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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貴意境

詩貴意境

   詩是隨著人類語言的產生而產生的,是人類語言中一塊璀璨的文學結晶,它走過了從原始到完美,從粗獷到高雅的發展歷程。中國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詩文化在文學板塊中更是不可或缺的藝術亮點。我們的祖先為世界留下了諸如《詩經》、《楚辭》、《樂府》、唐詩宋詞以及元散曲等文學瑰寶。

   律詩和詞是漢語言中一種獨有的文學形式,流行於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等漢文字區或漢文字影響區,它是建立在漢文字是方塊字,和辭彙多是單音節的基礎上的。格律詩大約萌芽於隋,完善於唐。唐代以前的古詩是自由體或半自由體,唐代以後的古體詩雖然表面上不受格律的限制,實際上比唐代以前的古體詩多了許多講究。唐人善歌,喜歡給詩譜上曲來歌唱,於是中唐以後又從格律詩中衍生出了長短句,叫詞,大約因為它脫胎于格律詩,所以也有人稱之為「詩餘」。這種叫做「詩餘」的文學格式到宋代進入了鼎盛時期,並出現了千種以上的詞譜。宋代以後,律詩和詞雖然產品豐富,但品味就走了下坡路,以至有人認為唐宋以後就沒有好詩詞。

   縱觀中國的詩歌發展史,其實走過的是一條從簡約大眾化,到格式繁複高深化,再返璞歸真而回歸簡約大眾化的,螺旋式的演變之路。詩詞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和其他各種文學作品一樣,要受時代制約,要隨時代發展而發展,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並服務於生活。上古之時,詩歌、音樂、舞蹈是和勞動聯繫在一起的,是人們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上古的人們要生存,就要和自然抗爭,他們需要勞動,需要集體的團結與協作。比如說要移動一根大木頭,一個人的力量肯定是不行的,這就需要大家來一起完成,為了步調一致,就免不了喊一些諸如「吭唷」「吭唷」之類的號子。魯迅先生認為,人們使用的這些號子就是文學詩句的起源,並戲稱之為「吭唷吭唷派」。唐宋以前的詩歌從《詩經》、《楚辭》到兩漢、魏、晉、南北朝的《樂府》等,格式和風格大體上比較隨意,並且不乏膾炙人口的絕妙佳作,而有些流傳下來的古詩其實就是當時的民間歌謠。到了唐宋時期,詩歌的創作格式越來越固定,要求越來越嚴格,越來越複雜,尤其是填詞,更是一般文人窮其一生所難熟練掌握的了。應該說,格式創始者們寫格律詩和填詞時,是在文思奔涌時一揮而就的,因為是首創,不必對照韻書和詞譜去彎彎繞,意境和格式是渾然天成的,所以從平仄、對仗到押韻找不出什麼毛病——因為這些作品成了後人的範本,後人寫格律詩和填詞時就背上了沉重的格律包袱,不管作者想像力多麼豐富,擁有的詩詞素材多麼絕妙,一旦用於表意的辭彙和格律不協調,就要生拉硬拽換成相近的辭彙來湊和,詩詞的格律是協調了,而意境卻淡化了,甚至生澀得讓人倒胃口了。試想一想,當詩詞的音韻美和意境美髮生衝突時,作者又不想或不敢衝破格律束縛時,還能有好作品么——這大約也是有人認為唐宋以後就沒有好詩詞的主要原因所在吧!

   其後,在元代文學領域裡,又從詩詞和俗謠俚曲之間衍生一種新的文學體裁——元散曲。元散曲是對傳統的,逐漸僵化的,以詩詞為代表的韻文的一種發展和革新,並取得了與詩詞分庭抗禮的地位,造就了關漢卿、盧摯、王和卿、王實甫、白樸、馬致遠等諸多名家,流傳下來許多千古絕唱。元散曲的流行和所取得的藝術成就,突破了律詩和詞僵化的清規戒律,為詩歌藝術的絢爛多彩添上了濃重的一筆。

