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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秋至兩漢：圍棋逐漸普及

　　圍棋誕生之後，直到春秋時代（公元前770～前476），一直未有確切的文字記載，這一段時間圍棋發展和流行的情況，我們不得而知。值得欣慰的是，從後人的一些記載以及民族學和民俗學的一些資料中，可以大略地勾畫出一個輪廓。

　　圍棋在古代除了娛樂競技之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功用，即「一枰之間，方罫之內，勝負視乎多寡，所以商度而計較者。」（焦循《孟子正義》）也就是說，下圍棋可以培養一定的算術知識和計算能力，有發矇益智的特殊功用。

　　張華《博物志》「或雲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的說法，以及《孟子·告子》「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的觀念，分別從正面和側面證明古人是很重視圍棋的這種功用的。數即算術，在周代是六藝之一。《周禮·地官·大司徒》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六藝是周王室及貴族子弟的必修課程，事關德行教養，意義非同小可。《玄玄棋經》禮卷歐陽玄序說：「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比及弱冠而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事偏習矣。他日因射之餘意為投壺，且寓禮焉，因數之餘意為弈，且寓智焉。」晏天章也說：「弈之為數，即六藝之數也。」可見古人在圍棋與數和圍棋與六藝關係上的看法，是相當一致的。20世紀初，日本學者青木文曾旅居西藏學習喇嘛教義。他在參觀為未來的僧官和俗官而建立的貴族子弟學校時發現，那裡的學生就是靠藏棋——一種與圍棋極其相似的棋藝遊戲，用擺放棋子的方法來學習和練習算術的。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文字資料和民族民俗學的資料是在告訴我們，圍棋正式誕生後，其娛樂性、趣味性和競技性還沒有被人們很好地認識時，它的流傳相當程度上是有賴於它的教化益智的功用，而且流行範圍較窄，主要是在王室和貴族子弟中。其流傳方式，除自學外，至少在西周時，還有設課教習的可能。平王東遷以後，周王室逐漸衰微，禮崩樂壞。緊接著的春秋、戰國（公元前475—前221）時期，諸侯爭霸，列國稱雄，戰爭頻仍；社會生產工具進一步改進，出現了牛耕和鐵器，生產力得到更快的發展，社會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開始了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在這個時期中，人們的思想意識也發生著劇烈的變動，漸趨活躍，最後造成了戰國時期諸子之學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樣的社會環境，促使圍棋跳出宮廷娛樂和教化益智的狹小範圍，開始流傳到民間，並逐漸傳布開去。

　　到春秋時期，圍棋在諸侯士大夫中已流行得比較廣泛了。《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衛獻公自夷儀使與寧喜言，寧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可靠的涉及圍棋的記載，時間是公元前548年。人們在談話中使用比喻，都是選擇互相之間比較熟悉的事物作喻材，這樣才能使自己要表達的意思更為形象，更為明白，對方也才能準確無誤地領會。大叔文子用圍棋作比喻絕非偶然，說明在衛國的宮廷和士大夫中，圍棋已有相當程度的開展，是人們非常熟悉的事物。衛國只是當時十多個諸侯國之一，地處當今河南濮陽一帶。而這十多個諸侯國互相之間的聯繫，以及與周王室的聯繫都比較密切。這說明圍棋在各國開展流行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至少是都有所開展了。

　　「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實際上是一種早期的樸素的圍棋理論，具有基本的指導意義。它總結前人下棋積累的經驗，概括了一個制勝之道：下圍棋時，每落一子，必須深思熟慮而又要當機立斷。若猶豫不決，拿不定主意，就戰勝不了對方。儘管在今天看來，這只是一個十分淺顯的道理，可它卻是當時人們對數百年圍棋經驗的精闢總結。從此後它成了棋手時刻必須注意的警句格言，也成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廣泛應用的一句成語。

　　隨著圍棋在社會上特別是社會上層人士中的逐漸流行，它與人們的文化娛樂生活的聯繫也越來越緊密。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圍棋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可以開拓人的思維，培養計算能力、判斷能力和敏捷的反應，帶來無窮的趣味和愉悅；另一方面它又因耗時費日影響人的其他活動，或者使人沉迷其中難以自拔。因此，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了對圍棋褒貶不一的議論。《論語·陽貨》有這樣一段話：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禮」，是「仁」，而要達到這種境地，必須學「道」。他上面這番話就是基於這種思想向弟子們講的，意思是如果人飽食終日，於學「道」無所用心，則很難安排自己，必然要生淫慾以打發日子。不是有博和弈一類的遊戲嗎？如果從事這些遊戲，還勝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生淫慾。在他看來，博和下圍棋當然不能和學「道」相提並論，但也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如果能從事博和圍棋，就會得到一定的快樂和滿足，阻止淫慾邪念的萌生。他的觀點和傾向性很明確，與《左傳》中大叔文子的話毫無褒貶之意有所不同。

　　還有一部叫作《關尹子》的書，傳為周人尹喜所作，原書已佚，今本是宋人所輯，書中有不少談及圍棋的地方，如「道雖絲紛，事則棋布」，「兩人弈，相遇則勝負見」等。其中還有這樣的話：「習射、習御、習琴、習弈，終無一事可以息得者。」他是為了說明什麼事都要堅持不懈才能達到目的，舉學習射、御、琴、棋為例，指出這些技藝沒有哪一樣是不經過長期學習就可以學到手的。宋人輯佚此書不知是否有可靠的依據，但從所舉的事看，都是周代六藝之一，可能也並非完全杜撰。這段文字本身雖無褒貶之意，但以圍棋直接代表「數」藝，而且與其他幾藝相提並論，其褒揚的意思就再明顯不過了。戰國時齊處士尹文撰有《尹文子》一書，原書已佚，今本是東漢人偽托，其中講道：「以智力求者，譬如弈棋，進退取與，攻劫收放，在我者也。」認為圍棋是智者的遊戲，褒揚之意更為明確。

　　戰國時期，出現了對圍棋貶斥得十分尖銳的言論。《孟子·離婁下》載：「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善事父母為孝，古人對孝極為重視，被視為人倫之大節，孔子就有「弟子入則孝，出則悌（敬兄）」（《論語·學而》）的訓導。將圍棋列為五不孝的行為之一，足見世上一些人對圍棋已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孟子是鄒（今山東鄒縣東南）人，曾遊歷齊、宋、魏等北方諸國。五不孝的說法既然是「世俗所謂」，足見在北方一些國家的社會下層中，圍棋已經流行開來了，而且以錢財作注賭棋的風氣也開始出現，以至於有的人沉迷圍棋而不顧奉養父母。

　　隨著圍棋的流行和發展，著名的圍棋高手開始出現，第一位見於文字記載的圍棋高手，是戰國時齊國的弈秋。《孟子·告子上》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非然也。

