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虹、田文林：第三世界軍人干政及其政治轉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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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虹、田文林：第三世界軍人干政及其政治轉型(2)
發布時間:2011-10-20 11:34 作者:林海虹、田文林 字型大小：大 中 小 點擊:232次
| 同時，在缺乏制度化政黨和系統意識形態的背景下，軍人-威權政權的正當性主要來自批判原政府的「負面合法性」。1967年，希臘的政變上校們通過訴諸「反共國家的意識形態」來使自己合法化；巴西軍政權執政最初，同樣試圖把合法性建立在「三反」（反共產、反顛覆、反動亂）訴求基礎上。但隨著時間推移，這種負面合法性不可避免地趨於衰落。在最好情況下，也不過是把經濟績效作為主要合法性來源。但威權主義與經濟發展並非一直是正相關關係。威權政府在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確實能創造出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秩序和穩定，但這種統治也使各種矛盾不斷積累。韓國在20多年威權政府統治下，勞工運動和民主運動並沒有停止，有時甚至使整個社會非常動蕩不安。「光州民眾抗爭」就是例證。據戒嚴司令部統計，衝突中共有163人死亡，其中包括軍人15人。 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績基礎上，必然要產生「政績困局」。一旦政績平平，既瓦解了統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這一制度的合法性。例如，1973－1974年和1979年爆發的兩次油價暴漲，觸發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它大大削弱了第三世界威權政府力圖用經濟表現來支撐其合法性的努力。像菲律賓、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巴西、烏拉圭這樣絕對依賴進口原油的國家受到的打擊特別嚴重。例如，巴西經濟遭遇石油危機和債務危機後，1981年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演變為經濟衰退，戰後首次出現GDP負增長率，工業生產幾乎下降10%。同時，通貨膨脹率依然居高不下，政府又取消了對低工資的高指數化政策，工人實際工資急劇下降，由此引發社會對軍政府不滿，要求民主化呼聲高漲。70年代至80年代世界範圍內威權政府大批下台，與兩次石油危機給其造成的政績合法性危機直接相關。據統計，1970-1990年發生民主轉型的27個國家中，有21個國家在轉型前經歷了增長下降的過程。[34]
第三，難以擺脫的繼承危機。通常來說，軍人干政往往出現在社會面臨物質和精神的種種危機時期，渴望有救世主般的領袖人物出來救百姓於水火之中，而鐵腕人物的出現正好順應了這一特定歷史時代的要求。因此，在多數情況下，軍人當政更多是作為個人而不是組織，藉助強力意志而不是多數認同去管理一切事務。它主要是靠政治上的不斷宣傳、鼓動和領導者的個人魅力，而缺乏系統有效的政治制度保障。這種統治建立在「非凡的獻身於一個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創立的制度的神聖性，或者英雄氣概，或者楷模樣板之上。」 簡言之，缺乏制度化使軍人政權註定是一種過渡性政體。這種政體最大的問題，就是這種建立在領袖者個人魅力和超凡品質上的合法性，後來者無法繼承，從而使這種統治模式始終擺脫不了「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巨大風險。「從克里斯馬領導人向繼任者的過渡往往伴隨著一場災難。因此，克里斯馬統治不可能依靠用另一個人來代替克里斯馬領導人的辦法完成。」智利的皮諾切特，西班牙的弗朗哥，當前利比亞的卡扎菲，都因垂垂老矣而在執政後期面臨著如何分權的問題。而軍人干政與社會進步總是呈反比例發展：「社會越落後，軍隊扮演的角色就越進步；社會變得越進步，其軍隊的角色就變得越加保守和反動。」[35]因此，軍人政權在若干年統治之後，除非打算不顧歷史潮流，進行世襲獨裁，否則必然面臨重新還權於民的問題。如巴基斯坦建國半個多世紀以來，先後經歷4次軍人執政，軍人干政每次都是以中止民主進程始，以還政於民終。 （二）轉向民主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它的有效運行是有前提條件的。但近些年來，在西方媒體鼓噪下，「民主」日趨被意識形態化，被很多人想當然地視為第三世界政治轉型的不二選擇。但從實際情況看，這種線性思維使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在轉向民主化，政治狀況非但沒有改觀，反而更趨惡化。 首先，民主化很大程度犧牲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有效性。民主本性存在三種緊張和悖論：第一種是衝突與認同之間的緊張；第二種是代表性與治國能力之間的矛盾；第三種是同意和效能之間的矛盾。[36]西方學者阿羅也曾總結出一條「不可能定理」：假定社會中每個成員能夠做出理性選擇，社會選擇要麼是由民主程序（多數票決定規則）達到，但不滿足理性條件；要麼是滿足理性條件，但由獨裁者做出。也就是說，民主化本身就是以部分犧牲政府效能和有效性為代價的，但這種犧牲是否值得則存在很大疑問。而在現實歷史中，工業化、政治現代化、國族整合等各種問題，當初在西方國家差不多是依次到來，而眾多第三世界則幾乎同時面臨眾多難題。