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嘉勵 | 南宋的志墓碑刻

作者簡介：鄭嘉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文章來源：《東方博物》2012年第4期。

南宋的志墓碑刻，指墓地中記述墓主生平信息的碑刻。按其置放位置及性質的區分，主要有三類：地下墓室內隨葬的壙志、墓誌；墓表神道上樹立的神道碑刻；封土前後的墓上小碑。

一 壙志

墓壙內隨葬的墓誌，存世甚多。我搜集1949年後浙江出土的宋元墓誌，寓目的南宋墓誌至少有四百餘通，金石書、舊方誌、族譜著錄者未予統計，想必遺漏仍多。

隨葬墓誌，嚴格說來，只是「納諸幽堂」的「壙志」。今各地出土的壙志，稱謂殊無一定，既有自題「壙志」、「壙記」、「埋銘」、「墓碣」、「幽堂記」、「竁記」、「歲月記」者，也有自題「墓誌」、「墓記」或「墓志銘」的。當然，也有大量壙志不具標題，如何澹壙志。除「墓志銘」外，壙志所標的不同稱謂，均無明顯的體裁區別。

墓誌（壙志）與「墓志銘」，則有嚴格的界限，二者絕不混同稱呼。凡稱「墓志銘」者，文末必有韻文，體例較完善，內容也較壙志詳實，有更高的文體要求。一般來說，採用墓志銘的社會階層通常較壙志更高。

南宋時期，隨葬壙志之風極盛。採用的社會階層，等級界限較模糊，與墓主的貴賤似無必然聯繫，而更多取決於墓主的財力狀況及孝子經辦喪事的具體態度。浙江的南宋壙志，據粗略統計，平民或平民婦女約佔一半以上，愈至後期，平民所佔的比例愈高。平民墓葬尚且如此，所謂「上可以兼下」，官僚階層採用壙志的，則更普遍。[1]

二 神道碑及其與墓志銘的合流

神道碑，本是樹立於墓表的石碑，僅限於帝王及少數高級品官採用。無論內容或功能，神道碑與墓誌（銘）有明顯區別：前者重點宣揚墓主的功德，置於墓表；後者重點記述墓主的生平，埋於地下，以備陵谷變遷。

北宋中期以還，墓志銘內容日漸繁複，「壙中之銘」與「道旁之碑」逐漸趨同。司馬光、蘇軾甚至認為，墓誌與碑文既然內容類似，則無需在墓地重複設置。[2]

墓志銘與神道碑「合流」的趨勢，是北宋中後期的新現象。將墓志銘代替神道碑的做法，在現實中可能早已付諸實踐。南宋時期，二者合流的趨勢更形顯著，將墓志銘樹立於墓表，所在多有。

清黃瑞《台州金石錄》、李遇孫《括蒼金石志》、鄒柏森《括蒼金石志補遺》、戴咸弼《東甌金石志》，著錄南宋墓誌甚多，其中多為神道之碑。[3]例如《台州金石錄》的仙居縣「吳芾神道碑」、臨海縣「宋永州通判王公（洤）墓志銘」；《括蒼金石志》的麗水縣「王給事（信）墓志銘」、青田縣「宋順齋先生王公（夢松）墓志銘」；《括蒼金石志補遺》的青田縣「宋中書舍人贈光祿大夫陳公（希點）神道碑」；《東甌金石志》的瑞安縣《楚國太夫人周氏（高世則妻）墓志銘》，均為其例。[4]

上述神道之碑，少量自名「神道碑」，多數自稱「墓志銘」，二者在內容形式上差別甚微。這充分說明，神道碑與墓志銘在南宋時期進一步合流，樹立墓表的墓志銘，幾乎已混同於此前的神道碑。[5]

南宋神道碑實物，晚清時存留尚多，個別保存至當代，如溫州樂清縣王十朋墓前的《宋龍圖閣學士王公墓志銘》，汪應辰撰文、張栻書丹，「文革」間毀去[6]。神道碑實物或其碑趺，寧波鄞縣今日猶有存世者。[7]

除了碑誌「合流」，另有一事值得關註：墓上立碑樹碣，本是帝王高官的專利，於民間關防甚嚴。但神道立碑的做法，逐漸為南宋中下層官僚或富裕平民採納，台州仙居縣嘉定六年《宋處士林宓墓志銘》是墓表碑刻，據《台州金石錄》錄文及其「處士」的稱謂，知其平民身份。可知南宋中期以後，「神道之碑」存在著向中下層社會滲透的傾向。