　　古代有許多因技藝傑出而傳名於世的人，都是以其技藝加稱其名。弈秋便是這樣。因為他名秋，圍棋下得好，在齊國冠絕一時，所以稱他「弈秋」。至於他的本姓則無人知曉了。中國古代沒有專業圍棋和業餘圍棋的概念，也沒有專業棋手和業餘棋手的概念。我們今天只有以是否靠以棋為生來予以辨別。從《孟子》的話看，弈秋是在課業授徒，而且聲名甚顯。這表明戰國時期，在社會生活中圍棋已出現了專業化的趨勢，而弈秋就是第一個留下姓名的專業棋手。這件事的出現，具有深遠的意義，它標誌著圍棋已開始成為人們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而棋藝精湛的高手必然會得到人們承認和一定程度的尊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齊，統一了中國。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起一個疆域空前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大帝國。秦王朝的建立，對社會的統一和社會生產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它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上，卻造成了空前的大劫難。秦始皇為保證嬴氏江山得以萬代相傳，防止諸生以其所學惑亂民眾，採納丞相李斯的建議，實施嚴刑峻法和文化禁錮政策。規定除秦記和醫藥、卜筮、種樹的書之外，其它如《詩經》、《尚書》等典籍，以及諸子及百家之書統統都得燒掉；世人有相對聚語議論這些書的，處以死刑，而借用這些書以古非今的誅滅九族。圍棋這時在大多數人眼中只是一種微藝末技，也沒有出現專門的棋藝著作和棋藝理論著作，但因為它同天文、數學、陰陽、軍事知識有關，經戰國之後又很容易同縱橫家學說聯繫在一起，再加上圍棋至少是兩人相聚，若是下注賭棋還會招來更多的人，所以雖然沒有明令查禁，但人們為免招是非，也不敢下圍棋了。另外，秦王朝設博士官職掌官學，嚴禁私學，因此也不可能有人課業授徒教授圍棋。在這樣的環境下。民間的文化娛樂根本無法談起。本來就缺乏理論、還不夠發達的圍棋好似雪上加霜，完全喪失了活力，除能在極小的範圍內，如宮廷內部的一些人中勉強生存外，幾乎絕跡了。

　　秦始皇的萬世之夢，不過兩世就被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徹底打破了。漢王朝建立後，採取休養生息政策，社會生產力迅速恢復並快速地發展起來。文化上，較靈活、開放，在儒家文化空前發展的同時，道家文化也得到發展，佛教文化、西域文化等外來文化也開始傳入和被消化吸收。這樣，在西漢（公元前206—公元25）二百年間及東漢（公元25—220）的大部分時間裡，文學、史學、音樂、藝術和自然科學等都非常繁榮發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

　　良好的文化藝術環境，給圍棋帶來了勃勃生機，圍棋出現了復興局面，並有了新的發展。

　　兩漢時期，宮廷中盛行圍棋，許多帝王都愛好圍棋。西漢的創立者漢高祖劉邦，就是著名的圍棋愛好者。晉代葛洪《西京雜記》卷三：「戚夫人侍高帝。……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他們二人圍棋行樂竟形成宮中習俗，而且出現什麼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要取絲縷拜求北辰星才能免疾的神秘傳說，可見圍棋影響之大。戚夫人多才多藝，擅長鼓瑟擊築，曾擊築伴和劉邦唱《大風歌》，又會弦管歌舞，還會圍棋，自然深得劉邦寵愛。為此，劉邦幾次想廢太子（呂后所生），立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為太子，後因呂后阻撓，張良設計請來四皓輔佐呂后之子而未成。呂后對此深深忌恨，劉邦死後，便將戚夫人和趙王如意害死了。戚夫人死後，她身邊的宮女都被逐出宮。這些宮女在宮中或耳濡目染，或身體力行，自然都會下圍棋，出宮之後，將棋藝帶至民間，對圍棋普及倒不無作用。漢宣帝劉詢也很喜歡下圍棋，而且水平還不低。據《漢書·宣帝紀》所載，他「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與劉邦不同，是一個知書識禮的天子。他未作皇帝前，同杜陵人陳遂十分要好，陳遂也是一個圍棋愛好者，二人經常在一起下棋。陳遂棋藝略遜一籌，常常輸棋，欠劉詢不少棋注。劉詢當皇帝後，準備擢用陳遂為太原太守，曾賜璽書一封：「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意思是太原太守官職不小，奉祿豐厚，這下可以償還你當年輸的棋注了。你妻子當時在旁邊，那些事她完全清楚，可以作證人。結果陳遂深知為臣之道、今昔之別，不敢領此厚愛，婉言辭謝了。陳遂雖未受官，但此事亦算是歷史上第一個圍棋賜官的例子。漢宣帝還常與王褒等放獵，縱情享樂，辭賦為歡，朝中多有非議，他便借孔夫子的話說：「『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漢書·王褒傳》）

　　除了皇帝外，在劉氏諸王中，愛好圍棋的也不少，如廣川王劉去、淮南王劉安即是代表。劉去通諸經，史稱「好文辭、方技、博弈、倡優。」劉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喜歡方士，也極好圍棋。他那著名的《淮南子》中，就常常提到圍棋。如「行一棋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圍棋擊劍，亦皆自然」等，說明他是深諳棋理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中的圍棋之風在文人士大夫中也得到響應。前面提到的陳遂，即是一例。到東漢時期，愛好圍棋的文人士大夫就更多了。像桓譚、班固、馬融、李尤和黃憲等，都是著名的愛好者。

　　桓譚（公元前？—公元56），字君山，沛郡（今安徽濉縣）人。博學多通，遍習五經，官至議郎給事中，是著名的經學家和哲學家。他著有《新論》，其中涉及到一些圍棋的基本理論和實戰理論，認為圍棋與兵法相類；更視帝不懂兵法猶如不懂棋，結果使別人死棋得生、自己功敗垂成。

　　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先任蘭台令史，後轉遷為郎，典校秘書，是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他喜愛圍棋，對圍棋的深奧道理和豐富的文化內容作了嚴肅的探討，曾撰《弈旨》一篇，第一次對圍棋作了全面的論述，對圍棋的特點多有發掘，是一篇劃時代的圍棋理論文章。

　　李尤（約55—135後），字伯仁，廣漢雒（今四川廣漢）人，累官蘭台令史、諫議大夫、樂安相，是當代的辭賦家，被譽為有司馬相如、揚雄之風。他有一首《圍棋銘》：「詩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閑，玩弄游意。局為憲矩，棋法陰陽。道為經緯，方錯列張。」精鍊地概括了圍棋的特點和陶冶性情的作用，嗜棋之情溢於言表。

