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易經的「前世」：《易經》前史考略

《周易》在先秦稱《易》或《周易》，至漢代方有《易經》之稱（資料圖 圖源網路）內容提要：《周易》在先秦稱《易》或《周易》，至漢代方有《易經》之稱。本文所考察的主要是漢代《周易》稱「經」以前的歷史，因而稱之為「《易經》前史」。本文的觀點是：「伏羲畫八卦」無從稽考，「文王重卦」並「作上、下篇」卦爻辭也屬不實，孔子作「十翼」同樣不確。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所構擬的《周易》演生史並不能為先秦史料所證實。在我們看來，《周易》卦爻辭及「十翼」各篇乃是歷史上許多佚名的智者所作，即使沒有伏羲、文王、孔子的參與，也並不影響其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元典的地位。關鍵詞：別《易》/《十翼》/《周易》演生史經學始於漢代，五經之名也始於漢代，《周易》在先秦稱《易》或《周易》，至漢代方有《易經》之稱。本文將以先秦各時期關於筮占與筮占書，以及《周易》的相關記載為依據，來分析《周易》文本的存在狀況及其在當時的地位。三十年前，張政烺先生對甲骨、金文中所見「奇字」的破譯——數字卦的發現，是現代關於《易》學研究的重大突破。其後張亞初、劉雨兩人在張政烺先生研究的基礎上繼續蒐集資料，並對這些資料重新區別，分屬商、周兩個時代。由於六爻所組成的數字卦已見於商代的陶器、卜甲、彝器等器物上，由此引起學者對八卦、重卦符號起源的重視。但是，由於今人對這些符號的解釋還帶有假說的性質，故本文不對數字卦的內容做過多的介紹。眾所周知，早期的《周易》文本是不含「十翼」在內的。今人對其成書年代，有兩種主要觀點：一是認為《周易》成書於西周初年，顧頡剛、張岱年、李學勤等先生皆持此一觀點。他們判斷的方法，是一種「內證法」，即認為《周易》卦爻辭所涉及的典故沒有晚於西周初年的。二是認為《周易》成書於西周晚期，史善剛、董延壽等人持此一觀點。他們同樣用的是「內證法」，發現《周易》卦爻辭中實際涉及西周晚期的典故。(見史善剛、董延壽)在筆者看來，既然大家都是用「內證法」，以《周易》卦爻辭中所涉及的典故來作為判斷成書年代的依據，那後一種說法應該是對前一種說法的合理修正，應該是更進一步的研究成果。所以筆者贊成後一種意見。筆者同時認為，考察《周易》成書年代，只用「內證法」是不夠的，還應該考察和分析當時時代所有文獻記載的情況。「十翼」或稱《易傳》，自司馬遷、班固以來的傳統意見認為是孔子所作。宋代歐陽修、葉適，清代崔述等人質疑其說，認為「十翼」非孔子所作，至今已成定論。今人關於「十翼」的成書年代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認為成書於戰國中期，如張岱年先生即持此一意見；一是認為成書於戰國後期，甚至秦漢之間。筆者持後一種意見，認為「十翼」成書於荀子之後、司馬遷之前的大約150年之間。主要理由是：第一，《孟子》一書全然不提《周易》，荀子雖然倡導「誦經」，卻將《周易》排斥在外。如其時《周易》已經包含「十翼」的內容，像孟子、荀子這樣明敏的思想家不應對《周易》的思想資料如此漠視。第二，在荀子之前有確定年代的子、史文獻(如先秦諸子以及《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中)基本沒有引用「十翼」內容的情況，即使偶有與「十翼」相近的內容，也應該是「十翼」化用子、史文獻，而不是子、史文獻襲用「十翼」(如《禮記·樂記》等)。第三，凡是明確引用「十翼」內容的文獻都不在荀子之前或不能確定在荀子之前(如《禮記·深衣》)。第四、直到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文獻中才首次見到「十翼」各篇的具體名稱(缺《雜卦》)。下面將按時代討論筮占與筮占書，以及《周易》演生的具體狀況。一、商代已有筮占方法我們說商代已有筮占方法，最可靠的資料就是《尚書·洪範》篇。此篇記載殷商舊臣箕子為周武王言「洪範九疇」，即從九個方面講治國的大經大法，其第七個方面：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佔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這是說，殷商之人在作重大決策時，除了王者、卿士、庶民參與意見外，還通過龜卜和筮占的方法來幫助作出決策。有筮占，就應該有解釋筮占吉凶的文本。箕子之時用於筮占的文本是怎樣的，我們今天不得而知。推測那時已經有了相應的文本，但不是《周易》是可以肯定的。二、西周的太卜之法雖然箕子向周武王貢獻了殷人「洪範九疇」，包括筮占之法，但在29篇今文《尚書》中，卻很少看到有關筮占之事的記載。當周成王在《大誥》中向世人講述西周政權的合法性時，他拿出通過「大寶龜」卜問的結果來增加其權威性，而沒有提筮占。《大誥》說：「予不敢閉於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而當周公到洛陽建成周時，也是用龜卜方法來選址的。