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古代文學】葛景春：杜甫與唐代中原作家群體

　　 一個偉大詩人的出現，決不是偶然的現象。與他所處的時代環境、人文地理環境、詩人群體的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杜甫之所以能夠成為唐代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他成長的中原人文與風土的文化環境、詩歌的傳統與中原的作家群體的崛起，都有著至關重要的聯繫。河南地處中原的中心地區，古都洛陽又是唐代兩都之一的東都，是唐代的兩大文化中心之一，文化底蘊十分深厚。這裡所指的中原作家，是指占籍唐代河南道及今河南省和周邊的作家以及長期生活在河南的外地作家。在《全唐詩》2200多個詩人中，據本文統計，屬中原河南籍的約有350多人，約佔唐代作家總量的六分之一。在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撰的《唐代文學史》中，專立章節介紹的34位一流詩人和作家中，河南籍的有15人，比例佔44%。在《唐詩三百首》中所選的76個詩人中，中原河南籍的詩人有25人，約佔詩選中詩人總數的三分之一。其中著名的詩人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王梵志、劉希夷、張說、王灣、岑參、崔顥、李頎、祖詠、杜甫、賈至、元結、劉長卿、韓愈、白居易、王建、元稹、劉禹錫、李賀、韓翃、李商隱、聶夷中等著名詩人和蕭穎士、獨孤及、梁肅、李翱等一批提倡儒學復古的古文家等約有二十多名。此外還有不少外地籍詩人是長期在中原生活的：如高適曾長期生活和居官於河南（祖籍為渤海蓨人，今河北景縣）①；王維（蒲州人，今山西永濟，在河洛文化圈內）也曾一度在河南的嵩山隱居，在淇縣做官②。浪漫派詩人李白為蜀人，也曾「十載客梁園」（《書情題蔡舍人雄》）。可見唐代中原地區的詩歌文化之盛，為唐代諸地區之冠。在中原地區群星璀燦的背景下，偉大的詩人杜甫的出現就不是偶然的了。本文擬將杜甫與中原作家群體和流派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他們與中原文化的密切關係進行較為全面系統的綜合研究，將杜甫研究及中原作家群的研究作一概述。

　　 一、杜甫與唐代中原作家群體的密切關係

　　 在唐代的幾大詩人和作家群體及流派中的領軍人物，大部分是河南人，或者是與中原地區及文化有密切關係的人。杜甫與他們有著或承繼、或交流、或影響的密切關係。

　　 （一）初唐時期

　　 創建律詩的兩京宮廷詩派。在初唐的宮廷詩人中，約一半是河南人。著名的有上官儀、上官婉兒、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等人。「文章四友」、「珠英學士」這些宮廷詩派的形成與武則天時期以洛陽為文化中心的宮廷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些宮廷詩人，對唐代律詩的建設，有著重要的貢獻，促進了律詩的形成和定型。上官儀是陝州陝縣（今屬河南）人，是太宗和高宗時代的宮廷詩人，因「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舊唐書·上官儀傳》），當時多有效其體者，號為「上官體」。他的最主要的貢獻是總結詩中的對仗方法，創為「六對」、「八對」③之說，其詩多為應制詩，雖然在內容上無可多言者，但對於五言律詩的建設和提高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其孫女上官婉兒，在武則天和中宗時期，為一時之文苑司衡，代朝廷評品天下詩文，對宮廷詩在詩藝和詩律的提高，起著重要作用。其詩《彩書怨》已初具五律格局。在武則天和中宗宮廷詩人「文章四友」中，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是對律詩的建設成就最大的。他的五律、七律和五言排律，都很成熟，符合平仄粘對律的詩作占其詩總數比重率在初唐詩人中是最高的④。其名作五律《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七律《春日京中有懷》、五排《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七絕《贈蘇綰書記》等詩，都格律工整，法度森嚴，王夫之評曰：「近體梁陳已有，至杜審言而始葉於度。」（《姜齋詩話》卷一下）杜甫也稱譽其祖曰：「吾祖詩冠古。」（《贈蜀僧閭丘師兄》）胡應麟說：「初唐無七言律，五言（律）亦未超然。二體之妙，杜審言實為首倡。……少陵繼起，百代模楷，有自來矣。」（《詩藪》內編卷四）關於沈佺期、宋之問二人，沈為相州內黃（今屬河南）人，宋為虢州弘農（今河南靈寶）人。二人均為則天和中宗朝的宮廷詩人，與杜審言為僚友，均為律詩的奠基者。相較而言，沈七律較勝，宋五排較勝。二人雖然被稱為「律詩正宗」（《詩源辨體》卷一三），然與陳子昂、杜審言相比，「其高妙不及射洪，遒密不及必簡」（《唐律消夏錄》卷下）。在律詩的貢獻方面，過去僅強調沈、宋的功勞，其實杜審言實可與沈、宋，鼎足而三。由於杜審言的關係，杜甫對初唐的宮廷詩派，尤其是對與杜審言關係較近的詩人一直都持尊重態度。他曾給沈佺期之子沈東美寫詩說：「通家惟沈氏，謁帝似馮唐。」（《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這兩句詩表示他與沈氏有通家之好。開元二十九年(741)，杜甫築室首陽山下，有《過宋員外之問舊庄》一詩：「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杜甫對宋之問的舊宅進行拜訪和對宋之問兄弟進行憑弔。他對武則天時代詩人的崇高地位表示十分羨慕：「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藹雲屯。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贈蜀僧閭丘師兄》）並一再表示，要繼承其祖父的事業，認為「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自稱「吾人詩家秀」（《同元使君舂陵行》），立志要將祖父的詩歌事業，尤其是律詩，作為自己家傳事業來繼承發揚。

