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荒煤與文化部整風
05-30
1964年6月,荒煤和崔嵬、汪洋同赴新疆,現場審定影片《天山的紅花》,爭取在國慶十五周年上映。
《天山的紅花》原名《野菊花》,是西影送審的劇本。荒煤看過後為其中表現出的濃郁生活氣息感到興
奮不已,他從來不反對拍攝現代題材的影片,反對的是把拍攝現代題材和拍歷史題材對立起來的做法。為了加強這部影片的拍攝力度,他建議由北影和西影攜手,並由崔嵬、陳懷皚、劉保德聯合導演。經過一番努力,影片已經接近尾聲,他又親自奔赴西域拍攝現場,往返於草地和蒙古包,一路顛簸,一路切磋,全身心地沉浸在藝術創作的喜悅中,北京——那座大城市裡正瀰漫著的緊張空氣好像已經離他很遠。
他們還參觀了石河子生產建設兵團,會見了政委張仲翰,這位豪爽的老軍人告訴荒煤一個「秘密」:退休後他要把開墾石河子的事迹寫成一部長篇小說,到時一定請荒煤幫忙拍成電影。荒煤連連點頭,甚至興緻勃勃地和他談論起劇本的情節來。那時,荒煤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天山的紅花》就是老友崔嵬最後一部閃耀著獨特藝術風格的影片,而與荒煤一見如故的張仲翰也在「文革」中慘遭迫害,那場災難徹底地毀滅了他的創作夢想。
是夏衍的一封電報把他從西域暢想中驚醒,電報上赫然幾個字「立即回京」,使他預感到北京怕是又出事了。
荒煤急速地趕往北京,離開前難忘的一幕不斷地浮動在眼前。
那是5月16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阿爾巴尼亞婦女代表團和電影代表團。荒煤臨時接到通知趕往人民大會堂,已經遲到了,毛澤東和客人已經開始談話,他只好被安排在外賓後側的一個座位上,不料,卻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他看了荒煤一眼,問道:
「這位同志有點面熟,是哪一位啊?」
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他,是文化部分管電影的副部長陳荒煤。
毛澤東又講:「你原來是搞文學的嘛,怎麼又搞電影來了?」
荒煤一時不知怎樣回答。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後他曾和毛澤東有過幾次直接面談,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參加了許多會議,聽過毛澤東不少講話,卻還沒有面談過。他驚訝主席記憶力這麼好,可事後回想起來,卻越發弄不清主席這句話的意思,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搞了十多年電影呢,還是不滿意自己搞電影?
毛澤東這時不顧外賓在場,問起文藝界整風情況來了,荒煤告訴他,大家正在學習他的關於文藝工作的批示,認真檢查工作。
毛澤東立即不高興地說道:
「有些同志老是講雙手擁護(說著他自己就真的舉起了雙手)我那個《講話》,可就是不執行!」
後來,毛澤東與外賓談了一下別的問題就結束了會見。當他站在門口向外賓揮手告別時,荒煤心裡突然產生一種衝動,是否要求和主席談談電影的實際情況,可一想起他那舉起雙手的神情,就失去了勇氣。他只是回頭仰望了一下毛澤東那高大的身影——由於身邊老有一位矮小的護士陪襯,就顯得更加魁梧——悵然地離開了。他甚至天真地想:為什麼,主席不能像
召集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那樣多找些文藝界的同志談談,聽聽大家的意見呢……事後,每想起這件事,毛澤東那雙高舉起的雙手就在他眼前晃動,沉沉的,好像罩在他的頭頂。
北京等待著他的果然是一場大的風暴。
6月27日,毛澤東在江青送交的《中央宣傳部關於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上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更加嚴厲地對文藝界提出了否定性的批評。「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毛澤東就接連兩次對文藝界作出了批示,實際上,他已經完全相信了江青、康生提供的情況,對建國以來的文藝界作出了錯誤的估計。曾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後來認為,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內因」。
