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泄密門」：「互聯網民主」美夢破滅，「數字利維坦」威脅重臨 | 思想界

05-30

3月17日，包括英國《衛報》、美國《紐約時報》在內的多家媒體報道了Facebook數據泄露事件，事件的爆料者是曾經供職於一家英國數據分析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Christopher Wylie。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劍橋分析通過Facebook獲取了超過5000萬名用戶的信息數據，這些數據甚至可能被用來操縱了2016年的美國大選。

拋開政治陰謀不談，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或許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在一家網站上搜索過的商品，會在另一家網站的頁面上以廣告的形式彈出；經常瀏覽、點贊的內容，會在刷新社交媒體的時候佔據「智能時間線」上優先的位置……我們的互聯網足跡正在最大限度地被追蹤、採集、分析，以讓渡隱私為前提享受服務，已經成為數字化生活的常態。這就意味著，我們似乎已經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這一現實，正如每當隱私條款跳出的時候，我們都會下意識地點「同意」。

Facebook的這次醜聞提醒我們，當互聯網巨頭打著「技術中立」的幌子，以更高效、更便捷甚至更「人性化」的服務為誘惑，繞過國家法律的監管，重新定義私領域的邊界並以此大肆牟利的時候，我們或許應該從「互聯網民主」的美夢中醒來，準備迎接一個「數字利維坦」宰制的反烏托邦未來。

Facebook「泄密門」被曝出後不久，百度董事長兼CEO李彥宏在某論壇發言時稱中國人願意「用隱私換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這番表述又引發了不小的爭議。事實上，中國比西方更早、更徹底地擁抱了數字技術，隱私安全問題在中國的互聯網環境下，無疑更加嚴峻。

前情回顧：

5000萬用戶數據是如何泄露的？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這次Facebook數據泄露醜聞的來龍去脈。事情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年，劍橋大學心理測量中心的兩位心理學家在Facebook開發了一個性格測試程序（這一程序基於Facebook Platform，與Facebook的關係類似微信與微信小程序），同時收集參與測試的Facebook用戶的點贊數據，以此來分析他們的性格與點贊偏好。

這一研究的成果於2013年首次發表，很快吸引了事件的主角之一Aleksandr Kogan的注意，這位劍橋大學的研究員開發了一款類似的性格測試APP，將其命名為「這是你的數字生活」（This is your digital life），參加測試並同意APP獲取好友數據，就可以獲得5美元的獎勵。據報道，有超過30萬人參加了測試，但由於他們共享了好友信息，這款APP實際獲取了多達5000萬人的數據，並可以根據這些數據，進一步分析他們的行為偏好、政治傾向、消費習慣，從而向他們「精準投放」政治或商業廣告。

後來，Kogan將這些數據賣給了一家叫做「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公司。事實上，Facebook有明確規定禁止軟體開發者在未經用戶許可的情況下共享這些數據，Kogan的行為違反了Facebook的規定。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在回應中稱，直到2015年，Facebook才從《衛報》記者處獲悉Kogan的違規行為，於是立刻封禁了這款APP，並要求Kogan和劍橋分析刪除通過不當渠道獲取的數據，並向Facebook出具書面證明。幾個月後，Facebook還更新了隱私條款，第三方APP不再擁有獲取用戶的好友信息的許可權，除非其好友也對APP進行了授權。

劍橋分析

然而，直到這次數據泄露醜聞爆發，Facebook才意識到，當時劍橋分析向其提供了偽造的證明，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刪除這些數據，甚至有可能利用這些數據，操縱了2016年的美國大選。3月17日，包括英國《衛報》、美國《紐約時報》在內的多家媒體報道了這次數據泄露事件，爆料者是曾經供職於劍橋分析的數據分析師Christopher Wylie。

醜聞爆發五天後，扎克伯格公開道歉，並在9家美國主流報紙上刊登了整版的道歉信，信中表示：「我們有責任保護你們的信息，如果做不到這點，就不配得到（這些信息）」。儘管如此，醜聞仍然給Facebook帶來不可挽回的負面影響，曝出醜聞的當天，Facebook股價暴跌7%，憤怒的公眾甚至在網上發起「#DeleteFacebook（刪除臉書）」運動。一向與扎克伯格不和的埃隆·馬斯克率先刪除了他的兩家公司特斯拉和SpaceX的Facebook賬號。

Facebook的公開道歉信

定向廣告背後的「數字勞工」

微信公眾號「土逗公社」評論指出，大型社交媒體與用戶之間的隱私之爭由來已久。早在2015年，比利時隱私委員會就曾因Facebook對非用戶的追蹤行為將其告上法庭，原來，Facebook將一種特殊的cookie（網路追蹤器）植入訪問過其頁面的互聯網用戶的設備上，即使他們未曾註冊或登錄過Facebook賬號，這種cookie也能夠在用戶的設備上保存兩年之久，並在用戶訪問Facebook頁面或任何含有「分享到Facebook」按鈕的頁面時，對其進行瀏覽行為的分析。

這意味著，即便你不是Facebook用戶，只要瀏覽過Facebook頁面，你的互聯網行為信息就會被Facebook收集起來，以便更有效地在相關頁面上投放廣告。

今年2月16日，比利時布魯塞爾的一家法院判定，Facebook在第三方網站上追蹤用戶信息違反了比利時隱私法，要求Facebook停止非法收集和儲存用戶數據，否則將被處以每天25萬歐元，累計最高可達一億歐元的罰款。

