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迫害致死的蕭也牧

迫害致死的蕭也牧

      --文革死難者之五十

    蕭也牧（1918-1970）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蕭也牧回到湖州，入民眾教育館，積极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湖州淪陷後，他和幾位進步學生，穿過孝豐山區，經南昌，徒步到長沙，經徐特立介紹，考入臨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學。後又轉到五台山，在晉察冀邊區，投入了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先後擔任《救國報》編輯、《前衛報》編輯、鐵血劇社演員、宣傳隊幹事、記者等。1945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張家口鐵路分局工人糾察隊副政委。後曾在華北《時代青年》負責出版工作。新中國成立後，20世紀50年代初，蕭也牧曾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後調中國青年出版社任編輯。不久，任文學編輯室副主任。先後主持編輯出版了《偉大的祖國》小叢書、《時事叢書》，主編《紅旗飄飄》叢刊等。對初露才華的作家，他甘為人梯，鼎力相助。《紅旗譜》、《紅岩》、《李自成》、《太陽從東方升起》等作品的修改、出版，均滲透著蕭也牧的心血。《我們夫婦之間》發表於1949年秋天。小說提出了老幹部進城後所面臨的新問題，描寫了在新舊交替時代的複雜性格。蕭也牧因這篇小說，1958年被錯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此後飽受折磨，屢仆屢起。1970年10月15日在河南「五七」幹校被迫害致死。1980年春天，得到平反昭雪。

　　蕭也牧坦率善良，才華橫溢，不僅擅長寫中、短篇小說，也擅長寫散文和報告文學。他的作品樸實無華，語言乾淨洗鍊，所敘故事看似平淡無奇，卻又真實感人。主要作品有《秋葵》、《連綿的秋雨》、《識字的故事》、《我和老何》、《鍛煉》、《山村紀事》、《地道里一夜》、《難忘的歲月》、《海河邊上》、《攜手前進》以及《我們夫婦之間》等。有《蕭也牧作品選》。

以上內容摘自百度百科。恩師蕭也牧 作者浩然

　前幾年，我發表了一篇回復青年作者提問的文章，其中有個小題目是：您在開始小說創作時，曾否得到過誰的指導？他是怎樣指導的？您認為學習寫小說一定要有老師嗎？

　　我在回答的開頭，寫了這樣一句話：我在開始學習的路上，得到過一些前輩作家的鼓勵，如葉聖陶、巴人和蕭也牧諸同志……

　　這句話，引來好幾位年輕讀者寫信詢問，蕭也牧是何許人？

　　對此，我起初感到驚異，冷靜一下，也就終於想明白了。蕭也牧命運多蹇，屢遭打擊，而又不幸早逝，沒熬到「糾偏」和「平反」的年月。如今可以給他正名、傳名的人，或因心有忌諱，或因忙著更有實效的事兒顧不上，該為他說的話都還沒有說，就連「兼收並蓄」的文學詞典上，都不見蕭也牧其名姓。基於此，怎麼能夠責怪年輕的文學愛好者們不知道有他這麼個人曾經存在過呢？

　　是的，蕭也牧的確存在過。蕭也牧在首都北京，在中國文壇存在過。他是一位文化名人，對社會主義文學事業中的小說創作與文藝編輯工作，都做過出色的不可取代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的長篇小說《鍛煉》在剛從解放區山村進了城的《中國青年》雜誌上連載。自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那是作家描寫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塑造活的、真的知識分子形象的首創的典範。緊接著是他的優秀短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的發表和搬上銀幕，不僅給建國初期草創中的社會主義文學事業帶來了鮮活的、有生命力的氣息，尤其顯示了藝術觀念方面勇敢的探索、大膽的標立、有希望的跨越。假設，當時我們那些從山溝到大城市的可敬可愛的最為革命的人們，不把這樣新的藝術現象視為妖魔鬼怪，不大驚小怪，不嚇得發慌，而是寬容些，讓其活下去，那麼，中國的文學藝術將會走上什麼樣的路子？將會出現什麼樣的景象呢？可悲的結果是，正是由於這番創舉和成績，蕭也牧同志遭了大難，使他在當代文學史上，扮演了第一個挨棍子的作家。

