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台灣認同

05-30

作者=節大磊

來源=《國際政治研究》

在兩岸關係的博弈中，中國大陸、台灣島內各政治勢力及美國在諸多議題上儘管存在不同乃至截然對立的主張和立場，卻有一點幾乎毫無爭議的共識即台灣認同處於上升之中，而這種認同的轉變對兩岸的最終統一是不利的。不同角色看待台灣認同變遷的心態迥然不同：對中國大陸及台灣島內支持統一的人士來說，這種趨勢使人憂慮；對台灣島內的"台獨"勢力來說，台灣認同常被拿來作為其主張的社會基礎及選戰工具；對美國來說，如果台灣認同的變遷導致台灣當局採取激化兩岸關係的政策，則會有擔憂，而在兩岸關係較為平穩的時期，台灣認同與美國的利益似乎並無直接利害關係。絕大多數研究兩岸關係的學者也都認為台灣認同不僅在上升，而且大概會成為決定兩岸關係未來的最重要因素。

誠如眾多論者所言，在冷戰結束和台灣民主化後的20多年間，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大幅上升，並且對台灣政局及其大陸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近些年來，台灣年輕世代所表現出的台灣主體意識使得寄望於祖國和平統一的人士憂心不已。那麼，究竟應當如何全面客觀地理解台灣認同的意涵？台灣認同是否成為其大陸政策及兩岸關係的決定性因素？2014年初在台灣爆發的"太陽花"學運是否意味著年輕人的台灣認同更顯性、更強烈、更激進？2014年11月底執政的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的慘敗是否意味著台灣選民對兩岸和解交流政策的否定？

本文的基本論點是，儘管有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自我認同為台灣人，他們關於統獨的政策認同在整體上還是比較務實中庸的；認同和民意並沒有對台灣的大陸政策產生決定性影響；"太陽花"學運和"九合一"選舉的結果並不意味著台灣認同的激進化。因此，台灣認同對於兩岸關係固然重要，但是沒有必要把它變成一種"迷思"，將其無限抬高到決定兩岸關係的地位，擬或因為台灣民眾的自我認同而對兩岸關係過度悲觀。

台灣認同的內涵

在具有政治含義的台灣人的認同中，至少有四個層面：省籍認同（本省人還是外省人），族群認同（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統獨認同（統一還是獨立），以及政黨認同（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這四個層面相互之間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一個外省人更傾向於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兩岸統一和國民黨，而一個本省人更傾向於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台灣獨立和民進黨。但是，這種相關性頗為有限。省籍認同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消弭，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大大下降，而政黨認同更直接影響的是台灣島內政局，以下討論將集中於與兩岸關係最為密切的族群認同和統獨認同。

關於族群認同，一個最基本的觀察就是台灣人認同持續上升。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做的追蹤調查表明，台灣人認同的比例不僅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超過了中國人認同，更是在2008年前後超越了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的雙重認同。在2014年，台灣人認同、雙重認同和中國人認同的比例分別為60.6%、32.5%和3.5%。

台灣原住民

另外，關於統獨的政策偏好則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是統獨認同雖然在不同時間段有小幅波動，但就20年的時間跨度來說，保持了相當大的穩定性。二是"維持現狀"是顯著的主流民意："維持現狀再決定"加上"永遠維持現狀"幾乎一直是絕對多數，並在2014年接近了60%。"維持現狀再獨立"的"偏向獨立"者達到18%，"維持現狀再統一"的"偏向統一"者有7.9%，而"儘快獨立"和"儘快統一"則分別僅有5.9%和1.3%。

因此，族群認同的劇烈變動和統獨認同的相對穩定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也意味著，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對政策偏好的影響並不明顯。正如台灣政治學者吳玉山所言，"族群認同上的台灣化趨勢並沒有轉化成為對於台灣獨立的政治要求。民眾的台灣意識雖然大幅度的昂揚，但是他們對於國家的未來還是保持中間的立場"。通俗一點說，就是"愛台灣"並不等於支持台獨。

