒家稱頌不已的仁政舉措：他先釋放了被紂王囚禁多年的箕子，「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散鹿台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然後，「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史記·周本記》)。

　　武王克商之後三年而崩，弟弟周公姬旦攝政。當時正值克商和東征之後，殷商遺民一時不肯臣服，可謂「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周公仍然繼承先王一貫的政治作風和傳統，採用「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理念，即用德治去感化、教育殷民，以化解他們的思想對立情緒，鞏固新誕生的政權。孔子非常崇拜周公的為政理念與實踐，晚年因為很久沒有夢見周公而悲嘆自己衰老了。而他主要接受的正是周公仁政德治的思想，幾乎不提周公武力革命的思想，難怪他要稱讚伯夷、叔齊了。這當然有好的一面，但死守此理而否認法制手段和武力革命，則是迂腐和反動的。

　　周文王時代的岐周社會，篤行仁義，上下和諧，民風淳樸，相互禮讓，在經見了太多戰亂和暴君慢吏的儒家創始人心目中，顯然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和諧社會。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知識分子追求的就是這種價值取向的理想社會政治局面，亦即周文王至周公旦治下的岐周社會。難怪孔子充滿復古感情地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儒家津津樂道的一件史實很能說明問題：「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如周決平。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吾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只取辱耳!』遂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閑田而退。天下聞之，歸者四十餘國。」(《通鑒外記》卷二下)。《史記·周本紀》也說：文王「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尹佚之徒，皆往歸之。」可見，文王禮賢下士、仁慈愛人的美德，聞名遐邇，大得人心，已經變成巨大的政治感召力。這就是當時特定條件下實行仁政德治所取得的政治軍事效果和社會效果。

4、儒家學說是對岐周經驗的總結

　　岐周政治文化親民好德、實行仁政的優良傳統，既是岐周先王世代傳承下來的，也是在與商紂暴政鬥爭實踐中創造出來的。而儒家學說正是對岐周文化中世代實行的仁政德治成功經驗的系統總結和闡發，從而使岐周政治實踐經驗上升為儒家學說的主體思想。可以說，儒家的「仁政」主張，曾是岐周政治家早已實行過的治國方略。儒家觀念形態的政治文化，乃是對岐周現實社會政治文化的客觀反映和歷史實踐經驗的總結概括;岐周現實形態的政治文化，則是儒家學說產生的直接源頭。

　　當然，仁政德治的思想實踐並不起於周代。自從國家政治產生之日起，執政者對部屬和民眾的管理態度就有仁、暴之分。中華民族從軒轅黃帝算起，到孔孟生活的春秋戰國時代，已有兩千二三百年的文明史，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者，在對上古兩千多年歷史的追述中發現，黃帝以後，特別是堯、舜、禹、湯、文、武和周公，都是一脈相承的「仁德之君」。所以，儒家把他們作為人民愛戴的理想君主和統治者學習的聖人楷模，加以讚美和推崇;同時則把夏桀、商紂作為殘暴不仁的最大典型，加以詛咒和鞭撻。其揚善懲惡、警示後世的良苦用心是顯而易見的。於是就有了專門對堯、舜、禹、湯、文、武和周公所代表的仁政德治思想和實踐經驗進行系統闡述的儒家學說誕生。由於孜孜不倦，篤於此事，以致「祖述堯舜、憲章(效法)文武」八個大字，成為儒家學派最基本的特徵。

　　不過，堯、舜、禹、湯雖然也是儒家「祖述」的對象和思想來源，但由於他們的年代太過久遠，流傳下來的事迹不多，因而只是儒家學說產生的遠源;只有孔孟本朝的先聖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時代創造的岐周政治文化、禮儀制度，才是儒家學說最直接、最親切、最主要的研究對象和思想源頭。儒家要恢復的就是岐周時代農村公社農夫與貴族和諧相處的社會，即「禮制」的社會。禮是農村公社時代的制度、風俗(雖然經過周公等人改造)，直至春秋後期，先民在公社中的民主地位尚未完全喪失，村社互助禮讓的生活風俗仍然依稀尚存，不然，孔子何以還能「禮失而求諸野」?(《漢書·藝文志》)。

概述這段歷史可知，周人克商之前，處於氏族社會或農村公社古老的「周禮」和諧之中。克商之後，周公等政治家強勁推廣自己的禮法，用文字把他們遠古祖先的傳說和制度、風俗習慣固定下來，後經孔孟儒家分子系統發掘整理成為神聖的儒家經典，長期規範著中國人的生活行為、心理情操與是非善惡觀念。

二、儒家的仁政思想只是美好的願望

　　歷史是由民俗相親的原始民主和仁政，走向殘酷無情的君主專制和暴政的。堯、舜、禹、湯、文、武和周公之後，不再出現這些篤仁重德、親民至善的聖人。相反，孔孟在世的春秋戰國時代，到處充斥的都是不德不仁的殘暴官員，弄得暴政迭起、戰亂不斷、道德淪喪、秩序大亂，亦即「禮樂崩壞」，這是當時最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