　　棍子並沒有打掉蕭也牧對共產黨、對革命的赤子之心和虔誠信念，此後他只不過轉移了工作崗位，恢復了吳小武的原名，埋頭於編輯工作。他說，我自己不能寫了，就幫助別人寫。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部，在二十條老君堂那座古老的大院子里，他苦幹十餘年，嘔心瀝血地編髮書稿，滿腔熱忱地扶植新人。由他倡導、率領組稿編印的叢刊《紅旗飄飄》，鼓舞教育了多少人！長篇巨著《紅旗譜》、《紅岩》之所以能夠在文學史上佔了顯赫地位，都有他的功勞。特別是對《紅旗譜》修改時的設計、加工，最能表現他不計名利、甘當人梯的高尚品格。

　　這一切一切，都沒有寫在紙上，卻刻在人們的心頭。得過蕭也牧益處的人誰能忘了他呢？

2

　　我和蕭也牧同志相識的時間是1956年的初冬。我剛從河北省保定調到北京《俄文友好報》當記者，業餘時間練習寫作，理想極美，信心很足，而又急於求成，想以一部反映農業合作化道路的史詩式的長篇小說，跨進文學殿堂的大門。前前後後花去我幾百個夜晚，總算寫出那部題名《狂濤巨浪》的稿子。完稿的第二天，便匆忙就近地送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收發室。隨後既高興又不安地等候編輯部的迴音。

　　大約過了十幾天，接到一個電話，約我星期日上午到第二編室負責人吳小武家裡去，聽取對那部書稿的意見。放下電話，跟記者部的同事賈玉江說起這件事，他告訴我，吳小武就是蕭也牧。

　　早在薊縣當區幹部的時候，就讀過蕭也牧的長篇小說《鍛煉》，還有一些短篇。他的作品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批判他的文章也看過一些，那時的我還不知道挨批判的厲害和可怕，所以絲毫沒有改變我對他――一位寫了好作品的作家的仰慕。要去見這樣一個人物，著實地有些發憷，臨行的時候，就拉上賈玉江給我做伴、壯膽。

　　如今已經記不清那地方是東四九條，還是八條，或者是七條，反正離我住的地方很近。按照電話上告知的地址，我們走進衚衕路南的大門。院子很深，舊式的建築物雜亂無章。蕭也牧住在裡面，三小間東廂房，兩明一暗。兩間通連著的明間，既是客廳、廚房，也安放著床鋪，幾乎沒什麼擺設，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跟房屋一樣的陳舊。最南端那個暗間可能是卧室或書房，從門口往裡看去，只見到一些堆積的書報和發黑的牆壁。這一切與我想像的作家府第，是截然不同的。蕭也牧本身，尤其出乎我的意料：大高個兒，黑臉龐，微駝的肩背。一身藍制服，不僅不很合體，還極不整潔，冷眼看去，簡直是個剛下班回家的修理工。只有談起話來熱情和藹、細聲慢語，透露出一點文弱書生的氣質。明亮的眼睛，厚唇闊口，都極富表情，讓人感到親切。

　　他先遞給我們倆每人一杯茶水，隨後從小屋拿來我的那包稿子、拉過一把椅子，坐到我跟前，一邊抽著煙，一邊談起意見。他談得直率、明確，而又自信。他說，你的小說稿我看過了，鄉土氣息很濃，對生活有獨到的感受，看得出，你有一定的藝術表現才能。但是由於實踐少，經驗不足，作品沒有寫成功，改起來費力氣，而且希望也很小。我勸你先從短篇入門，多寫些，像畫家打下素描底子那樣，練好基本功，再寫篇幅長的作品。這樣費力小，收效會大……