有學者指出，以上衡量認同的方式無法揭示很多台灣民眾的真實想法，尤其是所謂"維持現狀者"--這些"維持現狀者"出於種種考慮而掩蓋了自己對於統獨的真實想法。因此，為了衡量台灣民眾的真實偏好，需要首先給定明確的條件，亦即要衡量"條件性偏好"。一方面，如表1所示，假設"台獨"不會引發戰爭，則有72%的人選擇支持台獨；但是如果"台獨"會引發戰爭，則也有73.3%的人反對"台獨"。這其中有46.2％的是"實用主義者"或"機會主義者"，他們的立場取決於"台獨"引發的後果。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假設兩岸在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則有64.2%的人願意支持統一，反之則有75.7%的人不接受統一。這其中也有45.2%的"實用主義者"或"機會主義者"，他們對統一的立場取決於兩岸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也就是說，台灣社會固然有一部分立場堅定的獨立派或統一派，但更多的人是"實用派"，他們既可以接受統一，也可以接受獨立，主要基於現實情況和利益考量。

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在年輕世代身上更加明顯。相對於上一輩或者上上輩對統獨更加兩極化的態度，台灣年輕人顯得更加"中庸"，更願意考慮未來的不同可能性。這與不同世代在成長過程中面臨的不同政治和社會環境有關。對於在國民黨白色恐怖和威權統治時期長大的很多老一輩台灣人來說，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受到壓制並被邊緣化，國民黨當局利用其"代表全中國"及"反攻大陸"的虛幻映像輕而易舉地剝奪了人們的政治自由和權利。"愛台灣"是不被允許的。也正因為如此，在威權時期形成的台灣認同就意味著拒絕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政治經濟結構，並且拒絕國民黨通過威權統治"強加"的所謂"大中國意識"。換句話說，"愛台"與"反中"幾乎是一體兩面。

對於台灣的年輕世代來說，他們出生並成長在民主化後的台灣，"愛台灣"對他們來說是自然而然、與生俱來的，也不需要通過反對或者拒絕什麼才能實現。也正因為如此，"愛台"並不意味著"反中"。一方面，他們可以自豪地說自己是台灣人；另一方面，他們並不排斥了解和接觸中國大陸，或者在大陸尋找學習和就業的機會。因此，儘管老一輩人和年輕世代均秉持台灣認同，但由於時代背景和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不盡一致，其內涵也就有所差別。

台灣認同的影響

如上文討論所示，儘管台灣人認同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斷攀升，然而就統獨偏好而言，大多數人還是比較務實和理性的，年輕世代尤為如此。那麼，認同的變遷對台灣的大陸政策是否及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粗略回顧一下從20世紀90年代到現在台灣的大陸政策和兩岸關係，就會發現認同變遷的影響至少不是決定性的。不管是幾乎直線上升的台灣人認同，還是較為平穩的統獨偏好，其變化都是接近線性的，而這與台灣大陸政策和兩岸關係的波譎多變、波浪形變化並不契合。例如，台灣民眾"維持現狀"的主流民意並沒有能夠約束陳水扁在兩岸關係上時常挑釁性的舉動，而馬英九時期愈加上揚的台灣人認同與其採取的加強兩岸交流的舉措似乎也不甚合拍。

對於民意如何影響涉外政策，學界並無定論。取名自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和著名記者李普曼的所謂的"阿爾蒙德-李普曼共識"認為民意如流水，民眾對涉外政策的認識膚淺、影響有限。儘管這種"共識"近些年來遭到了挑戰，但是能夠清晰論證民意如何影響涉外政策的研究依舊鮮見。德國政治學者托馬斯·里塞－卡彭（Thomas Risse-Kappen）在一篇頗有影響的文章中指出，大眾民意還是政治精英主導涉外政策，不是一個單純"自下而上"或者"自上而下"的問題，而是取決於內部政治結構：在政治體制相對集中、社會相對分裂的地方，民意對政策的影響相對較小，反之，則民意影響較大。台灣在經歷民主化後，儘管政治體制的集中程度較之威權時期有所削弱，但是經歷幾次"修憲"，權力也越來越集中於其當局領導人和行政部門的手中，而台灣社會也在很大程度上分裂為藍綠兩大陣營，正屬於里塞－卡彭所描述的民意影響較小的類型。　事實上，台灣當局大陸政策的決策體系和過程的確高度集中。如美國學者史文(Michael Swaine)和卜睿哲(Richard Bush)所言，台灣當局的決策過程集中在少數高層領導人手中，其當局領導人的個人觀點和性格常常影響甚巨。下文以李登輝和陳水扁時期的重要事件為例，來檢視台灣認同及民意對某些具體政策是否有重大影響。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在接受德國記者採訪時拋出的"兩國論"極大地衝擊和傷害了兩岸關係。為了抗拒兩岸的政治談判，鞏固自己所謂的歷史定位，李登輝為了"兩國論"的出台可謂蓄謀已久。早在1998年8月，李登輝就成立了所謂"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由時為學者的蔡英文和"國安會"諮詢委員張榮豐等人負責召集一些國際法專家進行研究。1999年5月初，小組的研究報告呈送李登輝，裡面就包括了"兩國論"及"修憲""修法"等內容。研究小組的存在和研究報告的內容僅有李登輝及極少數的幕僚知曉，很多內部人士都被蒙在鼓裡。在此基礎上，李登輝更是憑藉一己之念決定於7月9日在外媒面前拋出"兩國論"。時任"國安局局長"的丁渝州是在第二天讀報得知，而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的"陸委會主委"蘇起也表示事先毫不知情。正如蘇起所言，"兩國論"源於"一項完全機密的個人決策，一項完全沒有經過人民討論，甚至沒有經過政府內部商議的決策"。由此觀之，在"兩國論"整個決策過程中，眾多理應在決策圈的人都被排除在外，更遑論民意或認同。