　　孔子等使命感、正義感很強的儒家知識分子，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寄望於當權者實行「仁政」，也就是「先王之政」，以恢復岐周時期的和諧社會秩序。所以，他最痛恨諸侯、卿大夫「以下犯上」和破壞秩序的「僭越」、「非禮」行為;同時也從維護貴族統治的長遠利益出發，告誡統治者要以仁德服民，寬簡為政，輕徭薄賦，愛惜民力，減少刑殺和暴政、暴斂。他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當成最理想的君主和各級長官楷模，把他們的政治當成最理想的政治，就是儒家津津樂道的所謂「仁政」或「王道」。只要推行和恢復這種「仁政」或「王道」，使「天下歸仁」;只要大家都能達到「溫良恭儉讓」的道德規範要求，「人人皆為堯舜，個個成為君子」，這個社會當然就太平無事了。這當然是一種最誘人的美好願望。

　　孔子和他的弟子懷著這種強烈的美好願望，周遊列國，以圖說服大小諸侯，實行仁政德治。其主觀願望雖然不錯，但這種只講仁政德治、不講法制的空想道德主義思想，只是一種美麗的「烏托邦」，當時終因不合時宜而難被接受，數千年來也從未真正實現。但儒家這種過分強調仁義道德而忽視甚至反對法制建設的片面、僵化思想，長期以來，卻對中國歷史進步帶來明顯的消極影響，以致我們至今還在為建立法制社會而奮鬥。

　　更可悲的是，孔子一心恢復「先王之政」的復古倒退思想行為，竟在長達兩千年的後世儒家知識分子中，形成極其守舊、僵化的思想傳統和方法，頑固地反對任何革新和創造，反對任何過去不曾有過的新事物，這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及中華民族最大的不幸和悲劇所在!

　　既然要恢復西周「仁政德治、和諧相親」的社會秩序，統治者就不能施行暴政和動用刑罰，被統治者更不能「以暴易暴」、公然發起暴力反抗。因此，寄希望於「仁政德治」的儒家學派，不僅反對法制，也反對任何暴力革命，甚至包括「以臣弒君、以下犯上」的「湯武革命」，未免有些迂腐、僵化和反動。應該說，仁政並非一定要排斥暴力。因為暴力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正義的暴力能夠使廣大人民從殘暴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這正是「天下之至仁」。十分務實和現實的歧周政治家完全懂得這個道理。史籍記載說：「王(武王)問周公曰：『天下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曰：『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者為匹夫。王攻失民者也，何天子乎?』王曰：『善!』」(《通鑒外記》卷三上)。可惜伯夷、叔齊和完全僵化的後世腐儒並不明白此理。倒是孟子大膽繼承了周公的這一革命思想，遂有千古精闢之言：「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殘賊之人」朱元璋皇帝最痛恨孟子的這句革命理論。而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指斥武王伐紂是「以臣伐君、以暴易暴」，因此竟「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這種僵化、片面和迂腐的怪誕思想行為，與世格格不入，絲毫不值得稱道，但卻深得同樣片面主張「去兵」的孔夫子、韓愈等大儒的欣賞。毛澤東曾一語剖判說：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那是頌錯了。他還高度評價說：武王伐紂是「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四卷，第1495頁)。

　　可見，儒家學說以道德倫理替代法制、反對暴力革命、「犯上作亂」，提倡安分守己、忠君尊父等專制文化意識，正好幫助專制統治者馴服和約束天下臣民，從而減少了暴力統治的阻力，這種學說無疑是中國皇權專制的組成部分和幫凶。儒家固然教導帝王要行仁政，也教導民眾要忠君，但它對帝王遠沒有對民眾的約束效力大。封建統治集團主要不是拿儒家仁政思想規範皇帝及其官員的行為，而更多地是拿儒家忠君思想去束縛臣民的手腳。這種學說之所以能被封建專制統治者所「利用」，正是因為它本身具有「巧妙」維護專制統治的功能。

三、儒家的禮制文化全是害人的東西

　　「禮制」是「仁政」之外儒家學說的又一個重要內容。「仁政」是對上層統治者講的，在兩千多年的極端君主專制統治面前，儘管「仁政德治」往往只是一種「美好願望」，但它對教育皇帝和各級官員仁慈愛民、抑制暴政多少有些積極影響。而「禮制」則不然，「禮制」是對全社會各階層人講的，各階層有各階層應該遵循的禮，「守禮」就是要「守名分」——守「尊卑貴賤」等級，否則就是逾制、僭越和違犯禮法，因而全是腐朽、反動和害人的東西。

