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CBNweekly5·12特稿

2008年5月12日，對於多數中國人來說，這個日子並不需要太多介紹。

當天，四川以汶川為中心發生了8.0級地震。不過5天之後，在地震中失去一條腿的劉崗均就被告知，他要參加奧運火炬的傳遞。

當時劉崗均還躺在重慶人民醫院的病床上等待手術，因在地震中被石塊壓住右腿，他說服前來救援的妻子和小舅子用水果刀把右腿切斷才活了下來，但傷口當然需要清理。

當年8月8日舉辦的夏季奧運會3個月後就要在北京舉行，那是中國第一次承辦這種「彰顯國力」的體育賽事。從地震傷員中選拔代表傳遞火炬的決定是臨時作出的，人選的確定卻很快。在逃出震區的路上，劉崗均在親友的幫助下「斷腿求生」的故事就被傳成了「自己切斷了一條腿」，他還因此被冠以「當代關公」的名號，然後迅速成為當地政府向奧委會舉薦的對象。

劉崗均急著向前來病房傳遞消息的媒體、領導解釋：「（腿）不是我自己搞斷的，是我下的決心，請人給我搞斷的。」不過沒人願意糾正這個錯誤，因為它聽起來似乎非常能振奮那些被地震嚇破膽、傷透心的人。「老劉，都這樣了，就不要斤斤計較這些小細節了。」他們對劉崗均說。

最後，劉崗均被醫院的救護車護送去了火炬傳送地——重慶大禮堂門口。

時間是6月15日，他坐在輪椅上完成了火炬傳遞。跑他上一棒的人是唐山地震的倖存者，而他那一棒被有意設置成了50米，比別的火炬手多出30米。

劉崗均至今還記得當時的「人生巔峰」感。但這種感受終究短暫，10年過去，地震帶給劉崗均及數萬當地人的影響依然未能消退。

重建

從成都出發，向西北方向行駛兩個小時，平坦道路的前方會出現連綿的高山。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的邊緣到了，而前方就是當年汶川地震的中心地帶。

這片平原與高山的接壤地本來山清水秀，當地人也早就學會了成都平原中央那種「喝茶、打牌、遛鳥」式的生活。如果不是地震，它們很可能成為隨後10年里周邊游和民宿創業者們的理想之地。

地震改變了一切。當年的地震造成近7萬人喪生，一座縣城（北川）、兩個小鎮（漢旺、映秀）以及數個村莊成為廢墟，僅北川縣城被四周大山滑坡掩埋的面積就達1／3——當時不少人即使逃出了不夠結實的建築，也沒能逃出山石和沙土的傾覆。

北川老縣城所在地在地震發生前就是已知的斷裂帶，但除了地震發生後的一段時間內還有人在討論，之後再也沒人追究過未能及時搬遷的問題。

人人都趕著重建。

從地震中走出來的人先被集中安置在鄰近縣城的體育場，兩三個月後，他們就被挪去其他各地政府「援建」的塑鋼板房。

所謂援建，是中央政府用行政命令要求一些財政收入富足的省市一對一地對口支援震區，不僅出錢，還要出人建造。建完簡易的臨時板房，它們還需承攬原址附近重建新縣城、小鎮的過程，既包括住宅、學校，還包括公路、橋樑等。其中，江蘇援建了包括漢旺鎮在內的綿竹市，而山東援建了北川縣。

不到3年，北川新縣城、漢旺和映秀的新小鎮就交工了。當地人可以以成本價買走這些安置房。除了住宅和公路，江蘇援建綿竹的項目還有一座新體育館——儘管使用率很低。

當地人對重建心懷感激，「新修的縣城很漂亮，讓我們的生活往前提了10年。」杜雨婧說。她目前就和兒子住在政府提供的安置房裡。

眼前的一切都宣告著地震已經遠去，新生活早已開始。不過內心的重建遠不像修房子那麼迅速。

傳遞完火炬後，劉崗均得知了兒子其實沒有找到的消息。他不知道眾人之前為何隱瞞了他。回到病房後，他在傳遞火炬時表現出的那種生存鬥志直線下降。原本想留給兒子的火炬被他賣掉，拍得的20多萬元錢直接捐給了災區。

四處搜索照片時，他才知道兒子生前正在交往一個女朋友。那個女孩寄來了合照，夫妻二人才算是擁有了唯一一張兒子的照片。

兒子的人生尚未展開就結束了，這讓劉崗均尤為遺憾。兩年後結束板房生活，有機會分到寬敞的安置房時，他只要了個一居室。不知道是不是出於自責，他不打算收養，也不打算再生育，只想在基本生活水平下和妻子一同度過餘生。