關於這次比利時法院對Facebook的判決，Facebook的負責人堅稱，Facebook使用cookies收集用戶信息的行為屬於行業標準。這種說法也並非沒有道理，定向廣告（targeted advertising）對於今天的互聯網用戶而言早就不新鮮了，用戶信息的追蹤、分析和使用給廣告的投放提供了夢寐以求的準確性和高效率，因此，近幾年來，互聯網上的廣告投放不斷增長，甚至在多個國家已經超過了其他媒體投放的總和，互聯網巨頭們自然也從中攫取了巨大的利潤。

然而，對於用戶而言，他們在網路上社交、娛樂、消費的同時，也不知不覺地淪為了「數字勞工」，通過上傳個人信息和留下瀏覽記錄，不斷為互聯網公司創造著財富，根據「數字勞工」這一概念的發明者Christian Fuchs在其2014年的著作《數字勞工與卡爾·馬克思》中的估算，Facebook2011年的利潤率高達50%，其中大部分來自其用戶的無償勞動，這種行為，無異於一種極端形式的剝削。

《數字勞工與卡爾·馬克思》

社交媒體的「科技原罪」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史安斌在評論中指出，Facebook「泄密門」不能簡單地歸咎為一次道德失范的孤立事件，而需要從根本上反思社交媒體與生俱來的「科技原罪」。史安斌認為，與其他陷入類似醜聞的商業巨頭一樣，扎克伯格的回應策略顯然是打「道德牌」、演「苦情戲」，在接受CNN採訪時，他眼眶泛紅、聲音顫抖，譴責劍橋分析是一家無良機構，Facebook也是因為被其蒙蔽，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後果。

然而事實上，這次「泄密門」並不是由於道德失范而導致的一次責任事故，由Facebook所開創的社交平台的基本商業模式早就為今天的醜聞埋下了伏筆。簡而言之，用戶通過平台獲得他們想要的服務，而平台通過用戶獲得他們想要的數據，一旦用戶與平台之間形成了某種「黏性」，平台就可以與商家合作，利用其掌握的用戶個人信息及其行為模式有針對性地推送廣告，並倚仗著海量用戶的「數據資本」，獲得巨額受益。

扎克伯格

對於一個人類傳播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級信息平台來說，Facebook所聚集的龐大數據用戶既可以為其帶來不可估量的財富，也足以讓它成為權力的觸角，深入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和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些年來，學界和業界關於「Facebook正在吞噬世界」的警告不絕於耳。首先，Facebook「吞噬」了傳統新聞業，如今，全球有超過40%的成年人依靠Facebook等社交平台獲取新聞，其龐大的受眾覆蓋面足以讓傳統媒體對其俯首稱臣。更重要的是，Facebook不但提供新聞服務，還藉助不透明的演算法充當著全球新聞和輿論的「守門人」，操縱著公眾的「議程設置」和「認知框架」。在新聞業之外，金融系統、政治選舉、娛樂和零售業也沒能逃脫它的干預，連政府核心部門和安保系統也有被滲透的危險——「Facebook吞噬世界」並非危言聳聽。

史安斌還指出，在此次「泄密門」之前，Facebook在用戶隱私保護的問題上早就風波不斷，但扎克伯格的策略一直是一口咬定Facebook是「科技公司」而非「媒體機構」，意在淡化其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規避政府監管和公眾監督。雖然扎克伯格之前也聲稱要與各方一道聯手打擊假新聞，打造「全球網路社群」，但其表態始終停留在道德層面，未能觸及Facebook等社交媒體的「科技原罪」。從這一意義上講，「泄密門」標誌著近年來一些歐美精英所鼓吹的「新媒體賦權」、「互聯網自由」等神話的徹底破產，下一步人們應該討論的，是如何將Facebook這類「數字利維坦」納入有效的法律監管之中。

反觀中國：

隱私意識相對淡漠、卻更徹底擁抱數字技術

就在Facebook「泄密門」被曝出後不久，百度董事長兼CEO李彥宏在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時針對隱私保護問題的發言，又引發了不小的爭議。李彥宏表示：「中國人對隱私問題更加開放，也沒有那麼敏感。如果他們可以用隱私換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是願意的。」

「騰訊·大家」作者、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賈選凝在評論中認為，李彥宏的這一言論迅速刷屏，就足以說明：並不是所有中國人都對隱私沒那麼敏感。在她看來，對一件事「是否敏感」，其實是一個優先權的問題，也就是說，當你面臨抉擇，必須要放棄生活中的某些選項時，你優先放棄的是什麼，你誓死捍衛的又是什麼。

正如李彥宏所說，比起安全、效率和便利，隱私的優先順序的確較低，儘管大家談起「大數據之惡」時都義憤填膺，卻依然使用甚至依賴著需要各種個人信息驗證、需要同意各種註冊協議的網站和APP。事實就是，我們並不會誓死捍衛那些購物記錄、網頁搜索記錄和打車記錄里的隱私，因為如果拒絕提供這些信息，很多服務和資源就不會向我們開放。儘管無孔不入的定向廣告有時也會令人心驚膽戰，但在很多人看來，這無非是數字化生存語境下的常態，沒什麼大不了的。

李彥宏

在賈選凝看來，在中國的文化中，隱私的觀念相對較弱，公領域與私領域的邊界時常模糊，但更重要的是，就是這樣一個隱私觀念相對淡漠的國家，卻比西方更早、更徹底地擁抱了數字技術。早在本世紀初，中國就已經明確將數字技術作為一種革命性的技術優先發展，科技巨頭們也敏銳地把握住了基礎設施建設的方向。但與此同時，在法律和道德層面，卻沒有足夠的規範和引導，來避免技術對用戶隱私無限度的入侵。雖然迄今為止，中國科技企業尚未曝出與非法獲取、泄露用戶隱私相關的醜聞，但隱私安全問題在中國的互聯網環境下，無疑更加嚴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