　　這本是一次退稿的談話，我卻沒有感到難堪，甚至沒有絲毫的掃興。他那平等的，誠懇的，也是堅定的態度征服了我，不知不覺中對他生髮出一種很強的信任感。

　　他談了些具體的指出不足的意見之後說，這部小說稿沒有作廢，沒有白寫。先放一放，多寫些短篇，有了經驗還能改成功。即使不再改它了，還能再寫出新的長篇，創作這部小說的實踐，也起了積極作用。

　　我大概坐了一個小時之後起身告辭。蕭也牧和他愛人李成同志一直把我們送到大門口。

　　一路走著，我就拿定了主意，回到家裡，便把長篇手稿鎖進箱子里。遵照蕭也牧的指點，集中精力讀短篇小說，寫短篇小說。《一匹瘦紅馬》、《雪紛紛》、《新媳婦》等陸續發表了。不到一年時間，完成了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的大部分篇章。一氣寫了六年短篇，出版了十來個短篇小說集，才動手寫長篇，而這一次寫成了，即《艷陽天》。

　　我如今還時有這樣的遐想，假如當初沒有蕭也牧明確誠摯的指路，假如我不信不聽他的勸告，依舊死抱著那部長篇稿子、硬著頭皮啃下去，我的藝術道路得繞多少和多長的彎子呢？此時的我，將是個什麼狀況呢？

3

　　與蕭也牧那次會面不久，我曾到山西省執行採訪任務。在長治地區潞安縣人民代表大會上，發現有幾名地主富農出身的人和地富子女當選了人民代表。我立刻感到這是一件新生事物，被其深深地打動了。心想，把這方面的材料搜集起來，寫成新聞通訊，向國內國外一宣揚，最能夠表現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正確。它不僅沒有把敵對的、已經被打倒的階級肉體消滅，還給他們生存權利，把他們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還使他們變成擁護革命和參加革命的帶頭人。這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創舉。於是在會上我跟這樣的人民代表會面，看介紹他們的材料，找他們座談心得體會。會後，我有時騎自行車，有時騎毛驢，到處尋找改造好了的地富和地富子女作採訪。回到北京，我就趕寫一篇通訊。通訊翻譯成俄文發表之後，讀者反映不錯，英文版《中國建設》的編者發現了，立即給予轉載。這篇新聞通訊收到這樣的效果，鼓勵了我的創作激情。等到創作和改寫了一批短篇小說以後，就把此番採訪的人物與事件，還有我從前搞實際工作時有關這方面的材料積累，加以綜合、概括和提煉，創作出一部中篇小說《新春》。寫了幾個地主和地主子女，土地改革被清算，被掃地出門，經過曲折的反覆的痛苦和磨練，脫胎換骨變成新人，最後以一位優秀分子當選了縣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胸前戴上了光榮花，被全體村民敲鑼打鼓歡送赴會為結局。

　　大約在1957年秋冬換季的時候，我把這部反覆修改過、抄寫清楚的稿子交給了蕭也牧。不久他寫來一封熱情的信，說稿子讀過了，大加讚賞說「作品的題材新，有深度」，是我「創作上的一個跨進」。有一次他在電話中告訴我，那部稿子有幾個情節稍加修改，就可以出版，會議多，太忙，等把手頭的事情抓緊處理完，再找我商談修改加工的問題……

　　得到這個迴音我格外高興，實際上已經被自己的成功陶醉了。只是等得讓人心焦，好久不見信息，我又不好意思催促，真是望眼欲穿呀。

　　過了好幾個月，終於盼來了蕭也牧的電話，聲音很低，也很短，他說今天吃罷午飯，你到大慶門口的電線杆下等我吧。

　　大慶是一個雜貨鋪的名字，在東直門南小街的中間地帶，老君堂東口北邊，離北門倉也不遠。匆忙地吃口飯，我就往約定的地點奔去。

　　那日天氣是很好的，可稱為風和日麗。儘管是午間，街上來往的人並不顯得少。蕭也牧靠牆站著，那根塗著黑漆的松木電線杆，遮住了他的半邊身子半張臉。他胳肢窩夾著個紙包。從扔在地下的另一支煙頭斷定，他比我早到了較長時間。見我走到跟前，開口就沉痛地說，浩然，我犯了錯誤，正受批判……

