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羅：在知識分子和革命之間

視古巴民族英雄、著名詩人何塞·馬蒂為偶像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可能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領導的古巴革命從取得勝利的那一刻始，就註定與拉美文學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繫，它既促進了拉美作家們的團結、間接製造了拉美的「文學爆炸」，又成為那一代作家們分崩離析的導火索。可以說，古巴革命，抑或菲德爾本人，既是拉美文學的助燃劑，又是拉美知識分子的離心器。

《文學爆炸親歷記》

智利作家何塞·多諾索在他的《文學爆炸親歷記》一書中曾指出，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拉美小說家們都處在一種被傳統的地方主義牢牢禁錮而孤軍奮戰的狀態中。當時判斷文學作品優劣的唯一標準就是能否以現實主義手法反映作者所生活地區的現實。然而無論是墨西哥革命小說也好，地域主義、土著主義小說也罷，處處都充滿了「人定難勝天」的悲觀色彩。大多數作家們的眼界局限於自己眼前的一畝三分地，這必然不是拉美文學的出路。直到米·安·阿斯圖里亞斯、阿·卡彭鐵爾，以及胡·魯爾福等「開創的一代」作家們的經典作品的出現，拉美文學的發展才呈現出新的希望。

1959年古巴革命的勝利進一步推動了「拉丁美洲意識」覺醒，成為拉美文學大踏步發展的催化劑。一個極好的佐證是1962年在智利康賽普西翁大學召開的世界知識分子代表大會，巴勃羅·聶魯達、阿萊霍·卡彭鐵爾，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等拉美著名知識分子參加了該次大會。與會人士紛紛表達了對古巴革命的熱情支持和對美帝國主義的聲討，同時倡議拉美作家要團結起來，打破一直以來的孤立局面。在何塞·多諾索看來，這恰恰是拉美「文學爆炸」的開始。

此後，拉美作家與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政府有了一段為期約十年的蜜月期。古巴「美洲之家」的建立及其組織的文學獎項頒發、研討會等活動極大地推動了拉美文學的發展。如安東尼奧·斯卡爾梅達、恩里克·林，以及波利·德拉諾等作家正是由於接受了「美洲之家」頒發的文學獎才逐漸在全拉美範圍內獲得聲望。而拉美「文學爆炸」的幾位主將，如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以及胡里奧·科塔薩爾等更是與菲德爾領導的古巴政府保持了極其緊密的聯繫。

古巴革命的勝利激勵了拉丁美洲的知識分子，使他們對孤獨百年的拉丁美洲從此不再孤獨產生了希望。1967年，曾任「美洲之家」文學獎評委的巴爾加斯·略薩在接受「羅慕洛·加列戈斯文學獎」時朗讀了他那篇題為《文學是一團火》的著名演講：「十年、二十年、或者五十年後，所有拉美國家都會像今天的古巴一樣，迎來真正的社會正義。」

1963年5月，藝術家在建築上畫一個6米* 4米的菲德爾·卡斯特羅畫像。  視覺中國 圖

然而美好的時光總是短暫的，1971年古巴爆發了「帕迪亞事件」。古巴詩人埃貝托·帕迪亞因其在1968年出版的詩集《遊戲之外》有攻擊古巴革命的嫌疑而被捕入獄。這一事件使得世界左翼知識分子與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政府之間的蜜月關係徹底結束。包括巴爾加斯·略薩、奧克塔維奧·帕斯在內的眾多拉美作家調轉槍頭，與讓·保爾·薩特、西蒙娜·德·波伏娃、瑪格麗特·杜拉斯等國際知名作家一起發表聯名信，要求古巴政府對此事件進行解釋。

儘管帕迪亞之後得到釋放，但是從「帕迪亞事件」爆發的那一刻開始，拉丁美洲那一代的作家們便註定永遠失去了培育團結氛圍的土壤。他們旗幟鮮明地分裂成了兩派，一派繼續堅定地支持古巴革命政府，另一派則站到了其對立面。在力挺菲德爾·卡斯特羅的作家中，最知名的當屬哥倫比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西亞·馬爾克斯。直到作家於2014年逝世，加西亞·馬爾克斯都與革命政府、與菲德爾·卡斯特羅保持著鮮活的友誼。菲德爾本人2008年曾這樣評價他與加西亞·馬爾克斯之間的友誼：「我們之間的關係經歷了時間的考驗，我們曾經進行過幾百次談話，對我來說，每一次都非常令人愉快。」而加·馬爾克斯也在《我所認識的卡斯特羅》一文中指出：「菲德爾·卡斯特羅對拉丁美洲未來的設想與玻利瓦爾、何塞·馬蒂無二，那將是一個團結、自主的拉丁美洲，它將有能力影響到世界歷史的進程。」