《洛誥》述周公之言說：「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在29篇今文《尚書》中，僅《君奭》篇提到一次「若卜、筮，罔不是孚」。「卜、筮」二者連提，應該如何解釋呢？《禮記·表記》所載孔子之語可以作為解釋：「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這是說，在周代，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天子至尊，無論大事小事皆用卜，而不用筮。諸侯有守國之筮，則大事小事皆用筮，而不用卜，怕僭越於天子。天子也有用筮的時候，如巡狩、征伐，出而在道途之中，有事則用筮，表示比在朝中降了一等。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作為周王朝檔案的《尚書·周書》中很少記錄筮占之事的原因。雖然《尚書·周書》中很少記錄筮占之事，但我們應該承認，西周王朝是有筮占制度的。《周禮·春官·太卜》：「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這是說，西周王朝的太卜之官同時掌握三種筮占方法。鄭玄《易贊》及《易論》說：「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這種解釋應該說是一種推測。雖然可能有其合理性，但也容易使我們發生誤解，以為《連山》易是夏代實行的，《歸藏》易是商代實行的，《周易》是周代實行的。而實際的情況應該是：在西周這三種《易》是同時並行的；這三種《易》都有六十四卦的卦畫，甚至有基本相同的卦名，只是卦序和卦爻辭各自不同。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左傳》《國語》中經常會出現不同於《周易》的卦爻辭。我們在《尚書》和《逸周書》中並沒有見到三種《易》的卦爻辭的記載，但在晉代太康二年於魏襄王墓中出土的《穆天子傳》中見到這樣一條資料：天子筮獵蘋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訟之繇：藪澤蒼蒼，其中(闕)，宜其正公，戎事則從，祭祀則憙，畋獵則獲(闕)。」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紵三十篋。逢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闕)。如上文所述，天子在巡狩期間是可以用筮的。逢公是什麼人，書中沒有交代，應該是一位高明的筮者，逢公之外還有一位筮史狐，這應該是王朝專門的筮占官員了，他也一同受到了周穆王的賞賜。文中所說的訟卦的爻辭與今本《周易》不同。如果《穆天子傳》這條資料有其可信度，那至少說明在西周穆王時期曾用《周易》之外的筮占方法。

八卦（資料圖 圖源網路）三、春秋時期的筮占活動及以《周易》說理《左傳》《國語》關於筮占之事共有二十二條資料，所記基本是春秋時期的事。分析研究這些資料，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認識。1.「別《易》」的存在在春秋時期，有《周易》以外的卦爻辭體系存在。這種卦爻辭體系有可能是《連山》易或《歸藏》易，但也不能排除是其他卦爻辭體系的可能，我們可以籠統稱之為「別《易》」。在春秋時期，有當一次筮占結果出來之後，同時用「別《易》」與《周易》解釋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又往往是先用「別《易》」解釋，當解釋為「不吉」時，方用《周易》解釋。給人的感覺是，平常人們更習慣於用「別《易》」進行筮占，《周易》是後起之秀。比如：(1)《左傳·僖公十五年》記載，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卜徒父解釋為「吉」。這句蠱卦爻辭不屬於《周易》內容，而是「別《易》」內容。(2)《國語·晉語》記載，晉公子重耳流亡楚國，秦穆公召之赴秦國。公子重耳親自筮占此行能否助他得返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之官都說此卦「不吉」，司空季子卻說：「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司空季子此處特彆強調《周易》，則筮史之官所根據的顯然是「別《易》」。2.筮占者脫離文本的解釋《左傳·閔公二年》記載：季友是魯桓公的兒子，將生之時，魯桓公使人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魯國的政權後來長期控制在季友的後代(史稱「季氏」)手中，季友將生時的筮佔在後世似乎「應驗」了。關於「同復於父，敬如君所」一句，古人有兩種解釋：一是認為是《連山》易或《歸藏》易的內容，如宋程迥《周易古佔法》說：「《連山》《歸藏》，宜與《周易》數同，而其辭異。