　　馬融（79—166），字季長，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人，官至南郡太守，著名的經學大家，生徒數以千計。他十分愛好圍棋，認為圍棋源於兵法，作有《圍棋賦》，抒發自己一介書生在三尺之局的戰場上，縱橫馳騁的愉悅之情。

　　這時期，民間的圍棋也得到恢復和發展。揚雄《方言》對地方語言研究頗深，所謂圍棋「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弈」，本身就說明了中原地區民間圍棋活動流行的程度。另據葛洪《西京雜記》卷二載：「杜陵杜夫子善弈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杜陵在今西安南，屬京兆尹。杜夫子名不詳，既被稱為夫子，或因學識過人，或因棋藝超群，沒有頻繁的交流比賽，他是不可能得到「天下第一」這樣的稱號的。這至少說明，長安附近及其周圍地區的圍棋活動是相當盛行的。由於古代棋手的地位很低，圍棋總的來說還沒有得到朝廷的重視，因而棋手的姓名是很難見諸史乘的。一個「天下第一」的著名棋手的事迹都僅有幾十字的記載，其他棋手就可想而知了。那些被湮沒了姓名的棋手，雖然不能傳名後世，但他們為兩漢時期圍棋復興所做出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

　　兩漢圍棋的發展推動了圍棋的理論研究，也促進了棋譜的收集和整理。棋譜的記錄留存起源於何時，尚難以考定，但兩漢時期是肯定已經比較流行了。一些優秀的對局譜，經收集整理後成為棋家珍藏之物，對推動圍棋水平的提高，起了巨大的作用。至少是從兩漢後收集整理棋譜便成了棋藝研究的重要方法，幾千年來一直為棋手所沿用。可惜的是，漢代棋譜現已無處可尋，唯從成書於北周的敦煌《棋經》的「漢圖一十三勢」一句話中，才知道他們在唐以前還廣為流傳，為棋手們所推崇。

　　從當時棋手和圍棋愛好者的籍貫和遊歷看，圍棋活動在長江南北，即今天的河南、山東、陝西、河北、四川、江蘇、湖南等地區都開展起來。而且根據一些資料推斷，圍棋還可能流傳到了發羌、唐旄地區，即今天的西藏地區。西藏有一種藏棋，叫做「密芒」，意思是「多眼」，故又稱為「多眼戲」。它的制式和規則除個別地方外，與兩漢時期的圍棋極為相似。圍棋的歷史早於藏棋，完全有可能是兩漢時期或稍晚時候流傳到西藏的。

　　2.三國時期：圍棋迅速發展

　　三國時期（220—265），圍棋繼兩漢時期的復興和發展之後，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終於迎來了圍棋史上第一個蓬勃發展的高潮。隨著人們對圍棋娛樂性、趣味性和競技性的認識的提高，圍棋開始從各種遊戲中脫穎而出，成為人們陶情怡性、豐富生活的最受歡迎的遊藝活動。而三國時期天下三分，兵事十分激烈的社會現實，客觀上也起到了促進圍棋發展的作用。圍棋愛好者越來越多，遍及帝王、文人士大夫和各階層民眾。圍棋理論和士大夫圍棋觀念開始出現，一些圍棋規則和制度也形成文字並固定下來。從圍棋流行的地域看，三國時期的圍棋流行範圍更為廣泛，從中原地區和黃河流域逐漸擴大到了江南地區和整個長江流域。這幾個特徵對後世圍棋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最後一點，使得圍棋活動的重心自此南移，在後來的一千多年時間裡，南方圍棋的水平——無論是普及程度或提高程度——基本上都高於北方。

　　三國時期的圍棋，因政治、軍事和人文地理等原因，正好形成魏、蜀、吳三個中心。

　　魏國圍棋活動的發展，與曹操家族對圍棋的愛好和提倡是分不開的。據《文物》雜誌1978年第8期所載，在對安徽亳縣曹氏家族墓地的考古發掘中，曾出土一些松綠石的圍棋子，說明圍棋在曹氏家族中是十分流行的。就曹操本人來說，他不僅愛好圍棋，而且棋藝水平還比較高，顯示出一個大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的聰明睿智和藝術造詣。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博物志》稱，曹操與當時的圍棋高手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都曾對局，而且「皆與埒能」。棋手因懼禍而佯輸給帝王不是沒有，但曹操「皆與埒能」，無論如何棋藝也不會太低。曹操經常下棋，這就需要對手，騎都尉天水人孔珪擅長圍棋，正合曹操口味，於是，「寵愛有加，每在左右，出入隨從」。

　　曹操的兩個兒子魏文帝曹丕和任城王曹彰也喜好圍棋。曹丕尚文，以著述為務，所作詩文十分典麗，而曹彰卻善武，慣戰善征。二人時常下棋，一文一武，風格殊異，想必是別有情趣。曹丕曾說：「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妙。」自稱最擅長的是彈棋，圍棋棋藝並不高。但他利用圍棋玩弄的手段之殘忍，卻沒有人能比得上。《三國志·魏書·任城王傳》說曹彰是朝京都時「疾薨於邸」的，沒有說詳細經過。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尤悔》則明確說：「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棋，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據考證，這個說法是可靠的。借下圍棋來殺害同胞兄弟，這實在是圍棋史上一件駭人聽聞的大陰謀。

　　魏國圍棋的發展，與文人士大夫的愛好也大有關係。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中的孔融、王粲和應瑒都愛好圍棋。王粲和應瑒對圍棋的發展還起了積極的作用。

　　孔融（153—208）字文舉，魯國（今山東曲阜）人。曾任北海相，時稱孔北海。又任少府、大中大夫等職。恃才負氣，善詩文。他愛好圍棋，對棋理頗有會解，他的《與邴原書》說：「阻兵之雄，若棋弈爭梟。」信手將圍棋拈來作譬，自然而又生動。由於他的影響，他的子女也喜愛圍棋。《後漢書·孔融傳》載，孔融因與孫權使者語，謗訕朝廷，又不遵朝儀，放言跌蕩，被軍謀祭酒路粹參奏，下獄處死。「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行刑時，其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有識如此的一對小棋童，竟夭折於殘酷的株連之法，實在令人感慨。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以博洽稱著，才思敏捷，擅長詩文，又善算強記。他於圍棋十分愛好，曾作《圍棋賦序》：「清寧體能，稽漠玄神，圍棋是也。」對圍棋評價很高。《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說王粲「觀人圍棋，局壞，粲為復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一時傳為佳話。他死後，曹植作《王仲宣誄》稱：「何道不洽，何藝不閑。綦（棋）局逞巧，博弈惟賢。」蓋棺論定，對他多才多藝，精於圍棋，給予很高評價。