可以附帶說明的是，神道碑並非置於墓地開敞的空間，通常置於墓前的墓祠建築（享亭、墓亭、享堂）內[8]。

三 壙志與神道碑的區別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總結前人志墓體例「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志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清·黃宗羲《金石要例·碑誌繁簡例》「志銘藏於壙中，宜簡。神道碑立於墓上，宜詳」。同為志墓之文，壙志「埋於壙」，神道碑「表於外」，因置放空間不同，區別甚大。

衢州龍游縣《余端禮壙志》，高107、寬80厘米，文25行，滿行36字，由余端禮弟端誠撰文[9]。而其墓志銘，又見楊萬里《誠齋集》卷一二四《宋故少保左丞相觀文殿大學士贈少師郇國余公墓銘》。

溫州蒼南縣《黃石壙志》，高82、寬63、厚10厘米，凡14行，行22字，志文謂「其言行之詳，已見於宮使林薿之狀、內翰周必大之志銘，姑述其出處之大概，而納諸壙」[10]。其墓銘，又見周必大《文忠集》卷三二《朝散大夫直顯謨閣黃公墓志銘》。

處州松陽縣《潘好謙壙志》，高91、寬74.4、厚9.5厘米，據自述，壙志簡略的原因是「有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九淵之狀，□□□□□台州崇道觀呂祖謙之銘在」。[11]然其墓銘，又見呂祖謙《東萊集》卷十二《潘朝散墓志銘》。

處州麗水縣王信夫婦神道碑，《括蒼金石志》卷六《王給事（信）墓志銘》，洪邁撰並書，樓鑰篆額；《王給事妻郭碩人墓碑》，戴溪撰、何澹書丹、葉翥篆額。而1957年王信墓出土的壙志，系王信暨妻郭氏合志，由其子王驎撰文。[12]

比較壙志與名家文集中的墓志銘或神道碑實物，區別至為明顯：一、墓志銘敘事詳細、體例完善，前有「序」，文前詳列撰、書、篆額人，後有「銘」。而壙志簡略，僅羅列名諱、世系、履歷、喪葬年月、埋葬地點而已，序銘均缺；二、墓志銘多屬名人執筆，而壙志多由墓主子侄或其直系親屬代筆，「書諱」者通常是墓主的親戚，名前多冠以「親末」、「忝戚」字樣，更有大量壙志竟完全不交代撰書者信息。

既然墓室內已有壙志隨葬，那麼，名家文集中鴻篇巨製的墓志銘，就只能認為它們原本是計劃刊諸碑刻、立於墓表的。之所以出現這種差別，因為神道碑是身份象徵，且為觀瞻所系，須求諸「名筆」，親屬「不敢稱述」[13]；壙志是墓志銘的權宜代替品，且深埋地下，則不必費力請銘。

志墓必借名人以自重，時人甚至有「非請名家作銘為不肖子孫」的說法。但在實際中，人們常常便宜行事，蒼南縣出土的嘉定十一年《林已千墓誌》，其子林應龍稱「應龍竊惟墓有志銘，必托諸聞望，以昭不朽，人子之至情也。委曲攀附以求之，卑辭懇請而得之，非其親故之私，即其勢利之交，其事或不核，其文只益欺，應龍非惟不暇、亦不敢也」——夫子自道，半為實情，半屬無奈。

四 壙志與神道碑在墓地中並存

神道碑刻，需向名人請銘。先期準備志主行狀，更要「委曲攀附以求之，卑辭懇請而得之」，不免耗時費力，遂屢與葬期衝突。在現實喪葬中，人們多以壙志權宜替代，待葬事底定，日後再行補立神道碑刻。

「葬日薄，未暇乞銘於當世立言君子，姑敘梗概，以納諸壙」，這類南宋壙志中常見的套話，正是此意。此類套話在社會各階層中普遍盛行，始見於南宋時期，其中大有深意，說明隨葬壙志之外，又在墓表立碑的風氣已充分流行。

壙志隨墓下葬，而神道碑的樹立則通常晚於下葬年月，甚至無果而終[14]。但是，二者可以在墓地中並存。

前揭麗水縣王信夫婦墓，正是神道碑、壙志並存的例證；婺州金華縣王淮墓，出土壙志系「孤子王樞等泣血謹記並書」，而神道碑高390厘米，額題「宋左丞相魯國公神道之碑」，楊萬里撰文，陸遊書額；[15]青田縣《陳希點壙志》，現藏青田縣文管會，而樓鑰撰文的《陳中書舍人希點神道碑》全文又見《括蒼金石志補遺》，系清人據碑刻實物著錄。