　　 提倡風骨興寄的復古革新派。主要是陳子昂。陳是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縣）人，武則天朝入仕，長期在洛陽宮廷為官。其《感遇》詩主要繼承學習《詩經》和魏晉時中原詩人阮籍《詠懷》詩的興寄傳統和漢魏風骨，在五律詩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他的復古革新主張和詩歌成就也受到杜甫的讚賞，說他是「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陳拾遺宅》）的一代「雄才」（《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杜甫的五言詠懷詩深受陳子昂《感遇》詩的影響。

　　 直書實錄的史學派：中原的歷史學家吳兢、劉知幾等人提倡「實錄直書」和反對駢文，對古文派的古文運動，與杜甫的「史筆」意識都有甚深的影響。吳兢，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盛唐時史學家，撰有《唐史》等史書多種，多不傳。在所傳書中，以《貞觀政要》一書在歷史上最為有名。該書成於開元十七年(729)，上呈於玄宗，對唐玄宗繼承唐太宗「貞觀之治」的歷史經驗而開創的「開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此書對杜甫也有甚深的影響。杜甫曾寫詩給貞觀名臣魏徵的四世孫魏佑道：「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魏徵強顏直諫的事迹，在《貞觀政要》中記載甚詳，對後代有很大的影響。杜甫將唐太宗的偉業，視為唐朝政治的最高榜樣：「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北征》）、「本朝再樹立，未及貞觀時」（《詠懷二首》其一）。由此可見《貞觀政要》一書對他的影響之深。劉知幾是唐河南道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後來長期在武則天時期洛陽宮廷任史官，曾與吳兢等合作撰《則天實錄》、《中宗實錄》、《睿宗實錄》等史籍，並撰《史通》二十卷。他主張撰史要直筆實錄，反對曲筆：「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史通》卷一三）、「不掩惡，不虛美」（《史通》卷一八）。正是中原史家這種直筆實錄的精神，對杜甫詩歌直面現實的寫真實的現實主義創作傾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盛唐時期

　　 重道尊儒的文儒集團。盛唐的文儒集團的領袖和文壇盟主是河南洛陽人張說。一大批文儒，如張九齡、許景先、賈曾、席豫、孫逖、蘇頲、韓休、王丘、柳芳、嚴挺之、房琯、鄭虔等人，集中在他的周圍，相互往來，他「重道尊儒」（《上東宮請講學啟》）的思想和文質並重的文學主張，對盛唐風骨剛健與辭采並茂的詩風和文風影響極大。張說特別重視對儒家經史的整理和學校對儒家經典的教育：「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他請求朝廷「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此二條出處同上）。杜甫與張垍交遊，主要是出於對張垍之父張說這一代文宗的景仰。對於張九齡，杜甫對他極為敬佩，在《八哀詩·故右僕射相國曲江張公九齡》一詩中說他「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潁。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池日蛙黽」，贊他有致君堯舜的理想，並能襄君於玉堂之上，還為他受李林甫權奸所讒毀而鳴不平。在文儒集團中，杜甫與房琯（洛陽人）、鄭虔（滎陽人）等人最為交好，受房琯影響最大。為了替房琯辯護，他是拼了性命的，最後終被奸小排擠出朝廷。張說的「重道尊儒」思想與張九齡、房琯等人抗直剛正的品德，對杜甫的儒學思想和儒家的立身之道的影響很大。

