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脾氣

05-30

不得不承認，自己這脾氣，是一天勝似一天地壞了起來。

而人們普遍認為，壞脾氣會隨著一個人年紀的增長而變得好起來。所謂好起來，即平和起來。

我的壞脾氣沒有好起來，而是壞起來，說明我這個人多麼糟糕，又多麼地不可救藥。

糟糕就糟糕在，壞脾氣容易得罪人，而且不知不覺就把人給得罪了，自己還不知道呢。有時明知會得罪人，可脾氣壞的人，卻從不考慮後果，自然也就不怕得罪人了。至於不可救藥，確實沒人救得了我，也沒藥救得了我。

一直以為，脾氣是從娘胎裡帶出來，與生俱來的東西，所以，才有「山難移，性難改」這麼一說。

脾氣就是性格。說「性格即命運」，其實就是「脾氣即命運」。

既然脾氣是與生俱來的，而脾氣又是如此地與命運關聯，那麼，我們與其抱怨命運，不如抱怨脾氣。可是，脾氣則不好抱怨，那是父母給的，你難道要抱怨自己的父母？因此，人們明知自己的命運是脾氣造成的，卻不去責怪脾氣，而是弄個無關緊要的東西來說事——反正誰也不知道命運是什麼東西。

早先，我很敬羨那些好脾氣的人。可自從我認識一個人以後，就再也不敬羨了。這個人和我同事多年，因為脾氣好，每個人都喜歡他。每到年底單位評先進，也總是非他莫屬。但多年以後我們才知道，他是我們單位里最愛打小報告的人，每個人都被他告過秘。

這個人給我很大的震動：原來，脾氣好的人，他的內心未必就好。反倒是脾氣壞的人，直來直去，最好相處。

可是，人們總是喜歡脾氣好的人，而不喜歡脾氣壞的人。「與有肝膽人相處」，我理解，這肝膽人，就是個有脾氣的人。

身居官場中，常見官員發脾氣、罵人。歷練深的人告訴我，說，別看他現在脾氣大，到了上司那裡，他變得比誰都乖、都聽話，甚至裝孫子。我驚詫：脾氣也可以變？

「官升脾氣長。」可在官未升之前，他們的脾氣還是很受壓抑、憋屈的。所以，當他們發脾氣時，我們不妨將其理解為發泄。

做學問的人裡頭，很有脾氣的，委實不少。如果說做官的發脾氣不受待見，那做學問的人有一點脾氣，才是真的好。

魯迅是最有脾氣的。所以，有人說：「讀魯迅的書，長脾氣。」其實，魯迅何嘗光有脾氣？若無滿腹學問撐著，他「一個也不寬恕」的那麼大脾氣，哪來的底氣？

有學問而無脾氣，也大有人在。只是這種學問人，至多是個「學究」，渾身上下沒有一點硬錚氣，算得上學問人，卻算不得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依我看，人還是要有點脾氣的，還是要有點硬錚氣的。尤其做學問的，如果沒有一點脾氣，他哪裡還有勇氣、膽魄與社會上的「假、丑、惡」作鬥爭呢？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教人要養浩然之氣，這三個不能，既是浩然之氣，亦是脾氣。脾氣也要養，養出了脾氣，也就養出了人的膽氣、人的正氣。

魯迅最讓我欽敬的地方，正在於他的脾氣。魯迅若沒有了脾氣，估計魯迅也成不了魯迅。魯迅的戰鬥精神，魯迅的不屈服、不妥協，正體現了他身體里硬錚的脾氣。毛澤東很喜歡魯迅。依我看，毛喜歡的也是魯迅的脾氣。只是當毛掌握了政權，發動那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毛澤東就很不喜歡有脾氣的知識分子了。事實上，一場「文革」，讓中國所有有點脾氣的知識分子都變得沒了脾氣——病的病，傷的傷，死的死。「文革」，與其說是革文化的命，不如說是革文化人的脾氣。魯迅很慶幸，他沒活到這場革命發生時。

