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莊茶館競崢嶸--張雙林
05-30
北京人好喝酒，造就了酒市、酒館和大酒缸的繁榮，同樣，北京人愛喝茶，也造就了茶葉庄與茶館的繁榮。
早年，並沒有「茶文化」之說，但「北京飲茶之風極盛，不獨上流社會嗜之，即下層階級如車夫苦力等人，亦莫不皆然。」無論男女老少，還是達官貴人，都以喝茶為日常生活不可少的事。古人氣雲「柴米油鹽醬醋茶」七件事，將茶列在其中，足以證明茶是不可少的。
在漫長的歷史上，北京市上的茶莊很多，按1926年的統計，北京「城內外之茶葉店大小不下三百餘家」。當時茶葉的消費總額為370萬斤乃至400餘萬斤。京人買茶葉是按兩計算的，當時北京不足200萬人，人均消耗量相當可觀。
喝茶的人多，茶葉庄鋪的生意自然興隆紅火。開休葉鋪的「十之九皆為安徽人」，但後來又朋大批福建人和浙江人介入。有趣的是，不產茶葉的山西省，也有人在京經營茶葉。晉人賣茶葉往往與海味同賣，茶葉、海味都不產于山西，晉人賣茶葉自然不會得心應手，只能讓位於南方諸省的人士了。
京城茶葉庄茶葉來源有的直接去產茶省分採摘，也有的從天津批來的。北京舊日一些大的茶葉庄亦兼批發，它們主要批給小茶葉鋪。大茶葉計砂僅在盛產茶葉的地區，如安徽、福建、浙江等省派駐採購人員，而且興辦茶場，使貨源不斷，且保質保量。北京茶莊與安徽歙縣與福建福州的派駐人員最多，在這裡他們不但收購茶葉，而且對茶葉加工，將茶葉熏製成京人最愛喝的花茶。《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中說，「北京飲茶最重香片，皆南茶之重加茉莉花熏制者。」書中提到的香片茶，大都在產地熏制，也有部分在京城熏制，這樣有些茶莊有了「前店後廠」的特點。
北京的飲茶之風最盛在清代，當時「茶店(茶葉庄)首推西華門北北拐角之景春號」，而且清呂中的茶葉也從此進貨。但是「景春茶色極純潔，而香味不濃。以香味而論，當數齊化門北小街之富春茶莊，及鼓樓前之吳肇祥為上。若正陽門外鴻記、及汪記、張氏諸茶店，皆色濃而口重，無消腴之致也。」到了清末，「景春、富春皆久已歇業，惟肇祥獨存耳。」
今天，京城尚有幾家標著吳肇祥字型大小的茶莊，主要分布在西城區一帶。
民國這後，飲茶之風不衰，茶葉庄也在興盛之中。但是開茶莊不是件易事，故金受申先生在《老北京的生活》中說：「外省外縣人極難經營茶行，即使有人開茶葉店，亦須請皖歙人幫忙，如慶隆茶莊就是由皖人相助而直北安次縣人開的。」
前門大柵欄的張一元茶莊，在北京乃至華北一帶，享有盛名。張一元茶莊開業於民國元年(1912年)，創辦人張文卿系安徽歙縣定潭村人。張一元茶莊是張玉元茶莊的分店，最初設在崇文門外花市，後來方在大柵欄里站住了腳，並經營至今。
北京的茶葉庄的字型大小很有意思，不少茶莊喜歡用店主姓名為店名，如吳肇祥、吳裕泰、汪元昌、汪正大、吳元泰、吳永和等等。在經營茶葉庄的人中，有「六大茶商」之說，即是六家大茶葉商，這六家姓氏為寇、張、汪、方、吳、孟。寇氏系河北冀州人，孟氏是山東人(瑞蚨祥家族人氏)，其他均為安徽人。
北京人買茶葉，一般人家論「包」買，茶葉檔次不同，每「包」價錢不一，每「包」可沏一大壺。小康人家按兩購買，很少有論斤買的。茶葉庄的茶葉包特講究包裝，包好的茶葉包好使掉到地上也摔不散。對於一些家境不佳的人，去茶葉鋪時不買花茶，只買些茶葉末之類的茶葉下腳料來沏茶喝。
民國2年(1913年)，北京茶莊組織了茶行商會，當時有會員97家。到了1919年，則發展到122家之多。至於沒有參中茶行商會的小茶葉鋪及代賣茶葉的雜貨鋪更多。
