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相遠：量子力學創新哲學思維——「唯量子主義」（中）

朱相遠，全國人大原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市政協原副主席

（四）既要確定論，更要不確定論

（五）既要簡單性思維，更要複雜性思維

（六）既要清晰論，更要模糊論 

（四）既要確定論，更要不確定論

人類自古以來，就相信確定論。西方文化信奉「神創論」：一切皆是上帝安排好的，因而一切皆是絕對確定的，人只能充當上帝的奴婢。東方文化信奉「天命論」：一切皆由上天決定好的，人只能聽天由命。皇帝是上天派來的「天子」，金口玉言，臣民們唯有跪拜、盲從。各種人生遭遇也都是前世命中注定的，是不可改變的，唯有忍受。

上百代人類，就在這種渾噩的宿命論中，茫然無措地度過了好幾千年。直到西方自然科學興起，才明白除神學外還有科學。因而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由伽里略開始，至牛頓達到高潮的西方自然科學體系，被稱為經典力學理論。它不僅使人類從愚昧進入科學，也導致了工業革命，使人類社會由農耕文明跨入工業文明。

然而，人類依然沒有真正走出確定論。牛頓力學的三大定律與萬有引力，雖然讓我們認識到世界的物質運動規律，但仍然沒有擺脫確定論。因經典力學認為，一個運動物體在一定時刻同時具有一個準確的位置和準確的動量。這個位置和動量不僅確定，而且可以達到任何水準的精確度。這就可使它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路徑，都可以被精確地描繪出來。所以當時的拉普斯就說：「我們應當把宇宙目前狀態，看作是先前狀態的結果，並且是隨後狀態的原因」。還說，「沒有任何事物是不確定的了」。故牛頓發明的微分方程，也就成了「自然的基本方程」。這種因果性就是決定論，即「根據自然定律，現在的事件唯一地確定了未來的事件」。似乎世上一切，皆被牛頓力學安排得如此準確肯定，只是仍缺少一個最原始的「第一推動力」。牛頓沒辦法了，只好又把上帝請了回來。

經典力學如此肯定了因果性與確定性，就從科學層面上再次肯定了確定論。生活於19世紀中葉的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十分活躍，崇仰「懷疑一切」，這就是不確定性，故創立革命學說。但仍然不可能超脫經典力學確定論的束縛，他們在美國人摩爾根《古代社會》與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啟迪下，提出了一個人類社會由原始社會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後來被定義為社會發展史的五種形態：原始公社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低級階段）。

這對當時推動社會革命，無疑有了個科學的理論根據。但今天反思，這也是受經典力學決定論的影響。社會確實是不斷發展的，但發展路徑並不是如此確定的。中國古代史中究竟有無奴隸社會這個階段？後來這個學術問題，竟然成為「政治問題」。其實人類社會發展是不確定的，社會形態是多樣性的，不必強求一律。過去輸出「革命」，失敗了；後來美國輸出「民主」，也造成大亂局，至今還難以收拾。

我們建國初期從蘇聯學來的計劃經濟，也是受確定論支配的。總認為社會經濟發展是有確定規律可循的，於是有計劃按比例地來準確安排生產與消費，結果造成了離不開票證的短缺經濟。後來還是轉為不確定性的市場經濟，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了。

在用人方面，過去特別重視家庭出身，劃分成份，這是「履歷表」中不可或缺的一欄。文革時更發展成「血統論」，「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當時有位寫文章反對血統論的青年叫遇羅克，竟慘遭處決。那時一個人，在娘胎里命運就被確定了，出身成份，將決定其一生命運。今天年青人對「出身」二字恐怕難以理解了。然而，目前提拔幹部時，仍過多看重年齡、文憑等死杠子，其實依然在受確定論的影響。美國的格林斯潘，那樣高齡時，仍在負責美國經濟，現在參加競選的總統候選人，許多也超過我們的年齡杠杠。因此，要提倡不限年齡、不限文憑、不限出身，不俱一格推舉人才，那才符合不確定論。

以往常說的：看其過去就知其現在，看其現在就知其未來。這同經典力學中的因果決定論，也如出一轍。至今某些高度獨裁專制的世襲制國家，依然頌揚其世襲領導人的「純正血統」。因世上一切獨裁專制、個人迷信等，都是確定論的產物，也都以確定論做其護身符。