此類例子很多。神道碑立於地表，標榜身份，壙志埋於地下，備陵谷變遷。二者功能有別，故而墓地中既隨葬壙志，又立神道之碑。

如前所述，神道碑有向中下層社會滲透的趨勢。二者在墓地並存的現象，並不限於少數高官勛臣。而「葬日薄，未暇乞銘於當世立言君子，姑敘梗概，以納諸壙」之類套話的盛行，也從側面反映了神道立碑風氣的蔓延。

五 墓上小碑

除壙志、神道碑外，另有一類墓上小碑，向來不為學者注意。這類小碑，一般豎立或貼嵌在墓葬封土的正前方或其後方。

封土前，立小碑，南宋時期不分士庶通行。司馬光《書儀》載「志石刻文雲某官姓名，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某氏，某封。（小字注，無官封者，但云姓名或某氏）……墓前更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名某，更不書官」[16]。

這裡的「墓碑」，是狹義的，指類似今日浙江各地習見的墓上小碑，即司馬光所謂「高二、三尺許」只書「某姓、名某」等簡要信息的小碑，而非神道上的豐碑巨制。《書儀》載墓內有壙志，「墓前更立小碑」，一般平民亦可為之。世俗崇尚「封土立碑」的觀瞻，當然不限於少數人。《書儀》的可貴，在於不拘泥古禮的規定，指出現實喪葬中實際發生的情形。

惟墓碑立於地表，嶢嶢易折，少有實物傳世。但清代金石書於宋元墓前小碑，仍有著錄。

《台州金石錄》卷十《宋梅宣義墓碑》，碑在臨海縣，高四尺、廣二尺四寸，二行，行四字，紀年題名二行，左右分書，文曰「有宋宣義/梅公神墓/淳祐三年癸卯歲臘月十月八日/男天壽泣血立」；臨海縣《宋陳四二墓碑》，文曰「宋省元四二陳公墓」。

丁敬《武林金石志》卷七「墓碑」《鄭處士墓碣》，文曰「有元竹隱鄭處士墓，鄱陽周伯琦書」，碣縱三尺四寸，橫二尺，篆書二行。

《括蒼金石志》卷八「潛說友篆王順齋墓碑」，是青田縣宋末名儒王夢松的墓前小碑，由潛說友題寫，文作「有宋順齋先/生王公之墓/潛說友題」，「碑高五尺七寸，廣三尺三寸，二行，行五字，篆書長七寸五分。末款四字，篆書長二寸，在青田縣十八都浮福山」。

征之於實物。江西新余市竹山村孩子墓地M2，系豎穴土坑墓，地表墓碑上刻「大宋」、「張氏」等字[17]。廣州河南簡家崗宋元墓，1號墓的墓碑高47、寬30厘米，中刻「宋故考君簡公墓」七字，上款小字「維皇宋咸淳二年歲次丙寅十二月」，下款為「庚申安厝於簡家崗之原男□□□」，其餘三座墓碑規格、文字體例亦相類[18]。

上述墓碑，高不過數尺，內容為「某姓、名某」之類最小的必要信息，足證南宋墓前有樹立小碑的習俗。

墓上小碑是墓葬所在的標識，這是墓前立石的本意。小碑內容簡要，簡便易行，遂為時人廣泛採用。

六 墓上小碑與神道碑在墓地中並存

今日所見的南宋墓地，地表遺迹多已蕩然。有墓表碑刻留存的墓例百無一二，遑論墓上小碑與神道碑並存的實例。

《括蒼金石志》同時著錄「潛說友篆王順齋墓碑」與「宋順齋先生王公墓志銘」，卻為我們提供了絕佳的考察案例。處州青田縣的王夢松墓，下葬於咸淳九年。《潛說友篆王順齋墓碑》，「碑高五尺七寸，廣三尺三寸，二行，行五字，篆書長七寸五分。末款四字，篆書長二寸，在青田縣十八都浮福山」。這是封土前的小碑。

同卷著錄《宋順齋先生王公墓志銘》，「高一丈，廣五尺，凡二十四行、行四十七字」，為劉黼撰文、潛說友書丹、陳宜中篆蓋。這是神道碑刻。

由此推測，墓上小碑與神道碑在同一墓葬中並存，應為南宋後期較普遍發生的情形。只是文獻不載、實物不傳，今日難曉其詳罷了。

七 結語

壙志（墓誌、墓志銘）、神道碑、墓上小碑，三者各有其傳統，並非南宋新出現的事物。

南宋時期，使用壙志的社會階層迅速擴大，內容簡略、體例簡陋的壙志大量流行，此與唐代、北宋前期多數只隨葬體例嚴謹、內容繁複的「墓志銘」形成巨大反差；墓志銘與神道碑合流，內容、形式日漸趨同，墓志銘也被當成神道碑立於墓表，並逐漸向中下層官僚及平民社會滲透；墓上小碑，不分士庶，廣泛流行，作為墓地所在的簡便標識。

