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龍文化 五
佛、道兩教爭相對龍宣傳，刺激了民間對龍的崇拜，傳統的龍也由一神獸而成神。於是大江南北，龍王幾乎無水無之。封建帝王也對龍神發生興趣，唐代就有祭五龍之制，宋大觀二年（1108年），宋徽宗下詔封天下五龍神為王爵。明清兩代帝王也有封龍為王之舉。帝王的褒揚，抬高了龍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
本來在佛、道二教中，龍雖為神，但都沒有顯赫的地位，因此無論佛寺還是道觀，都不供奉龍，龍但是宗教建築的裝飾，至多不過是佛、仙的坐騎，但在中國民間，龍卻揚眉吐氣，成為一種信仰最眾、獨立於佛、道之外的神祗。各地龍王廟林立，龍王廟與城隍廟、土地廟成為中國到處可見的祠字。
北宋元豐二年（1079年），大詩人蘇軾被貶調湖州。貶調的原因是他不贊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調時，蘇軾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謝。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黨的御史們作了手腳，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氣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寫出了略帶牢騷的「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一句。表上後，新黨官員們馬上從中嗅出了蘇軾的不滿情緒，他們決定找一個借口，再給蘇軾一點顏色。
借口很快找到，這就是蘇軾的詩。
詩人的天性是吟頌，無論是歡樂還是憤怒，都可入詩。蘇軾的弟弟蘇轍知道乃兄的毛病，所以特意告誡他：「北客南來休問訊，西湖雖好莫吟詩。」但蘇軾還是借詩抒發胸臆，宣洩胸中的塊壘，於是被人抓到把柄。到任三個月後，即被押回烏台（即御史府，宋代糾彈百官的機構）。
令蘇拭倒霉的詩句是歌詠檜樹的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這兩句詩被人指稱為隱刺皇帝：「皇帝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於此！」
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烏台詩案」，這不過是封建社會千百起文字獄中的一起，但原因較為特別，即因「龍」而起，文字中對「龍」的態度有了問題。因為龍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又是皇帝的代稱，皇帝是「真龍天子」。
那麼，龍是怎樣與皇帝結下了緣的呢？
在上古時期，由於龍是通天神獸，是神的助手而被先民們所尊崇。這樣就產生了居於一國之尊的國玉或國君有被喻成龍的可能性。春秋時代，龍逐漸被視為君象，如《易經》中就有「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之類的句子。而當五行循環、五相終始的理論與瑞符說產生、龍作為瑞符而起到表明某一統治有合法性的作用時，龍就與君主有了直接的聯繫，上古時期的統治者黃帝、炎帝、堯、舜、禹等人在春秋後形成的文獻中都被說成是與龍有關。秦始皇曾被稱為「祖龍」。
據《史記》記載，秦王政三十六年（前211年），秦的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一塊玉璧攔住使者說：「請把這塊璧交給縞池君（即水神）。」然後又說：「今年祖龍死。」使者想問清楚，但人忽然不見，僅有玉璧放在地上。使者將壁帶回，並將經過奏報給秦始皇。秦始皇默然不語良久，才說：「這個妖孽能預知的不過是一年之內的事情。」退朝後他說：「祖龍是指人的祖先。」又諭令御史大夫看那個玉璧，發現是8年前秦始皇渡江時為祈福而沉於江的那塊。據後人的解，這是因秦暴虐無道，上天已不再福佑秦的統治，派妖鬼化人形將秦始皇奉獻的玉璧退還，以示不庇護之意，要使者將此壁交給如周武王那樣的有德者，討伐暴秦，取而代之。祖龍即指秦始皇。
後人有詩論及秦始皇焚書：「竹帛煙消帝業虛，關河困鎖祖龍居，坑灰未冷東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這裡的祖龍同樣指秦始皇。
在劉邦始作俑後，歷代帝王也深悉了其中的奧秘，都在「龍為君像」上打算盤，神化自己。漢武帝在龍的皇權化方面比劉邦要厲害得多。他特別相信五行之說與方士之術，對龍為帝瑞篤信不移。在武帝一朝，因龍瑞符而發生的折騰有幾十次，河潰認為是神龍動怒，建龍淵宮以敬龍；有人獻犀牛，以為是麒麟出現；有人獻異馬，他將其當作龍馬。他相信可以乘龍登天派出數千方士去尋找神仙，採制芝葯。東漢光武帝劉秀有「四夷雲集龍斗野，四七之際火為王」的受命之符。唐太宗4歲時。
有書生稱他「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及冠，必能濟世安民」，說完即不見蹤影，於是他改名為李世民。宋太祖趙匡胤以黃袍加身的方式奪得了後周政權，因此更需要神化自己來避免輿論的指責，於是便稱他在任宜州王、鎮守荊州時，就有黑龍躍上他所乘之船。如此種種，史不絕書。