在國家尚未真正解決民生問題的情況下，國家致力於經濟發展，並強調集體紀律和辛勤工作、限制個人權利，一定程度可以得到民眾理解和支持。由於民主往往與個人自由連在一起，因而在第三世界國家領導者看來，推崇民主及由此帶來的個人自由度的增加，實際也就意味著對政治穩定的威脅和對經濟發展大計的偏離。在這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政治發展往往被排在經濟發展之後。按照伊莫遜（Emerson）的說法，民主還排在國家統一和政權安全的後面。[37]換句話說，在諸事紛紜的情況下，推行民主化並非這些國家最為緊迫的任務。因此，當虛弱的政府無法一下子承擔這麼多任務時，他們取消的第一個項目通常就是參與。「強經濟需要強國家。」[38]由此理解了為何威權政府大多集中在第三世界國家。對此我們大可不必過於苛責。西方當初確立憲制，花費幾代人甚至幾個世紀的時間，因此，那種只知照搬西方憲制，卻沒有耐心經歷歷史積澱的民主派，實際就是列寧曾批評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讓毛皮下水」。[39] 從現實來看，那些急於向民主化化過渡的第三世界國家，多數情況非但未能擴大政權的階級基礎，反而喪失了政府有效性，使國家陷入雙重的政治衰朽狀態。如印度等南亞民主國家，就被繆爾達爾稱為「軟政府」，因為這些國家雖然政府制訂了經濟計劃，但都沒有可操作的實際程序來支持其計劃，使之往往停留在綱領階段，而得不到實際執行。[40] 近些年，在民主化導致國家衰敗方面，前蘇聯和伊拉克的教訓最為深刻。蘇聯建國伊始，按照列寧確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確立起黨國一體的中央集權統治，這種模式儘管屢遭病詬，但不爭的事實是，它使俄國由最初「資本主義鏈條最薄弱的環節」，一躍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超級大國，尤其是斯大林的鐵腕統治「把一個遼闊落後的農業國改造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強國」。[41]丘吉爾曾公允地評價斯大林說：「他接手的是一個使用木犁的國度，撒手人寰時卻是一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相反，戈爾巴喬夫上台後鼓吹「民主化」和「新思維」，並從1989年開始舉行自由選舉，結果「對黨-國體制核心的、累積的、無可挽回的侵蝕」，[42]並為波羅的海和高加索地區加盟共和國動員民族獨立運動提供了契機，最終導致國家解體。 伊拉克「民主改造」同樣是個政治悲劇。伊戰前，薩達姆政權的主要問題是統治基礎日益變窄，代表性不足，但該國政治制度的有效性仍基本保留，政府仍有能力為民眾提供各種公共產品。「這個政權和伊朗國王及沙特王朝，甚至與埃及人的政權不同，並不是在社會懦弱無能的一種低級獨裁。……它對於居統治地位的掌權者-都具有令人生畏的紀律約束：它設法把它能夠在政治上動員其國內民眾支持改革性目標的能力作為權力基礎，這和新月形沃地一帶的其他政權不同。因此，它並不是依靠西方強國來維護其國內的安全的。」[43]因此，伊拉克憑藉這種有效性優勢，一旦重新走與人民相結合的道路，其仍具備東山再起的可能性。但美國佔領伊拉克後，上來就解散了伊拉克軍隊和阿拉伯復興黨，建立起所謂「西式民主」，這表面上使伊拉克各派利益均得到照顧，但卻極大摧毀了該國政府的有效性。目前，該國滄海橫流，百廢待興，本來亟需鐵腕統治和中央集權，但美國為其設計的聯邦政體和議會民主制，卻使該國教派矛盾抬頭，重大問題議而不決，如2010年3月大選，但僵持8個月才勉強組建新政府。未來，伊拉克最好的情況也不過是維持弱勢政府，而很難恢復原先地區強國地位。這種民主就是「壞民主」。 從更大範圍看，第三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通過先實現民主化，進而實現國家富強。恰恰相反，很多國家在推行民主化後，反而喪失了有效性，不得不依附於外部強國。尤其在那些階級分化對立嚴重、缺乏全民共識的國家，民主化的來臨只會加劇「政治極化」，要麼是民粹政治，多數中下層民眾毫不留情地剝奪少數富人，最終引發富人反抗（如20世紀70年代的智利阿連德民選政府，因堅持左翼立場結果被皮諾切特右翼軍事政變推翻；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也因親中下層立場，而遭遇兩次未遂政變）；要麼是金錢主宰選舉，使民主成為富人服務的寡頭民主，從而面臨被左翼軍人政權推翻的危險（如埃及的法魯克王朝，被左翼的納賽爾「自由軍官組織」推翻）。由於無法解決階級問題，這種「翻烙餅式」的政治轉型總是間歇性發作，從而引發政治動蕩和第三世界的政治衰朽。從實踐看，第三世界國家在實行民主化20多年後，由於「大部分第三世界的民主體制運行得都不是很好，民主失去了它往日的聲望。」[44]20世紀90年代早期，支持將民主製作為政府體制的比例達到85%、90%甚至95%。但現在大部分民主國家裡民主的支持率已下降到60-65%，相當部分還降到50%。與此同時，許多國家對「強政府」的支持卻在上升，許多國家達到近50%。軍人政府「還政於民」等來的不是民主鞏固和欣欣向榮，而是政治衰朽和軍人重新干政的陰影，使第三世界政治變遷始終在「軍人干政」與「弱勢民主」之間交替出現。 三、超越兩難處境：政治轉型應循序漸進 政治變遷是時下流行語，其潛台詞就是現行政體存在缺陷。這種缺陷就像人體有病一樣，需要想辦法治療。而政治變革就是一種改變原狀態的治療方案。常識告訴我們，好的治療方案是能將病治好，使身體變得更強健；而糟糕的治療方案，則只能只關注根除病灶本身，而不顧及由此給整個身體帶來的副作用，結果很可能是病灶消除了，病人身體也垮掉了。而政治變革是國之大事，直接關係國家興衰，因此更需實事求是。正像衡量治療方案好壞的標準，是能否使身體更強健一樣，評價政治轉型的成敗標準，不應該簡單地看是否走向民主化（如全民選舉、多黨競爭之類等），而是看這種變革是否富國強民，增強綜合國力。