毛澤東對周揚也流露了不滿。一次,在談到要把城裡的文藝家分期分批地「趕下去」時,他以玩笑的口吻說要調一個團的解放軍把周揚押下去,又說周揚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階級鬥爭,不了解工人,不了解農民。
7月,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期間,傳達了毛澤東的第二個批示,康生在總結報告中不僅指責崑曲《李慧娘》、京枷《謝瑤環》是壞戲,還指責電影《北國江南》、《早春二月》是大毒草。」
8月,毛澤東在《中央宣傳部關於公開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上作出批示:「不但在幾個大城市放映,而且應在幾十個到一百多個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於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早春二月》本來是打了報告要修改的,為什麼又不讓修改了,荒煤想不通。但這時,他已經顧不上想了。
電影又一次成了重炮轟擊的橋頭堡壘,夏衍、荒煤同被列為重點批判的對象,齊燕銘因為是黨組書記也跑不掉。此刻,周揚還在努力緊跟毛澤東的思路,積極地領導著文藝界的整風運動。
《北國江南》是一部表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農村發生巨大變化的影片,「七一」上演立刻就遭到康生的指責,說影片中女主角銀花雙目失明愛流眼淚是宣揚人性論、人情味,歌頌瞎了眼的共產黨員,是政治上的有意諷刺和歪曲,還惡狠狠地要將片名改為「瞎了眼睛的共產黨員」。康生莫須有的借題發揮,矛頭實際上是對著影片的劇作者陽翰笙和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在他講話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就登出了第一篇批判文章,接著一系列的批判形成了空前的問罪行動。
《早春二月》是編導謝鐵驪受到「新僑會議」的鼓勵,在藝術上努力實現突破的一次嘗試。影片開拍時已是「大寫十三年」口號開始流行的時期,無論是影片的創作者還是批准拍攝的荒煤都承擔了很大的政治風險。這部根據柔石小說改編的影片描寫一位青年知識分子在20世紀20年代的政治動亂中,艱難地探索自己的道路,探索生活真諦的過程。謝鐵驪獨具一格的藝術追求加上孫道臨、謝芳、上官雲珠的精湛表演藝術以及和導演風格一致的攝影、美工,使影片的藝術水平達到十七年電影藝術創作的高峰。
影片從一開始就受到了夏衍和荒煤的格外關注。他們喜歡它,正是因為影片中蘊含著的人道主義光輝激起了他們內心深處的嚮往和追求,而影片所採用的嚴謹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真實地再現了20年代的社會情景,彷彿使他們又回到了青春探索的年代。正是因為懷著對時代和人物的深切理解和同情,他們和創作者一起投入了很多心血。荒煤親自閱讀柔石的小說,同意改編;分鏡頭劇本中多處經夏衍親自修改;荒煤又從始至終參與意見,甚至連主人公肖澗秋頭上的帽子都頗費斟酌
在毛澤東的批示下達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時發表批判文章,全國立即開始了對《早春二月》的討伐,有文章記載,「當時在放映該片的電影院前排著長長的隊伍,影片博得如此聲譽,以至於外國觀眾費了很大的勁才弄到電影票,而且發覺這的確是他們在中國所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影片。」討伐的聲浪越來越瘋狂,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全國各報刊登載的批判文章就達二百多篇。批判的語氣不容許有任何商榷的餘地,罪名集中起來主要有兩條:一條是繼承了二三十年代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和傳統;一條是宣揚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個人主義、人道主義、人情、人性論和階級調和論。