北京人與茶關係密切，除去茶葉庄買來茶葉自沏逢飲外，還有不少人喜歡到茶館裡卻品茗飲茶。舊京茶館之多並不亞於茶葉庄鋪。
北京的茶館種類很多，每日演日夜兩場評書的，名為書茶館；此類茶館標榜「開書不賣清茶」。賣茶又賣酒及酒菜小食品，叫茶酒館；此外還有什麼清茶館、大茶館、野茶館等等。
大茶館系老舍先生《茶館》中那種茶館，此類茶館常冠以軒字字型大小，如天利軒、天寶軒、榮盛軒、天壽軒、天匯軒等。在大茶館內又有紅爐館、窩窩館、搬壺館之別，主要是針對大茶館內提供的飲食、茶點而言。
大茶館走「紅紫大運」是在清中葉。當時國勢未衰，「八旗二十四固山，內務府三旗，三山兩火，倉庫兩面，按月整包關錢糧，按季整車拉俸米。家有餘糧，人無菜色，除去蟲魚狗馬，鷹鶻駱駝的玩好以外，不上茶館去哪裡消遣?於是大茶館便發達起來了。」每天坐大茶館裡品茗吃茶的人不少，故而有人曾諷刺道：「小帽長衫著體新，紛紛街巷步芳塵，閑來三五茶坊坐，半是曾登仁版人。」
大茶館是為「頭等」閑人開的，民國之後那些前清遺老因沒有了「鐵杆莊稼」，無閑錢再去大茶館添補無聊，大茶館便一個個關門大吉或轉業，讓位於其它類別的茶館。
書茶館就是帶演評書、曲藝的茶館，在這裡喝茶不但要花茶錢，還要掏聽書的費用。此類茶館大小不一，主要的照顧主兒是些閑人，他們來此品茗聽書，只是消遣而已，並沒有其它目的。為了吸引茶客，這裡說的評書都是長篇的，每說一段打一回錢，要享受真正的評書藝術，茶館並不是個好去處。
清茶館是舊日京城最多的。此類茶館以賣茶為主，從早晨開到晚上，一天人不斷。早上來此喝茶的以溜早兒的養鳥人和找活兒乾的手藝人為多。早年諸如「窩脖兒」(搬運工)及廚行、瓦匠之類的手藝人喜歡在茶館裡「候工」，如果找這些人幹活，也到這裡來找人。當時京人稱這是「作攢兒」。
清茶館在白天比較清靜，一些茶客只是沏上茶在這裡打個盹兒，或下棋。什剎海旁二吉子茶館、隆福寺二友軒茶館，在二古十年代時，當時的圍棋名手崔雲趾、象棋名手那健庭分別在二吉子、二友軒茶館裡下棋。
京城茶館中還有野茶館。野茶館是以幽靜清雅為主，一般是矮矮的幾間土房，支著蘆箔的天棚，荊條花障上生著牽牛花，砌土為桌椅，砂包的茶壺，黃沙的茶碗，沏出紫黑色的濃苦茶，與山村野老閑談，話一話桑麻，眼所見的是天際白雲，耳所聽的是蛙鼓蛩吟，這才是野茶館的本色。
野茶館是季節懷的，秋末一一關門，人末一一開業，茶客多為「踏青」、郊遊的人。一些野茶館設在朝外二閘及城內什剎海等遊覽區內。野茶館本小利微，開此類茶館者，大多是「以茶會友」，並不想從中發財。後來，因公園裡設了茶棚、茶座，此類野茶館便一一退出了舞台。
開茶館者並不標榜自己是弘揚「茶文化」，其「擺開八仙桌，執行十六方」不過是養家糊口而已，因此「開茶館，圖興旺，江湖義氣第一樁」。舊北京不少開茶館者頗講江湖義氣，有時為了買賣的順當和義氣，不惜一切，像天橋的王家茶館(俗稱王八茶館)便是一例。
開茶館爭的是辛苦錢，起早貪黑，終年辛苦，尤其是當茶房的更是如此。如遇個別鑽不講理的茶客，他們還要忍受打罵。
北京的茶館在50年代中期後，幾乎都不存在了，這裡除有錢少利微的經濟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人們在生活習慣、觀念等方面發生了變化，舊日那些天天泡在茶館裡的人，不少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階層，他們也沒有閑功夫坐在茶館裡扯閑話、侃大山了。沒有了顧客，沒有了「上帝」，茶館「關停並轉」便是預料之中的事了。
近年，京城又恢復了幾個茶館，這些茶館雖在形式上效仿舊北京大茶館，並有文藝演出的助陣，但因其不服務於大眾，收費昂貴，華崦不實，只為海外旅遊者解悶，難有生命力，故不可與舊日之茶館相提並論。