本文認為，代表性和有效性既然是衡量第三世界政治優劣的兩大指標，因此，第三世界政治變革就應遵循「兩個有利於」：一是是否有利於真正擴大代表性，使政策真正體現多數意志；二是是否有利於增強政府效能和執行能力。兩大標準缺一不可：沒有代表性的政治更替，很容易出現將民主視為權貴統治工具的「封建民主」、「寡頭民主」乃至「君主共和制」；而沒有有效性的政治更替，就會像戰後伊拉克那樣，空有建設國家的藍圖和綱領，卻無基本的貫徹實施能力。尤其是政府的有效性，幾乎成為後進國家追趕先進國家的基本政治保障。 翻開世界歷史不難發現，幾乎所有第二輪工業化時期的國家，幾乎都是在威權體制下完成的現代化，美國黑人投票權到1965年才真正開始；瑞士到了1971年所有的婦女才獲得了投票權，瑞士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普選。在現當代，有學者比較了韓國、巴西、印度、奈及利亞等國後得出結論：「後開發地區的有效力國家一般創立於工業化經濟崛起之前，因為以支持投資者獲取利潤為主旨的國家干預，已被證明是工業在後發展國家崛起的先期條件。」[45]「亞洲四小龍」都是先實行威權主義，在經濟實現發展後再推行民主；最早實現民主的印度經濟發展卻十分緩慢。這說明，經濟發展與民主並非不能並存，但關鍵要看時機選擇。「如果在工業化之前，當『趕超』任務很重時，將發展主義與民主結合是非常困難的。而當工業已經發展，任務順序不同時，將發展主義與民主結合在一起就變得相對容易得多。」[46] 因此，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政治轉型，不能「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即政治轉型並非從威權政府一步跳到民主政體，而必須謹慎漸進，有主次先後之分。具體地說，一方面要確保不喪失有效性優勢，為此應推動中央集權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但鑒於僅有有效性還不夠（它作為工具性功能，既可用來實施仁政，也可實施暴政），因此，另一方面，重點是逐步增強政權代表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因此要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現代化取得一定成效之後，關鍵任務是推進社會改革，最大程度地消滅貧富差別，建立扁平化社會。「因為國家制度並不是第一性和基本的，第一性和基本的東西是社會制度。」[47]唯有真正經歷過社會變革，才可能擺脫軍人干政和弱勢民主的雙重陰影，為真正實現政治現代化和國家富強鋪平道路。 --------------------------------------------------------------------------------[1] 不少學者認為「第三世界」概念已然過時，實則不然：首先，「三個世界」力量梯次分布的格局仍然存在，新興國家崛起並未根本改變這一格局。其次，「發展中國家」側重經濟屬性，「第三世界」側重政治屬性，這就像「西方國家」和「發達國家」兩大概念一樣，不能簡單混同。 [2] （美）霍華德·威亞爾達著，劉青、牛可譯：《新興國家的政治發展：第三世界還存在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頁。[3]（美）哈羅德·D·拉斯韋爾著，楊昌裕譯：《政治學：誰得到什麼，何時和如何得到？》，商務印書館2000年。[4] （美）塞繆爾·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第1頁。[5] （澳）琳達·維斯、約翰·霍布森著，黃兆輝、廖志強譯，黃玲校：《國家與經濟發展：一個比較及歷史性分析》，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第34-38頁，第47頁。[6]（美）斯塔夫里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487頁。[7]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8]（美）曼庫爾·奧爾森著，呂應中等譯：《國家興衰探源：經濟增長、滯脹與社會僵化》，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55頁。 [9]（美）阿圖爾·科利著，朱天飈等譯：《國家引導的發展：全球邊緣地區的政治權力與工業化》，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第11頁。[10]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2000, p.149[11] 《全球分裂》，第493頁。[12] Alam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p.412-413.[13]（美）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第220頁。[14]（英）彼得·高恩著，顧薇、金芳譯：《華盛頓的全球賭博》，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頁。[15]（美）W·阿瑟·劉易斯：《經濟增長理論》，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第520、516頁。[16] （澳）琳達·維斯、約翰·霍布森著，黃兆輝、廖志強譯，黃玲校：《國家與經濟發展：一個比較及歷史性分析》，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第3-4頁。