事情還只是開始。8月,張春橋在上海傳達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的報告中提出,「電影系統,在北京有一條反動的資產階級夏陳路線,在上海,瞿白音的《創新獨白》就是這條路線的理論綱領。」這是張春橋第一次正式提出夏陳路線,他的這個論調,把批判引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實際上,他們正在有計劃地一步步地勾畫著輪廓,把矛頭指向最後的目標——所謂「30年代黑線專政」。
文化部、文聯及所屬各協會加班加點地運動著,周揚在極力地把握著批判方向和儘可能地控制批判範圍。他在布置整風的工作會議上宣布,此次整風不搞群眾運動,不追究責任人人過關,主要是檢查執行黨的政策中存在的問題,整頓隊伍,改組領導,然後分批下去參加四清。最初,荒煤還進入了部檢查領導小組和批判電影理論小組。他一方面在部黨組內作檢查,一方面還儘力支撐著工作。周揚的大人蘇靈揚是中宣部負責影協整風的聯繫人,她在找荒煤(荒煤自1960年影協成立起擔任黨組副書記,書記由夏衍擔任)談話時提出,影協整風主要是30年代問題,如夏衍出版的論文集有吹捧30年代的文章,中國電影發展史問題,觀摩30年代電影問題……司時,她也要求荒煤立即停止他的正在排印的論文集和趙丹的回憶錄、陽翰笙的劇本選集等。
8月下旬,文化部黨組接連不斷地開會,幾乎每天上下午不停。荒煤在會上作的檢查,重點放在30年代方面,仍然肯定新中國成立十幾年來電影事業取得的成績,肯定1961年新僑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電影三十二條起了積極作用。雖然沒有人敢叫說,但顯然是為了再次發生類似江青把中宣部未定稿的文件送交毛澤東的那種情況,蘇靈揚通知影協,只印發公開發表
的文字材料,會議上的講話、報告一律不印發。一次,影協印了翠明庄「出氣會」的材料,荒煤立即設法讓人追回。
根據周揚的意見,荒煤在影協提出按照以下四種情況檢查工作:1.有一條與黨對立的路線;2.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3.在資產階級進攻下,一個時期動搖了;4.一貫執行黨的路線。文化部黨組在分析影協究竟屬於第二還是第三種情況時爭論不休。談到工作上的錯誤,每一個人都在真誠地檢查自己,極力地挖掘工作和思想上的問題。每一次會議,大家都感到無比的沉重和難受。荒煤在一篇回憶錄中,記述了當時那種難堪的情景:
有一天,文化部黨組務虛,研究究竟為什麼犯錯誤,犯了什麼錯誤,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見,另一位同志則侃侃而談,說他早已預料到會犯嚴重錯誤……燕銘突然站了起來,說了一句,「文化部搞得這個樣子……」就失聲哭了起來。夏衍接著緊緊把一雙手捂著臉,低下頭來。我也再不能睜著眼睛去看別人了,也覺得眼前一片模糊。……中宣部急切催促著文化部與文聯各協會要在9月結束整風,下去四清,協會可以關門。刊物可以停辦。這些做法後來都被指責為陰謀矇混過關,以免觸及到中宣部「閻王殿」的總根子。8月,電影界在歷史博物館召開了幾次大會,批判電影問題。蘇靈揚通知荒煤,說周揚的意見這種大會容易流於形勢,走過場,要停下來,就立即停止了。在電影界一次又一次的檢查中,荒煤還是肯定了十幾年來的成績,不承認是犯了路線錯誤。他的檢查被認為
是強調客觀,沒有從政治上找原因,總的印象不好必須重來。連他在30年代的創作也被找了出來,認為是無病呻吟的資產階級思想。那時候他還沒有想到,僅僅是幾個月後他就不得不承認了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事實」。
9月8日,周恩來在接見《紅色宣傳員》劇組主創人員時,談了對電影、戲劇問題的看法,他指出文化部熱心宣傳封建主義的東西,實際還不是反社會主義、反黨,本質其實是一樣的。荒煤一向非常敬重總理,這些話對他的震動絕非一般。
9月15日,彭真把黨組成員找到家中進行了一次談話,荒煤在《不能忘卻的紀念》中接著記述了那天的情景:
