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男癌」讓人不快，但他可能就是你的父親、愛人或老師

在反對馮鋼的聯署上簽名是容易的，但如果不直面身邊的性別歧視——他們可能是你的父母，你的愛人，你的上司——就沒有真正面對這個問題。

兩年前我給家裡定了一條餐桌規則：「吃飯的人不應抱怨，做飯的人不必道歉。」

這條奇怪規則的起因，是家裡的老爺子一坐上餐桌就開始評論這個菜怎麼不好吃，另一個菜應該怎麼做。負責督導阿姨做飯的老太太唯唯稱是，有時候還要提前自我檢討：今天的飯太爛了，菜沒有配好；醬油放太多，肉太黑了，……不一而足。

輪到周末阿姨休息，這個被批評的人換成了我。我知道老爺子沒有什麼惡意——作為長期處於家庭權力中心的男性，他只是習慣了坐享其成和評頭論足。不過，在忍耐甚久之後，我還是明確地提出了這個要求：吃飯的人應該對做飯的人表示感激，至少，不要抱怨——「時代不同了，如果你們希望將來孫子的婚姻幸福，一方面要鼓勵他自己享受下廚，另一方面，不要讓他耳濡目染，養成自己不動手而對他人事事苛求的習慣，要不可能留不住你的孫兒媳婦。」

我家老太太，曾經是一個城市的人大代表，出色的語文教師，反應快，愛辯論，但聽到我這番頗為不恭的言論的時候破例沒有反駁。

這會兒想起這件舊事是因為近來關於馮鋼教授的爭議——他數年前對女生讀研只是為「混張文憑」的言論引發眾怒，社會學界的一批女性學者發起聯署，批評馮鋼作為社會學學者沒有看到知識界對女性知識分子的結構性限制：「如果在一個國家，有數據表明女性升學、就業的比率低於男性（就像您一直強調『根據您以往的經驗』），女性從事領導崗位的比例遠低於男性，您認為這是天然的性別差異還是社會結構對女性的壓制？如果在一個國家，黑人的犯罪率高於其他族裔，您要歸咎於種族的劣根性，還是社會的不平等結構？」

這個限制毫無疑問是存在的。就像聯署發起者所指出的那樣，大部分女生在求學的過程中「仍然被綁縛在母親、妻子的角色中……而男生，尤其在當下中國，從來不會面臨與女性相同的婚育和照顧壓力，自然多了更多的時間和自由去追求自己的事業，無論是學術還是其他。」

布迪厄終身致力於社會場域的研究，他的成果被後人簡單粗暴地歸結為「結構產生慣習，慣習決定實踐，實踐再生結構」（布迪厄肯定不會同意這個大為簡化的結論，但它仍然有助於我們理解他在講什麼）。

用大白話來說，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使得女性從小就習慣於從屬者的角色，避免被視為富有侵略性。在求學、求職、婚姻中，她們習得的這些觀念指導著其社會實踐，往往又加強了「女性弱於男性」的刻板印象，從而進一步固化了性別不平等。舉例而言，很多工作需要從業者額外加班，而女性認為自己應該以家庭為重，無法滿足上司的要求，勢必使業績受到影響。無論上司是否能夠理解她對家庭的重要性（實際上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往往並不難理解這一點），但就職場競爭而言，仍然會以看似客觀的業績數字來評判她的現實成就與未來發展空間。正是這些看似有著經驗支持的判斷，無所不在並且限制了女性的發展。

就我的有限觀察，政治上正確的、有關性別平等的理論在中國很難觸發男性和女性群體之間真正有價值的討論，女性主義者激憤的隔空喊話在男性群體中往往如泥牛入海，一去無聲。這是因為，辯論或許能夠在理論和邏輯層面勝出，卻無法真正獲得男性群體的內心認同。

讓我直截了當地說吧： 「直男癌」之名讓人聯想到不可接觸的偏見病菌攜帶者，但在言論場之外，他們很可能就是你的父親、你的愛人，你尊敬的老師，或是給你發薪水的老闆。這是關於性別不平等的討論很難落實到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原因。即使睿智通透強大如波伏娃，也在與薩特的情感糾纏中徘徊浮沉，對大部分女性而言，生活環境中的情感、利益和權力關係更不像理論框架那樣可以輕鬆二分，立場可以理性，但很難想像與自己的親人在觀念上長期為敵。所以我一直覺得，比起用激烈的言論吊打馮鋼教授，更困難的是在生活中以事實和行動來改變你生活圈子裡的這些人。

對這個問題我給不出什麼確定的答案——唯一能確定的是，我不會因為清楚地看到這個結構性的不平等而放棄努力，放棄自身成長的可能。所以我特別喜歡布迪厄在抗議前述對他簡單化的解讀時強調的那一點：人在結構中不是毫無作為的，他/她和結構的互動會再生產結構。這就是說，女性要靠自己的行動來衝擊這個不平等的結構，用事實改變周圍人的偏見，敦促他們更多從女性的角度看問題，共同營造一個儘可能性別平等的小環境，如此，我們才能一點點改變性別不平等的制度。

聯署是一個充滿儀式感的行動，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將其落實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努力以自己的成就來證明偏見的錯誤，不把結構性的不平等作為自己無所作為的理由。舉個例子，女性學者需要做的不只是強調結構對自己的限制，更要以出色的教學和科研來贏得他人的尊重。需要強調的是，這些不應該只是以自己加倍付出時間和精力的犧牲來獲得，它應該包括協商、博弈乃至爭奪——小到和配偶商量如何分攤家務，大到在工作和公共事務中咆哮出聲。只有當你有勇氣發聲、並且採取行動去改變圍繞自身的性別不平等，你才真正地面對了性別歧視這個古老的社會議題。

這是我為什麼在那份聯署簽名上看到兩個熟悉的名字時由衷開心的原因——這兩個姑娘，一個出身於廣東的果農家，從小受到的一直是「女孩子讀那麼多書幹嘛」的拖後腿式教育，從大學開始完全靠自己的獎學金付學費，一直讀到美國博士拿到終身教職；另一個，在媽媽 「考公務員，早點兒結婚」的愛的叮嚀聲中同樣出色地完成了博士學業。十年來我看著這兩個姑娘成長，經歷磨難和困惑，最終看見世界，找到自我，探索人生新的可能。她們用自己的經歷證實，那層橫亘於所有女性頭頂的玻璃天花板，是有可能打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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