   「五四」運動前後,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魯迅等人倡導的白話文運動蓬勃興起,於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源於歐洲的自由詩開始在中國流行,這種用白話形式寫成的自由詩,成了白話文學領域中的先行者,郭沫若、胡適、劉半農、徐志摩等人相繼有名作問世。從此以後,白話自由詩代替格律詩主導了詩壇。近百年來,格律詩雖然偶爾還有人創作,但只是玩玩而已,很少有像樣的作品。

   格律詩也好,自由詩也好,甚至漢賦也好,最起碼的要求是讀起來上口。這首先要考慮用韻,一般地說,在詩、詞、歌、賦中,如不能嚴格用韻,押大致的韻也行。為了適應詩、詞、歌、賦用韻的要求,就有些古人編撰韻書來規範韻文的用韻。根據文獻的記載,中國最早的韻書是三國時期李登編著的《聲類》和晉代呂靜編著的《韻集》。隋代以後,為了給士子們讀書寫詩規定一種標準的字音,唐、宋、金、元、明、清各有「官韻」。如唐代的《唐韻》,宋代的《廣韻》、《禮部韻略》、《集韻》、《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平水韻》),金代的《五音集韻》,元代的《古今韻會舉要》、《中原音韻》,明代的《洪武正韻》,清代的《佩文詩韻》等。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時代的變遷,漢語的字型、字義、讀音千百年來出現了不少變化,所以我們讀古人的作品或習作律詩和詞的時候,尤其遇到關於押韻問題時,就會出現音韻不通的問題。如毛澤東《蝶戀花·答李淑一》中最後一個韻腳「雨」字,現代讀作「yu」,恐怕在這首詞中要讀作「ru」才押韻。再如唐代詩人李益著名的五言詩:「嫁與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汛,嫁與弄潮兒。」其中最後一個韻腳「兒」字,讀作「er」就不押韻,如果讀如今上海音「ni」就押韻了。類似的例子在韻書中也可以舉出一些,如上平聲「一東、二冬」,古人用韻時是把他們分開的,在現在的字典中,它們的音調已經完全相同了。由此可見,古韻書中字音和現代的字音是有一些區別的。所以在習作格律詩和填詞時,太拘泥於古人給我們留下的條條框框就是緣木求魚和刻舟求劍,就會束縛自己的情思。

   平仄和對仗在律詩和詞中要求十分嚴格,其實說白了,「平仄」就是為增加節奏感而給詩詞規定的拍節,就是讓人讀起來聲調錯落有致,節奏分明。「對仗」顧名思義就是在詩詞中同類的詞兩兩相對,詞的分類是對仗的基礎。在詩詞中,工整的對仗,可以增加文字的氣韻,更好地表達詩人的情思,比起詩詞中押韻和平仄的要求來比較容易運用。在律詩和詞平仄對仗的繁複要求出爐之前,詩人賦詩填詞,情思所至可以任意揮灑,所以早期的唐詩宋詞精品良多,等到人們以這些精品為範本去制訂許多清規戒律以後,律詩和詞就從下里巴人變成陽春白雪了,曲高和寡,精品就不多了。試想一想,又要熟記詞譜,又要背誦韻書,又要琢磨平仄,又要研究對仗,又要講究用典,又要協調辭彙和格式的表情達意效果,除了吃穿不愁的閑人、有特殊癖好者、有特殊稟賦者,誰敢輕易涉足其間!不客氣地說,律詩和詞與明、清的八股文一樣束縛了文人的才思,這應該說就是現代極少有人創作律詩和詞,即使有也難出精品的緣故!

   詩言志,不以詞害意是詩詞界的共識。至於平仄、對仗和韻腳,也不能過分拘泥於古人留下的框框。否則,膠柱鼓瑟,就談不上什麼詩詞藝術,只能為平仄而平仄、為對仗而對仗,和為韻腳而韻腳了!曾經看到這樣一則故事:1959年3月11日,隨蔣介石逃到台灣的胡適讀到大陸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後,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看見大陸上所謂"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共九葉。真有點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詞,沒有一句通的!抄在這裡:

  

遊仙·贈李淑一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

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我請趙元任看此詞押的舞、虎、雨,如何能與"有』韻字相押。他也說,湖南韻也無如此通韻法。」