劉崗均拖著殘缺的腿在重慶大禮堂門口傳遞火炬的時候，杜雨婧正躲在綿陽體育館的帳篷里流淚。她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婆婆，只有自己和兒子倖存。逃出震區後，她每天都在大腦里回放地震發生時的那個下午，以及山崩地裂、伸手不見五指的30秒。

當年，杜雨婧31歲，兒子5歲。下午2點25分，她被兒子哀求著代替爸爸送自己去幼兒園。兩人走出房子後3分鐘，地震開始了。杜雨婧抱著兒子躲在離得最近的房子的樓梯角落活了下來，丈夫和婆婆所在的那棟被稱作家的房子卻整體碎掉了，找到時兩人都沒了溫度。

剛住進帳篷時，大家還在相互訴說地震發生時的恐怖經歷：有人看到10多米寬的地縫；有人掉了下去；有人在菜市場的躺椅上午休，大地裂開的時候先是掉了進去，然後又被來自地球內部的氣體吹上了「岸」……過了一兩個月，重點開始變成了相親——畢竟以後怎麼活下去才是最緊迫的。

地震製造了很多單親家庭，有的人沒了丈夫，有的人沒了妻子，還有的全家只剩一個人。政府雖然提供安置房，家庭消費、學生讀書之類的花銷還需要各個家庭自己承擔。那些家庭健全的人開始走出帳篷去打工。懷著為兒子解決經濟問題的心情，杜雨婧參加了相親。地震過後第三個月，她與一個在地震中失去妻子的男人結合成新家庭。

這段倉促結合的婚姻維持了7年後宣告結束。男方的大兒子和家族始終不接受杜雨婧母子，「他們覺得我的孩子要是女孩就好了，以後成家不用花錢。兩個兒子的話壓力太大了。」杜雨婧說。

經由現實的新挫折，杜雨婧最初在地震經歷里感受到的恐怖和自責，逐漸轉化為對未來的畏懼。一年又一年，她不知道這些傷痛「什麼時候是頭兒」。

地震後接連受挫的人不只杜雨婧。就像地震常常引發泥石流、疫病等次生災害一樣，地震後又經歷一連串生活打擊的大有人在——尤其在那些想要改變現況的人身上。

向慧琴也在地震中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一個已經讀到高中的女兒。不過與劉崗均不同的是，她和丈夫都積極地想再有個孩子。兩年後，他們領養了一個小女孩。然而不幸很快又降臨了。女孩3歲時，向慧琴的丈夫發生車禍去世。

整個家族都因向慧琴的遭遇緊張了起來。向慧琴的外甥女徐莫楓和家族裡的其他人都相信她再也受不了任何打擊了，那個孩子是最後的稻草，「一定不能有事」。全家人都對這個女孩極為寵愛。如今她13歲了，一旦不如意，就會說出「出門讓車撞死」之類的話。

徐莫楓認為向慧琴的教育方式有問題，比如她沒有與女兒平等對話，也有意迴避有關地震以及「為什麼沒有爸爸」之類敏感問題的溝通。但她又覺得這其實很難解決，「你很難要求一個年過五十的人，能跟一個可以當孫女、事實卻是女兒的孩子有良好溝通。」她說。事實上，向慧琴也沒有真正消化地震帶來的創傷。

徐莫楓算是當年地震的幸運兒。地震發生時，她不在北川縣城，而在山裡的老家讀小學。除了屋頂的瓦片被震得紛紛滑落，她沒受多大的傷，也沒失去誰，從地震中逃脫時也沒有看到過於可怕的景象。

這種幸運讓徐莫楓對震後生活的記憶甚至有快樂的瞬間。吃掉救援部隊向山區空投的食物後，降落傘的迷彩色繩子會被徐莫楓和她的同伴們撿去編成各種小玩意。她對那段時光記憶深刻的是那條降落傘繩編成的腰帶，每個男孩都有。還有隻有他們學校的學生才有的黃色T恤，「上面寫著『抗震救災』，比校外的人其他顏色的衣服好看一些，那段時間還是板房裡的時尚引領。」徐莫楓說。

新裂縫

誰又真正走出來了呢？

「很多人不同程度都還存在一些問題。」劉崗均說，因為當年被冠上了「當代關公」的明星光環，他有機會接觸到更多心理救助機構、社工「老師」的幫助，但多數人沒有這種機會。

大概到震後第五年，劉崗均才逐漸停止流淚，杜雨婧走到這一天則花了9年時間。

和第二任丈夫解除婚姻後，2017年，杜雨婧回到了地震剛結束時的狀態——與兒子相依為命。為維持生計，她出門找到一份在方太專賣店裡當銷售員的工作。活到40歲，這是她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地震前，她只在餐廳短暫當過服務員，和當時縣城裡大部分女孩子的想法差不多，她的人生設想也是相夫教子。