　　 開拓詩歌疆域的邊塞詩派。盛唐時代的邊塞詩派的詩人，大多是少有壯志、許身報國的人物。他們將邊塞壯麗的景象和將士的報國熱情表現在詩歌之中，將唐詩的表現領域擴展到塞外和大漠，形成了唐詩的一大亮點。邊塞詩派的詩人大部分是河南人。如高適的本籍雖不是河南，可是自青年時期起就長期在河南的梁、宋地區生活。天寶三載(744)，杜甫曾與李白、高適一起遊覽梁宋，登吹台，「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新唐書·杜甫傳》），後來又在長安、成都多次交往。岑參（南陽人），也是杜甫故交，在長安時彼此就認識。杜甫曾與他和高適、薛據、儲光羲等人一起登慈恩寺塔，登高賦詩。此外，中原的邊塞詩人還有李頎（潁陽人）、崔顥（汴州人）等人，他們也有遊歷邊塞的經歷。其詩激揚風發，蒼涼悲壯。杜甫的詩中有相當數量的邊塞詩，如《前出塞九首》、《後出塞五首》、《送高三十五書記》、《送韋書記赴安西》、《黃河二首》、《送人從軍》等，皆有邊塞詩派詩人的影響。

　　 自然與社會和諧的山水田園詩派。以王孟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除了孟浩然外，大部分詩人都與中原有關。孟浩然主要描寫的是南方的山水和田園，而王維等則主要地表現北方的山水和田園。王維的家鄉蒲州（今山西永濟）⑤，距東都洛陽較近，王維又曾在嵩山隱居、淇縣做過官。他的山水田園詩，也受中原嵩山、太行等的山川風光與及盛唐時代中原農村的太平景象的影響極大。山水田園詩派的重要成員，崔興宗，王維內弟，在藍田有東山草堂，與王維的別墅東西相對，與杜甫也有交往。祖詠是洛陽人，儲光羲是唐河南道兗州（今屬山東）人，他在河南的汜水任過官，他們的田園詩多有中原農村的生活景象。杜甫與王維等人在長安交往甚密，他曾到王維的西庄草堂去拜訪過。至德初年，長安收復後，杜甫與王維、賈至、岑參等人一起同題奉和賈至的《早朝大明宮》詩，為一時詩壇之盛事。杜甫的有關山水和田園的詩篇，與中原的山水田園詩派的詩歌，有著深厚的淵源關係。

　　 李白是獨立於山水田園詩派和邊塞詩派之外的一大家。他的詩歌將邊塞詩派之雄偉和山水田園詩派之清麗，兼而有之。李白曾經「十載客梁園」（《書情題蔡舍人雄》），中原地區的雄偉山川和渾厚純樸的風土人情，對他的詩也極有影響。他的一些寫黃河、嵩山、太行、華山的山水風情詩，極其雄奇壯麗，都得之於中原山川和風土之助。杜甫在天寶三載與李白交往，一同去游梁宋，受其人其詩極大的影響，之後，杜甫所寫歌行也多了起來，詩風也漸渾厚雄健，這都與受到李白和盛唐中原詩人的影響有關。