1、禮制當初不乏積極意義和合理性

　　部落時代及夏商周皆為「禮制」的時代，禮產生於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在生活資料極其匱乏的社會，各種禮法首先都是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而設立的。荀子說：「禮起源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給養)也。」(《荀子·禮論》)。又說：「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名分等級)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荀子·富國》)。單一農業社會，最大的「爭」，就是爭土地、爭分配，這是中國歷史上最突出的社會問題。上文提到的「虞芮之君爭田」問題，就是通過所謂「道德禮讓」即雙方「退讓」化解的。

　　可見，禮源於經濟原因，出於社會穩定、建立秩序之需要，當初禮制首先是一種等級分配原則，是為解決分配問題、防止相互間的爭訟而設立的(中國古代分配問題比生產問題更突出)辦法措施。

　　但更普遍的是，禮作為氏族成員必須恪守的行為規範，主要是通過人與人之間主動「退讓」(退一步海闊天空，誰是誰非則是次要的)，從根本上預防一切爭端和犯罪。諸如防止氏族成員之間不和睦、防止一味爭利而忘義、防止淫佚而亂於族、防止同姓通婚、防止不尊重長官、不孝敬老人等等，這對維繫氏族社會起了極大作用，當初不乏積極意義。

　　但到了階級社會，禮逐漸為統治者所利用，主要蛻變為防止諸如以下犯上、為臣不忠等，則大大增加了禮製作為馴服工具的作用，這對維護封建統治秩序極為有利，因而數千年來統治階級和儒家衛道士才不斷強化「禮」的神聖性，無疑阻礙了中國社會進步。但我們還應該看到，「禮」的基本精神就是「退讓」或「禮讓」，沒有「退讓」就沒有禮，即所謂「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記·曲禮》)，這很符合農業民族的保守性格。與富於進取精神的西洋文化相比，這種以「退讓」為基本精神的「禮儀文化」，對民族性格和歷史發展的消極影響是巨大的。到十九世紀，兩種文化直接較量的結果就是明證。

　　那麼，實行禮制的中國夏商周時代，為什麼不能像古希臘那樣產生法制思想和司法審判制度，而要靠「道德禮讓」解決爭端?原因是中國地域遠比古希臘遼闊，在交通、通信條件極差的分封制時代，國家機構比較簡單，官員數量也很有限，還不存在秦漢以後覆蓋全國的官僚行政、司法系統，官方也就無法及時掌握和追究處理人們的違法行為，況且在幅員如此遼闊的大國建立遍及全國的龐大司法行政系統也是不現實的;而小民收入微薄，也無力供應法庭審判的費用。所以，當時只有沿襲氏族時代的道德規範，提倡個人自我約束、安分守己和對人禮讓的美德，以避免相互紛爭;即便出現訴訟問題，也都根據傳統禮法，召開氏族或氏族聯盟大會，由氏族成員民主評議，做出裁決和懲處。可見，以道德代替法律在當時有其歷史必然性。

2、儒家的繁文縟節僵化而不近人情

　　周禮當初就是極其繁瑣的。武王克商之後，周公最重要的政治貢獻之一就是立即著手禮樂制度建設，以確立新的統治秩序。他先根據周制，把夏、商流傳下來的諸多禮節改造成「曲禮三百、威儀三千」，形成一整套政治活動和日常生活、交際往來必須遵守的極為細密的禮儀制度，可謂繁瑣至極!這些禮制分為吉禮(祭祀禮儀)、凶禮(喪葬禮儀)、軍禮(行軍打仗、田獵、閱兵禮儀)、賓禮(諸侯朝見、聘問、會盟禮儀)和嘉禮(婚冠、生育、慶賀、宴會禮儀)五大類，並根據貴族們不同的身份地位，配上不同等級的禮儀和相應的音樂，形成一套繁瑣的禮樂制度，以體現貴族等級區分。此外還制定了極其完備的田制、官制、祿制、樂制、法制、謚制、畿服制、嫡長子繼承製等典章制度。後來的儒家學者統稱之為「周禮」或「周公之典」。

　　周公的這些禮樂制度和禮治思想，當初可能緊扣現實政治，「末嘗離事而立言」。但時代變了，儒家死守所謂「周公之禮」，脫離實際，盲目崇拜，出現極端化、片面化傾向，某些東西顯得非常保守、落後、愚腐和不合時宜，這對民族精神的負面影響非常嚴重。馬克斯·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一書中批評說，儒家禮教是用「數不勝數的禮儀枷鎖卡著中國人從胎兒到死祭的生活。瑣碎之極，尤其是一切細節都得信守不渝，簡直到了無以倫比的地步」。

　　中國號稱「禮義之邦」，禮儀之繁瑣在整個世界無出其右者。如孔子聲稱：「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他本人也做出了守禮的榜樣：當他朝見魯定公時，提著衣襟，彎著腰，貼著屋檐，邁著小碎步，說話時低聲下氣，表現出非常奴性的種種肉麻醜態(見《論語》第九、第十)，為我們留下了一幅卑微屈從的畫像，所以被當時的人譏作諂媚君主(《論語》第三：「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儒家的奴性軟化思想和君主的專制獨裁政治，實有密切關係。