  

   《遊仙·贈李淑一》即《蝶戀花·答李淑一》。關於這首詞的押韻問題,如果單從「純技術」的角度來看,胡適「論證」得很「嚴密」,還請教了湘籍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最終得出了就是照方言也不押韻的結論。對照詞譜,毛澤東的詞的確「破韻」了。「蝶戀花」詞牌要求上下闋同調,各五句四仄韻,且要求在同一韻部。上闋的「柳、九、有、酒」屬上聲二十五有韻,下闋的「袖」屬去聲二十六宥韻。上聲二十五有與去聲二十六宥通用,符合詞譜要求。然而下闋的「舞、虎、雨」這三個韻腳均為上聲七麌韻,明顯和上闋四個韻腳字以及下闋「袖」字不同韻。深諳格律的毛澤東自然很清楚這一點,但為了不因詞害意,他在1958年12月寫的「作者自注」中說:「上下兩韻,不可改,只得仍之。」詩言志,既然格律是為表達情感服務的,何必膠柱鼓瑟呢?把缺乏意境、沒有詩味的句子湊合起來,即便合律,也不是詩——起碼不是好詩!毛澤東的《蝶戀花》雖然「破韻」,卻能很好地表情達意,有必要削足適履嗎。所以從創新發展的角度來說,胡適死板、苛刻的批評,說明他對律詩和詞的理解還處在照本宣科,比葫蘆畫瓢的童蒙階段——胡博士是搞白話文的,喜歡寫的是白話詩,而不是格律詩。

   不以詞害意的觀點並不是毛澤東的首創,許多先賢方家們多有定論。我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之一《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持有這種觀點。在《紅樓夢》第四十八回「濫情人情誤思遊藝慕雅女雅集苦吟詩」中,林黛玉教香菱寫詩時說了這樣兩段話:「什麼難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副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詞句究竟還是末等,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義』。」《紅樓夢》中的詩詞是公認的精品,所以曹雪芹借林黛玉之口發表的關於詩詞創作的意見應該是正確的。

   在詩詞方面,毛澤東可說是現代的通家,儘管有人污衊說毛澤東的詩詞多是抄襲或由某人代筆,或是如何如何不通,但毛澤東的詩詞不管是風韻還是氣勢,都是污衊誹謗者上溯八代,即使仰視也無法望其項背的!毛澤東雖然喜歡寫律詩和填詞,不過在和別人談到詩詞時卻不主張大家去習作格律詩和填詞。他認為:「詩當然以新詩為主,舊體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毛澤東的這種主張代表了當代文學界一種緊貼時代的發展創新理念,因為律詩和詞是在古漢語中發展起來的,要求語言高度緊縮,最適合運用單音節辭彙,而隨著白話的推廣,現代社會語言中不斷出現多音節的新辭彙(如「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金融危機」、「貨幣貶值」等就不好寫入格律詩),尤其是不斷湧入音節較長的外來辭彙和外文字母(如阿拉伯數字中的「1234……」,拉丁字母「GDP、」「WTO」等更和格律詩無緣),所以要想用現代語言寫出古色古香的格律詩難度就越來越大。而白話自由詩就不同了,因為這種詩從節拍、韻腳、句子長短到篇幅大小都沒有具體規定,可以靈活運用,所以白話自由詩在運用現代語言表達各種意境時就比較方便。

   比較起來,或許有人認為,在短小精悍,詞句整齊,節奏感強,音韻優美,更能體現作者國學水平等方面,律詩和詞更勝一籌,但白話自由詩走過的百年歷程和大眾化程度,也是足可以說明它是具有頑強的藝術生命力,和不可低估的藝術感染力的。盤點一下百年來白話自由詩的藝術成就,我們會發現,有許多白話自由詩是膾炙人口的藝術精品,如郭沫若的《女神》、臧克家的《有的人》、賀敬之的《回延安》等都是藝術品位極高的文學作品。

  歸結起來說,格律詩和自由詩不管哪種格式,節拍、音韻要講究,詞句也要注重雕琢,但最重要的還是要尊重「詩貴意境」的原則,否則,就寫不出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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