另外如胡里奧·科塔薩爾和馬里奧·貝內德蒂等拉美知名作家也都有過類似的觀點。科塔薩爾不僅曾表示「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是整個拉丁美洲的楷模」，更在「帕迪亞事件」爆發後的1976年第一次踏上了古巴的土地。而貝內德蒂則曾批評那些借「帕迪亞事件」攻擊古巴政府的人，認為「對於他們來說，對一個詩人可能的判決不公，要比一國全體人民獲得自由、獨立和主權的事實更值得關注。」

而自「帕迪亞事件」後與古巴革命政府分道揚鑣的拉美作家也著實為數不少，其中言辭最為激烈的當屬巴爾加斯·略薩，甚至有為數不少的人認為1976年在墨西哥城一家電影院里巴爾加斯·略薩拳擊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真正原因就是政治分歧。「帕迪亞事件」爆發後的四十多年裡，巴·略薩一直對菲德爾·卡斯特羅及古巴革命政府持嚴厲的批評態度。菲德爾·卡斯特羅逝世後，西班牙《國家報》採訪了多位拉美作家。巴爾加斯·略薩接受採訪時的語氣先是略帶感傷：「我如今是拉美『文學爆炸』里唯一還活著的人了。」而後又轉為習慣性的嚴厲，他表示對於菲德爾·卡斯特羅而言，「歷史終將不會宣判他無罪。」

巴·略薩作品中文版主要譯者、北京大學西葡語系的趙德明教授曾經指出：「一開始略薩被認為是左派。他參加了很多左派組織。但後來在秘魯的社會現實里，左派讓他很失望，所以他才走向追求新自由主義。誰能幫助他追求自由，他就投向誰。」這樣看來，巴·略薩對待古巴革命的態度的巨大轉變似乎也就變得可以理解了。

菲德爾·卡斯特羅

同時，這種對菲德爾和古巴政府的敵對情緒也感染了許多「爆炸後」時代的作家們，在接受《國家報》的上述採訪時，多位作家表達了他們對古巴現狀和菲德爾領導策略的「異見」。尼加拉瓜作家塞爾西奧·拉米雷斯堅持認為「帕迪亞事件」是此後一切分歧的導火索，「從那之後恐怖就持續了下去，包括對知識分子的鉗制和對同性戀的敵視。那次事件標誌著古巴文化領域春天的結束，作家們開始被分為界限分明的兩類人：要麼支持古巴，要麼就是古巴的敵人。」墨西哥作家胡安·比略羅則表示自己對菲德爾去世的消息感到「很震驚，但不悲傷」。

然而，也有許多拉美知識分子對古巴持辯證的態度。例如巴西作家聶麗達·皮農(Nelida Pi?ón)在批評古巴對待同性戀及異見者的方式的同時指出菲德爾·卡斯特羅「是烏托邦和理想的建構者」。阿根廷編輯丹尼爾·迪文斯基(Daniel Divinski)則表示：「菲德爾是推動了拉丁美洲歷史轉折的重要人物。（……）但是他逮捕的很多人可能並不是反革命分子，而只是想尋求變革的人。」

馬里奧·貝內德蒂曾經表示：「在革命與文學之間，我們還是選擇了革命。」但是就拉丁美洲而言，革命從來都不是單純的革命，而文學更不是單純的文學。阿根廷作家克勞迪婭·皮聶羅(Claudia Pi?eiro)認為：「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離世標誌著二十世紀真正的完結。」也許與此同時，這次事件也意味著古巴革命與拉美文學的恩恩怨怨也到了該畫上句號的時候了。但無論爭議如何，哥倫比亞作家埃克托·阿巴德·法西奧林賽(Héctor Abad Faciolince)的一番話倒是可以成為所有人的共識：「沒有菲德爾，『文學爆炸』可能就是另一番模樣了。有人可能會說在那個年代，拉美作家是古巴革命的寄生物，又或者古巴革命是拉美文學的寄生物。但我覺得這其中沒有哪種說法是準確的，實際上在20世紀60年代，二者是和諧共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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