　　又如哀哭本是最自然的，可是，儒家《禮記》、《儀禮》竟對主人主婦何時哭、如何哭，也規定了種種奇形怪狀、十分詳細的儀式，甚至哭多少聲都量化、程序化了!若要嚴格執行，確實難以承受，出於無奈只好請人「代哭」。《周禮·喪大記》曰：「君、大夫、士皆有代哭者。」「代哭」亦稱「助哭」。《儀禮·士喪禮》「代哭」下注曰：「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此刻之哭，已經成為一種純粹禮儀行為，而非自然感情的宣洩。就連崇拜孔孟程朱的宋儒羅璧，也很不以為然地說：「漢儒言禮，多不近人情，喪哭一主於哀而已。《禮記》曰：『齊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不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釋者謂『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余從容也。夫哭而為折聲、餘聲，是意不在哀，用哭為態也。如曰始死，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啼，皆區分無義。」( 羅璧《識遺》卷5)。

　　儒學發展到明代，愈益保守僵化和不近人情。比如，慈聖皇太后作為萬曆皇帝的親生母親，在萬曆登基後，再也不能自由表露發自天性的母愛，萬曆為她修葺宮室，她要表示感謝，也須請學士寫一篇讚揚皇帝純孝的文章，再當面誦讀出來。她去世以後，禮部立即鄭重製定了喪儀，宣布全國居喪27日，臣民全部服喪，帽子上纏以白布。全部京官一律被麻帶孝，不許穿著朝靴而代之以草鞋，摘去紗帽的兩翅而代之以兩條下垂至肩的白布。大小寺院鳴鐘3萬響，晝夜不息。三日之內，四品以上的官員及其夫人分批整隊前去慈寧宮舉行禮儀上的號哭，號哭15次(哭多少聲都有規定)，全部人員的動作協調，一哭皆哭，一止皆止，有如交響曲。(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三聯書店1997年5月版，第98頁)。

　　就居喪來說，儒家硬認父恩厚，所以一定要服衰到三年之久;母恩薄，所以只服衰一年就夠了，以表示家無二尊，好比國無二君;就奔喪來說，父母也要有分別;就祭祀來說，因為男貴女賤，所以「夫不祭妻」(《禮記·曲禮上》);就配偶來說，只許男子多妻，不許女子多夫;就生子來說，「男子生，桑弧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女子便不能有此;就德行來說，女子獨有「守寡」、「三從四德」和「七出」之規。千百年來，儒家這種野蠻的禮教制度，不知害死了多少婦女。譚嗣同曾引述鄰邦學者抨擊儒家禮教之言說：「朝鮮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論何國，但讀宋明腐儒之書，而自命為禮義之邦者，即是人間地獄』。」(譚嗣同《仁學》卷下)。

　　需要指出的是，自西周以來，中原政權自詡為所謂「禮儀之邦」，原是針對制度比較原始的周邊「蠻夷」而言，中原政權按照所謂「周禮」規定的「綱紀」，建立了等級分明而成熟的分封制國家政體，其實質是嚴格的等級統治。司馬光闡述「周禮」的功用說：「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群物，制庶事」。如何「制庶事」?就是按照周禮，一級統治一級，「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下之事上，……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資治通鑒》威烈王二十三年)。可見，儒家標榜的所謂「禮儀之邦」是指中國有一套等級制的周禮制度，並按這種制度建立了等級社會秩序，而不是說人人都有禮貌、都是彬彬有禮的謙謙君子。明白乎此，我們就不應該美化和誤讀歷史，更不應該自欺欺人，盲目陶醉於「禮儀之邦」的自詡之中，以為我們真的是世界上道德禮義修養最好的國度。

3、禮制是維護封建等級秩序的工具

　　儘管禮制當初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但時代在發展，春秋戰國時期氏族公社早已瓦解，禮樂制度大壞，靠「禮」已不能維持社會秩序。那麼，為什麼拚命鼓吹道德禮教、「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儒家學說，反而越來越被秦漢以後的歷代封建統治集團奉若神明?原因是「周禮」雖然崩壞了，但社會卻還需要道德規範，道德和法律一同承擔著維護社會秩序的功能。而且，「統治我們這個龐大帝國，專靠嚴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訣在於運用倫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從尊上，女人聽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則以讀書識字的人作為楷模。……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個人只要懂得忠孝大節，他就自然地會正直而守法」(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三聯書店1997年5月版，第22頁)。儒家學說一貫倡導的「忠孝禮義」，正好具有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顯著功能，比如「禮」，其實就是按各人的社會地位規定了人們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這樣的「禮制」發展成為封建「禮教」，嚴重禁錮了人們的思想行為，使人們失去了人的自由和尊嚴。特別是從儒家君臣、父子、夫妻倫理學說中歸納出來的「三綱」理論，幾乎使所有的人失去了自由。

