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知識分子：鄧正來

本刊編輯在尋找鄧正來先生的資料的時候是如此費力，我所說的是比如鄧先生被某某報紙採訪的現成資料，或者是鄧先生表述自己的文字，除了在鄧先生的「學堂」中看到一些「零碎」的關於鄧先生的信息。我沒能找到我原以為很容易尋來的關於他的大幅文章，當然不是指他的著作。於是，我想，如果不是我的搜索能力有問題，那麼這個過程已經足以讓我想起了雅各比筆下的「最後的知識分子」。雅各比心目中知識分子的完美典範埃德蒙·威爾遜的那張明信片一直讓我嘆息不已。二戰後，當威爾遜有了很大的知名度，很多人想利用權威效應請他做點事，而他卻把一張預先寫好的明信片寄給那些人。明信片上寫道：「埃德蒙·威爾遜不寫別人指定的書或文章，不在媒體露面，不參加任何學術會議。」他珍惜獨立和自由，他亦深知，唯有保持獨立自由，才能夠堅守自己的學術精神。這張小小的明信片完全表明了一個學者的價值觀，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人格。鄧先生我沒有能找到太多的資料，但是我依然希望能夠在這個地方為他做一份白描。有一篇在鄧先生任教的學校的網站上的關於歡迎鄧先生加盟該校的新聞引起了我的注意。具體地說是鄧先生來校任教時所提出的要求引起了我的注意：「一、鄧先生接受邀請受聘吉林大學之前向吉林大學提出了兩個前提性條件：（1）在吉林大學工作期間，不擔任任何行政職務；（2）在吉林大學工作期間，不擔任任何實質性的學術性帶「長」的職務，只從事指導法學理論專業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工作。二、吉林大學完全同意了鄧先生提出的條件。吉林大學、吉林大學法學院、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也完全尊重鄧先生的意見，支持鄧先生一如既往地繼續進行獨立的學術研究和自由思考。三、鄧先生在吉林大學的正式職務是：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法學理論專業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導師。」鄧先生的要求是不是所有知識分子的心聲我不知道，但是我感慨有一個人能夠喊出來。以上的條款又讓我想起了雅各比心中的另一個「最後的知識分子，即那個一直努力以寫作為生的芒福德，那個即使在學院化的時代。也不屬於任何院校的知識分子，那個唯恐一旦背上同大學簽訂的協議書的包袱變會受制於他人的知識分子，願意偶爾在學院教書，只是講授學術和傳播思想的知識分子。當然，鄧先生所提出的「條款」因著太多的背景大不同芒福德，但是我們隱約感受到了一種聲音和力量。如果有更多的「最後的知識分子」，學術界的清潔度就會更高，這是我相信的。當然清潔學術界也是鄧先生身體力行的事情。那一篇篇關於診治「學術腐敗」的「逼問」已然說明鄧先生由衷的關心。以下是我能夠查詢到的關於鄧先生的基本資料：鄧正來，1956年2月生，1982年畢業於四川外語學院。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學研究所所長,西南政法大學名譽教授，"中國文化書院"導師。創辦並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和《中國書評》。《中國社會科學評論》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科學和知識社會學，側重西方自由主義的研究。主要論著有《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研究與反思：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自由與秩序：哈耶克社會理論的研究》、《哈耶克法律哲學的研究》、《關於中國社會科學的思考》、《鄧正來自選集》、《自由主義社會理論》、《規則·秩序·無知：關於哈耶克自由主義的研究》等；主要編著有《國家與市民社會》（與亞歷山大聯合主編）、《中國書評選集》等；主要譯著有《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法律史解釋》、《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主編兼主譯）、《民主、憲政、對外事務》、《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與自由》（主譯）、《哈耶克論文集》、《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和龐德《法理學》等。治學格言：洞見或透識隱藏於深處的棘手問題是艱難的，因為如果只是把握這一棘手問題的表層，它就會維持原狀，仍然得不到解決。因此，必須把它「連根拔起」，使它徹底地暴露出來；這就要求我們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難以確立的正是這種新的思維方式。一旦新的思維方式得以確立，舊的問題就會消失；……因為這些問題是與我們的表達方式相伴隨的，一旦我們用一種新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舊的問題就會連同舊的語言外套一起被拋棄。                            ──維特根斯坦《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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