量子力學同經典力學的分岐, 首先就在這一點上。量子力學的基本原理，就是微觀量子處於疊加態，這種狀態是不確定的。「薛定諤貓」則又證明宏觀世界也是不確定的。1927年海森堡發現了「測不準原理」。他於是斷言：「量子力學確立了因果性的最後敗局」。

當然，這種不確定性並非完全排斥確定性。太陽明天早上肯定升起；從21層樓上掉下去，非摔死不可。這些都是經典力學中所確定的，也是我們的常識。所以應當說世界是不確定的又是確定的，但是從根本上說，世界是不確定的。不確定性是絕對的、永恆的、全局性的；確定性只是相對的、暫時的、局部性的。

真正的革命、改革、創新，真正的辯證法，都應把不確定性當作根本的。毛澤東建國前，也信奉不確定論，主張懷疑一切。他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不應提倡奴隸主義」。這裡，「問一個為什麼」就是「懷疑」，「任何事情」就是「一切」。所以他堅決反對黨內教條主義者，這些人以俄國革命的固定模式來套用中國，就是一種確定論。他領導武裝鬥爭，其所以能戰無不勝，就是信崇不確定性，以不確定的戰術應對不確定的戰勢，故而機動靈活，以萬變應萬變。而蔣介石墨守成規，信奉確定論，或以不變應萬變，或以萬變求不變，結果很快失敗了。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地位變了，思想也變了，由不確定性為主變成確定性為主，一言九鼎。在1958年中央成都工作會議上，柯慶施提出一句名言：「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這位典型奴隸主義者卻因此而榮升為政治局委員。後來更發展為「一句頂一萬句」，於是就以反對修正主義的名義，大搞個人迷信的教條主義。結果也就造成嚴重失誤，成為歷史遺憾，令人惋惜不已。

鄧小平及其後領導人搞改革開放，反對「兩個凡是」，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害就是樹立不確定性。因為「兩個凡是」等迷信就是沉迷於確定性。而應不確定是白貓還是黑貓，皆可試驗。對外開放，就是抓住機遇，見機行事。所謂機遇就是瞬間即逝的不確定性，抓住了就是機遇，未抓住就是挑戰。故用好機遇，也是以萬變應萬變，以不確定的策略應對不確定的國際形勢。30多年，就取得如此輝煌的業績。改革中的國有企業活力，為何總趕不上民企？就因國企擁有太多的確定性，壟斷就是最大的確定性。而民企面對眾多不確定性，反而練就一身應變本領。有些官方媒體，仍習慣於「輿論一律」的確定性，不善於在各種不確定性中，發揮輿論的引領導向作用。常常內容空泛，形式死板，語言枯燥，缺少可讀性。這就削弱了自己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及公信力。

現在有些人又迷信美國的一切。美國是有不少長處值得借鑒，但若盲目崇拜、全面照搬西方的價值觀，那也陷入了另種確定論，這也是一種迷信。唯有堅持不確定論，我們才能實事求是地面對一切國外經驗，區別真偽利弊，有選擇地為我所用。人們常說「只有更好，沒有最好」。追求「更好」，就是不確定性思維；而追求「最好」，就是確定性思維。文革時，「最」字成為常用字，「最高指示」、「最親密的戰友」。一個「最」還不夠，「最最偉大」，把確定性發揮到極致。

因此，要堅持革命、改革、創新，要真正把握好辯證法，就必須重視量子力學理論中不確定論的世界觀與思維方式。這也是澄清目前各種思想混亂的一劑良方。

當然，我們強調不確定性，並非排斥確定性。比如我們堅持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是歷史實踐形成的確定性，就必須堅持。但在堅持中，又要不斷發展，不斷創新，這又屬於不確定性。故兩者必須同時兼顧，只是從哲學思維上，更應重視不確定論。

（五）既要簡單性思維，更要複雜性思維

經典力學重視因果性、質量守衡、能量守衡、線性關係等確定性，必然導致簡單性思維。量子力學中，信息量不守衡、不成因果、非線性關係等不確定性，必然導致複雜性思維。

西方文化受經典力學簡單性思維影響，把「進化論」中的生存鬥爭、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等引入人類社會，稱作「叢林法則」。故主張弱肉強食，國強必霸，奉行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遊戲規則。連愛情糾紛也用決鬥解決，俄國著名詩人普希金，就因美妻遭到憲兵隊長丹特希的調情，進行決鬥而一命歸天，年僅38歲。歷史上兩次世界大戰和其後之冷戰，皆發生於西方大國之間，就是這種簡單性思維的結果。