[17]《新興國家的政治發展：第三世界還存在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頁。[18]《新興國家的政治發展：第三世界還存在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3頁。 [19]《新興國家的政治發展：第三世界還存在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頁。[20] 李德昌著：《巴基斯坦經濟發展》，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41頁。[21] （美）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第185頁。[22] Alam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p.413-414.[23]（英）狄利普·希羅著，趙炳權等譯：《中東內幕》，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7頁。[24] (美）克利福德?格爾茲：《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戈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頁。[25]（美）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第179頁。[26]（美）霍華德·威亞爾達著，劉青、牛可譯：《新興國家的政治發展：第三世界還存在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4頁。 [27] Alam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p.410.[28] David Schenker，Sick Man on the Nile，WeeklyStandard.com, September 2, 2010 [29]（英）彼得·高恩著，顧薇、金芳譯：《華盛頓的全球賭博》，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頁。[30] (美）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第223頁。[31]（美）斯迪芬·海哥德、羅伯特·R·考夫曼著，張大軍譯：《民主化轉型的政治經濟分析》，社科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0頁。[32] (美）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第311頁。[33]（澳）琳達·維斯、約翰·霍布森：《國家與經濟發展：一個比較及歷史性分析》，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第269頁。[34] （美）斯迪芬·海哥德、羅伯特·R·考夫曼著，張大軍譯：《民主化轉型的政治經濟分析》，社科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32頁。[35] (美）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第201頁。[36]（美）拉里·戴蒙德：「民主政治的三個悖論》，劉軍寧編：《民主與民主化》，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22-123頁。[37]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Routledge, 2000, p.240[38] 《國家與經濟發展：一個比較及歷史性分析》，第3頁。 [39] 《列寧短篇哲學著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頁。[40] 李曉：《東亞奇蹟與「強政府」》，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9頁。[41]（英）伊恩·格雷著，張志明等譯，程克雄校：《斯大林——歷史人物》，新華出版社1981年，第1頁。[42]（美）胡安·J·林茨、阿爾弗雷德·斯泰潘著，孫龍等譯：《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後共產主義歐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6頁。[43]（美）彼得·高恩著，顧薇、金芳譯：《華盛頓的全球賭博》，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7-218頁。[44] 《新興國家的政治發展：第三世界還存在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頁。[45] （美）阿圖爾·科利著，朱天飈等譯：《國家引導的發展：全球邊緣地區的政治權力與工業化》，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第2頁。[46] 《國家與經濟發展：一個比較及歷史性分析》，第280-281頁。[47] （德）亨利希·庫諾著，袁志英譯：《馬克思的歷史、社會和國家學說》，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261頁。 |
| 來源: 《領導者》總第39期 | 責任編輯：黃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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