這是南宋志墓碑刻發展的基本趨勢。這些趨勢並不始於南宋，通常繼承北宋而來，但在南宋時期表現得更典型、更集中、更普遍，充分顯示了喪葬習俗領域內日益明顯的世俗化傾向，也是南宋墓葬的厚葬表現形式，進一步從地下轉移至地面的典型例證。

注 釋：

[1]壙志形制以長方形居多（或上端兩角斜殺、或圓首，作碑形），正方形、扁方形者少。邊長多以50~90厘米為常見，高120厘米以上者，亦有所見。壙志的規格，與墓主人身份亦無必然聯繫，而與墓主的財富狀況及孝子的態度關係相對更密切。北宋後期，隨葬的「墓志銘」，尚多「古意」，凡配有志蓋的，蓋頂必有「篆蓋」，一律作正方形。南宋的墓志銘，配備志蓋者日益罕見，與此相適應，正方形的墓誌日少，原先的「篆蓋」多改為更便捷的「篆額」形式。

[2]司馬光《書田諫議碑陰》（《溫國文正公文集》卷七十九，四部叢刊本）：「常怪世人論撰其祖禰之德業，壙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二人為之。彼其德業一也，銘與碑奚以異？曷若刻大賢之言，既納諸壙，又植於道，其為取信於永久，豈不無疑乎？」；蘇軾《答李方叔》謂「阡表與墓誌異名而同實」（《蘇軾文集》卷五十二，中華書局，1986年）。參見劉成國《北宋黨爭與碑誌初探》，《文學評論》2008年第3期。

[3]清代發掘古墓的風氣未開，深埋地下的墓誌並不常見，金石書著錄者，多為墓表碑刻。金石書著錄碑刻，多介紹高廣尺寸，將碑刻規格與南宋通行的墓室規格稍加比較，可知這些「巨碑」多數是無法納入狹小的墓室內隨葬的。這也說明了它們的神道碑刻屬性。

[4]本文所引《台州金石錄》、《括蒼金石志》、《東甌金石志》諸書，均為「石刻史料新編」本，（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台州金石錄》卷九《宋永州通判王洤墓志銘》，江朝宗撰，舊在「臨海縣南鄉白岩寺側」；《括蒼金石志》卷六《王給事（信）墓志銘》，碑在麗水縣西鄉，高九尺五寸、廣六尺，洪邁撰並書，樓鑰篆額。《王給事（信）妻郭碩人墓碑》，碑高一丈二尺，廣五尺五寸，題「碩人郭氏墓志銘」，「是碑離城有五十餘里之遠，窮鄉僻壤，人跡罕到，久埋沒於荒煙蔓草中」；《括蒼金石志補遺》卷二《陳中書舍人希點神道碑》，碑連額高六尺六寸，三十八行，行九十一字，碑在「青田縣慈明寺左」；《東甌金石志》著錄《楚國太夫人周氏（高世則妻）墓志銘》，碑在「瑞安（縣）仙岩山高公墓前，碑高七尺一寸二分」。此類墓志銘都是「高度大過寬度」的長方形巨碑，「某某墓志銘」的標題其實多為「篆額」。而唐代墓葬出土的墓志銘，多呈正方形，並配有相應的墓誌蓋，故曰「篆蓋」。長方形的巨碑，在形式上無法配備相應的志蓋。然而，清代金石學家在著錄上述墓志銘的時候，依然通常將某某「篆額」著錄為某某「篆蓋」，實際上此類樹立於地表的長方形墓志銘碑絕無可能配備志蓋。這一非常有趣的現象，過去的學者似乎並未注意到。其實，這正是墓志銘與神道碑合流過程中呈現的生動的細節。

[5]合流的趨勢，在明代進一步發展。明代的墓表碑刻，多數自名「墓志銘」，如嘉靖八年處州府景寧縣的陳旭墓，墓表至今矗立有《陳坦庵墓志銘》。見項莉芳、鄭嘉勵《景寧渤海坑——浙南明代銀礦調查之二》，《東方博物》第29輯。