　　 （三）盛、中唐轉折之際

　　 關注社會人生的復古詩派。元結和他的《篋中詩》派的王季友、孟雲卿、於逖、張彪等人，是一個中原土生土長的現實人生派的詩人群體。他們與杜甫有著相近的現實主義詩歌主張。元結，汝州魯山（今屬河南）人，少時事其從兄元德秀，深受元德秀儒行敦厚之風的影響。安史之亂後，由於平叛有功，被授予道州刺史之職。在任中招撫流亡，賑給災民，頗有政績。時道州為賊所焚破，又值上司催迫租稅，賦《舂陵行》、《賊退後示官吏作》二詩，為民請命，上請減免百姓賦稅徭役。杜甫得其詩而和之，作《同元使君舂陵行》，其序曰：「覽道州元使君結《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宮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捲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其詩中有云：「吾人詩家秀，博採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舂陵作，欻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嘗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樸憶大庭。」高度讚揚了元結憂民疾苦的思想品德及詩有「比興」的現實主義詩歌傳統。這裡所指的「比興」，用的是鄭玄注的原義：「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而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見《周禮註疏》卷二三注）杜甫所謂的「比興體制」是指此儒家「美刺」的詩學傳統。杜甫將元結等十數公引為同道。元結所選的《篋中集》，其中所收的二十四首詩，多是反映民生疾苦和自嘆不遇、貧困潦倒的人生悲歌，與杜甫的直面人生和憂國憂民的現實主義詩歌主張不謀而合。集中的七位詩人，多數是中原籍或長期生活在中原地區的詩人。如王季友，孟雲卿，都是河南洛陽人；於逖，汴州（今河南開封）人；張彪，潁上（今河南新鄭）人；元季川，是元結從弟，河南魯山人；沈千運，本籍吳興（今浙江湖州），後來長期寓居濮上（今河南濮陽市南），後歸隱汝墳（今河南襄城）。他們是一個生活在中原地區的關注社會人生的現實主義詩人群體。杜甫與孟雲卿、張彪、王季友等人都有詩歌往來，關係密切。是共同的思想傾向和相似的詩歌主張，把他們聯繫在一起，形成了一個中原現實主義的詩歌流派。

　　 復興儒學的古文派。賈至、蕭穎士、獨孤及、梁肅等一批提倡儒學復興的古文家，有著儒家文化的深厚傳統。賈至是河南洛陽人，是盛中唐之際的一位儒學復興的積極倡導者。他在《議楊綰條奏貢舉疏》中，總結出安史之亂之所起，皆因是儒學衰微和邊緣化的結果。他認為，正因為儒學的衰微，忠孝之道的缺失，才「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宏，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這確實是抓住了唐玄宗晚年迷信道教、不尊儒學的思想要害。儒學確實是維繫社會人心穩定的一個重要思想因素，這是對安史之亂產生原因最深刻的思想反思。與賈至倡導儒學的古文家還有蕭穎士、李華。蕭是潁川（今河南許昌）人，二人提倡宗經，強調文章要體現儒家的教化作用。蕭穎士在《贈韋司業書》中說：「仆有識以來，寡於嗜好，經術之外，略不嬰心。」李華特彆強調文章要體現「六經之志」、有「化人成俗，安危存亡」的作用，提倡「有德之文」，反對「無德之文」（以上均見《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獨孤及是洛陽人，是提倡六經和儒家道德學說的另一位古文家。梁肅說：「肅仰公猶師，而申之話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梁肅是陸渾（今河南嵩縣）人，他繼蕭穎士、李華、獨孤及後倡導古文，曾為韓愈的老師，《舊唐書·韓愈傳》中稱他「最稱淵奧，儒林推重。（韓）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梁肅推崇兩漢古文，強調「文本於道」（《祉闕李君前集序》），「操道德為根本」（《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志在「厚風俗，美教化」（《賀蘇常二孫使君鄰群詩序》）。梁肅「正是中唐古文運動中由蕭、賈、獨孤輩到韓柳之間的一座橋樑」⑥。這些以復興儒學為志的中原古文家，在精神上與杜甫一生奉行儒學並身踐力行儒家仁政愛民思想，以復興儒學為任的志向，是相一致的。他們「文本於道」的文學觀，也與杜甫「法自儒家有」（《偶題》）的詩學思想同一機杼。

　　 （四）中晚唐時期

　　 杜甫的詩歌，千匯萬狀，地負海涵。對中晚唐詩人，尤其是對中原地區詩人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影響大約可分為如下幾個方面。