　　儘管這聲音低微得幾乎難以聽清，但其震撼之力，不亞於一聲響雷。我惶恐而又慌亂地問道，這是為什麼呀？你怎麼啦？

　　他沒回答我，輕輕搖搖頭，趕緊把胳肢窩夾著的紙包塞給我，左右看看說，你這小說，現在看來有些危險，拿回去自己處理吧。

　　這又是一個霹靂，我再次被驚呆。我工作的報社正在批判鬥爭和處理的右派分子，有的罪行就是攻擊肅反和替被打倒的地主分子說話呀，我這本歌頌地主分子的小說，其危險何止是這些呢？

　　沒容我鎮定下來，蕭也牧已經離開了那堵隨時會坍塌的牆壁和那根傾斜了的電線杆，邁著急促的步子，往南走去，那高大枯瘦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衚衕口了。

　　我跑回家裡，沒進屋，就鑽到五六戶合用的廚房裡，趁鄰人午休的空隙，蹲在煤火爐前，一頁一頁地扯下合訂在一起的《新春》稿本，看著它升起青煙，冒著火苗，化成灰燼。

　　對這件事，幾十年來我一直刻骨銘心般地感激蕭也牧同志，當時的他，如果像有的人那樣（這樣的「英雄」我可見識不少），為了自己立功贖罪和表現自己的革命性而把我的《新春》交給組織，那麼，我的結果該是怎樣的悲慘？要知道，那時候的我才二十五六歲，在文學的田園中，只不過是一株剛剛出土的幼苗呀。

4

　　蕭也牧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我安全地度過險關。

　　蕭也牧銷聲匿跡，我一本又一本地出書，還成了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調到當時很有權威性的理論雜誌《紅旗》當編輯。

　　1962年初冬的一天，久久斷了聯繫的蕭也牧同志敲開了我的房門。

　　他變得蒼老了，更顯得黑瘦，但兩隻眼睛依舊炯炯有神。談論起文學來，那副迷戀熱切的勁頭，尤其不減當年。他說，這幾年你進步很快，讓人高興。你不是一舉成名的，你是以大量的作品一點一點在讀者的心中積累下影響的。

　　聽到這稱讚，我很動情地感謝他當初對我的指點。

　　他接著說，我只不過把許多作家摸索到的規律轉告你罷了。你取得成功，是你遵循了這個規律，刻苦努力實踐的結果。他這樣認真地、也是淡淡地說著，把話題轉到他的來訪的目的上：我們出版社想給你出個選集，把可以保留的上等品挑出來，印一本，做個小結。我覺得你現在可以寫長篇了，創作出一個代表作。

　　我說自己正有此打算，但覺著沒有把握。

　　蕭也牧以十分堅定的語氣說，我認為水到渠成了，要有信心。

　　他的鼓勵，使我下了決心。這年12月我就請了創作假，動筆寫《艷陽天》。

　　正當《艷陽天》的第一部被葉以群同志親自帶到上海，準備在復刊的《收穫》上發表的時候，蕭也牧親手為我編定的《彩霞集》出版了，他給那集子寫下一篇熱情洋溢的編後記。

　　蕭也牧同志最後給我的一封短箋是賀信，彷彿只有一句話，你的《艷陽天》反映極好。等到全書出齊，我要好好讀一遍。

　　可惜，沒容全書出齊，「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他被狂風暴雨從北京裹挾到江南的「五七幹校」，經受了百般折磨之後，終於在1970年10月15日結束了他那年僅五十二歲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