……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季友之筮……此固二易(即《連山》易或《歸藏》易)辭也。」二是認為系筮占者之辭，如清王宏撰《周易筮述》卷七謂：「筮者之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於父，見敬與君同』。」兩相比較，以後者之說為是。因為大有卦乾下離上，唯上卦離之中爻為陰爻，筮占之時正逢此爻為變爻，於是得「之卦」為純乾之卦。乾代表君父，離變為乾，有了同君主一樣受尊敬的地位。這種解釋顯然是筮者根據卦象的意義發揮出來的，我們應該把它看作筮占者脫離文本的解釋，而不應看作任何卦爻辭體系的內容。3.《周易》文本已然存在在傳世文獻中，最早提到《周易》文本內容的是《左傳·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1年)的記載，當年陳人殺其太子禦寇，陳公子完(敬仲)奔齊，齊桓公讓他做「工正」之官。《左傳》於此處倒敘陳敬仲年少時，「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如果《左傳》所說無誤，周太史曾以《周易》見陳厲公，那說明此時周王室已有《周易》文本，而陳國此時還沒有《周易》文本。又《左傳·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記載：「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也，女承筐亦無貺也。』」今本《周易·歸妹》上六爻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爻辭小有不同，可視為版本的差異。又《左傳·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記載：晉國的知莊子引《周易》論先縠之敗，說：「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所引《周易》與今本同。4.以《周易》說理(1)《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記載：鄭國國君派正卿游吉出使楚國，到達楚國邊境時，楚康王下令將他擋回，提出他不配來與楚國國君談結盟之事，意思是要鄭國國君前來。游吉回鄭國復命，對子展說：楚國的國君快要死了，「不修其德政，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這是用《周易·復》卦上六爻辭的思想批評楚康王的傲慢無禮。(2)《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記載：趙簡子問史墨：魯國的季平子把魯昭公趕出去，自己掌握了魯國政權，而人民願意服從他，各國諸侯願意與他結交，魯昭公死在外面，無人聲討季氏之罪，這是為什麼呢？史墨回答：「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後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史墨用《周易·大壯》卦的卦象和義理來作解釋，大壯的卦象是乾下震上，乾為天、為君，震為雷、為臣。雷在天上是一種自然現象，是「天之道」，那麼「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君下降為臣，臣上升為君，也就符合自然之理，不足為怪了。5.魯國太史氏所藏《易象》春秋時期還有一件事，值得在這裡特別來說。據《左傳·昭公二年》記載：「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魯昭公二年為公元前540年，韓宣子(韓起)是晉國新執政的大臣，他代表晉侯來祝賀魯昭公新繼位，修盟通好(當時晉為盟主國)，受到特殊的禮遇，節目之一就是請他觀覽秘府所藏的重要典籍：《易象》與《魯春秋》。這兩部書一直被魯國視為國寶。韓宣子看後，發出由衷的讚歎。這究竟是兩部什麼書呢？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認為這是文王、周公所作的「寶典」：「大史氏之官職掌書籍，必有藏書之處若今之秘閣也。觀書於大史氏者……就其所司之處觀其書也。……魯國寶文王之書，遵周公之典。……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見此書而追嘆周德。……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聖德，能作《易象》故也。」魯國是周公的封國，魯公室作為後裔典藏文王、周公之書是有可能的。問題在於，《易象》是一部什麼書？杜預注說：「《易象》，上、下經之《象辭》。」以我們的理解，它有可能是《周易·大象傳》的原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即認為，《周易》中最有價值、最能體現聖人精義的就是《大象傳》。