如果說李登輝時期的"兩國論"至少還有跡可循的話，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則對很多人來說都是意外。2002年8月3日，陳水扁通過越洋視訊會議向在東京召開的"世界台灣人大會"年會發表講話，脫稿提出"一邊一國論"。這次連陳水扁決策核心層的"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幕僚馬永成、林錦昌及"陸委會主委"蔡英文事先都不知曉。也許是因為2001年陳水扁試圖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未能得逞的失望，也許是在2002年7月21日就任民進黨主席當天被諾魯斷交的憤懣，無論如何，陳水扁的這次言論震驚了所有人。陳水扁的另一幕僚劉世忠事後評論，"一邊一國論"的"決策過程極端不透明……內部對此一聲明並無心理準備，也無事先因應方案"。

因此，在過去20多年裡，"兩國論"和"一邊一國論"這兩件事無疑對兩岸關係衝擊最大，但其決策過程相當集中封閉，民意和認同所扮演的角色並不明顯。事實上，政治領導人非但可以通過機密決策繞過民意，也可以主動通過輿論手段引導、型塑和操縱民意。在很多時候，政治領導人重視民意不是為了順應民意，而是為了研究如何利用和操縱民意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更有甚者，政治領導人有可能有選擇性地釋放信息，乃至編造虛假信息，欺騙和誤導公眾。就台灣來說，李登輝和陳水扁都是操弄和利用民意的箇中高手。李登輝1995年的康乃爾之行及其政治性很強的演講，雖然嚴重衝擊了兩岸關係，卻為其帶來1996年選舉的勝利和在台灣島內較長時間的高人氣。陳水扁在2004年大選通過操弄所謂"防衛性公投"險勝後，曾向幕僚坦誠："這次會贏，攏是公投。"

1995年5月22日，美國突然宣布，柯林頓總統決定允許李登輝於那年6月的第一周到美進行所謂「非官方的、私人的訪問」，參加康奈爾大學的畢業典禮。這次演講上，李登輝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台獨」演講

當然，以上討論並不意味著認同和民意對台灣的大陸政策和兩岸關係毫無影響。但至少說明，這種影響即使存在，也是相當間接和有限的，並且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即使撇開政治領導人時常的操弄和利用，民意和認同也因為具有籠統性和總括性，很多時候其具體政策指向性並不明顯，因而決策者有較大空間進行詮釋和再詮釋。

青年世代的國族想像

2014年，發生在台灣的兩件大事--三四月間的"太陽花"學運和11月底的"九合一"選舉--震動了台灣社會和關心兩岸關係的人士。前者似乎表明台灣年輕人的台灣認同更為強烈和激進，而後者似乎表明大多數台灣人通過選票拒絕了國民黨馬英九當局追求兩岸交流和解的大陸政策。果真如此，則兩岸關係的未來堪憂。然而，事實上，"太陽花"學運的爆發和"九合一"選舉的結果有著多重複雜的因素，台灣認同和中國大陸因素只是其中之一，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因素。