又一次,彭真同志召集文化部黨組成員到他家裡開會談整風問題,彙報整風檢查情況,燕銘剛開頭講了幾句,說了一聲:「我有罪。……」接著就失聲哭了起來。彭真同志溫和地批評並且安慰了他,說他這樣一個老幹部不應如此,不能說什麼有罪,誰能在工作中不犯錯誤,認識到改了就好。還說文化部工作還是有成績的,有缺點錯誤主要是認識問題。彭真同志還用了一個形象的說法,說大家都還是要搞社會主義文化的,都是要向天安門那個方向走的。不過有的人說這條路近,有人認為那條路近,也走了些彎路,但最後還是走到天安門這個方向來了……
彭真的講話使荒煤感到了些許的安慰,有一天,他和齊燕銘談心,還批評燕銘那個有罪的說法,甚至激動地講,「我們就是有多大的錯誤,也不能說成心犯罪嘛,你那麼一哭,好像這罪確實很嚴重!」燕銘臉紅了,連聲嘟噥著:「是書生……書生氣!」
不用說,彭真和他們的談話後來被說成是一次陰謀的大黑會。
來自上面的壓力仍在不斷地加重,一次周揚向政治局彙報文化部整風時,康生髮問:「荒煤檢查(指公開式檢查)了沒有,他為什麼不檢查?」整風領導小組的一位成員說,因為準備要荒煤帶頭揭批夏衍,先以批夏衍開始,所以還沒有讓荒煤檢查。康生不放心,緊盯著:荒煤一定要檢查!這時候毛澤東在一旁插話道:
「荒煤不檢查,送到北大荒挖煤嘛!」
真的聽到這個最高指示時,荒煤已經熬過了7年的牢獄之災,是周場在一次談天時告訴他的,雖然當時並沒有傳達,但荒煤已經在一次又一次的檢查中感到了走投無路的重壓。9月28日,彭真又一次找荒煤等人談話,口氣也起了變化,批評文化部檢查不夠,夏衍是不是頑強抵抗?種種跡象表明,批判的浪潮已經到了最後頭頭。
9月,荒煤在文化部和影協的檢查中終於承認了電影犯了路線錯誤。但還是認為是認識問題,「身首異處」的問題。按照周揚提出的四種情況,他勉強把自己歸為第二類。
整風並沒有像中宣部預想的在9月結束。10月下旬,周場派的工作組由肖望東、劉白羽等人組成,正式進駐文化部。一個星期後,通知部黨組停止工作徹底檢查。一天,劉白羽約荒煤到家裡談話,動員他出來揭發批判夏衍,以示「黨組不是鐵板一塊」,荒煤沒有同意,他說自己的錯誤也很多,沒有檢查前,不能揭發別人。這是周揚的最後一招,試圖舍夏保陳,但荒煤拒絕了合作。
12月,江青再次揮舞大棒,把《林家鋪子》、《不夜城》、《紅日》、《革命家庭》、《逆風千里》、《阿詩瑪》等一大批影片定為「毒草」,責令全國開展批判,電影已經成為人人要痛打的「落水狗」。
周揚宣布由劉白羽接管電影工作。
荒煤再也不用考慮那些繁重的事情了,他終於有了時間在家裡寫東西,但要寫的只有一件——檢查。他每天呆坐在書桌前冥思苦想,常常從白天一直坐到深夜,早已習慣了丈夫整日不著家的張昕,看著他匍匐在桌前的身影感到不安。終於有一天,荒煤拿著自己一打厚厚的稿紙給張昕看,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字眼跳人眼帘時,張昕驚訝了。雖然同在一個系統她從來很少過問丈夫的工作,但有一點她是有數的,荒煤從來是認認真真地為黨工作。望著已經疲憊不堪的丈夫,她不解地追問:怎麼會是這樣?荒煤木然地回答:性質恐怕就是這樣的。說這話時,連他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真心還是違心的。
1965年1月22日,在經歷了半年多的揭發和批判後,荒煤在文化部幹部大會上作出了正式檢查。
他的長達3萬多字的檢查中主要分幾個部分,一是從歷史的發展論述電影是怎樣在國內外修正主義思想影響下形成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二是自己為推行修主義路線所製造的理論根據,主要是反對教條主義、公式主義和慨念化;強調聽謂電影的群眾性,要滿足各階層人民的需要。他詳細闡釋了自己的理論主張,在對此進行批判時,也只能冠以空洞的大帽子,看上去沒有絲毫理論說服力。三是在貫徹這條修正主義路線時和地方黨委發生的矛盾,如何受到地方的抵制。
進行了近一年的文化部整風,終於以齊燕銘、夏衍、荒煤被免職調離文化部而結束。在「夏陳路線」的罪名下,電影局、各製片廠的許多負責人和一大批創作骨幹受到批評。「文化大革命」還沒有開始,他們就被帶上了「反動權威」、「反革命分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之類的帽子。