韓宣子的讚歎頗堪玩味：「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則此書可以視為修德的典範和立國的綱領，它實際上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導周貴族如何「王天下」的統治方略，是「人君南面之術」，向來藏之秘府，並不傳佈於民間，一般人極難見到。韓宣子所見《易象》很可能是當時周室典藏的副本。而周室所典藏的書籍在驪戎之難已失，所以韓宣子說：「周禮盡在魯矣！」在我們看來，魯太史所藏《易象》可能是唯一與文王、周公有聯繫的《易》書，那麼，它是否在流傳過程中全部遺佚了呢？我們並不這樣看。它可能與今本《大象傳》有某種內在聯繫。今本《大象傳》不似《尚書·周書》那樣佶屈聱牙，而比較通俗易懂，可能是後世學人在傳述過程中加以修飾和潤色過。而在秦始皇推行焚書令和挾書律時，《易象》被附於《周易》中，作為《周易》的一個《傳》被保存下來。這樣說來，《大象傳》的淵源可能甚遠。如上所述，在傳世文獻中，最早提到《周易》文本內容的是《左傳·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1年)的記載。在《左傳》後面的記載中，《周易》比較頻繁地出現了。它的出現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在各國的筮占活動中出現，此時的筮占兼用「別《易》」與《周易》，往往是先用「別《易》」解釋，當解釋為「不吉」時，方用《周易》，說明此時《周易》還沒有優先的地位。二是被當時有識見的卿大夫(如游吉、史墨等)作為「說理」工具使用。這說明《周易》在其甫一問世時，便以「筮占」和「說理」兩種面目出現。此時，還沒有文獻記述《周易》為文王、周公所作。如果《周易》果真為文王、周公所作，那不應在春秋時期的筮占活動中地位這麼低，孔子甚至說：「不佔而已矣。」明確表示自己不贊成筮占活動。孔子不贊成筮占的態度，又見於近年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周易·要》篇，該篇記載：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史巫之筮，鄉(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孔子是一位秉持道德理性的思想家，他怕「後世之士」懷疑自己，詬病自己，因而特別澄清自己學習《周易》的目的是要學習《周易》中所呈現的道德義理，而不是學習史巫的「筮占」之術，他把祝巫的卜筮放在《易》學末節的地位。而孔子之所以重視《周易》中的「德義」，或許與他有可能看到魯太史所藏《易象》有關。因為孔子既然能根據魯太史所藏之《魯春秋》來修《春秋》，他也自然能從魯太史那裡看到《易象》。

《易傳》書影（資料圖 圖源網路）四、戰國及漢初的《周易》文本1.戰國時期的《周易》卦爻辭文本說到戰國時期的《周易》文本，我們首先要提到晉代在汲縣舊冢中所發現的竹簡《周易》文本。據《晉書·束皙傳》記載，晉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也言及此事，說汲冢「《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晉人認為，汲郡那位叫「不準」的盜墓者所盜發的是魏王之墓，但不能確定到底是魏襄王墓，還是魏安厘王墓。魏襄王卒於公元前296年，魏安厘王卒於公元前243年，相差53年。宋代趙明誠《金石錄》卷二十載《晉太公碑》：「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根據此條材料印證，汲郡人不準所盜掘的正是魏襄王墓。在這個墓中發現的「《周易》上下篇」與晉代的文本相同，從而也與流傳至今的《易經》上下篇文本相同。這種出土的竹簡文本因為難於保管，估計不久後便毀壞了。晉武帝太康二年為公元281年，時隔一千七百年，即本世紀初，又出土了戰國時期的《周易》文本，即上海博物館所藏戰國竹簡本《周易》，總共58支簡，涉及34卦，與今本內容大體一致，其下葬年代在公元前300年左右，與魏襄王的時代略同。這再次證明，在魏襄王時代，《周易》(不包括《易傳》部分)已經有了與今本一致的完整文本。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說：汲冢「《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對此筆者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彖》《象》《文言》《繫辭》等文獻在當時有的還沒有寫成，有的或作為另一個傳統在傳承，而不與用於筮占的卦、爻辭並傳。魏襄王的時代正是孟子的時代，《孟子·梁惠王上》稱：「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這裡的梁襄王就是魏襄王。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孟子的時代已經有了《周易》完整的文本，可是《孟子》一書論《詩》、論《書》、論禮、論樂、論《春秋》，卻於《周易》隻字不提，為什麼？