　　應瑒（？—217）字德璉，汝南（今河南汝南東）人，以文章見稱，官至五官中郎將文學。他愛好圍棋，精於弈理，曾作《弈勢》一篇，是關於圍棋的著名論著，對後世有很大影響。

　　魏國還出了一個棋藝理論家，名叫邯鄲淳。據《三國志·魏書·劉楨傳》裴松之注引《魏略》，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穎川（今河南禹縣）人，博學有才。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十分尊敬他，後來官至博士，給事中。擅書法，八體悉工，兼通諸藝，曾寫有《投壺賦》千餘言，又寫有《藝經》，內容包括當時的各種藝術活動，圍棋是其中一部分。他這部著作保留了許多漢魏時期的圍棋資料，價值極高。此書很早便散失了。《隋書·經籍志》也不見著錄，其殘篇散見於《數術拾遺》注、《文選》李善注、《太平御覽》、《說郛》等書中。

　　蜀地圍棋的開展，可能略晚於中原地區。劉備據蜀後，帶來大批外籍將領和官員，他們之中不乏圍棋愛好者，特別是諸葛亮、費諱等尤為著名，這就有力地推動了蜀中圍棋的發展。

　　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陽都（今山東濟南）人。三國蜀漢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他下圍棋沒有確切的文字記載，只有一些傳說。如清《寶慶府志》：「棋盤崖在寶慶府城南五里，相傳武侯宴兵著棋於此。有石盤廣六尺，棋痕尚存。」寶慶即今湖南邵陽市。又宋王應麟《玉海》：「棋盤市，一曰南市，在虎廣盜媷下，武侯陳營處也。」諸葛亮「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又有「卧龍」之稱，精通兵法和經國治世之術。當時圍棋在軍事將領和文人士大夫中已形成風氣，而且認為圍棋是「兵法之類」。下棋猶如斗兵，紋枰之稱不亞於戰場，寄情方罫，用兵鬥智，同諸葛亮羽扇綸巾，運籌帷幄，決戰於千里之外的戰略家、軍事家氣度是完全一致的。

　　官至大將軍、錄尚書事，繼諸葛亮、蔣琬執政的費禕，也是蜀國酷愛圍棋的官員。費禕（？—253）字文偉，江夏<黽阝>（今河南信陽東北）人。他識悟過人，能過目不忘。在當尚書令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可他照樣下棋遊樂而又不誤公事。延熙七年（244），魏軍來犯，費諱率軍禦敵，「光祿大夫來敏至諱許別，求共圍棋。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三國志·蜀書·費禕傳》）原來來敏有點不放心，在費禕行前來試探一下。看到他鎮定自若，專心弈棋，有臨陣不亂的大將之風，就放心了。後來，費禕果然擊退了魏軍。

　　三國時期，要數吳國的圍棋活動最為深入、普及。這一是三國之中吳國最為承平，社會比較安定，各種藝術都有很大發展，給圍棋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二是兩漢時期吳地圍棋就十分盛行。三是士大夫中愛好圍棋的人特別多，對世風頗有影響。其代表人物有孫策、呂范、顧雍、陸遜、蔡穎等。

　　孫策（175—200）字伯符，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是割據江東建立吳國的奠基者。呂范（？—228）字子衡，汝南細陽（今河南汝南）人，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厚禮有加，遂歸孫策，官至大司馬。孫策與呂范交往很深，以「親戚待之」。同時他們又是棋友，常於紋枰對弈時商討軍國大事。他們的對局譜，在宋人的《忘憂清樂集》中尚可見到，題為「孫策詔呂范弈棋局面」。

　　顧雍（167—243）字元嘆，吳郡吳（令江蘇蘇州）人，為吳相十九年，常聚幕僚圍棋。他的兒子在豫章太守任上去世，他知道後，強抑失子之痛，圍棋依舊，只是以爪掐掌，血流沾褥，開圍棋豁情散哀、鎮物矯情的先河。

　　陸遜（183—245）字伯言，吳郡吳縣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官至大都督，是東吳名將，常在軍中與諸將圍棋射戲。哪怕敵人來犯、軍情緊急時，也圍棋射戲如常。

　　蔡穎，吳人，是太子孫和的侍從。他的棋下得較好，是宮中翹楚，以至「直事在署者頗斅（學）焉」。弄得孫權十分驚恐，擔心由此影響宮中的正常活動。

　　以上這些人，除呂范外，其里籍都在吳地，可見江南一帶的圍棋淵源有自，至少在東漢時期就有相當基礎，而三國時期只是發展得更快、更流行罷了。

　　吳國圍棋的普及，促進了圍棋棋藝水平的提高，湧現了一批圍棋高手。嚴子卿、馬綏明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嚴子卿，名武，彭城（今江蘇徐州）人，衛尉嚴畯再從子。他的棋藝相當高，以至到了「莫與為輩」的地步，與皇象的書法、宋壽的占夢、曹不興的畫、鄭嫗的相人，以及吳范、劉惇、趙達三人的數術，世皆稱妙。謂之「八絕」。

　　馬綏明，字型大小里籍不詳。有人認為是晉趙王司馬倫的舍人，名朗，字綏明（一作思明），曾撰《圍棋勢》二十九卷。他和嚴子卿一樣，棋藝很高，在棋壇享有盛譽，以至晉人葛洪在《抱朴子》中這樣贊道：「圍棋莫與敵者，謂之棋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

　　吳國的圍棋不僅棋藝水平高，棋譜的收集整理工作的水平也很高，當時不少棋手都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這些棋譜沾溉後人，幾百年後還被棋家奉為圭臬。著名的敦煌《棋經》就兩次提到「吳圖二十四槃（盤）」。唐代詩人杜牧，在送著名棋手王逢的《重送絕句》中也說「一燈明暗復吳圖」。遺憾的是這些棋譜後來除《忘憂清樂集》保留了一局外，都失傳了。

　　由於吳國的圍棋比較普及，下圍棋的人很多，出現了一些因下棋而棄業誤事的現象。太子孫和認為下棋妨事費日無益於用，勞精損思終無所成，要娛樂有飲宴琴書射御等活動即可，沒有必要靠下圍棋取樂。於是命寮屬八人寫文章矯正此風，規勸蔡穎等人。中庶子韋曜便寫下了著名的《博弈論》。

　　韋曜，字弘嗣，本名昭，晉人因避諱改為曜，吳郡雲陽（今江蘇丹陽）人。他奉孫和之命作的《博弈論》有七百餘言，列舉棋者的種種極端行為，大加貶斥；將下圍棋說得一無是處。他寫道：

　　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玩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大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棋易行，廉恥之意馳，而忿戾之色發。