"太陽花"學運爆發於2014年3月18日晚，數百學生佔領"議場"，三個星期之後的4月10日，佔領學生走出"議場"，學運結束。在這期間的3月30日，在台北凱達格蘭大道還發生了號稱50萬人的大遊行。這場運動以學生為主導，再加上幾位學生領袖時不時的"台獨"言論，讓人覺得台灣年輕人的台灣認同和"反中"情緒較之其他世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反中"似乎也成為這場運動的主旋律。如此看法有以偏概全之嫌。事實上，對民主程序被"破壞"的憤慨、對自由貿易的反彈及對中國大陸影響力的擔憂是"太陽花"之歌的三重奏。

"太陽花"學運的爆發的直接導火索和學運支持者的最大公約數是捍衛所謂"程序正義"。2013年6月21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上海簽訂，6月25日，國民黨、民進黨、台聯和親民黨達成了對協議進行"逐條審查、逐條表決"的朝野協商協議。在這期間，台灣民間已經陸續有一些聲音批評"服貿協議"的談判和簽訂過程透明度不夠，屬於"黑箱操作"，但是未成氣候。時間推至2014年3月17日，擔任"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集委員"的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在審查"服貿協議"時，在一片混亂當中突然宣布由於協議送交"立法院"已經超過三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院會存查"。這個所謂的"三十秒審查"迅速點燃了人們的怒火，也變成了國民黨片面撕毀"逐條審查、逐條表決"承諾、妄圖繞過實質審查的證明。儘管從國民黨的角度來說，民進黨在"立法院"內外針對"服貿協議"的各種無所不用其極的拖延阻撓才是迫使他們有了"三十秒"下策的主因，但是大部分台灣民眾顯然並不認同這種說法。

其次，反對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則是"太陽花"學運中的另一層基色。2008年以來，兩岸經濟交流的密切和深化惠及兩岸，但也有不少台灣人認為這種經濟紅利更多地為大企業、大財團所攫取，所謂"三中一青"（中小企業、中下階層、中南部和青年族群）似乎反而被邊緣化。有關研究也表明，進入21世紀以來，台灣民眾自認為中產階級者下降，相對剝奪感增強，多數認為貧富差距擴大，同時功績主義信仰弱化，相信吃苦一定會成功的人數減少。在這種階級意識抬頭的情況下，貿易自由化的舉措勢必會遭受更多的反對聲音。

最後，不可否認的是，"太陽花"學運中的"恐中""反中"心態也時隱時現。面對日益崛起的中國大陸，很多台灣人意識到與大陸接觸和交流無可避免，但同時又過度擔心大陸藉此增強對台灣政治和社會的影響力。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12年的所謂"反媒體壟斷運動"。擁有三家台灣平面與電視媒體的"旺旺中時傳媒集團"本計劃收購更多的台灣媒體，但由於遭到強烈反對而告吹。"反媒體壟斷運動"者聲稱，旺中集團在中國大陸有廣泛的經濟利益，任由其掌控更多台灣媒體恐怕會影響台灣的新聞自由。類似心態也出現在"太陽花"學運中：一些人擔心"服貿協議"所部分開放的廣告、印刷、電信等行業為大陸施加輿論影響提供了更多渠道。儘管這種"恐中"心態站不住腳，也對"服貿協議"產生了不利影響，但我們也要注意的是，這與一些所謂"台獨基本教義派"的"恐中""反中"不盡一致。後者是一種意識形態化的、不證自明的、拒絕與中國大陸有任何關係的激進心態，"反中"本身既是結果也是原因；而前者的"恐"和"反"是具體的和有特定理由的，僅是一種結果，源自對其他價值的關懷。

因此，"程序正義"、反對貿易自由化和某種"恐中"心態都在《兩岸服貿協議》問題上得以發酵，共同構成了"太陽花"學運的群眾基礎。這種多重性也體現在參與學運的各種社會團體中：有青年學生組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有關注民主程序的"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公民監督國會聯盟"，有"台獨"傾向的"台灣教授協會"，有左翼的"台灣農村陣線""台灣勞工陣線"，有關注人權的"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還有關注環保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等。總之，聲勢浩大的"太陽花"學運彙集了有著不同政治傾向和政治目標的社會團體和參與者，將之簡單歸結為台灣年輕人台灣認同的激進化或"恐中""反中"情緒的爆發顯然失之偏頗。

2014年11月29日舉行的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選舉產生了22縣市的縣市長、議員以及鄉鎮長、村里長等。執政的國民黨遭受嚴重挫敗。新當選的22名縣市長中，13人為民進黨籍，6人為國民黨籍，3人為無黨派人士。