龍成了皇帝的化身和權威的象徵，一些帶龍字的辭彙就成了皇帝的專指辭彙，如皇帝即位稱為「龍飛」，帝王未即位或在民間時（多指開國之君）稱「龍潛」，新王朝創立稱「龍興」，皇帝的容貌稱「龍顏」，皇帝死亡稱「龍馭賓天」，即乘龍升天，此外還有龍椅、龍印、龍裳、龍輦等。一些帝王熱衷於以龍為年號，據研究者統計，在中國歷史上，以龍字作年號的君主不下20位，但可笑的是，其中多數國勢衰微，甚至是國滅身亡。龍並不能為他們幫什麼忙。
帝王對龍的利用，一個突出的表現是對龍紋的把持與壟斷。
這主要體現在對帶有龍形象的服飾的使用上。東漢時，九卿以下官員已經沒有資格穿有龍圖案的服裝，元代不但不準常人穿用有龍鳳圖案的服裝，市街店鋪也不準織造、出售有龍鳳圖案的布匹，違者除物品沒官外，還要把犯禁之人拘捕嚴懲。但由於龍紋的流行年代久遠，統治者一時不能完全禁絕，又採取了變通方法，即將龍分為三六九等，那種雙角五爪的龍形象由皇帝專用，其它三爪、四爪的龍紋可以民用。明代模仿前代，禁止民用龍紋，同時對大臣朝服的圖案也作了規定。相比之下，倒是清王朝相對寬鬆一些，它規定文武百官可穿蟒服，但蟒數及顏色各有等差。龍紋器物，除皇帝專用色（明黃）外，一般不禁止。歷代皇帝的服裝則極盡華麗，濫用龍紋以示帝王的威權。
以明清帝王的服飾為例，皇帝的袞服為玄衣黃裳，裝飾有12種圖案，稱十二章。衣自上而下織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裳自上而下綉宗彝（本意為一種祭器，上有虎與雉雉兩種獸形。
這裡指兩種獸的圖案）、藻、火、粉米（白色米形花紋）、黼（黑白相同如斧形的花紋）、黻（青黑相間的花紋）。蔽膝與裳同色，綉龍、火和山的圖案。十二章中以龍紋最為突出，其他不過是點綴。明代又規定皇帝的朝服除了十二章外，還要有十二團龍。帝王的其它衣服也儘力「龍」氣，可稱滿身皆龍，甚至皇后的朝服也爬滿了龍。
封建帝主壟斷龍紋的目的是加強專制統治，使自己的權威不受到挑戰。因而，任何時龍的冒犯常常被君主視為對專制皇權的冒犯，都可能招致大禍。韓非子曾說過，龍雖然有時柔順得可以與它一起嬉戲，但它頸下有逆鱗徑尺，碰了逆鱗，龍就會翻臉不認人而殺人。韓非子認為君王應有逆鱗。歷代帝王神化自己為真龍天子，也就自然地承繼了龍的逆鱗。觸犯專制皇權、包括對龍表現出不敬的言行，都可能遭到嚴懲乃致殺身滅族。所以大詩人李白在《猛龍行》中感嘆：「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明清以降，中國封建皇權達於鼎盛，極度膨脹，帝王猜忌心極強，對皇權有意無意的冒犯都是犯龍鱗的行為，由此形成了一系列血案和文字獄。明代畫家盛著善畫山水花鳥人物，名重一時，洪武年間供事內廷，為皇帝服務。他奉旨為一寺院畫影壁，畫了一幅「水母乘龍背」，結果朱元璋以「不稱旨」為罪名下令將盛著處死。朱元璋出身卑賤，疑忌心極強，很可能是他認為這幅畫中龍被人騎是對他的嘲諷，於是製造了這起冤案。清代乾隆二十年（1756年）．內閣學士胡中藻主持廣西學政，出試題取《易經》中「乾之爻不像龍說」一句，結果被控為低毀乾隆。因為隆與龍同音，是暗指乾隆不是真龍天子，因而獲罪，收監後又順蔓摸瓜，查出胡的詩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之類的句子，於是胡中藻被處死。
由於中國龍文化源遠流長，龍的功能與形態、類別又多種多樣，更由於龍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已深深地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專制帝王們無法對龍實行絕對的壟斷。相反，帝王們的恣肆自為激起了人門的反感，出現了對龍的憎惡和否定，產生了毒龍。孽龍之說。毒龍本為佛經語，指一種害人之龍因受戒而頓悟，忍諸般苦，以至命絕，最後終於成佛。但人們用這一概念主要意指害人之龍或害人的邪念。唐詩人王維就有「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的詩句。所謂孽龍，乃是降災之龍。本來在上古，龍代表天帝表示其賞罰，但降災之事逐漸被稱為「龍蛇之孽」，於是有了妖龍、孽龍的稱呼。相傳秦李冰任蜀郡守，蜀多水患，並有孽龍食人。李冰及其子二郎降服孽龍，鎖於江上，水患遂息。神話傳說中的二郎神及梅山七聖即從此而來。孽龍除了指殘暴，興水患害民的龍以外，還指歷史上的暴君，如夏桀、秦始皇等人。對毒龍、孽龍的指斥，反映了歷史上人民群眾對專制皇權的不滿與反抗。除了這種直接的指斥外，人們還在文學作品中對龍嬉笑怒罵。如在《封神演義》、《西遊記》中都有「哪吒鬧海」的章節，作者不但借哪吒之口把龍王稱為「老泥鰍」，而且還設計了哪吒將龍太子打死、揭鱗抽筋的情節，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意向。
對「真龍天子」的最直接的否定是農民革命的的熊熊烈焰。
還在龍與帝王結緣不久的東漢未年，黃中軍起義就喊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近代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把清王朝的皇帝稱為「蛇妖」，宣稱以農民自己的真龍天子來取代封建階級的真龍天子。他賦詩言志道：
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
眼通西北江山外，聲震東南日月邊。 展爪卻嫌雲路小，騰身何怕漢程偏。 風雪鼓舞三千浪，易像飛龍定在天。當民主革命凱歌高奏、封建帝制被推翻後，作為皇權象徵的龍也就走向了未日，變成了一種文化遺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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