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最高興的事感受他始終不變的初心

　　《毛澤東年譜》中記錄了毛澤東的這麼一段話，那是在1958年2月28日會見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鄧小平在座）時說的。他說：「以前我對你講過，解放以來我沒有一天是快樂的，直到一九五五年當我看到有那麼多的農民參加了合作社，我才快樂了。接著是私營工商業改造。」毛澤東這一個強烈的情感表述是很值得細細品味的。作為一個開國領袖，從星星之火開始，浴血奮鬥了幾十年，終於打敗了強大的敵人，建立起共產黨的政權，這樣一個令全世界都為之震驚的大勝利，卻沒有讓毛澤東怎麼高興，真正讓他快樂起來的，是「看到有那麼多的農民參加了合作社」，還有「私營工商業改造」。毛澤東是隨便說說的嗎？不是，他以前就說過，可見不止一次。據逢先知《毛澤東傳》的記載，毛澤東對他的秘書田家英也說過，對於農業合作化的勝利，他很高興，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時都沒有這樣高興。

　　翻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多少次改朝換代，哪一個起事的頭頭不是把爭天下，奪政權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的？再看看今天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又有哪個風雲人物不是把登上最高權力寶座作為自己最大的追求和最高的榮耀？可毛澤東不是這樣，在他的心目中，一個理想社會的實現比什麼都更值得為之奮鬥；奪取政權只是手段，取得政權為改造社會開闢道路，社會的改造和進步才是他奮鬥的目標。毛澤東為改造中國社會奮鬥終生，直到晚年，他仍在為中國進步得太慢、很多地方「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而自己餘生不多無力為中國的進步做更多的事情感到深深的遺憾。正是這種超脫個人利益而以改造天下為己任的強烈的理想主義思想境界使毛澤東不僅遠高於歷史上任何一個農民起義的領袖，而且也高於絕大多數叱吒風雲的政治人物，成為中國以至世界上為數很少的幾個對人類歷史有重大影響的人物之一。和任何一個其他偉人一樣，毛澤東也會有缺點和過失，但他這種追求理想社會的精神卻永遠閃耀著激勵人心的光芒，這個光芒不會隨著他的過世而消失，相反，在社會演變事實的不斷映襯下，它越來越成為一切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人們心中永不熄滅的燈塔。

　　中國農業合作化的勝利是不是值得這麼高興呢？看一下中國歷史，這個勝利把幾千年延續下來的分散、落後的小農經濟，改造成為與國家工業化相適應的社會主義的集體農業經濟。這是一個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革。再放眼世界，除了蘇聯，又有哪個國家實行過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而蘇聯斯大林所搞的農業合作化則是一大敗筆，糧食大幅減產，牲畜大批被殺，農民怨聲載道，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回過頭來看看中國的農業合作化，從建立新中國算起也只有幾年的時間，到一九五六年底，全國有百分之九十六的農戶入了社，在這場廣大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中，沒有引起社會震蕩，沒有出現蘇聯曾經發生過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糧食減產的情況，相反，糧食連年增產，大多數農民，尤其是貧苦農民，歡欣鼓舞。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67.8%，國民收入比1952年增長53%；其中，農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25%，平均每年增長4.5%；糧食產量比1952年增長19%，農民的收入比1952年增加近30%。這些輝煌的數字無可辯駁地證明中國的這個變革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偉大成就，毛澤東是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的。不僅如此，由於有了集體經濟，許多單家獨戶個體農民根本辦不了的事情就能辦起來，隨後在全國普遍開展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在抗禦自然災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集體經濟為實行機械耕作、機械排灌和科學種田，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為以後農業的發展提供了長期發揮效益的基礎，其意義是極其深遠的。

　　也許有人會說，這有什麼了不起？歐美髮達國家的現代農業超過中國多少倍。可是，不要忘記，這些國家最早在15世紀就開始了農業現代化進程。以英國為例，這個進程，以剝奪農民土地的圈地運動為特徵經歷了約400年，才把分散、落後的小農經濟變為適應工業化需要的現代資本主義農業，並為工業革命創造了必要的條件。重要的是，這個過程充滿了掠奪、暴力和殺戮的血腥味，整個圈地運動，伴隨著對農民土地的暴力剝奪，造成許多人的背井離鄉和窮困潦倒。這些歷史事實在馬克思的著作里有深刻描述，在許多嚴肅的西方學者的論著中也都有反映。所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現代化過程實際上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血與骯髒的東西」這一名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毛澤東不是不知道資本主義的這個過程，他很清楚，不改造孤立的、分散的、守舊的、落後的小農個體經濟，使之成為規模化、集約化的現代大農業，農業生產就不可能持續發展，整個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也不可能。可是他不願意走那些資本主義國家所走過的讓廣大農民受苦的道路。他說：「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他要探索一條中國自己的道路，就是既要能夠儘快地實現農業現代化，又要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平。這是一條從未有前人走過的路，而毛澤東成功了。如果說，政權的更迭在歷史上不算什麼稀奇事，但不經過資本主義而改造小農經濟並取得成功則是史無前例的創舉。毛澤東是有理由大大地高興的，而這種高興又深刻地反映出，在毛澤東的心目中，社會的公平正義佔有一個壓倒一切的地位。