當服務員只要態度好就行，當銷售卻要找到對方需求才能把東西賣出去，這讓杜雨婧近10年來第一次把心思從與地震及自己身上移開。電視劇《我的前半生》上演時，她還好好學習了劇中那位離婚媽媽的「絕地求生」精神，「她離婚後也是當了銷售，和我一樣。出來才發現自己年齡大了，學歷跟不上了，也跟我一樣。」杜雨婧說，那個角色在電視劇里的成功給了她力量。

多數人的內心重建都屬於杜雨婧這種狀況——靠自己撐過去，以及有足夠的運氣遇到轉機。外地高校支援的心理救助和社工組織在震後不久就從災區撤出了，「他們很早就跟我說，『我們遲早是要離開的，你們要有能力自己做救助工作』。」劉崗均說，支援的社工組織離開後，他接手了位於漢旺新城的社工機構——名稱還在，只是隊員都換成了曾與有經驗的社工合作過的當地人。

對各個心理救助機構的人，劉崗均統稱「老師」。「老師」們並不建議對求助者作出是否患有抑鬱症或焦慮症的判斷——即便他們看起來非常符合相應病理學特徵，但很多人還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

隨著時間過去越來越久，人們碰面時也越來越少談起地震或與之相關的東西。劉崗均擔心，那些還沒走出來的人會變得更沉默，到時不僅沒有創傷的人和受過創傷的人之間存在尷尬，同樣經歷了創傷的人之間也難以相互理解。

這種裂縫已經出現了。事隔10年，北川的程山航有機會見到那個據說幸運地因遲到未被教學樓埋沒的小男孩時，對方木訥的眼神看起來很難改變。

更大的裂縫出現在重建後的資源分配和重建模式本身。劉崗均從市級「領導」們那裡接連聽到對上訪的抱怨，當地政府明顯希望劉崗均的社工組織能扮演社會矛盾的緩衝角色，有時候他會去做上訪者的工作，說明政府的不易，有時候他也會對著向他抱怨的官員反擊：「你們就是該讓殘疾人、殘疾家庭享受的政策沒有按規定給到位，你們不能完全怪他們。」

對於重建模式，也有人有不同意見。「我承認震後援建讓震區的生活條件提前發展了10年。但你看這個地方有活力嗎？」程山航指著嶄新的北川新縣城說。

這個建得像大學校園的新縣城晚上七點半過後就不再有公交車了，最市中心的地方除了醫院、中學和酒店還在運營著，大部分街邊商鋪都關門了，縣城內僅有的兩座大型超市——好又多和樂購都不賺錢。接受採訪當天，杜雨婧剛從綿陽逛街回來。見到妹妹，她對後者的第一句話就是少在北川買衣服，不然會「跟不上時尚」。

重建後的北川新縣城和漢旺新城也沒有什麼公司或娛樂設施了。在老漢旺長大的劉洋原本對小鎮非常自豪，那裡既有東方汽輪廠、煤礦、造紙廠和水泥廠，還有音樂噴泉廣場和夜市。這些在漢旺新城都消失了，整個城鎮只剩住宅區。因為當地沒有工作機會，從小希望在家鄉生活的劉洋大學畢業後去了德陽。

隨著年輕人以及那些想要搬離傷心地的人的離開，新北川、漢旺、映秀的人口不增反減，有經濟發動機之稱的房地產業在當地始終沒有發展起來。

異地重建新城後，老北川、老漢旺和老映秀則變成了地質公園和愛國教育基地，建築隊進去加固受損建筑後，開放給公眾參觀。

劉崗均不反對當地政府這樣做。畢竟生活要繼續，人們也需要有地方寄託哀傷。但有人把它變成觀光生意，甚至當地人進去也要乘坐電瓶車——一種變相門票，他開始不滿。「我說了不要這麼搞，他們還這樣。」他抱怨著。

北川遺址沒有收費。不過，「沉痛悼念特大地震遇難同胞」不遠處就到處懸掛著「建設好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標語，程山航反感這些。他想不通地震帶來的傷痛和愛不愛國之間有什麼關係。既然政府想發展旅遊業，作為一個北川人和創業者，他想過用另一種方式打響北川這張品牌，即仿照日本熊本縣，凸出北川這個羌族自治縣的羌族文化，然後才是關於地震。

與當地政府溝通了一段時間後，程山航放棄了這個想法，原因很簡單：無論成不成功，北川這個品牌，最終應該歸誰呢？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向慧琴、杜雨婧、程山航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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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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