　　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

　　最後，力勸弈者移博弈之力於正道，「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反對下圍棋的人古即有之。例如戰國時有人將博弈列為五不孝，西漢時有人譏嘲「天下第一」的杜夫子弈棋費日，說圍棋「失禮迷風」，說圍棋愛好者是「白黑簡心」等等。但韋曜《博弈論》列舉極端，不及其餘，是對下圍棋貶斥攻擊得最厲害的一篇文章，在當時及後世都很有影響。

　　《博弈論》的產生，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首先，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既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起壞的作用，就像水既能載舟也能覆舟一樣。這就有一個從什麼角度去看待它，以什麼態度去對待它的問題。圍棋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可以使人益智增識，陶情怡性，修養身心，得到藝術享受的愉悅和爭勝競技的樂趣。另一方面，圍棋花時間，耗精力，若沉迷過度而毫無節制，甚至賭博成性，就會給人帶來副作用，使一項高尚典雅的遊戲成為陋行劣跡。第二，三國以前沒有專業棋手和業餘棋手的概念，朝廷也沒有提倡引導的措施，對業餘棋手下棋娛樂和專業棋手精研棋藝不加區別。第三，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文化成為中國文化的正宗，而儒家文化強調和諧，強調綱常禮教的倫理道德。下圍棋必然要爭勝負，各階層圍棋愛好者必然要交流，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父子對局、君臣對局、貴族與平民對局等違反封建等級觀念的情況。第四，在儒家文化的維護者眼中，功名仕途才是正事，潛心圍棋當然是鄙賤之事。這就造成了一些腐儒只見其一不見其二，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竭力反對圍棋的現象。

　　由於圍棋具有無窮的魅力，以及大多數圍棋愛好者的持重、追求和努力，《博弈論》問世後，圍棋非但沒有衰落或絕跡，反而發展得更快了。這顯然是孫和及韋曜等始料未及的。

　　3.兩晉時期：瀟洒儒雅的圍棋

　　西晉和東晉時期（265—419）的圍棋，是在一個極為特殊的環境下發展的。

　　兩晉政治極其荒淫腐敗。司馬氏為了籠絡士族，取得他們的支持，沿襲並發展了曹魏以來的九品中正制，門閥觀念十分嚴重。封建帝王和士族階層正是依靠這種制度過著優遊閑適、奢侈放蕩的生活。他們崇尚虛無和玄言清談，縱慾享樂，標榜風流。這種消極頹喪的生活態度和生活習尚，不可能造就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可是在一定程度上卻為兩晉文化藝術普遍的發展提供了土壤。這一時期，文學、史學、經學和釋老之學，以及書法、繪畫、雕刻都有很大的發展。出現了王羲之、王獻之、顧凱之等著名的藝術大師。圍棋作為一種忘憂陶情玄妙莫測的娛樂活動和高雅的藝術活動，自然得到帝王、士族和民間人士的重視。一時間，朝野上下風尚圍棋，以至於《晉書·葛洪傳》說葛洪「不同於時人，性寡慾，無所愛玩」時，竟以「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為例。兩晉棋風之盛，普及程度之高，由此可見。

　　在兩晉的帝王中，以晉武帝司馬炎最好圍棋。他在宮中，常與中書令張華下棋。《晉書·杜預傳》說，公元280年，鎮南大將軍杜預向晉武帝啟請討伐吳國的日期，晉武帝不允，認為待到明年方可大舉進兵。杜預於是呈上伐吳的表章。當杜預將表章送至宮中時，晉武帝正在同張華下圍棋。張華支持杜預的建議，把棋盤推到一邊，力陳己見，主張立即伐吳，晉武帝這才同意了伐吳的建議。另外，他還常與侍中王濟等下棋，李逸民《忘憂清樂集》中就保留了他和王濟的一局對局譜。

　　在士族人士和文人中，圍棋更受青睞。蔡洪、曹攄、殷仲堪、羊陶、裴遐、祖納、王坦之、支遁及「竹林七賢」中的阮籍、王戎可為代表。

　　蔡洪，字叔開，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初仕吳，後仕晉，晉惠帝元康（291—299）初為松滋令，有才名。他愛好圍棋，作有《圍棋賦》一篇，抒發自己的棋情。其中「或臨局寂然，惟棋是陳，靜昧無聲，潛來若神……或聲手俱發，喧嘩操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爾乃心斗奔競，勢使揮謙，攜手低欺，朱顏妒嫌」一段，不僅將弈者的各種神態描繪得淋漓盡致，而且，實際上也是夫子自道，趣在其中。

　　曹攄（？—308），字顏遠，譙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惠帝時官至襄城太守，頗有政績。他為政之餘雅好圍棋，作《圍棋賦》一篇以見情志，自稱是「既好其事，而壯其辭」、「當無為之日，差見玩於君子」。意思是這篇賦是為自己的圍棋旨趣張目的，風流儒雅，可見一斑。

　　殷仲堪，陳郡（今河南淮陽）人，官至荊州刺史。袁羌，字里不詳，是一個治《易》的學者。二人皆好圍棋。殷仲堪在都時，常出去看人下棋。一次，袁羌與人在窗下下圍棋，殷仲堪在屋裡問他《易》義，衰羌應答如流，而圍棋不輟，一時傳為美談。

　　羊氏家族是兩晉時有名的士族。羊陶，名忱，字長和，泰山南城（今山東費縣西）人，官至徐州太守。《世說新語·巧藝》載：「羊長和博學工書，能騎射，善圍棋。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弈余藝奠逮。」這說明羊氏家族中下圍棋的很多，只是技藝不如羊陶罷了。

　　裴氏是魏晉之際的高級氏族，出了不少達官顯貴。裴遐是裴綽的兒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與人談論，一座嗟服。有一次他在平東將軍周馥處與人圍棋。周馥司馬行酒令，裴遐耽思圍棋未及時飲下。司馬本已酒醉，不由大怒，將裴遐拽墮在地上。裴遐卻毫不生氣，面不改色地慢慢爬起來走還座位，又照樣與人下棋。

　　祖納，字士言，范陽（今河北徐水北）人，東晉時官至軍咨祭酒，是那個「聞雞起舞」誓欲收復中原的祖逖的哥哥。祖納最有操行，又有清言，也酷愛圍棋。據《晉書·祖逖傳》，王隱曾勸祖納：「『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天下大亂，舊事盪滅，君少長王都，遊宦四方，華裔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棋然後忘憂也！』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耳。』」當時，天下大亂，東晉僅據東南一隅，士族人士和文人都充滿悲觀失望情緒，對前途感到憂慮，因此，祖納用班固《弈旨》語，說下圍棋能忘憂。