大概此時《周易》只有卦爻辭部分，而無《易傳》部分，他把《周易》當作筮占之書，而不願齒及。荀子是戰國後期的儒學大家，他曾說：「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荀子·勸學》)荀子主張「誦經」，曾列舉《詩》《書》《禮》《樂》和《春秋》，並將之列為「經」。他雖然讀《易》卻不以《易》為經。從《荀子》一書中，可見他是讀《易》的，如他在書中引「《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荀子·非相》)這是引《周易·坤》卦六四的爻辭。六四是近君之位，「伴君如伴虎」，在這個位置上的人要謹言慎行，要像扎皮囊口那樣把嘴巴紮起來。然而在荀子看來，君子既然處於近君之位，就應做「兼濟天下」之事，因為怕犯錯誤而不說話，是腐儒的處世態度。這當然是在批判《周易》作者的觀點。他又說：「善為《易》者不佔。」(《荀子·大略》)這是把流行的《周易》當作了筮占之書。從上述分析來看，儒家至少荀子一系在先秦時還不很重視《周易》。2.《周易》「十翼」文本的形成如上所述，戰國時期已經有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的完整文本，但此時是否已經有了「十翼」各篇文本呢？《戰國策》中有這樣兩條資料：(1)《戰國策·秦策四》載楚人黃歇遊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這與今本《周易·未濟》的卦辭略同。(2)《戰國策·齊策四》載：顏斶見齊宣王，引《易傳》以申告誡說：「《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顏斶所引《易傳》之文，並不見於今本「十翼」。《荀子》一書中有這樣一條材料，學者用來論證荀子之時是有「十翼」文本的。《荀子·大略》篇說：「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這段話前半段近似《序卦》：「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而同樣的意思，也見於《禮記》諸篇中，如《中庸》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昏義》說：「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即使荀子沒有讀過《序卦》也可以寫出「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的話。後半段近似《周易·彖傳》中的這樣一段話：「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兩段話的立意有所不同。《周易·彖傳》是講「二氣感應以相與」，荀子是講親迎之禮的根據。荀子即使不看《彖傳》，也是可以從《周易·咸》卦的卦爻辭中體會出來的。況且荀子凡引文獻必說明出處，此處無「《易》曰」一類字樣，應當不是襲用《彖傳》的。《荀子》中所引《周易》不過數條，且無足輕重。在我們看來，《周易》「十翼」中有很多精湛的思想，若此時已有「十翼」文本，荀子一定不會如此冷漠對待的。荀子約生於公元前313年，卒於公元前238年。其後的宋玉，約生於公元前298年，卒於公元前222年。相傳為宋玉所作的《小言賦》中有這樣幾句：「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照則小大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謙)道也，能粗而不能細非妙工也。」其中有些話與《周易·繫辭》中的「一陰一陽之謂道」和「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的話近似。學者或認為此語套襲《繫辭》，由此證明此前《繫辭》已經存在。然而，明馮惟訥撰《古詩紀》引明謝榛《詩家直說》的話說：《大言賦》和《小言賦》「二賦出於《列子》，皆有托寓」，歷史上不可能有這種「君臣賡和，以文為戲」的情況，所以此條材料還不能作為《周易·繫辭》在宋玉之前已經存在的證據。在《禮記》中有兩條材料與《周易》「十翼」中的文句雷同，這兩條材料可以分別對待：(1)《禮記·深衣》：「《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而《周易·坤》卦六二《象辭》說：「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禮記·深衣》這條材料明確表明是引《周易》的，問題是《深衣》的年代是怎樣的？《深衣》收於《禮記》之中，《禮記》原本不是一部書，而是若干種文獻的雜湊拼合。史稱，《禮記》的組成大體來源於下列文獻：《記》131篇，《明堂陰陽》33篇，《王史氏記》21篇，《樂記》23篇，《孔子三朝記》7篇。上述5種書，共計215篇。