　　 現實主義通俗詩派。中原河南籍的詩人元稹（洛陽人）、白居易（河南新鄭人）、王建（郡望潁川，今河南許昌人）等提倡新樂府運動而形成了一個以直面現實人生的通俗派詩人群體。元、白首先打出杜甫這面旗幟，意在發揚光大杜甫的「即事名篇，復無依傍」的新題樂府現實主義精神，直接反映當時之時事，為其「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的詩歌主張服務。其目的是「補察時政」、「救濟人病」（均同上），揭露和批判統治者剝削的殘酷和暴虐，反映民生疾苦，「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並希望通過古代樂府采詩的方式，以觀民風，上達下情，以引起最高統治者皇帝的重視。其詩歌的形式通俗易懂、易於傳播。他們寫了許多樂府詩和新題樂府詩，希望能夠播之管弦，傳之人口。這些詩發揚了杜甫「三吏」、「三別」等的敘事功能和語言通俗的特徵，及時地將現實生活中最迫切的問題，用詩歌的形式表現出來。充分體現了他們的問題意識和詩歌的政治功用。晚唐詩人聶夷中（今河南沁陽人）、於濆，籍貫京兆（今陝西西安），曾在泗州為官，後棄官寓居堯山（在今河南魯山縣）。這些人也屬反映社會民生的通俗詩派。他們繼承了杜甫關心民生疾苦的精神，寫出了大量的語言平易，通俗易懂的揭露貧富不均、百姓生活水深火熱的詩歌，以體現一個有良心的詩人關注民生的仁愛情懷。以上是繼承杜甫之直面人生的寫實詩派。

　　 張揚個性的奇險詩派。以韓愈、孟郊為首，以李賀、賈島、盧仝、馬異等人為中堅的奇險派和苦吟派詩人群體，繼承了杜甫刻意創新和錘詞鍛句的創作傳統。以韓愈（今河南孟縣）、孟郊為首的險奇派詩人，一眼覷定杜甫詩歌惟在奇險處尚有可推廣，故「欲從此辟山開道，自成一家」（《甌北詩話》卷三）。杜甫有些詩歌奇氣橫生，險絕之境，令人稱嘆。如「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戲為雙松圖歌》）、「高江急峽雷霆斗，古木蒼藤日月昏」（《白帝》）。這些險奇的詩句和詩境，正是韓、孟和李賀（今河南宜陽）、盧仝（祖籍范陽，後遷家河南洛陽）、馬異（河南洛陽人）等人，所刻意追求的。至於杜甫的五古中用語奇僻的拗句、險韻也為韓、孟所喜於摹仿，以馳其才。他們力求在奇險的意境和語言的創新方面，力拓出一片新天地。李賀、賈島等嘔心瀝血苦吟，勞心費神推敲，以求造語新奇，與杜甫晚年對詩歌的「新詩改罷自長吟」（《解悶十二首》其七）與「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的精益求精的創作精神，也是一脈相傳的。

　　 繼承典雅傳統的瑰奇雅正派。此派詩人與中唐的通俗派與奇險派可謂是鼎足而三。其詩主要取杜甫典雅宏麗之風，詩風健舉，意象瑰奇，且用語典則雅正，氣象雍容。張為《詩人主客圖》中稱之為「瑰奇美麗主」的武元衡，被稱之為屬於瑰奇派的領袖。武元衡是河南緱氏（今河南偃師）人，在憲宗朝兩度為相，領袖群倫。《唐詩品》評其詩「詞鋒艷發，如青萍出匣，所向輒利；意度鮮華，如芳蘭獨秀，采思綿綿。五言長調，當時竟稱絕藝。其在元和諸子，自權相（指權德輿）而下，豐美孤高，此當獨步。」在「瑰奇美麗主」的旗下列有劉禹錫、趙嘏、許渾等詩人。劉禹錫，洛陽人，早年參加永貞革新，被貶遠州二十多年，曾任夔州刺史，受當地民歌《竹枝詞》的影響，其詩與杜甫的夔州絕句一樣，詞意高妙，多有變調，深得民歌之精髓。其律詩「以工部為宗」（《老生常談》），七律尤工，「典則既高，滋味亦厚」（《蔡百衲詩評》），有人認為，其「詩格高，在元白之上，長慶以後詩人皆不能及」（《瀛奎律髓》卷四七）。趙嘏、許渾，皆善律詩，為中唐律詩的翹楚。趙嘏七律清麗挺拔，聲皆瀏亮，語皆俊逸，多有佳句。其「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長安晚秋》）句，極為杜牧所稱道。許渾早年家於洛陽，晚年遷居丹陽（今屬江蘇），亦善律詩，長於偶對。其集中五百餘首詩中，除了絕句，其餘全部是律詩⑦。他的七律工穩流麗，「以精密俊麗見稱」（《唐詩品》），其詩中精品不在李義山、溫飛卿、杜牧以下。其七律第七句，多有「仄平仄」者，人稱為「丁卯句法」，其實這是從杜詩中學來的。這派詩人深得杜甫律詩典則雅正之真傳，故獨自可成一派。河中（今山西永濟）人楊巨源屬《詩人主客圖》中的「清奇雅正派」的詩人，其詩名與劉禹錫相埒。王夫之評他的七言詩，謂其「平遠深細，是中唐第一高手」（《唐詩評選》卷四）。有的詩家認為，楊巨源與劉禹錫同為杜甫七律的傳人：「余謂七律法至子美而備，筆力至子美而極。後此如楊巨源、劉夢得甚有工夫。」（《貞一齋詩說》）