　　毛澤東選擇這條道路，有一個基本依據，就是一切從最廣大的人民利益著想，並且一切依靠廣大人民。他經過調查研究認定：「中國的情況是人多地少，經營方法落後且時有災荒，致使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貧農和下中農生活困難。他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禦自然災害，只有聯合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所以，一貫以「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為行動準則的毛澤東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理所當然的。另一方面，毛澤東也十分注意不要傷害其他階層農民的利益，盡量照顧到絕大多數人。這在政策上就是強調在農業合作化中必須實行自願互利原則。他說：「發展合作社的原則是自願互利。牲口(連地主富農的在內)入社，都要合理作價，貧農不要在這方面佔便宜。」他還強調對暫時不想入社的農民不要歧視，「不要譏笑他們，不要罵他們落後，更不允許採用威脅和限制的方法打擊他們」，而要通過合作社增產的實際效果來吸引他們。毛澤東這種尊重群眾，愛護群眾的態度與斯大林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某些「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粗暴做法形成鮮明對照，反映出毛澤東高於這些人的思想境界，其核心就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與一切為了最廣大人民兩者的高度統一。

　　毛澤東的這股高興勁特別表現在他編寫《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時的熱情和投入（毛澤東曾想把書名叫做《五億農民的方向》）。這本書是在合作化運動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形勢下作為經驗總結來寫的。毛澤東不僅下大力氣親自編輯，從精心選材到一字一句修改文字，直到用心擬出生動鮮明的標題，而且還寫了一百零四篇按語，合起來有四萬多字，算得上一篇「大文章」（對這篇「大文章」，毛澤東自己一直很喜歡並多次提及）。這些按語，字裡行間傾注了毛澤東對廣大農民的一片深情，現在讀起來仍然讓人感動。例如有一篇按語寫道：「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二十三戶貧農只有三條驢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於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這些充滿激情的語言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對廣大農民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通過自己的艱苦努力創造出美好明天的熱切希望和堅定信念。他堅信，這就是中國「五億農民的方向」。

　　作為一個農家子弟，毛澤東對舊中國廣大農民的艱難困苦感同身受。他投身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解放和幸福，而佔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就是農民。在毛澤東看來，獲得翻身解放只是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第一步，進而實現廣大農民的共同富裕才是根本目的。毛澤東認定，中國農村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真正解決農民共同富裕的問題。他說：「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入永遠的痛苦。克服這一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集體化。」「發展農業可以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道路：讓農民的命運掌握在地主、富農和投機商人的手裡，極少數人發財而大多數人貧困和不斷破產。一條是社會主義道路：讓農民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掌握自己的命運，共同富裕和共同繁榮。」 毛澤東認定這條路，就始終沒有動搖過，並為之奮鬥終生。

　　正因為農民集體化的這條農村社會主義道路在毛澤東心目中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毛澤東對一切阻礙這條道路的思想和行為進行了毫不妥協的鬥爭，由此引起了黨內以致領導層內的尖銳分歧，這是解讀幾乎貫穿整個建國後黨史的黨內鬥爭的一把重要鑰匙。

　　圍繞合作化的分歧最早發生於剛剛建國的一九五一年春夏。爭論是由山西省委的一份報告引起的。該報告提出：「老區互助組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使得互助組必須提高，……必須在互助組織內部，扶植與增強新的因素，以逐步戰勝農民自發的趨勢，積極地穩健地提高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級一些的形式」。「對於私有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當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報告中所說的「更高級一些的形式」，主要指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報告送到中央，立即受到劉少奇的嚴厲批評。他認為，用合作社、互助組的辦法，使中國的農業「直接走到社會主義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他認為「現在農村階級分化，正是將來搞社會主義的基礎，將來我們依靠政權，下個命令就能剝奪它。」他的意思就是，聽任農村個體經濟，富農經濟，階級分化發展，等到時機合適（指實現國家工業化後），「依靠政權力量，下個命令剝奪它，一舉實現集體化。」劉少奇這種打算「發動一個運動」，依靠行政命令，強制剝奪農民的想法，明顯受到斯大林模式的影響，而他一段時期內聽任農村階級分化的想法源於他「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總體思想。劉少奇的這種意見，當時在黨內有著相當的代表性。毛澤東知道這件事後，馬上旗幟鮮明地表示對山西省委報告的支持。與劉少奇的思想傾向相反，毛澤東對土改後農村中出現的階級分化十分關切，認為要力求避免這種趨勢的發展。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那樣痛苦而漫長的道路；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這些形式，用積極引導和示範的「自然的不勉強的」方法把農民組織起來走集體化的道路才是實現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毛澤東的主張最終以《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的形成而成為全黨的共識，拉開了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序幕。