西漢時戴聖對這些書加以輯錄，編定為49篇。這些文獻大約是戰國時期或秦漢之際的儒家學者所作。至於《深衣》一篇，我們不能確考其成於何時，可以闕疑。(2)《禮記·樂記》：「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大小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這條材料頗與《周易·繫辭》雷同。《繫辭上》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兩條材料究竟誰在先，誰在後，誰抄襲誰呢？張岱年先生認為：「《繫辭》在這裡是講天地和萬物的秩序和變化，寫得比較自然。《樂記》此段從天地講到禮樂，講得比較牽強，看來是《樂記》引用《繫辭》的文句而稍加改變。」(張岱年)筆者以為，所謂「寫得自然」，首先應該是「合理」，「合理」才會自然。相比之下，《樂記》寫得更為合理，例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不同類的物有不同的「性命」，這樣說既合理又自然。而《繫辭》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為什麼不同類的物一經分類，就一定會產生吉凶呢？這就不很合理和自然。又如：《樂記》說：「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由「陰陽相摩，天地相盪」等等所導致的「百化興」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繫辭》說：「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為什麼「八卦相盪」云云，會導致「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呢？這就既不合理又不自然。看來是《繫辭》為了解釋八卦體系以及筮占的吉凶觀念，而生硬套改《樂記》這段話而寫成的。其實，總體上說，「十翼」在創作過程中，吸收了《禮記》以及《大戴禮記》等書中的不少營養(論見後)。相比之下，那些在先的文本所講的道理更為質樸合理。例如《禮記·郊特牲》說：「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這話就沒有什麼語病。而《周易·繫辭下》說：「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這話便有語病。又如，《大戴禮記·本命》說：「一陰一陽，然後成道。」而《周易·繫辭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兩相比較，前者語意比較顯豁。又如《大戴禮記·小辯》說：「道小不通，通道必簡。」《墨子·非儒下》：「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其言皆質樸有味。而《周易·繫辭上》說：「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卻給人以不知所云的感覺。如此等等。也正因為《周易·繫辭》有種種的語病瑕疵，所以歐陽修斷定它不是大聖人的手筆。在筆者看來，《十翼》各篇，可能除了《象傳》外，基本形成於荀子之後、司馬遷之前的大約150年之間，即大致從公元前240年算起到公元前90年。這期間，特別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設「挾書律」，到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除挾書律」，共有23年時間，學人只有卜筮等書可讀。我們推想，這是《周易》學理論迅速發展的「黃金時期」，這種惡劣的政治形勢，使得原本不喜《周易》筮占之術的儒家學者主動以不同的形式與方術之士結合，通過對《周易》的闡釋來創造儒家的天人之學，於是便有了「十翼」中的若干文本。①在荀子之前，很少有人引錄「十翼」各篇的內容，然而入漢以後，文獻中引錄「十翼」各篇內容的情況突然多了起來。例如：陸賈(約公元前240-前170年)《新語》卷上《辨惑》引「《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今本《周易·繫辭上》作：「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其間只有一字之差。又：《新語》卷下《明誡》引「《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今本《周易·繫辭上》作：「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句有同有異。劉安(公元前179-前122年)在《淮南子·繆稱訓》引「《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今本《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文意相同，文句不甚相同。