　　儒家所崇拜的周禮的基本精神和主旨，就是確立人與人的不平等關係，即明貴賤、分尊卑、別內外、定親疏、序長幼，以保證「天無二日，士無二主，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也」(《禮記·喪服四制》)。它有使人馴服的顯著作用。日本學者福澤諭吉指出：「支那(中國)舊教，莫重於禮樂。禮也者，使人柔順屈從者也;樂也者，所以調和民間勃鬱不平之氣，使之恭順於民賊之下者也。」(《梁啟超文選》上冊，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頁)。

　　「儒以修己為體，以治人為用」(《閱微草堂筆記》卷4)。禮起作用的辦法無非是加強個人修養和自律，要求每個人用等級和名分嚴格克制自己，即所謂「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夫禮者，自卑而尊人」(《禮記·曲禮》)，這句話最能闡明其精神實質。按照「自卑而尊人」的禮制要求，每個人天生要服從等級安排，臣要對君盡忠，子要對父盡孝，婦要對夫盡順等等，實為「三綱」謬論的濫觴。

　　對此，劉師培批評得好：「自三綱之說興，而為君者為父者為夫者，只有權利而無義務;為臣者為子者為婦者，只有義務而無權利;所謂論勢不論理也。有權勢者能論理;無權勢者即不能論理」。陳獨秀說：「教忠、教孝、教從，非皆片面之義務、不平等之道德、階級尊卑之制度、三綱之實質也耶?」「宗法社會之奴隸道德，病在分別尊卑，課卑者以片面之義務，於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長虐幼，社會上種種之不道德，種種之罪惡，施之者以為當然之權利，受之者皆服從於奴隸道德下而莫之能違，弱者多銜恨以歿，強者則激而倒行逆施矣。」吳虞說：「孔子……立教，莫不以孝為起點。……但求君親長上免奔亡弒奪之禍，而絕不問君親長上所以致奔亡弒奪之故，及保衛尊重臣子卑幼人格之權。……為人子而不孝，則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於父之不慈者，固無制裁也。……為人臣而不忠，則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於君之無禮者，固無制裁也。」(引自蔡尚思《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1—52頁)。這樣的「禮」建立在「尊卑貴賤」的等級基礎上，對貴族統治者和所有尊貴者很有利，歷代統治者當然對儒家倡導的這種東西很感興趣。難怪蔡尚思先生在《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中深惡痛絕地說，儒家學說是工農的敵人、富貴的恩人;是女性的敵人、男性的恩人;是民主自由的敵人、君主獨裁的恩人!

　　治國像治病，如果把禮治比做「未病先治」的中醫，那麼法治就是「病而後治」的西醫。「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漢書·賈誼傳》)。據說，禮是治本的，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而法是治末的，只在人們犯法之後才處罰。儒家因此表現出重禮輕法、以禮代法的片面傾向，即便對已經犯有罪錯的人，也主張教育者用自己的善行去感化對方，法制在儒家學說中是沒有地位的。

　　然而，道德禮義雖在夏商周統治下的農村公社制時代有效，但進入春秋戰國以後，禮樂崩壞，包括儒家在內的任何政治集團和學派，都因拿不出恢復禮制社會的有效措施，所以很難真正實行。倒是法制社會比較現實，因而至今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趨勢和普世價值。

　　可悲的是，春秋戰國以後，儘管時代變了，但兩千多年來，主要由於封建專制統治者的大力提倡，鼓吹復古守舊、「忠君敬上」的儒家禮制思想觀念，卻在封建官僚士大夫頭腦中不斷得到強化，致使中國封建社會極其保守、僵化、愚昧和落後。至如明清時代，朱熹的信徒竟認朱子之書為神聖不可侵犯，後人不必再去著書立論。明儒薛瑄說：「自考亭(福建考亭書院，朱熹著書講學之所，這裡代指朱熹)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明史·薛瑄傳》)。「濓洛關閩之學，一日不可不讀;周程張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學，則非矣」(《讀書續餘》)。「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德正傳，舍此而他學，非學也。」(引自蔡尚思《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頁)。如此僵化愚頑的思想觀念統治中國，直至清末尚難破除，實為世界其他民族所罕有!近代中國焉能不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

　　同樣頗有教訓的還有中國少數民族。歷史上，北魏、金朝和滿清等少數民族政權建立後，大都開始漢化，學習儒家經典，採用僵化而繁雜的禮儀制度。滿洲人還學會了漢人的自殘，婦女紛紛纏足，士子熱衷八股考試，吸收的多是中國文化中最劣質的部分，致使彪悍的民族文弱化，原有的銳氣和進取精神消失殆盡!儒家的消極軟化作用於此可見一斑。