2014年11月底，台灣的"九合一"大選落下帷幕，執政的國民黨遭遇了空前挫敗。一些媒體和分析者隨即將國民黨的敗選當作對其兩岸政策的否定。這也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看法。如同"太陽花"學運的爆發，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的大敗也是多重原因綜合所致，絕非一次對馬英九當局兩岸政策的"公投"。選舉結果表明選民對馬英九當局在過去幾年的施政高度不滿。首先，這種不滿源自經濟增長率的低迷，貧富差距擴大，年輕人就業遭遇困境。儘管這些問題既非始自馬英九，亦受國際和區域經濟環境的影響，但與大企業大財團關係相對密切的國民黨，以及推行較為自由主義的內外經濟政策的馬當局，自然成為民眾不滿和怨氣的傾瀉對象。其次，國民黨在若干重要縣市推出的候選人被選民看作"官二代""富二代"或者地方派系二代，又進一步加強了其既得利益者和"權貴"形象，也削弱了普通民眾尤其是年輕人對國民黨候選人的認同度。此外，馬英九當局的決策方式和行事風格也大大削弱了其支持度。在當今台灣的政治環境下，幾乎沒有任何政策或議題不存在爭議，而馬英九當局針對有爭議性的事項往往瞻前顧後、首鼠兩端，常常稍做堅持又在反對聲浪中退卻，最終支持者失望，反對者獲得更多動能。以上為國民黨大敗的主要因素，而關於兩岸關係的話題在整個"九合一"選舉過程中，僅僅在台北市有些許討論。

綜上所述，就台灣認同的內涵來說，儘管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大幅上升，但關於統獨的政策偏好卻相當穩定，大部分台灣人在攸關兩岸未來的問題上還是比較務實中庸的；就台灣認同的影響來說，認同和民意似乎並沒有對台灣當局一些重大的兩岸政策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就近期的發展變化來說，"太陽花"學運和"九合一"選舉國民黨的慘敗的原因多重複雜，並不意味著台灣認同的激進化或者對兩岸交流的完全拒絕。台灣認同和民意的變化對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和未來的和平統一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沒有必要把它變成一種"迷思"--將其上升到一個最重要的地位，變成衡量一切的標準，進而由於台灣認同某些層面的變化而對兩岸關係的未來產生不必要的悲觀情緒。

如果以台灣認同是否發生有利於祖國統一的變化作為唯一的衡量標準，政策評估很容易出現偏差。比如，在"太陽花"學運爆發後，有評論認為這意味著經濟整合在推動兩岸關係方面的作用走到了盡頭，甚至建議大陸不能"無原則"地"讓利"，要把兩岸經濟往來與台灣的所為掛鉤。這樣的建議失於簡單和片面。經濟整合也許在認同方面效用不彰，但是在推動兩岸經濟發展、促進兩岸交流制度化、加強兩岸同胞交流方面，助益頗多。另外，台灣認同的變遷有著複雜的歷史、社會和政治原因，並且經歷了長期的、漸進的過程。因此，期待某項政策在短時期內能夠立竿見影是不現實的。

事實上，衡量政策是否成功應當有兩個標準：一是此項政策是否能夠實現最終目標；二是如果沒有此項政策，是否會使情況更糟--亦即是否會離實現最終目標更遠。或許可以將第一個標準稱之為"最高標準"，將第二個標準稱之為"最低標準"。如果某項政策達不到最高標準，則說明或許還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或許還需要假以時日，但不應當成為否定此項政策的原因，因為它還有可能滿足最低標準。只有當某項政策被證明無法滿足最低標準時，才是真正考慮拋棄它的時候。兩岸的經濟整合應當就是滿足最低標準卻無法企及最高標準的典型例子。

從歷史角度來看，台灣政治地位的變化總是與東亞地區國際政治的深刻變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甲午戰爭、抗戰勝利、朝鮮戰爭、中美和解、冷戰終結等大事件無一不極大地影響了台灣命運和兩岸關係。今日東亞地區最重要、最深刻的國際政治變動毫無疑問是中國大陸的崛起，而今日的兩岸關係也可以說處於1949年後的最好時期，兩者之間的關聯並非偶然。台灣問題始自中華貧弱時，亦將終於中華復興日。中國大陸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最根本保證。中國大陸崛起和實現民族復興不僅為兩岸和平統一創造了最佳的結構性條件，也有可能會推動台灣認同朝著積極的方向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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