　　 綿密綺秀的婉麗派。晚唐詩人李商隱（今河南沁陽人），全面繼承發揚了杜甫婉麗風格和追求聲律完美、對仗精工的七律藝術，並寫得更加寓意深邃、綿密精緻，是晚唐繼杜甫之後的律詩大家。後人評曰：「善學少陵七言律，終唐之世，唯義山一人。胎息在神骨之間，不在形貌。」（《讀雪山房唐詩序例》）因其詩與溫庭筠詞「皆縟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李義山詩集》），故史稱「溫李」。二人皆發揮杜甫綿密婉麗風格之部分，形成了晚唐的婉麗一派。然二人風格也有區別：「義山七律，得於少陵者深，故穠麗之中，時帶沉鬱」；「飛卿華而不實」（《峴傭說詩》）。

　　 二、杜甫在唐代中原作家群體中承前啟後之作用

　　 杜甫在唐代詩人中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他除了承繼了從《詩經》、楚辭、漢魏六朝以至初盛唐的詩歌優秀遺產外，還主要繼承了初盛唐中原詩人各派的優秀傳統，尤其是中原詩歌的直面社會人生的現實主義傳統，開啟了中晚唐的反映社會現實的寫實詩風及對詩歌精益求精的創作精神，使唐詩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杜甫的承前啟後作用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將史家的意識和眼光，融入詩歌創作。杜甫繼承和發揚了唐代中原史家如元兢、劉知幾等人的史學精神，以貞觀盛世的精神，以史為鏡、以仁治國，以民為本，渴望實現一個「貞觀之治」一樣的和平安定的多民族團結如一家的和諧社會。他發揚了史家「實錄直書」的寫實精神，直面現實人生，弘揚中原文化的現實主義精神，並以史筆寫詩，以文入詩，以敘事入詩，以史贊議論入詩，以「詩史」的意識，以寫實的手法，以敘事為主創作了大量的新題樂府詩和將敘事、議論、抒情相結合的詠懷詩。

　　 （二）繼承唐代宮廷詩人的雅文學傳統，大力創作律詩。律詩是在應制詩的體制中產生的。經過杜甫的改造和發展，律詩從應制的狹窄範圍中解放出來，將雅與俗結合起來，用來表現廣闊的社會現實內容和抒發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充分發揮了詩歌的「興、觀、群、怨」社會作用。杜甫對律詩進行了全面的藝術提升，尤其是對七律的成熟和定型作出了突出貢獻。

　　 （三）杜甫詩歌的內容和風格，也是多方面的。他不僅繼承和發揚了中原的現實主義詩歌傳統，同時對盛唐詩歌的各個流派的藝術成就進行全面吸收。他與各流派的詩人廣泛接觸。他與邊塞詩派的代表人物高適、岑參、田園山水詩派的王維、儲光羲、祖詠、裴迪等人都有過交往或詩篇唱和往來，與客居中原的浪漫派的大詩人李白交情甚篤，曾有一段的難忘的交遊。這些對他前期的詩歌創作，有很深的影響。他詩歌中就有不少涉及邊塞、山水田園方面題材的詩歌。在他早期詩歌中也充滿著盛唐時代的富有理想主義浪漫色彩，深受李白等盛唐詩人的影響。