4、儒家的思想方法是一切向後看齊

　　中國歷史的特點之一是三皇五帝至西周時代以農業為基礎的氏族制度非常之長，發展得十分完善，裡面無疑保存了原始社會一些比較好的東西，給後來的思想家留下無限美好的記憶和遐想空間，致使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特別嚮往三皇五帝至夏商周時代，一心要「復三代之治」，由此走向僵化、絕對化和神聖化，形成強烈的崇古或厚古薄今的思想情結，一切都要向後看齊，缺乏向前看的眼光和創造未來的進取精神，對所謂「祖宗之法」無比崇拜，絲毫不敢革新。這是我國封建社會歷史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長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甲午戰爭敗給現代化改造與中國同時起步的日本之重要原因。

孔子的儒家學說要恢復已經過時的社會制度，先天就有一種復古倒退、反對改革創新的思想保守性，「古禮是他們的飯碗，守舊是他們的習性」(張蔭麟《中國史綱》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頁)。特別是兩宋明清時期，儒家知識分子一切按聖人的話去辦，尚古、復古、唯聖、唯上、唯書，旗幟鮮明地扼殺創造力，把一切不合聖人之言的見解統統視為「邪說」，一批評聖人的錯誤，就被定為「謗聖罪」，表現出極端頑固、保守和文化專制主義立場，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歷史進步。難怪日本遠藤隆吉說：「支那有孔子，為支那禍本。」(引自蔡尚思《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頁)。

四、儒家道德文化中迂腐的成分居多

　　抽象地講，儒家的道德文化中有不少高尚的格言，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等，但更多的則是迂腐、虛偽、冷酷的東西，數千年來危害不淺。

1、儒家道德高指標導致偽道德盛行

　　儒家禮教將「禮」的修養作為「君子」最重要的品質之一，只能培養出扭曲的人格。因為，禮教的各種繁文縟節不合常情，人們很難做到，而不做又不行，於是大家只好玩假的——把禮教的道德修養重點由內在的精神過程轉向外在的行為方式，然後只需在上司面前和公眾場合表演或表現一下就行，以使自己的行為在形式上、表面上更合乎「禮」，結果導致偽君子、偽道德盛行。比如，做出一些對皇上「無限忠於」、對國家「無比熱愛」的過人行為;或者玩一些超年限守孝、三年不吃細米、不穿新衣、不近女色的花樣。東漢「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墓道)，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陳)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後漢書·陳蕃傳》)類似的偽孝悌多不勝舉，不過作秀盜名而已。

　　但這並非趙宣們故意弄虛作假「鑽政策空子」，儒家繁瑣的禮儀制度對這些作秀表演其實早有詳細的明文規定，如前面提到哭喪的次數、哭法的規定和「代哭」之類，就是明證。禮既然是一種儀式(禮儀)，就必然帶有表演性，也必然培養出表演的習慣(參見易中天《帝國的終結》復旦大學2007年版，第151、152頁)。讀書人只把儒家禮教道德當成求取功名的敲門磚，道貌岸然的封建官僚們則用禮教道德作為攻擊政敵的武器，而自己卻大肆貪污受賄，聚斂財富，生活奢靡。

　　在民主、法制和人權毫無作用的專制制度下，偽道德、偽君子的盛行與朝廷道德要求之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程度成正比;道德的「調門」越高，偽道德、偽君子就越盛行。當朝廷推行捨己為人、大公無私以及忠、孝、仁、義並要求臣民表態必須踐行時，「假大空」，言行不一，表裡不一，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偽道德、偽君子就會盛行起來，而且大家都習以為常，不這樣做反而被視為不懂人情世故的怪物。這是中國人的悲哀，也是儒家道德的悲哀。

2、儒家的孝道並非健康的倫理關係

　　對於儒家極力倡導的「孝道」，我們今天也不應該盲目讚賞、肯定和照搬。應該承認，「忠孝」觀念作為農業文化的產物，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會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人口是當時生產力的決定因素(那時，人口是第一生產力)，「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孝」這一道德規範的作用之一就在於保持家庭的穩定、促進人口的增長，但更主要的精神是子女對父母必須絕對服從。絕對的服從就是絕對的專制和奴役。

　　無論哪個時代，孝敬父母絕沒有錯。但儒家強調的「孝道文化」並非現代平等相處、尊老愛幼的倫理美德，也並非單純的「孝敬父母」這麼簡單，而是父親對子女一方的絕對專制和奴役，子女一方要絕對服從父親的決定，父死還要守喪三年，「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第一》);儒家認定「父恩厚、母恩薄」，故而子女孝父的程度必須大於孝母的程度;為父者只有權利而無義務，為子者只有義務而無權利;「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子相爭皆是為子之錯;罪莫大於不孝，為子者不孝必遭嚴懲，為父者不慈則無制裁。「子之於父，弟之於兄，猶卒伍之於將帥，胥吏之於官曹，奴婢之於僱主，不可相視如朋輩，事事欲論曲直。若父兄言行之失，顯然不可掩，子弟止可和言幾諫。若以曲理而加之，子弟尤當順受，而不當辯」。(南宋·袁采《袁氏世范》卷上《父兄不可辯曲直》)顯然，這種「孝道文化」乃是片面的、不平等的、不問是非曲直的專制倫理制度，它大大樹立了父親在家庭的專制權威和奴役地位。我們今天要肯定和提倡這種極不健康、極為專制的封建「孝道文化」嗎?