我國在革命戰爭時期，為了動員群眾，戰勝敵人奪取政權，也經常採取簡單性思維，如凡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贊成；凡敵人贊成的我們就反對。強調矛盾的對立性與鬥爭性，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簡單化成鬥爭哲學，這在當時還情有可願。但取得政權後如何建設國家、治理社會，都是極其複雜的系統工程，就需要轉換為複雜性思維才成。

遺憾的是我們未能及時作出這種轉換，依然採取簡單思維，強調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每次皆簡單粗暴地劃定5%為打擊對象，表面上僅打擊「一小撮」，團結了大多數。但只要經過13次，累積打擊對象就超過總人口的一半以上了。結果造成後來為上億人平反、摘帽、道歉，嚴重挫傷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搞現代化建設，本是十分複雜的，我們卻採取「土法鍊鋼」、放「衛星」、「高指標」等簡單化做法。結果使生產遭到嚴重挫折，以致發生餓死人的悲劇。

人同大自然生態環境之間，是個極其複雜的系統，牽一髮而動全身。但我們卻採取簡單思維的鬥爭哲學，戰天鬥地，圍湖造田，亂開亂墾，主張人定勝天，結果遭到大自然報復。改革開放後，仍未改變，結果造成大氣惡化、水質污染，難見藍天白雲、綠水青山。現在又要花費巨大物力、財力，要經過多少年努力，還不知能恢復到何等水平。

社會治理本應制訂複雜、龐大、全面的法律體系，依法治國。我們卻簡單化到「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只靠《人民日報》發布社論的簡單辦法，來左右全國的政策，當然造成嚴重失誤。

經典力學以許多確定的、守衡的規律與定律為主要內容。這就易造成簡單思維，好像只要按規律辦事就成。而量子力學發現世界是不確定的、複雜的，沒有那麼多衡定的規律，而主張用「機制」這一概念，來取代許多「規律」。這是簡單思維與複雜思維的一個重要分水嶺。簡單思維常強調按規律辦事，而複雜性思維則強調機制，建立、健全某某機制。自改革開放後，尤其十八大以來，「機制」這個關鍵詞，充塞我們各類文件、報告中，也已為廣大人民所熟悉。但1982年出版的《簡明社會科學詞典》，雖收入5千多條詞目，居然沒有「機制」這一條。在《現代漢語詞典》中，雖有「機制」一條，但僅指「機理」，直到多少年後的新版中，才指出，「泛指一個工作系統的組織或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市場機制、競爭機制」。可見這是一個比較新鮮的關鍵詞。用機製取代規律，應是簡單性思維向複雜性思維轉化的標誌之一。

規律是確定性的、簡單性的。人有生也必有死，這是自然規律。而機制是不確定的、複雜性的。人一生中擁有生理機制、心理機制、代謝機制、病理機制等。這些皆比較複雜，但卻決定人的健康狀況與壽命長短。

因此，以複雜思維代替簡單思維，我們要多用機制，少用規律。如革命、改革、民主、法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大多為機制問題，是複雜的、不確定的，不要簡單化為規律。

在矛盾的對立統一關係中，簡單性思維過於強調鬥爭一面，而忽視統一、和諧一面。而複雜性思維，更多強調矛盾雙方的統一性、和諧性、包容性，鬥爭僅為手段，最終目的還是達到統一和諧。這在當前構建和諧社會與新型大國關係中，尤為重要。

當奪取政權時，強調鬥爭，是很自然的。但當從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後，就應從以鬥爭為重點，轉化為以統一為重點。這樣才能構建和諧的社會，共同發展經濟，建設強大國家。若依然強調鬥爭第一，對內造成混亂，對外到處樹敵，就不利於國家發展。這已為慘痛的歷史教訓所證明。如今有些不知這段痛苦歷史的年輕人，還在津津樂道「七斗八斗」的鬥爭哲學，實屬無知。而另一些過來人，也熱衷於此道，不是好了傷疤忘了疼，就是對現實不滿，藉以發泄。這是不負責任的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

30多年改革開放，成績輝煌，有目共睹，但也確實出現許多新矛盾：脫貧與暴富、威權與自由、民主與專政、社會與個人、東方選賢任能制與西方直接選舉制，等等。我們面對這些矛盾，若仍鼓吹簡單性思維的鬥爭哲學，讓社會上一幫民粹主義者和流氓無產者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一旦形成氣候，他們就會內外勾結，聚眾鬧事，讓我們幾十年的心血與大好局面，一俱付之東流。那將是歷史的倒退，民族的災難，國之大恥。這是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所決不能允許的。