　　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今山西太原南）人，累官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今河南林縣）人，本姓關，少而任性獨往，風期高亮，25歲入道。二人都嗜好圍棋，而且對棋情棋趣都別有會心。《世說新語·巧藝》說：「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談。」劉孝標註引《語林》說：「王以圍棋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與前說稍異。方幅，指事物之正當者。也可能指用布帛等圍成幅障。因圍棋是「手談」不必出聲，與一般娛樂不同，所以王坦之哀制中照下不誤。

　　「竹林七賢」是魏晉文人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們崇尚老莊虛無之學，優遊於竹間林下，放曠不羈，大多喜愛圍棋，而且有許多驚世駭俗之舉。

　　阮籍（210—263），宇嗣宗，三國魏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曾作魏國的步兵校尉，是著名的文學家。他為逃避司馬氏集團的迫害，常醉酒佯狂，不拘禮教，傲然獨得，喜怒不形於色。《晉書·阮籍傳》說他極孝順，他母親死時，他正與人下圍棋。消息傳來，對局者請求罷棋，而阮籍卻還要留對手決賭勝負。及至一局終了，他才「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竟將這種給人樂趣的活動變成了掩飾悲戚之情的憑藉！

　　王戎（243—305），字濬沖，琅邪臨沂（今屬山東）人，年輕時常從阮籍游處，結成忘年之交。據《晉書·王戎傳》載，他也很孝順，母親死後，曾辭卻吏部尚書的職務，像阮籍一樣不拘禮制，表面上照樣飲酒食肉。或者看人圍棋，實際上藏悲於中，弄得容顏毀悴，扶著手杖才能起身。

　　東晉士族以王謝兩家最為顯赫，這兩個家族的人出將入相的極多，實際上是東晉士族政權的支柱。而東晉棋風之盛，也可以從這兩個家族中的圍棋活動中得到反映。

　　王導（276—339），字茂弘，琅邪臨沂（今屬山東）人，西晉末他獻策並擁立琅邪王司馬睿在建康（今江蘇南京）稱帝，被任為丞相。歷仕元、明、成三帝。他領導南遷士族，聯合江南士族，對建立和穩定東晉的統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王導嗜好圍棋，他的從兄王澄、從弟王廙、兒子王悅、王恬等都愛好圍棋。王導一家不僅愛好圍棋，而且棋藝水平還不低。《晉書·王導傳》說他的次子王恬「多技藝。善弈棋，為中興第一。」當時官至徐兗二州刺史的范汪曾著《棋品》，書中說：「（江）虨與王恬等，棋第一品，導第五品。」

　　謝安（320—385），字安石，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年40餘始出仕，孝武帝時位至宰相。《晉書·謝安傳》說他「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其實他不僅在為政上同王導相似，在好棋上也同王導差可比肩。他在「淝水之戰」中下圍棋的故事，就廣為流傳。《晉書·謝安傳》就記述了他在「淝水之戰」中，兩次下圍棋的故事。一次是大戰之前，與緊張失常的謝玄決賭別墅。一次是晉軍大勝的捷報傳來時，他不露聲色地和客人下棋。

　　兩晉時期的圍棋不僅開展得普遍深入，而且發掘出了圍棋的新的功用，使圍棋更富於藝術內涵和文化內涵，在三國和南北朝這兩個圍棋發展的高潮之間，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圍棋肇始，其功用主要在益智教化上，娛樂僅在其次。後來，隨著人們的教育方法的多樣化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教化功能逐漸變為其次，娛樂功能漸漸變成主要功能。至少在春秋以後，圍棋又多了射利這一功能。到兩漢三國時期，原來的益智逐漸由鬥智代替，變成枰上校兵，用智鬥法，「弈以機勝」。而娛樂也開始分成「樂以忘憂」、「志之空閑，玩弄游意。」兩晉時期，圍棋除繼承了漢魏鬥智娛樂的傳統外，陶情怡性和抒情達意的藝術成分明顯增強，像蔡洪和曹攄的《圍棋賦》文采煥美，感情細膩，表明他們在臨局對弈時，更重視感情的流淌和抒發。至於阮籍、王戎遇喪不悲，謝安知捷不喜，又明顯地是將圍棋作為修身養性之道。

　　圍棋法自陰陽，變化多端，玄妙莫測，與《易》理本來就有相通之處。殷仲堪在袁羌下棋時問《易》，袁羌一邊行棋，一邊答《易》，給圍棋深奧的義理又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和學術化的氣氛。兩晉文人士族、因其生活態度和生活習尚，在圍棋中多追求一種風神高邁、瀟洒放縱的有個性特徵的情趣。像蔡洪、曹攄的清雅神秀，風騷獨領，裴遐、祖納的忘憂解恚，心無他累，阮籍、王戎的不拘禮教，我行我素，以及阮籍、王戎和謝安的悲喜不露，矯情鎮物，都是凌輪前人，率然超脫、卓爾不群的個性化的表現。這種圍棋態度和圍棋情趣，對後世圍棋，特別是文人士大夫圍棋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謝安40歲前高卧東山，隱居不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競，而且兼善諸藝，既工書法，又善琴棋。位極人臣後，則以天下為己任，在淝水之戰中，臨戰對弈，鎮靜從容，指揮若定，既贏得了紋枰上的勝利，又打敗了符堅的百萬大兵，保住了東晉的半壁江山。這種氣度，很符合人們崇慕儒將之風，因此他圍棋賭墅的故事，就成了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又一個典故。而他那種行藏由己，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弈可定局制勝，為政可治國安邦的高世之行，在封建專制制度下，無疑具有一種抒發志得意滿，告慰懷才不遇、宣洩積鬱憤懣的象徵意義。因此，他個人和他的圍棋故事，便成了後世棋手、特別是文人士大夫棋手風儀神往甚至頂禮膜拜的對象。

　　隱逸和出仕是一對由來已久的矛盾。到兩晉時期，它已成了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社會性無法排遣的情結。玄言清談、揮麈打坐固然風流瀟洒，但言必語、語必聲，似乎又有還不怎麼藝術化、還不怎麼風流到極致的遺憾。於是，「坐隱」、「手談」的名目則應運而生，它們不僅給圍棋增添了富有想像力的雅號，而且迎合了文人士大夫的需要。前者使他們失去平衡的心理恢復平衡，得到慰藉，後者使他們在藝術活動中高雅尚文的講求遣情見趣的心理得到滿足。正因為坐隱、手談極為形象、極為恰切、極為藝術地概括了圍棋的特點和功用，故爾不脛而走，為人津津樂道，很快變成了圍棋最典雅的別稱。