　　「百善孝為先」，封建專制政府之所以極力提倡這個「孝」字，就是因為可以「移孝作忠」，通過樹立老人的家庭地位和權威，能夠管住血氣方剛、敢闖敢幹的青年人，從而起到維護封建統治的作用。一個人從小絕對服從家父，出門就會絕對服從君父。「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第一》)。因此，儒家才有「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的說法。可以說，孔子的忠孝觀念是專為維護君親長上的利益和專制制度而設的;「忠孝」道德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倫理基礎，對封建統治者而言，提倡「孝」只是手段，目的是為了「忠」。當「忠孝不能兩全」時，統治者給出的價值取向毫不含糊，就是要求無條件「盡忠」而不是「盡孝」。由此可見封建統治者大力提倡孝道的用意所在。

3、儒家重義輕利思想阻礙社會進步

　　儒家學說除了鼓吹「忠孝」以外，也主張「重義輕利」。當初在生產力低下、生活資料匱乏的禮制時代，為了防止生民爭利，周文王及周公等岐周政治家，權以「重義輕利」為號召，進行正面教育和勸導。不幸這種「權宜之計」竟被孔孟等儒家分子僵化為做人做事的道德標準和治國經邦的絕對原則，什麼「子罕言利」(《論語》)，「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學》)等等，未免虛偽、迂腐、僵化而有害。至如《論語》竟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言一出，數千年間，誰也不敢公開言利，以免被目為小人!直至近代，這句咒語仍然是儒家頑固分子打擊洋務運動的有力武器。

　　然而，「利」有正當與不正當之分，焉能一概而論?且人類永遠不能離開物質利益而生活。即如商人資本家固然「唯利是圖」，但古今中外有哪個國家、團體和個人能離開「俗氣」的「利」而生存?人類若不為利，何必發展生產力?可恨兩千多年來，儒家「重義輕利」和「君子不言利」的陳腐觀念，塞滿知識分子頭腦，成為打擊一切進步事業的理論根據，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

　　無論個人、團體還是國家，總是有慾望和利益追求的。而儒家從維護等級禮制的需要出發，認為人的慾望是社會的亂源，主張限制慾望，提倡「君子謀道不謀食」，只有放棄慾望和利益，才能成為有道德的人。宋儒更是明確提出「存天理，滅人慾」的極埠號，完全是逆天行事。其實，人慾或物慾不能滅、也滅不了，人都有過好日子的慾望，過上好日子還要過更好的日子，慾望永無止境，這是人的天性。人類沒有慾望簡直不可想像，沒有慾望就會什麼都不幹，有慾望人們才會努力創造，推動生產力發展和文明進步。法律只須對不正當的慾望和不正當的手段加以抑制就可以了，何至於像極端冷酷的儒家分子那樣竟要「滅人慾」!

4、儒家虛偽而殘忍的「男女之大防」

　　宗法社會最怕發生男女關係問題，因此儒家對這種「男女之大防」特別用心，一直有「男女授受不親」(《孟子·離婁上》)等缺乏人性的道德禁忌。如《禮記·曲禮》規定：男女不雜坐，不互言內外，不互相授受，不能握手，不同行路，不同手拜(男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不同用器，不同寢席衣裳，不同乞假，無燭不夜行，男女無媒無幣不相交親，男女喪服不同，不相問病，非有大事不入家門，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男女各為伯仲。幼童也要男女有別：「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女子十年不出。」(《禮記·內則》)。寡婦必須守節，不得再嫁，不得夜哭;寡婦之子不可為友;嫂叔嬸侄不相撫問;親子同胞不得聚會;夫妻也不得隨便接近，等等。如此嚴格的「男女有別」不近人情不說，恐怕自古無人能夠真正做到!人們都說中國人很「封建」，但背地裡卻三妻四妾、生出十幾億人!

　　不過，我們不能認為這些封建道德只是說說而已，它在中國封建社會號稱「禮法」，是即具有嚴格的法律性質，平民尤其是女子一旦違犯，往往不等官府懲處，不經法律審判，鄉村那些封建衛道士就有權以最殘忍的手段將其處死!難怪五四運動時期，群情激奮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發出「打倒孔家店」的強烈吶喊，成為中國近代一場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五、儒家文化本質上是封建正統文化