司馬談(？—前110年)《論六家要旨》說：「《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今本《周易·繫辭下》：「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文意相同，文句顛倒。以上數例說明，《周易》「十翼」中的《繫辭傳》《序卦傳》《彖傳》至少在漢初已經形成。加上前面所錄《禮記·深衣》引《象傳》之文「《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的例子，《禮記·深衣》最晚也當於此時完成，所以至少在漢初，《象傳》也已完成。這裡需要指出兩點：第一、漢初學者凡引錄「十翼」之文，文句並不盡同，有時文句出入還比較大，這說明此時「十翼」各篇可能尚未定型。第二、漢初學者凡引錄「十翼」之文，皆籠統稱之為「《易》曰」或「《易大傳》曰」，而不稱具體篇名，推想此時或尚未有具體篇名。到了司馬遷作《史記》時，「十翼」各篇的具體名稱首次見於文獻之中。《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對文中的「序」字，從文氣上看，似應作為動詞。然而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注釋說：「序，《易·序卦》也。……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這就明確表明，在司馬遷之前，《序卦》《彖傳》《繫辭》《象傳》《說卦》《文言》已經存在了，只缺《雜卦》一種。

伏羲畫八卦（資料圖 圖源網路）五、馬、班建構的《周易》演生史司馬遷(公元前145-？年)的《史記》建構了從上古黃帝到西漢武帝的歷史，這可以說是中國第一部通史著作。《周易》的形成在這部通史中也因而有了位置。《周易·繫辭下》說：「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這是《繫辭》作者以探詢的口吻說的話，到了《史記·周本紀》那裡則向前進了一步。《周本紀》說：「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這裡，司馬遷用了兩個「蓋」字，都是疑問之辭，即他也不能確定其事的真實程度，尤不敢肯定周文王確曾重卦。所以張守節《史記正義》說：「按太史公言『蓋』者，乃疑辭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紀》方贊其美，不敢專定重《易》，故稱『蓋』也。」然而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司馬遷關於孔子作《彖》《象》諸篇之事，卻又說得很肯定。然而經過後世歐陽修等人的考訂，此事也屬空穴來風。按照中國上古傳說體系，黃帝之前有神農氏，神農氏之前有伏羲氏。因為司馬遷《史記》從黃帝寫起，而未談及伏羲，因而也就未說「伏羲畫八卦」之事。而班固《漢書·藝文志》則根據《周易·繫辭》的說法，為《周易》演生史加上了「伏羲畫八卦」一段。《漢書·藝文志》說：《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班固不僅坐實「文王重卦」之說，並且踵事增華，謂文王更作「上、下篇」。強調孔子「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文末尤著意點明《周易》「人更三聖，世歷三古」的不尋常特點。於是，一部由「伏羲畫八卦」「文王重卦」並「作上、下篇」卦爻辭、孔子作「十翼」的完整《周易》演生史就這樣寫入正史了。綜上所述，「伏羲畫八卦」無從稽考，「文王重卦」並「作上、下篇」卦爻辭也屬不實，孔子作「十翼」同樣不確。所以，司馬遷、班固關於《周易》演生史的建構便不能成立。在我們看來，《周易》卦爻辭及「十翼」各篇乃是歷史上許多佚名的智者所作，即使沒有伏羲、文王、孔子的參與，也並不影響它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元典的地位。①王葆玹曾著文說：在秦代焚書令與挾書律的限制下，《詩》《書》《禮》和《春秋》都成為禁書，《周易》及其占筮學卻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這一縫隙，改為採用解《易》的方式來闡揚儒學。【原文參考文獻】[1]古籍：《國語》《漢書》《淮南子》《晉書》《禮記》《孟子》《穆天子傳》《尚書》《史記》《新語》《荀子》《周易》《左傳》等。[2]史善剛、董延壽，2009年：《易經成書時代考》，載《中州學刊》第2期。[3]王葆玹，1996年：《儒家學院派的〈易〉學的起源和演變》，載《哲學研究》第3期。來源：《哲學研究》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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