推薦閱讀：
早年，並沒有「茶文化」之說，但「北京飲茶之風極盛，不獨上流社會嗜之，即下層階級如車夫苦力等人，亦莫不皆然。」無論男女老少，還是達官貴人，都以喝茶為日常生活不可少的事。古人氣雲「柴米油鹽醬醋茶」七件事，將茶列在其中，足以證明茶是不可少的。
在漫長的歷史上，北京市上的茶莊很多，按1926年的統計，北京「城內外之茶葉店大小不下三百餘家」。當時茶葉的消費總額為370萬斤乃至400餘萬斤。京人買茶葉是按兩計算的，當時北京不足200萬人，人均消耗量相當可觀。
喝茶的人多，茶葉庄鋪的生意自然興隆紅火。開休葉鋪的「十之九皆為安徽人」，但後來又朋大批福建人和浙江人介入。有趣的是，不產茶葉的山西省，也有人在京經營茶葉。晉人賣茶葉往往與海味同賣，茶葉、海味都不產于山西，晉人賣茶葉自然不會得心應手，只能讓位於南方諸省的人士了。
京城茶葉庄茶葉來源有的直接去產茶省分採摘，也有的從天津批來的。北京舊日一些大的茶葉庄亦兼批發，它們主要批給小茶葉鋪。大茶葉計砂僅在盛產茶葉的地區，如安徽、福建、浙江等省派駐採購人員，而且興辦茶場，使貨源不斷，且保質保量。北京茶莊與安徽歙縣與福建福州的派駐人員最多，在這裡他們不但收購茶葉，而且對茶葉加工，將茶葉熏製成京人最愛喝的花茶。《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中說，「北京飲茶最重香片，皆南茶之重加茉莉花熏制者。」書中提到的香片茶，大都在產地熏制，也有部分在京城熏制，這樣有些茶莊有了「前店後廠」的特點。
北京的飲茶之風最盛在清代，當時「茶店(茶葉庄)首推西華門北北拐角之景春號」，而且清呂中的茶葉也從此進貨。但是「景春茶色極純潔，而香味不濃。以香味而論，當數齊化門北小街之富春茶莊，及鼓樓前之吳肇祥為上。若正陽門外鴻記、及汪記、張氏諸茶店，皆色濃而口重，無消腴之致也。」到了清末，「景春、富春皆久已歇業，惟肇祥獨存耳。」
今天，京城尚有幾家標著吳肇祥字型大小的茶莊，主要分布在西城區一帶。
民國這後，飲茶之風不衰，茶葉庄也在興盛之中。但是開茶莊不是件易事，故金受申先生在《老北京的生活》中說：「外省外縣人極難經營茶行，即使有人開茶葉店，亦須請皖歙人幫忙，如慶隆茶莊就是由皖人相助而直北安次縣人開的。」
前門大柵欄的張一元茶莊，在北京乃至華北一帶，享有盛名。張一元茶莊開業於民國元年(1912年)，創辦人張文卿系安徽歙縣定潭村人。張一元茶莊是張玉元茶莊的分店，最初設在崇文門外花市，後來方在大柵欄里站住了腳，並經營至今。
北京的茶葉庄的字型大小很有意思，不少茶莊喜歡用店主姓名為店名，如吳肇祥、吳裕泰、汪元昌、汪正大、吳元泰、吳永和等等。在經營茶葉庄的人中，有「六大茶商」之說，即是六家大茶葉商，這六家姓氏為寇、張、汪、方、吳、孟。寇氏系河北冀州人，孟氏是山東人(瑞蚨祥家族人氏)，其他均為安徽人。
北京人買茶葉，一般人家論「包」買，茶葉檔次不同，每「包」價錢不一，每「包」可沏一大壺。小康人家按兩購買，很少有論斤買的。茶葉庄的茶葉包特講究包裝，包好的茶葉包好使掉到地上也摔不散。對於一些家境不佳的人，去茶葉鋪時不買花茶，只買些茶葉末之類的茶葉下腳料來沏茶喝。
民國2年(1913年)，北京茶莊組織了茶行商會，當時有會員97家。到了1919年，則發展到122家之多。至於沒有參中茶行商會的小茶葉鋪及代賣茶葉的雜貨鋪更多。
北京人與茶關係密切，除去茶葉庄買來茶葉自沏逢飲外，還有不少人喜歡到茶館裡卻品茗飲茶。舊京茶館之多並不亞於茶葉庄鋪。
北京的茶館種類很多，每日演日夜兩場評書的，名為書茶館；此類茶館標榜「開書不賣清茶」。賣茶又賣酒及酒菜小食品，叫茶酒館；此外還有什麼清茶館、大茶館、野茶館等等。