　　4.南朝時期：空前盛行的圍棋

　　東晉之後，古代中國進入了南北朝時期（420—589）。南朝先後經歷了宋、齊、梁、陳四個朝代。這期間，南方社會除東晉末和梁末有一些動亂外，其餘時間都比較安寧，社會經濟和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南朝文化是兩漢文化到西晉文化再到東晉文化的延續和發展，是黃河流域中原文化向長江流域移植擴展的結果。它正好居於漢唐這兩個古代文化極盛期的中間，有一種不可忽視的承前啟後的作用。圍棋在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繼兩晉蓬勃發展的勢頭，地位更加提高，普及程度和棋藝水平也更加提高，出現了極盛一時的局面，形成了圍棋史上第二個高潮。

　　南朝時期，歷代帝王大都愛好並提倡圍棋，而宋文帝在其中起的作用尤為突出。

　　宋文帝劉義隆（424—453在位），是宋武帝劉裕的第三個兒子，即位之後，雅重文儒，躬勤政事，使南朝的經濟文化在元嘉年間迅速發展，出現了東晉以來未曾有過的繁榮氣象。他本人博涉經史，善隸書，愛好圍棋，文化修養較高。他非常重視圍棋，可以因棋藝授人以官，而且愛屋及烏，十分寵愛棋藝水平高的大臣。羊玄保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羊玄保，太山南城（今屬山東）人，官黃門侍郎。《南史·羊玄保傳》記載，羊很會下圍棋，棋品居第三，宋文帝常常召他下棋。有一次宋文帝與羊玄保下棋，以郡作賭注。結果羊玄保贏了這局棋。宋文帝便真的讓他當了宣城太守。這之後，羊玄保為政雖然沒有什麼顯著的成績，卻連轉數官，頻授名郡，先後到會稽、吳郡當太守。宋文帝對此還直言不諱：「人仕宦非惟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羊玄保當會稽太守時，宋文帝還專門派遣另一個圍棋高手褚思庄到會稽，與羊玄保下棋，並將對局譜帶回照譜復棋讓他看。嗜好圍棋而且因棋重人到了這種程度，實在是前所未聞。

　　自古以來，帝王賞賜臣下多為金銀布帛等，而宋文帝則是第一個向臣下賞賜圍棋局和圍棋子的帝王。《宋書·何承天傳》說，何承天是東海郡（今山東郯城）人，博見古今，為一時所重，官至延尉。他素好圍棋，頗用廢事。宋文帝便賜給他棋局棋子。何承天奉表陳謝，宋文帝回答說：「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張武是西漢文帝時的一個大臣，他曾收受賂金，文帝察覺後，便更多地賜賞他金錢，以使自己感到慚愧而改正錯誤。顯然，宋文帝賞賜何承天棋局棋子的目的，並不是要何承天不下棋，而是要他樹立起正確的態度，要適可而止，不要因下棋而耽誤正事。宋文帝作為一個比較有作為的皇帝，不僅愛好圍棋、重視圍棋，而且還告誡屬下正確地對待圍棋，這是十分難得的。

　　宋文帝之後，南朝又出了好幾個酷好圍棋提倡圍棋的皇帝。如宋明帝劉彧（465—472在位）、齊高帝蕭道成（479—482）、齊武帝蕭賾（483—493）、梁武帝蕭衍（502—549）和梁簡文帝蕭綱（549—550）等。

　　宋明帝棋藝不高，史稱「甚拙，去格七八道」，但他卻「好之愈篤」。他也像宋文帝一樣，寵愛、擢用會下圍棋的大臣，甚至為以善棋受寵的大臣殺掉心生妒忌的妻子。他還設置了一種管理圍棋活動的專門機構——圍棋州邑及其官員，對提倡圍棋可以說不遺餘力。

　　齊高帝蕭道成是南朝齊的第一個皇帝，博學多才，善屬文，工草隸書，圍棋至第二品，大概要算南朝諸帝中棋藝最高的一個。他經常和直閤將軍周復、給事中褚思庄等下棋，而且累局不倦。蕭道成出身「布衣素族」，為了長治久安，他吸取宋明帝因暴政而滅亡的教訓，為政比較寬厚。他把這種寬厚的態度帶進了圍棋活動，對大臣平等下棋，遵守棋規，棋風較好。偶爾落子不當想改悔另行，大臣就是按住他的手不準改悔，他也不生氣。蕭道成能以較好的棋風寬厚待人，表明圍棋有融洽氣氛、衝擊等級觀念的作用。

　　齊武帝蕭賾也雅好圍棋，並十分重視圍棋的對外交往。曾命著名棋手王抗同北魏孝文帝派出的使者對弈，將圍棋當作國與國之間禮儀性的交往內容之一。這對擴大圍棋的影響，提高圍棋的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從此，圍棋不僅僅是一種娛樂和藝術活動，而且成了一種對外文化的交流項目。

　　梁武帝蕭衍，兼通六藝，圍棋登逸品。逸品即超群之品、高品的意思。由於他愛好圍棋，他的周圍集中了一大批會下圍棋和棋藝高的大臣，見諸史乘的就有十來人。他隨時召這些人對局，「每從夜至旦不輟」。他曾以圍棋和棋譜賜示任孝恭。任孝恭收到後，作了《謝示圍棋啟》。中有「笑古人之不工，知前事之已拙」等語，反映了梁武帝較高的棋藝。他還曾命人品定棋譜和校定棋品，自己也撰寫了《棋品》三卷、《圍棋賦》一篇。他的兒子梁簡文帝蕭綱、孫子後梁宣帝蕭詧也工圍棋，分別著有《棋品》五卷和《圍棋賦》一篇。

　　帝王對圍棋的重視和提倡，以及對棋手的寵愛，使圍棋的地位大大提高。圍棋已成為朝廷中帶有禮儀性的活動項目，甚至成了一些人憑藉一技之長，晉陞擢用的階梯。另一方面，圍棋的藝術地位也進一步提高並得到承認。三國吳時有「八絕」之稱，其中已將圍棋與書法、繪畫並列。南朝宋時宋文帝亦有「五絕」之稱，更將圍棋和書法、詩歌並列。沈約《棋品序》還直截了當地說圍棋「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圍棋本來就和古代「六藝」有關，可是由於社會上圍棋活動中的一些不良現象，以及一些人對它的偏見，使它一度蒙垢被辱，含冤負屈。而到南朝時，圍棋的藝術功用和藝術地位已正式被承認，開始成為衡量一個人的藝術才能和藝術修養的標準之一。

　　圍棋地位的提高，使南朝的圍棋之風空前地盛行起來，宗室皇親、文人士大夫，以及民間的婦幼老弱、隱士、方外人士，靡不風從。出現了「晉宋盛世，逸思爭流」的繁榮局面。宗室皇親中，較出名的有宋建安王劉休仁、齊豫章文獻王蕭嶷、武陵昭王蕭曄、始安王蕭遙光、競陵王蕭子良、梁昭明太子蕭統等。