整風,正是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在前奏達到高潮的時候,荒煤和一些人已被打入另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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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不已,他從來不反對拍攝現代題材的影片,反對的是把拍攝現代題材和拍歷史題材對立起來的做法。為了加強這部影片的拍攝力度,他建議由北影和西影攜手,並由崔嵬、陳懷皚、劉保德聯合導演。經過一番努力,影片已經接近尾聲,他又親自奔赴西域拍攝現場,往返於草地和蒙古包,一路顛簸,一路切磋,全身心地沉浸在藝術創作的喜悅中,北京——那座大城市裡正瀰漫著的緊張空氣好像已經離他很遠。
他們還參觀了石河子生產建設兵團,會見了政委張仲翰,這位豪爽的老軍人告訴荒煤一個「秘密」:退休後他要把開墾石河子的事迹寫成一部長篇小說,到時一定請荒煤幫忙拍成電影。荒煤連連點頭,甚至興緻勃勃地和他談論起劇本的情節來。那時,荒煤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天山的紅花》就是老友崔嵬最後一部閃耀著獨特藝術風格的影片,而與荒煤一見如故的張仲翰也在「文革」中慘遭迫害,那場災難徹底地毀滅了他的創作夢想。
是夏衍的一封電報把他從西域暢想中驚醒,電報上赫然幾個字「立即回京」,使他預感到北京怕是又出事了。
荒煤急速地趕往北京,離開前難忘的一幕不斷地浮動在眼前。
那是5月16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阿爾巴尼亞婦女代表團和電影代表團。荒煤臨時接到通知趕往人民大會堂,已經遲到了,毛澤東和客人已經開始談話,他只好被安排在外賓後側的一個座位上,不料,卻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他看了荒煤一眼,問道:
「這位同志有點面熟,是哪一位啊?」
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他,是文化部分管電影的副部長陳荒煤。
毛澤東又講:「你原來是搞文學的嘛,怎麼又搞電影來了?」
荒煤一時不知怎樣回答。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後他曾和毛澤東有過幾次直接面談,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參加了許多會議,聽過毛澤東不少講話,卻還沒有面談過。他驚訝主席記憶力這麼好,可事後回想起來,卻越發弄不清主席這句話的意思,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搞了十多年電影呢,還是不滿意自己搞電影?
毛澤東這時不顧外賓在場,問起文藝界整風情況來了,荒煤告訴他,大家正在學習他的關於文藝工作的批示,認真檢查工作。
毛澤東立即不高興地說道:
「有些同志老是講雙手擁護(說著他自己就真的舉起了雙手)我那個《講話》,可就是不執行!」
後來,毛澤東與外賓談了一下別的問題就結束了會見。當他站在門口向外賓揮手告別時,荒煤心裡突然產生一種衝動,是否要求和主席談談電影的實際情況,可一想起他那舉起雙手的神情,就失去了勇氣。他只是回頭仰望了一下毛澤東那高大的身影——由於身邊老有一位矮小的護士陪襯,就顯得更加魁梧——悵然地離開了。他甚至天真地想:為什麼,主席不能像
召集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那樣多找些文藝界的同志談談,聽聽大家的意見呢……事後,每想起這件事,毛澤東那雙高舉起的雙手就在他眼前晃動,沉沉的,好像罩在他的頭頂。
北京等待著他的果然是一場大的風暴。
6月27日,毛澤東在江青送交的《中央宣傳部關於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上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更加嚴厲地對文藝界提出了否定性的批評。「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毛澤東就接連兩次對文藝界作出了批示,實際上,他已經完全相信了江青、康生提供的情況,對建國以來的文藝界作出了錯誤的估計。曾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後來認為,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內因」。