為了防微杜漸，我們就應當運用當代最先進量子力學理論及「唯量子主義」，來改變我們的哲學思維，雖不排斥簡單性思維，但更要樹立複雜性思維。

（六）既要清晰論，更要模糊論

牛頓創立的經典力學，屬於清晰論。如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於同一條直線上，十分清晰。因牛頓同笛卡爾一樣，皆是堅定還原論者，重視分析，故尊崇清晰論：非此即彼，只取一端。

量子力學不同，尊崇模糊論：亦此亦彼，同取兩端。因為任何量子都處於疊加態，亦A亦B，擁有兩個波函數。「薛定諤貓」也是亦死亦活，處於兩種狀態的疊加。神秘詭譎的量子糾纏，更使兩個或多個彼此糾纏過的量子，亦此亦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分開於半個宇宙之外，其隱含的糾纏也不因這麼長之距離而消失，故可以用來超光速傳遞信息。2016年1月召開的國家科技獎勵大會上，潘建偉領導的「多光子糾纏及干涉度量」團隊，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他們利用量子糾纏發出量子隱形傳態，可將物質的未知量子態精確傳送到遙遠的地點。其傳遞速度已超過光速1萬倍了（其實還可超過千萬倍）。過去我們總認為每秒鐘30萬公里的光速，是世上最高速度了，現在由於量子糾纏，已出現每秒30億公里的「超光速通信」了。

更難想像的是，通過量子糾纏，還可實現「量子隱形傳輸」。將來一個人從北京去紐約，不用坐飛機了，只通過一台發送器，可把人以超光速被隱形傳輸到紐約去。怎麼傳輸呢？在北京先花上幾分鐘，掃描這個人的量子狀態，其身體內的每個原子必須先失去其量子唯一性，也即完全解體，包括性格、記憶、心靈等，超光速傳輸後，又在紐約重新建立所有這些量子狀態，使這人完全復原。這不是神話嗎？可量子力學理論，就能將神話變成現實。據最近報導，國外某實驗室，正在用一個病毒，進行這種「量子隱形傳輸」試驗，且已取得進展。病毒雖只是一個簡單的蛋白質分子結構，但也屬生命之原始形態。這就是量子隱形傳輸的初級階段，若病毒能進行量子隱形傳輸，那人也就是早晚的事了。

筆者以為「量子糾纏」，若譯成「量子糾結」則更好。因為entanglement，在英漢詞典中確為「糾纏」，但這個字若去掉en這個前構，tanglement則為「糾結」。《現代漢語詞典》中，「糾纏」具有無序、糾纏不清、糾纏不休等負面含義，而「糾結」則為「互相纏繞」。當然到底如何翻譯，仍應由國家科技術語機構來審訂。

總之，量子力學同經典力學相反，側重於模糊論，主張亦此亦彼，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這使人想起宋末元初的著名畫家趙孟頫，他中年之後想要納妾，其妻管夫人便送他《你儂我儂》一詞，終使他打消納妾念頭。詞曰：「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這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亦此亦彼的形象寫照。

過去我們習慣清晰論，在政治上，不是朋友就是敵人。文學上，不是好人就是壞人。作品臉譜化，要麼是好人，好得一無缺點，「高大全」；要麼是壞人，壞得一無是處。若是亦好亦壞，則被批判為「中間人物論」。

在經濟上，則認為不是社會主義的就是資本主義的，「寧要社會主義草，也不要資本主義苗」。故搞市場經濟後，總有人追問「是姓社還是姓資」。

在對待改革開放的前、後兩個時期上，則要麼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去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麼反過來，用前段歷史時期去否定後段歷史時期。這都是清晰論的思維方法。鄧小平的「不爭論」，習近平提出的「兩個不能否定」，就是模糊論的思維方法。因這兩段歷史時期是有內在聯繫的，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亦此亦彼的。同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亦社亦資；和諧社會就是亦公亦私；法制社會就是亦民主亦專政；大國關係就是亦朋友亦對手。

當然在強調亦此亦彼的模糊論時，並非完全排斥非此即彼的清晰論。比如在政治立場大是大非上，在遵紀守法、清風廉政等方面，就必須堅持清晰論，非此即彼，絕對含糊不得。因此，我們重視亦此亦彼的模糊論，主要指哲學層面的思維方式。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