　　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無疑是當之無愧的封建正統文化，其為封建統治服務的用意很深，也很成熟和老道。然而，越是成熟的文化傳統，越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保守性，越會趨於僵化、偏執，面對外部挑戰的應變能力也就越差。漢唐是中國除先秦之外文化上最為開放、儒教影響最為薄弱的時代。到宋明時期，理學盛，國運衰，中國不復漢唐雄風，版圖愈益縮小，西北邊患愈演愈烈，儒家保守的治國思想使中國對外部世界愈益失去興趣，該爭的利不爭，一味主張向內收縮，閉關鎖國，對來自外部世界的挑戰只採取被動守勢。比如，1395年，朱元璋在其發布的《祖訓》中提出了一份「不征(即不與之來往)之國」的名單，大致包括朝鮮、日本、大小琉球、柬埔寨、越南、泰國、馬來亞等國。萬曆年間正是西方文藝復興、資本主義開始迅猛發展的時期，西方新興資本主義大肆進行海外擴張，而與之同時的明代卻愈加閉關鎖國。從當時的綜合國力來看，明代中國遠遠超過西方各國，煉鐵產量、船舶噸位及城市人口都居世界前列。1405年，鄭和下南洋比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早了近一百年，然而由於儒家保守的治國思想，明王朝卻甘心放棄了唾手可得的海上霸權，且下令禁止建造遠洋船隻，鄭和的航海資料也被付之一炬，從此中國勢力不復觸及海外。而在當時的世界形勢下，海軍的發展與奪得制海權，對於一個國家的興衰至為重要。可惜，我們把千載難逢的機會都喪失了!

　　清朝在與鄰國封疆劃界時，「中外一家」的迂闊思想主導著其制定對鄰國的劃界原則，每當雙方對劃界出現不同意見時，清廷「大公至正」，採取「息事寧人」、「相安無事」的態度，往往讓對方越過傳統習慣線，使自己處於被動地位。單方面的退讓和妥協，不但使鄰國沒有按照雙方傳統習慣線劃界，反而趁機侵佔中國領土。

　　中國為什麼從唐宋鼎盛時期淪落為東亞病夫，到現在還比較落後?西方為什麼能從地獄般的中世紀走出來，呈現出非常強勁的發展力?曾經繁榮於世界之巔的中國和東方為什麼不能產生資本主義呢?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認為，主要是東方文化在維護著舊的封建制度，儒家倫理與資本主義是對立的;而西方在文藝復興後期的宗教改革運動則與資本主義精神有一種親和關係。他指出，東方要發展就要革除儒家思想，不然就只能愚昧落後。此論不無道理。

　　追根溯源，儒家文化本質上是以保守著稱的，它是一種產生於單一農業社會的老人文化，多的是世故，少的是朝氣，保守內向、僵化迂腐、重義輕利、重文輕武、重德輕法、厚古薄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強調繼承而不願意創新思變，極力維持舊秩序，死守祖宗成法，強化禮教，使臣民馴服，缺乏「激情」和開拓進取精神;更嚴重的是，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傳統文化本質上是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它不可能符合現代民主政治觀念。儘管它也有某些好東西，但它畢竟是專制時代而非現代的思想文化，是與封建專制主義相匹配的非民主思想文化，其中有許多內容是阻礙現代化進程的，如皇權專制主義、官本位、等級觀念、特權觀念、家長製作風等等。今天，在努力建設文明、民主、富強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偉大歷史時代，我們實在不應該對充滿封建主義思想的儒家學說抱有任何幻想。如果不顧世界發展潮流，想拿這些背離現代化的東西作為民族振興的思想武器，顯然不會成功。

　　不幸的是，如今卻有不少「好古」的學者提出「復興儒學」的口號，起勁弘揚孔子學說，發誓要「繼絕學」。一些地方還出現了現代私塾，讓小孩子穿著大褂，搖頭晃腦地讀《三字經》、《孝經》之類的東西。與此同時，對於那些現代西方思想文化和文明成果卻顯得底氣不足，總覺得這是我們對手的東西，怕被「西化」，怕把我們的傳統文化吃掉了，這實在是當年清朝頑固官員的心態!

　　不是說西方文化都好得不得了，但其中確有很多東西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值得我們虛心學習和大膽接受。我們不必害怕外來文化淹沒了民族文化。一個民族文化的命運如何，取決於這個民族的人數是否足夠多和足夠強大。一個人口眾多而又強大的民族，其文化是絕不可能被消滅的。日本大膽地吸收西方文化，它的本民族文化也沒有消失，何況有幾千年文明史和十幾億人口的中國!

　　平心而論，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既有精華，也有糟粕，且其精華部分對中國歷史的積極影響，遠不如糟粕部分對中國歷史的消極影響大。時代在發展，即便是精華部分，也與前無古人的現代先進思想文化有很大差距，甚至格格不入。至如其消極落後的東西，就更需要我們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以便為現代化建設掃除思想障礙。還有許多東西，如「仁義禮智信」，原本並沒有錯，但任何觀念都不應該是僵化的，都應該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兩千多年來，儒家思想的根本癥結恰恰是嚴重僵化了，這才是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最大悲哀。在解放思想、創造現代文明的今天，重提所謂「儒學復興」的主張，至少是不合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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