[6]浙江文物局編《浙江文物參考資料》，內部出版。

[7]東錢湖史浩墓地出土的神道碑，龜趺座長5米，正面鐫刻宋寧宗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八字，碑陰文字即樓鑰《攻媿集》卷九十三《太師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謚文惠追封會稽郡王史公神道碑》；南宋史彌堅墓，神道碑龜趺尚存，並見楊古城、龔國榮《南宋石雕》，寧波出版社，2006年；「薛朋龜墓銘」及妻王氏「墓銘」，石高約180厘米，也是神道碑而非隨葬墓誌，見《鄞州碑碣精品集·碑銘擷英》，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年。清·董沛《鄞縣誌》卷五十九「金石上」亦有著錄。

[8]江西婺源縣的《汪路妻張氏壙志》，張氏下葬於北宋靖康二年，張氏卒後，其孤乞銘未果，姑且刻石於壙，寄望「它日植碑饗堂，垂示永久」，見陳柏泉編著《江西出土墓誌選編》，第111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南宋慶元二年，朝奉大夫前通判建康軍府汪闡中妻魏氏墓前築有享亭，「舊有志銘小石，柙於享亭壁間」，見章國慶編著《天一閣明州碑林輯錄》，第25頁，《宜人魏氏（靜端）墓志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元代的同知東川路總管府事孫侯，「家富而身貴，年七十一而終」，由姚端夫銘其墓，馮子振表其墓，吳澄又撰「墓隧之碑」，墓所「立屋於墓近，以諸人所撰碑誌等文，刻石置於其間，扁之曰『致存之亭』」。見元·吳澄《吳文正集》卷四十三《致存亭記》，文淵閣四庫全書。

[9]衢州市博物館：《衢州墓誌碑刻集錄》，第31頁，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余端禮墓，199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

[10]楊思好：《蒼南金石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本文引錄蒼南墓誌材料，俱見此書。

[11]鄭嘉勵、梁曉華：《麗水宋元墓誌集錄》，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本文引錄的麗水地區墓誌，俱見此書。

[12]王信夫婦墓發掘簡報，見牟永抗《麗水古墓發掘報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七輯），杭州出版社，2005年。但簡報未發表壙志材料。

[13]金華南宋鄭剛中墓出土壙志，其子鄭良嗣撰文時稱，乃父的德行文章「須託名筆於神道，以信萬世，良嗣不敢稱述」，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宋墓·金華南宋鄭剛中墓》，科學出版社，2009年。

[14]奉化溪口南宋魏杞墓，葬於淳熙十一年。初，墓較簡樸，數十年後，補立鄭清之撰文神道碑。現實狀況可能很複雜，壙志坦承只是埋入墓壙的權宜之物，日後將補立正式的神道碑，實際中，卻常不果行。所以，常常出現這種現象：宋代出土墓誌，少有千字以上之文，而宋人文集中的墓志銘動輒為四五千字的長文。因為當時所見材料尚少，葉昌熾認為「此則斷難刻置墓中，……或當時刻之立於壙外，或橫卧於柩旁，然何以終不傳世。或竟撰文存集，而實未鐫刻，皆不可知矣」（葉昌熾《語石》卷四「一曰墓誌」條）。葉氏推測的「或竟撰文存集，而實未鐫刻」，在現實中確有可能發生，台州臨海縣雙港鄉保寧寺（謝墓墳寺）南宋謝深甫墓，墓前原有神道碑，但無字。謝深甫逝後，何澹撰銘，此銘是謝深甫孫女謝道清進位理宗皇后、謝深甫追贈魯王后所作，目的在於表墓。但是，謝氏子孫宦遊在外，一時遷延未刻，神道碑就只剩「無字碑」了，見丁伋《謝深甫及謝墓》，《堆沙集》，第45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15]1957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發掘金華縣章嶺水庫的王淮墓，出土有壙志，參見張永世：《金華王淮墓》，《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5期。。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資料室收藏的發掘記錄，王淮墓前當時尚保存有神道碑的龜趺座。

[16]司馬光《書儀》卷七《喪儀》三「碑誌」條，文淵閣四庫全書。

[1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新余市錢家山西周遺址及竹山村三國墓與宋墓考古發掘簡報》，《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又及，四川華鎣南宋安丙家族墓地，也出土有寬62.8、厚22.6、殘高100厘米的墓碑，正面隸書「宋故宜人……」，碑上有荷葉形碑帽，見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編著《華鎣安丙墓》，圖版三四，文物出版社，2008年。

[18]轉引自王宏理《志墓金石源流》，第40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

「本公眾號在編輯推送時將通過事先聯繫的方式獲得授權，但由於聯繫渠道的限制，難免出現遺漏。如本公眾號轉載的作品涉及版權問題，請作者或出版物及時與後台聯繫。」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