　　在合作化運動開展的過程中，又發生了「小腳女人」的爭論。以鄧子恢為代表（受到劉少奇的支持）的農村工作部領導對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偏差感到擔憂而採取了緊縮的方針，形成「一股風」，「吹倒了一些不應當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毛澤東批評了這種做法：「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清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與那些「小腳女人」在思想傾向上最大的差別，就是農民集體化在毛澤東心目中所佔的地位遠比那些人要高，要重，神聖而不容侵犯。如他所說：「在幾萬萬農民中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我們應當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後退。」在這個思想下，毛澤東把分歧的性質提高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質問反對者：「對於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佔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佔領。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他批評阻礙者：「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正是在毛澤東的堅持下，中國的農村才取得了社會主義改造的突破性勝利。

　　農業合作化以及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使整個黨內充滿了過分樂觀和急於向更高公有化制度過渡的情緒，農村出現了並社，建大社，追求「一大二公」的傾向。大量「報喜」材料上報中央，以建設理想社會為奮鬥目標的毛澤東自然深受鼓舞，表示出極大的熱情。然而，也是毛澤東最早看出了問題，就在中央9月10日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毛澤東就召開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進行糾偏，之後又召開了多次糾偏會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毛澤東的糾偏是頂著「右傾」、「倒退」的懷疑和抵制進行的。為什麼毛澤東把建設理想社會看得那麼重，卻又能在全黨頭腦發熱的情況下清醒地提出糾偏呢？關鍵就在於他對運動中出現的以「共產」的名義用行政命令強行剝奪農民的行為深惡痛絕。他厲聲斥道：「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剝奪農民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我們只講過剝奪地主，哪裡講過剝奪農民，剝奪農民的思想是最反動的。不是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破壞社會主義」。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共產風」「浮誇風」導致農業生產的嚴重破壞和大災荒。嚴酷的現實終於讓全黨接受了毛澤東的糾偏措施，徹底糾正一平二調，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回到了合作社的狀態，實際上糾正了人民公社運動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偏向；公社只保留組織農民搞水利建設等初級社無法實現的功能。

　　但是，糾偏不等於放棄已經選定的道路；糾偏，是為了更好的前進所作的調整。毛澤東說：「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牲口就不會死，農具破壞也不會那麼嚴重。大平均主義六年沒有解決，現在解決了。有人說，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會主義？這不是退步，按勞分配就是社會主義。照顧五保戶、困難戶，有共產主義因素。還有積累，還有徵糧，有了前途。這是整個人民的利益。」在毛澤東心目中，社會公平、共同富裕這個基本方向是不可動搖的，集體化是實踐已經證明了的農村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經之路，因此是不容改變的底線。然而，在嚴重的經濟困難面前，圍繞是否堅持集體化道路卻發生了新的黨內分歧。這場分歧的尖銳程度遠遠超過合作化初期的爭論，黨內高層多數人傾向於「退夠」，退到「包產到戶」，「分田到戶」，實際上就是回到單幹。在農村集體化成果得而復失的危機前面，毛澤東以他對理想社會的執著追求和不屈不饒的性格，不顧黨內眾多的反對聲音，甚至不顧出現黨內分裂的危險，義無反顧地開展了鬥爭。這就是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的來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時期毛澤東的有關講話。

　　1962年7月上旬，毛澤東同羅瑞卿、蕭華談話，問「軍隊中是贊成單幹的多，還是贊成社會主義的多？說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還沒有解散集體農莊，回去查查軍隊中的意見怎樣？ 」

　　7月20日，毛澤東問各中央局第一書記：「你們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 ……現在有人主張在全國範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共產黨來分田？!」

　　8月5日，毛澤東對一些領導幹部講到階級和階級矛盾問題，這個問題主要是從包產到戶引出的。他說：「我『周遊』了全國一遍，找各大區的同志都談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區雲南、貴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談到這樣的問題：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他們說，貧困戶、中間戶、富裕戶各佔三分之一。你們有沒有這種調查？」「如果全部鬧單幹，或大部分鬧單幹，我是不贊成的。如果那樣搞，黨內勢必分裂。」