毛澤東對周揚也流露了不滿。一次,在談到要把城裡的文藝家分期分批地「趕下去」時,他以玩笑的口吻說要調一個團的解放軍把周揚押下去,又說周揚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階級鬥爭,不了解工人,不了解農民。
7月,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期間,傳達了毛澤東的第二個批示,康生在總結報告中不僅指責崑曲《李慧娘》、京枷《謝瑤環》是壞戲,還指責電影《北國江南》、《早春二月》是大毒草。」
8月,毛澤東在《中央宣傳部關於公開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上作出批示:「不但在幾個大城市放映,而且應在幾十個到一百多個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於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早春二月》本來是打了報告要修改的,為什麼又不讓修改了,荒煤想不通。但這時,他已經顧不上想了。
電影又一次成了重炮轟擊的橋頭堡壘,夏衍、荒煤同被列為重點批判的對象,齊燕銘因為是黨組書記也跑不掉。此刻,周揚還在努力緊跟毛澤東的思路,積極地領導著文藝界的整風運動。
《北國江南》是一部表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農村發生巨大變化的影片,「七一」上演立刻就遭到康生的指責,說影片中女主角銀花雙目失明愛流眼淚是宣揚人性論、人情味,歌頌瞎了眼的共產黨員,是政治上的有意諷刺和歪曲,還惡狠狠地要將片名改為「瞎了眼睛的共產黨員」。康生莫須有的借題發揮,矛頭實際上是對著影片的劇作者陽翰笙和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在他講話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就登出了第一篇批判文章,接著一系列的批判形成了空前的問罪行動。
《早春二月》是編導謝鐵驪受到「新僑會議」的鼓勵,在藝術上努力實現突破的一次嘗試。影片開拍時已是「大寫十三年」口號開始流行的時期,無論是影片的創作者還是批准拍攝的荒煤都承擔了很大的政治風險。這部根據柔石小說改編的影片描寫一位青年知識分子在20世紀20年代的政治動亂中,艱難地探索自己的道路,探索生活真諦的過程。謝鐵驪獨具一格的藝術追求加上孫道臨、謝芳、上官雲珠的精湛表演藝術以及和導演風格一致的攝影、美工,使影片的藝術水平達到十七年電影藝術創作的高峰。
影片從一開始就受到了夏衍和荒煤的格外關注。他們喜歡它,正是因為影片中蘊含著的人道主義光輝激起了他們內心深處的嚮往和追求,而影片所採用的嚴謹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真實地再現了20年代的社會情景,彷彿使他們又回到了青春探索的年代。正是因為懷著對時代和人物的深切理解和同情,他們和創作者一起投入了很多心血。荒煤親自閱讀柔石的小說,同意改編;分鏡頭劇本中多處經夏衍親自修改;荒煤又從始至終參與意見,甚至連主人公肖澗秋頭上的帽子都頗費斟酌
在毛澤東的批示下達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時發表批判文章,全國立即開始了對《早春二月》的討伐,有文章記載,「當時在放映該片的電影院前排著長長的隊伍,影片博得如此聲譽,以至於外國觀眾費了很大的勁才弄到電影票,而且發覺這的確是他們在中國所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影片。」討伐的聲浪越來越瘋狂,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全國各報刊登載的批判文章就達二百多篇。批判的語氣不容許有任何商榷的餘地,罪名集中起來主要有兩條:一條是繼承了二三十年代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和傳統;一條是宣揚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個人主義、人道主義、人情、人性論和階級調和論。