我沒什麼學問，也沒陞官，可我卻很有脾氣，而且壞得很！這是為什麼呢？不是我推卸責任，也不是我為自己開脫，我的脾氣之所以越來越不好，實在與當下的社會環境有關。

社會環境對人的脾氣產生的影響，常被我們所忽略。最早認識到社會環境對人的脾氣會產生影響的，可能是作家馮驥才。馮驥才說，「文革」是我們民族的一個結，我想用筆打開它。於是，他創作了《一百個人的十年》，他是想為普通人寫一個「文革」的心靈史。書中，他收錄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次在山東出差，有個人敲旅館房間門找我，抽支煙，喝杯水，坐那兒聊。他說，你可能要失望，我是一個沒有故事、沒有情節的人，我什麼都沒有。我問，你還沒有什麼？他說，我連性格也沒有。

他學化學出身，家裡三代都是農民。他的老師（57年打成右派）告訴他，美國有一種除草劑，撒到地里不長草只長農作物，他想研製中國的除草劑。但當時搞科研是「白專」，他就假借學英文版《毛選》學外語，然後幫著整理書以便進資料室看國外的資料。但即使這樣也容易暴露，於是他決定讓自己消失。其實57年反右後，他看到那麼多人毀了，就悟到：在中國社會裡想做成一件事，最好的辦法就是消滅自己——消滅自己的個性、脾氣、聲音，不讓別人看見你、注意你，在人群中好像不存在。

整個10年，沒有人找他麻煩。任何時候開會，他都在角落裡坐著；別人欺負他，他也不發脾氣；他從不大聲說話，也從不直視別人的眼睛，因為只有你看別人，別人才會注意你。他做成了，中國當時六百多種雜草，他說我都有辦法。他來找我的時候已經是一位很受重視的專家。可他忽然覺得自己很可怕，沒有性格沒有歷史。

社會環境可以消滅一個人，可以讓一個人直挺挺地死去。倖存下來的，比死了還可怕——沒有了個性、沒有了脾氣、沒有了聲音。這就是「文革」時期的社會環境。

今天的社會環境，比「文革」要好得多了，至少是不必消滅自己了，也不必消滅自己的個性、脾氣、聲音了。今天的社會環境，對大多數人來講，是可以活下去的，還有一部分人則活得很不錯。但像我這樣的人，如果僅從吃飽飯這個層面來說事，那我也沒得說的，我也是吃得飽、甚至吃得好的人。可我似乎除了吃飯，還是個有些其它想法的人。比如，我想活得更文明一些，更有尊嚴一些，更民主、更自由一些……

每個吃飽飯的人都應有這樣的想法，都應有這樣的期求。與其說這是我們的期求，不如說這是我們的權利。

我的痛苦，乃在於我的權利被社會、被他人剝奪去了。而我知道，無論社會還是個人，都無權剝奪公民的這個權利。當然，我更知道，我一個人同他們單打獨鬥，勝算的可能幾乎為零。可我又是一個極倔強的人，一個不願意服輸的人。明知鬥不過他們，我也還是要斗，不然，活著還有何意義？斗，不是為了一己的快樂。斗，是為了這個社會、這個社會裡的一些人光明些、文明些。

魯迅一生都在與他所處的時代斗，可以說，先生勝利了。而我不會有這樣的幸運。也就是說，我鬥不過自己的時代，也鬥不過這個時代里那些醜陋、骯髒的個人。我不是故意要與時代、要與某些人為敵，我只是希望這個時代能更加光明一些，這個時代里的人們能略微文明一些。我的鬥爭，不過是自己手中的一支筆。揭露也好，鞭撻也罷，只要可以，就儘力去做。不要因為自己身單力薄而什麼也不做。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什麼也不做，意味著犯罪。

這個時代還有許多不美妙的一面，令人失望的一面，而更不美妙的、更令人失望的，則是生活在這個時代里的那些人。他們的不文明，他們的不道德，他們的不誠信，不只是令我的心情煩躁、頹喪，更令我的脾氣暴起來、壞起來。

如果脾氣也是一股氣，那麼，這股氣最好是一股浩然之氣。魯迅的脾氣，也是浩然之氣。他的脾氣，既有天生的部分，更有後天所養。在這後天所養裡頭，他所處的時代無疑給他最多。

好時代養人脾氣，壞時代也養人脾氣。如果後者讓你莫名，我不得不提示你：馮驥才筆下的那個人物，便是極好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