　　8月6日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全體大會。他說：「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主要就是這樣一個問題。現在這股鬧單幹的風，越到上層風越大。」

　　8月9日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議上聽到有小組彙報說單幹以後兩極分化很厲害，只要兩年就很明顯時說：「搞單幹，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佔，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農戶的立場上，還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農民群眾的立場上？問題就是這樣擺在我們的面前。」

　　9月24日毛澤東主持八屆十中全會，他說：「在歐洲，封建階級被資產階級推翻以後，比如在英國、法國，經過幾次復辟。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復辟的情況。……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認識這個問題，承認階級同階級鬥爭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接著，毛澤東向全黨敲響了警鐘：「我們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開一次黨大會就講，使得我們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

很清楚，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其導火線和實際背景就是為了捍衛他視為頭等重要並傾注了大量心血的農民集體化的成果。在毛澤東看來，捍衛這個成果就是捍衛占農村人口三分之二的基本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特別是貧困農民的利益；捍衛這個成果就是捍衛農民共同富裕、防止階級分化的道路。這是高於其他一切考慮而必須放在首位、不容挑戰的根本問題。嚴重的是，威脅這個成果的真正危險不是來自共產黨外，而是來自共產黨內，來自領導層，來自和他共同戰鬥過的戰友。毛澤東該做何種選擇呢？毛澤東的價值觀再一次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他不惜冒著與自己親密戰友翻臉、甚至冒著黨內分裂的危險也要堅持自己認定的改造中國社會的方向和道路。這就是隨後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最後演變為文革的原因。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向周圍人袒露了要用自己生命的最後時光來捍衛這條他認定的使中國幾億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決心。他說：「我為什麼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麼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麼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麼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麼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這段話說明毛澤東認為農民集體化的事還不只是農民的事，而是關係到整個中華民族能否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大事。他懷著深情表明自己的心跡：「我不是出於個人的私心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中國的老百姓希望走社會主義道路。」

　　重讀建國後的中共黨史，從毛澤東最感高興的事，沿著他的心路歷程，就能清楚地理出黨內不斷出現的分歧與鬥爭的脈絡，解開多年來令人困惑的一個問題：為什麼毛澤東與他共同浴血奮鬥多年、共同創建新中國的親密戰友會走到最後分手的地步？毛澤東用他一生的奮鬥詮釋了「不忘初心」的真正含義。不忘初心，始終不渝，既不因地位的變化而改變，也不會向任何阻力屈服；既不懼怕外部的敵人，也不惜與昔日的戰友分道揚鑣。

　　人們都說，「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這固然不錯，但仔細體察毛澤東處理問題的態度，就會發現，實事求是是毛澤東倡導的思想方法，而在這種思想方法之上，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具有指導意義和決定意義的東西，那就是毛澤東的價值取向和社會理想。「為什麼人」的價值取向才是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實事求是是實現價值取向與社會理想的思想方法工具。思想方法與價值取向，雖然不可分割，卻仍然有一個誰統帥誰的問題。這構成了他與他多數同事的一個根本區別。這個區別被許多研究者長期忽略或掩蓋了。他的那些同事，接受了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卻不見得理解或認同他的價值取向和社會理想。毛澤東在合作化運動中曾經對這些同事的價值取向產生疑問：「有些人雖然頂著共產主義者的稱號，卻對於現在要做的社會主義事業表現很少興趣。他們不但不支持熱情的群眾，反而向群眾的頭上潑冷水。」以穩健著稱的陳雲，在經濟困難時期要向毛澤東進言搞「分田到戶」。姚依林提醒他，這個問題，毛主席怕不會接受。陳雲卻很有信心。他說：「毛主席是實事求是的，我去講，先搞分田到戶，這更徹底一點。集體化以後再搞。」談的結果，毛澤東很生氣。顯然，陳雲只注意到毛澤東的實事求是，卻沒有領悟毛澤東對根本方向的執著態度。當然，毛澤東堅持根本方向並非跟實事求是相矛盾。陳雲認為如不實行「分田到戶」，經濟困難「需要八年」才可能恢復，而毛澤東卻認為，堅持集體化道路，通過糾偏調整，經濟恢復「再有兩年差不多了」。事實上，隨後不到三年的時間就實現了經濟恢復。

毛澤東為了探索人民大眾共同富裕的道路，付出了一生的艱苦努力。這個探索的得失最終會由歷史作出公正的評判，而他一切為了人民的崇高思想境界則無可置疑地成為永載史冊的偉大精神豐碑。正如他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說：「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毛澤東自己就是這樣一個大寫的人。

林之辛 201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