　　文人士大夫中的圍棋愛好者就更多了。如宋揚州刺史南平郡公徐羨之、中書侍郎沈勃、尚書水部郎庚珪之、少府卿沈憲、尚書右丞榮彥遠、中書監太子太傅王彧、光祿大夫顏延之、尚書吏部郎謝弘微、齊吏部尚書謝瀹、國子祭酒江斅、太常給事中蕭惠基、梁侍中朱異、尚書令沈約、侍中兼國子祭酒到溉、太府卿韋黯、尚書水部郎劉孝綽、吳興太守柳惲、中書黃門待郎陸雲公、北兗州刺史陳慶之、陳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司馬申等等。

　　婦女下圍棋的記載歷來較少，致使許多人湮沒無聞。宋明帝時有一個東陽女子婁逞卻留下了記載。她善弈又解文義，曾女扮男裝，官至揚州議官從事。後被發覺，才驅令東還。南朝時還流行兩首《談曲歌》，有「方局十七道，期會是何處」「聞歡開方局，已復將誰期」等語，以棋局縱橫交錯喻期會無處，埋怨所歡之郎沉迷圍棋，違誤良宵，說明民間下圍棋的婦女已相當多。

　　圍棋的特點和方外之人、隱士等的生活旨趣是十分相契的，因而它再自然不過地成了僧、道和隱士們喜愛的活動。南朝時期出現了愛好圍棋的隱士的明確的記載，如陶弘景、庚詵。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今江蘇南京南）人，永明十年辭官隱居句曲山，是梁時著名的隱士。他很愛好圍棋，而且棋藝不低，史有「善琴棋」之稱。庚詵，字彥寶，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也是著名的隱土，數召不起，潛心佛教。史稱他幼時即「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棋算機巧，並一時之絕。」

　　5.民族融合中的北朝圍棋和沉寂的隋代圍棋

　　西晉永嘉大亂後，匈奴、羯、鮮卑、氐和羌五個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在北方建立了許多割據小國，而北方氏族和一般民眾則大量南遷到長江流域。三國時期，吳國的圍棋迅速發展，使圍棋活動的重心已經出現偏南的趨勢，而晉末的動亂則使圍棋活動的重心徹底地南移，北方圍棋一度出現了停滯和衰退的現象。後來，隨著各少數民族對漢族先進文化的吸收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北方的圍棋又恢復和發展起來。像鮮卑族建立的前燕，氐族建立的後涼等，圍棋還比較流行。

　　前燕最著名的棋手是羅騰。羅騰字寂龍，棋藝相當高，究盡其妙，獨步當時。後涼王呂纂本人就好圍棋，曾同方外棋手鳩摩羅什下棋。鳩摩羅什是著名高僧，棋藝也很不錯，據說他與人下棋，能使對手死於處成龍鳳形。

　　南北朝時期，北方以北魏最為強大，經濟文化比較發達，圍棋愛好者很多，而且棋藝水平也很高。北魏太武帝拓跋燾酷愛圍棋，他下棋有時竟到了不理政事的地步。《魏書·古弼傳》載，古弼有一次入宮陳奏，正碰上魏太武帝與給事中劉樹下棋，由於他專心紋枰，根本不聽古弼的陳說，性格素直的古弼氣得抓住劉樹的頭，一把把他拉下坐床，又揪他的耳朵，又用拳打他的後背。並說：「朝廷不理，實爾之罪。」魏太武帝這才趕緊放下圍棋說：「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叫古弼放了劉樹，並聽取陳奏。這個給事中劉樹，看來也是因棋侍從皇帝的專職棋官。由於他地位很低，只能忍氣吞氣地代皇帝受過。

　　文人士大夫中，最著名的圍棋愛好者有魏子建、李韶、甄琛、裴詢、張僧皓等。

　　北魏最著名的棋手是范寧兒。范寧兒字型大小里籍均不見記載，《魏書·蔣少游傳》說他「善圍棋」。孝文帝在位時（471—499），曾隨散騎常侍李彪出使南齊。齊武帝蕭賾令名手王抗與之對局，結果范寧兒制勝而還。據《南史·齊武帝紀》載，南齊與北魏常有使臣往來。永明元年（483）到九年（491），北魏六次遣使來南齊。范寧兒隨使事，當即在這9年間。按理說，江南圍棋水平高於北方，王抗應取勝才對。但王抗是江南著名高手，擅名近20年，此時至少也有50多歲，他背有名手包袱，在御前與外使對弈不免緊張，加上精力不濟，結果輸了。這裡面固然有偶然因素，但范寧兒的水平無疑也在江南高手之列。這說明從北魏孝文帝起，北朝圍棋已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了。而派棋手隨使南齊，表明北魏對圍棋是相當重視的。

　　北齊、北周的圍棋繼北魏之後又有發展。愛好者不少，著名的如河南王高孝瑜「復棋不失一道」，李搔「有才藝，音律、博弈之屬多所通解」。在對圍棋的認識上，也有了新的發展。黃門侍郎顏之推所著《顏氏家訓》說：

　　《家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雖不用博弈為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則倘為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為無益，命韋昭論之，王甬、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也。能爾為佳。古為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焭，今無曉者。此世所行，一焭十二棋，數術短淺，不足可玩。圍棋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戲。但令人耽憒，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顏氏家訓》是以儒家傳統思想教導子弟安身立命的，頗有影響。顏之推不主張玩博，因為數術短淺，而圍棋則是雅戲，可以下，但也不能常下。這代表了當時士大夫對圍棋比較普遍的看法，也反映出北齊圍棋開展的情況。

　　北齊最著名的棋手是王子沖。王子沖的字型大小里籍不詳。《歷代名畫記》載：北齊楊子華，天下號畫聖，時有王子沖者，善棋通神，號為「二絕」。他的棋勢廣泛流傳，敦煌寫本《棋經》中曾提到「子沖征法」，足見其征子之法十分歷害。他還撰有《棋勢》十卷，但後來失傳了。

　　總的看起來，北朝的圍棋沒有那種「晉宋盛士，逸思爭流」的繁榮氣象，愛好者的人數和棋藝水平也不及南朝。不過，百餘年間也出過一些著名的高手，對圍棋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公元581年，隋文帝楊堅廢掉周靜宗建立了隋朝。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連綿三百多年的戰爭和南北分裂的局面，使國家重新歸於統一。這本是一個擴大圍棋文化交流促進圍棋活動發展，提高棋藝水平的極好機會。可是隋煬帝楊廣即位後，窮奢極欲，揮霍無度，殘暴荒淫的統治致使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結果，從某種程度上說，圍棋活動非但未能得到發展，反而有所倒退。在隋王朝統治的數十年間，棋壇極為沉寂，沒出現過一個知名的棋手，也沒留下一部棋藝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