大茶館系老舍先生《茶館》中那種茶館，此類茶館常冠以軒字字型大小，如天利軒、天寶軒、榮盛軒、天壽軒、天匯軒等。在大茶館內又有紅爐館、窩窩館、搬壺館之別，主要是針對大茶館內提供的飲食、茶點而言。
大茶館走「紅紫大運」是在清中葉。當時國勢未衰，「八旗二十四固山，內務府三旗，三山兩火，倉庫兩面，按月整包關錢糧，按季整車拉俸米。家有餘糧，人無菜色，除去蟲魚狗馬，鷹鶻駱駝的玩好以外，不上茶館去哪裡消遣?於是大茶館便發達起來了。」每天坐大茶館裡品茗吃茶的人不少，故而有人曾諷刺道：「小帽長衫著體新，紛紛街巷步芳塵，閑來三五茶坊坐，半是曾登仁版人。」
大茶館是為「頭等」閑人開的，民國之後那些前清遺老因沒有了「鐵杆莊稼」，無閑錢再去大茶館添補無聊，大茶館便一個個關門大吉或轉業，讓位於其它類別的茶館。
書茶館就是帶演評書、曲藝的茶館，在這裡喝茶不但要花茶錢，還要掏聽書的費用。此類茶館大小不一，主要的照顧主兒是些閑人，他們來此品茗聽書，只是消遣而已，並沒有其它目的。為了吸引茶客，這裡說的評書都是長篇的，每說一段打一回錢，要享受真正的評書藝術，茶館並不是個好去處。
清茶館是舊日京城最多的。此類茶館以賣茶為主，從早晨開到晚上，一天人不斷。早上來此喝茶的以溜早兒的養鳥人和找活兒乾的手藝人為多。早年諸如「窩脖兒」(搬運工)及廚行、瓦匠之類的手藝人喜歡在茶館裡「候工」，如果找這些人幹活，也到這裡來找人。當時京人稱這是「作攢兒」。
清茶館在白天比較清靜，一些茶客只是沏上茶在這裡打個盹兒，或下棋。什剎海旁二吉子茶館、隆福寺二友軒茶館，在二古十年代時，當時的圍棋名手崔雲趾、象棋名手那健庭分別在二吉子、二友軒茶館裡下棋。
京城茶館中還有野茶館。野茶館是以幽靜清雅為主，一般是矮矮的幾間土房，支著蘆箔的天棚，荊條花障上生著牽牛花，砌土為桌椅，砂包的茶壺，黃沙的茶碗，沏出紫黑色的濃苦茶，與山村野老閑談，話一話桑麻，眼所見的是天際白雲，耳所聽的是蛙鼓蛩吟，這才是野茶館的本色。
野茶館是季節懷的，秋末一一關門，人末一一開業，茶客多為「踏青」、郊遊的人。一些野茶館設在朝外二閘及城內什剎海等遊覽區內。野茶館本小利微，開此類茶館者，大多是「以茶會友」，並不想從中發財。後來，因公園裡設了茶棚、茶座，此類野茶館便一一退出了舞台。
開茶館者並不標榜自己是弘揚「茶文化」，其「擺開八仙桌，執行十六方」不過是養家糊口而已，因此「開茶館，圖興旺，江湖義氣第一樁」。舊北京不少開茶館者頗講江湖義氣，有時為了買賣的順當和義氣，不惜一切，像天橋的王家茶館(俗稱王八茶館)便是一例。
開茶館爭的是辛苦錢，起早貪黑，終年辛苦，尤其是當茶房的更是如此。如遇個別鑽不講理的茶客，他們還要忍受打罵。
北京的茶館在50年代中期後，幾乎都不存在了，這裡除有錢少利微的經濟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人們在生活習慣、觀念等方面發生了變化，舊日那些天天泡在茶館裡的人，不少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階層，他們也沒有閑功夫坐在茶館裡扯閑話、侃大山了。沒有了顧客，沒有了「上帝」，茶館「關停並轉」便是預料之中的事了。
近年，京城又恢復了幾個茶館，這些茶館雖在形式上效仿舊北京大茶館，並有文藝演出的助陣，但因其不服務於大眾，收費昂貴，華崦不實，只為海外旅遊者解悶，難有生命力，故不可與舊日之茶館相提並論。
推薦閱讀：
TAG:茶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