　　 （四）杜甫的直面人生的現實主義詩歌創作，並不是孤立的。在盛中唐轉折之際，中原同樣存在著一些與杜甫詩歌主張相近的詩人群體。這就是元結等人的「篋中集」現實主義詩人團體。杜甫與元結、沈千運、孟雲卿、王季友、張彪等人寫真實的詩人聲氣相應，形成了唐代轉折時期的一個現實主義詩歌流派。

　　 （五）杜甫的復興儒學的思想，也是源頭有自的。他信奉儒學固然有他自己的家庭背景和家學淵源，但也與唐代中原的儒學復興勢力的興起有密切關係。他與張說提倡「尊儒」的思想和賈至、李華、蕭穎士、獨孤及等古文家振興儒學的主張不謀而合。他詩歌中儒家的仁政愛民的思想及他本人對儒學信念的身體躬行，對中唐韓愈、李翱等人以復興儒學為主旨的古文運動起著非常重要的思想先導作用。

　　 （六）杜甫的新題樂府詩和其他反映民瘼、關注社會現實的詩篇，對元稹、白居易、王建等人的新樂府運動及晚唐五代現實主義詩人聶夷中、於濆等社會人生派的詩人起著重要影響。

　　 （七）杜甫對詩歌語言千錘百鍊，力求語言的出人意料的奇警效果，「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詩歌的追求。韓愈、孟郊、賈島、李賀等人就是以立意和詞語的警精、「惟陳言之務去」（《答李詡書》）、辭畢己出而著名。為達此目的，甚至到了苦吟的地步。另一方面，以賈島、姚合為代表的詩人，專以五律見勝，而李商隱等人則以七律見勝。他們繼承了杜甫的對律詩千錘百鍊，「遣詞必中律」（《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雕細刻創作精神，將唐詩推向內容與形式、節奏與聲律高度和諧的新階段。

　　 （八）杜甫的詩歌中有典雅瑰奇的一面，也有綺旎婉麗的一面。中唐詩人武元衡、劉禹錫等人正是發揚了杜甫詩歌中典雅瑰麗的一面，形成了瑰奇一派；而李商隱等則繼承了杜甫詩中綺旎婉麗的一面，形成婉麗的一派，他們多以律詩聞名。

　　 三、中原文化精神對杜甫及中原作家群體的影響

　　 中原的詩人和作家群體流派，幾乎是唐代詩壇的縮影。因為唐代的主要詩人和作家的流派的代表人物，大部分是中原人或與中原地區有關。在唐代，中國文化基本分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兩大地域文化。而以河洛為核心地區的中原文化，就是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北方文化的代表，是中國文化之源，它有極強的包容性和吸納性。但它與南方文化的不同之處是有著強烈關切社會人生的現實精神。求實務本的現實主義精神是它的核心，而包容性、善於多文化融合是它富有活力表現。杜甫正是既堅持了它的現實人生態度，又發揚了它的多元融合能力的靈活性。杜甫善於學習、集納眾長，從而成為唐代詩歌集大成式的人物。中原詩人和作家群體，也和杜甫一樣，既著重現實，又靈活多樣，富有創造性，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應特彆強指出的是，杜甫是中原文化精神的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是他繼承和發揚了中原文化中關注社會人生的正視現實、務實致用的文化傳統及海納百川的包容精神和勇於進取的創造精神，又將這些優秀精神傳統傳承不墜，開啟了中晚唐詩歌的各種流派。而中晚唐的中原詩人，又率先從杜甫那裡，各取所需，傳承了中原文化的立宗開派的創造精神，從而形成和發展了自己的流派風格。

　　 中原文化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史記·封禪書》）。現代考古證明，夏、商、周三代皆曾在河洛地區建過都城。東周以後，洛陽長時期作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儒家所尊崇的聖人周公旦曾在洛陽制過周禮⑧，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年輕時曾到洛陽向老子問過禮⑨。東漢至宋，洛陽一直是儒學的中心。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文化。除了儒家文化外，佛教文化、道家與道教文化也是中原文化的重要內容。在詩歌方面，中原地區有著悠久的詩學傳統。先秦時代的《詩經》，大部分詩歌都與中原有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的樂府民歌，也多是中原地區的詩歌。這些具有強烈現實主義精神傾向的詩歌，一直為杜甫和唐代的中原作家所繼承發展。