事情還只是開始。8月,張春橋在上海傳達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的報告中提出,「電影系統,在北京有一條反動的資產階級夏陳路線,在上海,瞿白音的《創新獨白》就是這條路線的理論綱領。」這是張春橋第一次正式提出夏陳路線,他的這個論調,把批判引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實際上,他們正在有計劃地一步步地勾畫著輪廓,把矛頭指向最後的目標——所謂「30年代黑線專政」。
文化部、文聯及所屬各協會加班加點地運動著,周揚在極力地把握著批判方向和儘可能地控制批判範圍。他在布置整風的工作會議上宣布,此次整風不搞群眾運動,不追究責任人人過關,主要是檢查執行黨的政策中存在的問題,整頓隊伍,改組領導,然後分批下去參加四清。最初,荒煤還進入了部檢查領導小組和批判電影理論小組。他一方面在部黨組內作檢查,一方面還儘力支撐著工作。周揚的大人蘇靈揚是中宣部負責影協整風的聯繫人,她在找荒煤(荒煤自1960年影協成立起擔任黨組副書記,書記由夏衍擔任)談話時提出,影協整風主要是30年代問題,如夏衍出版的論文集有吹捧30年代的文章,中國電影發展史問題,觀摩30年代電影問題……司時,她也要求荒煤立即停止他的正在排印的論文集和趙丹的回憶錄、陽翰笙的劇本選集等。
8月下旬,文化部黨組接連不斷地開會,幾乎每天上下午不停。荒煤在會上作的檢查,重點放在30年代方面,仍然肯定新中國成立十幾年來電影事業取得的成績,肯定1961年新僑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電影三十二條起了積極作用。雖然沒有人敢叫說,但顯然是為了再次發生類似江青把中宣部未定稿的文件送交毛澤東的那種情況,蘇靈揚通知影協,只印發公開發表
的文字材料,會議上的講話、報告一律不印發。一次,影協印了翠明庄「出氣會」的材料,荒煤立即設法讓人追回。
根據周揚的意見,荒煤在影協提出按照以下四種情況檢查工作:1.有一條與黨對立的路線;2.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3.在資產階級進攻下,一個時期動搖了;4.一貫執行黨的路線。文化部黨組在分析影協究竟屬於第二還是第三種情況時爭論不休。談到工作上的錯誤,每一個人都在真誠地檢查自己,極力地挖掘工作和思想上的問題。每一次會議,大家都感到無比的沉重和難受。荒煤在一篇回憶錄中,記述了當時那種難堪的情景:
有一天,文化部黨組務虛,研究究竟為什麼犯錯誤,犯了什麼錯誤,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見,另一位同志則侃侃而談,說他早已預料到會犯嚴重錯誤……燕銘突然站了起來,說了一句,「文化部搞得這個樣子……」就失聲哭了起來。夏衍接著緊緊把一雙手捂著臉,低下頭來。我也再不能睜著眼睛去看別人了,也覺得眼前一片模糊。……中宣部急切催促著文化部與文聯各協會要在9月結束整風,下去四清,協會可以關門。刊物可以停辦。這些做法後來都被指責為陰謀矇混過關,以免觸及到中宣部「閻王殿」的總根子。8月,電影界在歷史博物館召開了幾次大會,批判電影問題。蘇靈揚通知荒煤,說周揚的意見這種大會容易流於形勢,走過場,要停下來,就立即停止了。在電影界一次又一次的檢查中,荒煤還是肯定了十幾年來的成績,不承認是犯了路線錯誤。他的檢查被認為
是強調客觀,沒有從政治上找原因,總的印象不好必須重來。連他在30年代的創作也被找了出來,認為是無病呻吟的資產階級思想。那時候他還沒有想到,僅僅是幾個月後他就不得不承認了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事實」。
9月8日,周恩來在接見《紅色宣傳員》劇組主創人員時,談了對電影、戲劇問題的看法,他指出文化部熱心宣傳封建主義的東西,實際還不是反社會主義、反黨,本質其實是一樣的。荒煤一向非常敬重總理,這些話對他的震動絕非一般。
9月15日,彭真把黨組成員找到家中進行了一次談話,荒煤在《不能忘卻的紀念》中接著記述了那天的情景:
又一次,彭真同志召集文化部黨組成員到他家裡開會談整風問題,彙報整風檢查情況,燕銘剛開頭講了幾句,說了一聲:「我有罪。……」接著就失聲哭了起來。彭真同志溫和地批評並且安慰了他,說他這樣一個老幹部不應如此,不能說什麼有罪,誰能在工作中不犯錯誤,認識到改了就好。還說文化部工作還是有成績的,有缺點錯誤主要是認識問題。彭真同志還用了一個形象的說法,說大家都還是要搞社會主義文化的,都是要向天安門那個方向走的。不過有的人說這條路近,有人認為那條路近,也走了些彎路,但最後還是走到天安門這個方向來了……
彭真的講話使荒煤感到了些許的安慰,有一天,他和齊燕銘談心,還批評燕銘那個有罪的說法,甚至激動地講,「我們就是有多大的錯誤,也不能說成心犯罪嘛,你那麼一哭,好像這罪確實很嚴重!」燕銘臉紅了,連聲嘟噥著:「是書生……書生氣!」
不用說,彭真和他們的談話後來被說成是一次陰謀的大黑會。
來自上面的壓力仍在不斷地加重,一次周揚向政治局彙報文化部整風時,康生髮問:「荒煤檢查(指公開式檢查)了沒有,他為什麼不檢查?」整風領導小組的一位成員說,因為準備要荒煤帶頭揭批夏衍,先以批夏衍開始,所以還沒有讓荒煤檢查。康生不放心,緊盯著:荒煤一定要檢查!這時候毛澤東在一旁插話道:
「荒煤不檢查,送到北大荒挖煤嘛!」
真的聽到這個最高指示時,荒煤已經熬過了7年的牢獄之災,是周場在一次談天時告訴他的,雖然當時並沒有傳達,但荒煤已經在一次又一次的檢查中感到了走投無路的重壓。9月28日,彭真又一次找荒煤等人談話,口氣也起了變化,批評文化部檢查不夠,夏衍是不是頑強抵抗?種種跡象表明,批判的浪潮已經到了最後頭頭。
9月,荒煤在文化部和影協的檢查中終於承認了電影犯了路線錯誤。但還是認為是認識問題,「身首異處」的問題。按照周揚提出的四種情況,他勉強把自己歸為第二類。
整風並沒有像中宣部預想的在9月結束。10月下旬,周場派的工作組由肖望東、劉白羽等人組成,正式進駐文化部。一個星期後,通知部黨組停止工作徹底檢查。一天,劉白羽約荒煤到家裡談話,動員他出來揭發批判夏衍,以示「黨組不是鐵板一塊」,荒煤沒有同意,他說自己的錯誤也很多,沒有檢查前,不能揭發別人。這是周揚的最後一招,試圖舍夏保陳,但荒煤拒絕了合作。
12月,江青再次揮舞大棒,把《林家鋪子》、《不夜城》、《紅日》、《革命家庭》、《逆風千里》、《阿詩瑪》等一大批影片定為「毒草」,責令全國開展批判,電影已經成為人人要痛打的「落水狗」。
周揚宣布由劉白羽接管電影工作。
荒煤再也不用考慮那些繁重的事情了,他終於有了時間在家裡寫東西,但要寫的只有一件——檢查。他每天呆坐在書桌前冥思苦想,常常從白天一直坐到深夜,早已習慣了丈夫整日不著家的張昕,看著他匍匐在桌前的身影感到不安。終於有一天,荒煤拿著自己一打厚厚的稿紙給張昕看,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字眼跳人眼帘時,張昕驚訝了。雖然同在一個系統她從來很少過問丈夫的工作,但有一點她是有數的,荒煤從來是認認真真地為黨工作。望著已經疲憊不堪的丈夫,她不解地追問:怎麼會是這樣?荒煤木然地回答:性質恐怕就是這樣的。說這話時,連他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真心還是違心的。
1965年1月22日,在經歷了半年多的揭發和批判後,荒煤在文化部幹部大會上作出了正式檢查。
他的長達3萬多字的檢查中主要分幾個部分,一是從歷史的發展論述電影是怎樣在國內外修正主義思想影響下形成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二是自己為推行修主義路線所製造的理論根據,主要是反對教條主義、公式主義和慨念化;強調聽謂電影的群眾性,要滿足各階層人民的需要。他詳細闡釋了自己的理論主張,在對此進行批判時,也只能冠以空洞的大帽子,看上去沒有絲毫理論說服力。三是在貫徹這條修正主義路線時和地方黨委發生的矛盾,如何受到地方的抵制。
進行了近一年的文化部整風,終於以齊燕銘、夏衍、荒煤被免職調離文化部而結束。在「夏陳路線」的罪名下,電影局、各製片廠的許多負責人和一大批創作骨幹受到批評。「文化大革命」還沒有開始,他們就被帶上了「反動權威」、「反革命分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之類的帽子。整風,正是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在前奏達到高潮的時候,荒煤和一些人已被打入另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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