　　 從杜甫的家學淵源來看，也有著濃厚的儒學和史學傳統。他最服膺的十三世祖杜預，就是晉代的大儒學家和史學家，治《春秋左氏傳》，他家世的「奉儒守官」的傳統，一直賡續未斷。所以關注人生的儒家觀念及寫真實的史學觀念，成為了杜甫的思想基礎。他引以為豪的祖父杜審言所取得的詩歌成就，也是激勵他繼承祖志的一個精神動力。

　　 從現實的基礎上來看，杜甫作為一個中原詩人，他的出現與唐代中原文化精神的興盛及唐代中原詩人和作家群體的大批湧現有著密切的關係。杜甫繼承和發揚了中原文化與中原詩歌的優秀傳統，成了現實主義文化精神和詩歌集大成的典範人物。杜甫對他之後的中晚唐的詩人，尤其是中晚唐中原詩人群體的各種流派風格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唐代詩人和作家的中原獨盛的現象，說明中原文化的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而杜甫正是唐代眾多中原詩人的傑出代表與中原文化精神的代表。

　　 杜甫直面社會人生的現實主義詩風的形成與時局的轉折和時代精神的轉變有關，與他對前代詩風的選擇繼承有關，也與他同時代的一批志同道合的作家群體有關。以杜甫和元結為代表的現實主義詩派首先出現於中原，並盛於中唐，也與中原文化一貫關注社會現實人生的文化傳統有關。

　　 杜甫是唐代一個劃時代的詩人。他得風氣之先，隨著時代的轉變，率先從盛唐時代的狂熱的理想主義的浪漫風氣中轉向清醒的現實主義，扭轉了詩壇的詩風。同時，他也認識到，律詩是唐代的一種新型的具有無限前途和生命力的新詩體。杜甫的後期以創作律詩為主，並將律詩發展到內容與形式完美結合的新境地，確立了中晚唐以後以律詩為主要詩體的新格局。

　　 杜甫有自覺的創作歷史使命感和開拓創新意識。歷史使命感，使他堅持詩歌反映現實、關注民生疾苦的現實主義精神，並開拓了中晚唐現實主義創作道路的新局面；他的開拓創新意識，使他的詩歌風格多樣，並對中晚唐詩人立宗開派的開拓創新精神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杜甫在唐代詩人中之所以能獨領風騷，成為與李白齊名的大詩人，決不是偶然的現象，與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的條件有關。所謂天時，是杜甫既受到了盛唐時代精神的哺育，又經過唐代的社會巨變的苦難的生活經歷；所謂地利，即指他出生成長於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的中原文化土壤和文化世族的家庭之中；所謂人和，即指他與唐代眾多優秀中原作家群體有著密切的關係。唐代的中原詩人和作家之所以獨盛，也有與杜甫大致相似的原因。

注釋：

　　 ①參見新、舊《唐書》高適本傳及劉開揚《高適年譜》，載《高適詩集編年箋注》，中華書局，1981年。

　　 ②參見陳鐵民《王維年譜》，載《王維集校注》，中華書局，1997年。

　　 ③關於上官儀的六對、八對之說，詳見《詩苑類編》，見《詩人玉屑》卷七引。

　　 ④韓成武說：「他（指杜審言）創作的五律、五排的聲律合格率，在初唐詩人中雄居榜首，高達94%，超過李嶠的85%、崔融的70%、蘇味道的53%、沈佺期的85%、宋之問的83%。」（《杜甫新論》，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55頁）。

　　 ⑤《舊唐書·王維傳》說：「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徙家於蒲，遂為河東人。」按太原祁（今山西祁縣），是其祖籍；蒲州（即河東，今山西永濟），是其出生地。

　　 ⑥見胡大浚《梁肅文集·前言》，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⑦參見羅時進《丁卯集箋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⑧《尚書·周書·康誥第十一》：「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孔穎達《正義》：「又雲『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又《通典》卷五三、禮十三、祀先代帝王：「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以上文獻，皆說明周公的禮樂制度是在洛陽所作，並實施之。

　　 ⑨《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