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歷史—蘇聯逼債

05-29

你不知道的歷史—蘇聯逼債

「蘇聯逼債」是怎麼回事？

一個歷史事件冠名的改變，往往表示社會共識對這個歷史事件認知的改變。在共和國的歷史上，大體上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這3年時間，經濟嚴重衰退，人民生活困苦，許多地方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這是一段令人刻骨銘心的歷史，是中國肌膚上曾經嚴重創傷而留下的不可消去的疤痕。長期以來，這段時間被官定通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將這段時間明示為「三年困難時期」。困難，是對一種狀況的總稱，造成的原因可能不止一個，需要具體分析，這其中可能也包括「自然災害」;而只以「自然災害」來為這種狀況冠名，就會掩飾其他原因，而就其「掩飾」的動因，所謂「自然災害」這個冠名的真假都值得懷疑。將「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表明以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正視歷史，表明敢於扯去遮羞布。這需要良知，需要責任，還需要勇氣。

　　史實確實如此，專家研究了那3年的水文地質及氣象資料，得出的結論是：就全國來講自然條件屬於中等偏上，基本上屬於風調雨順，對農業生產不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當然，中國如此之大，局部地區的自然災害以至嚴重自然災害，年年都會發生，那3年也是這樣;但嚴重到全國面積則不是事實。

　　國家主席劉少奇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上講話，將當前困難原因歸結為一句話———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實在是至理名言。

　　還是長期以來，人們將三年困難時期產生的原因，除了「自然災害」之外，還有「蘇聯逼債」。這是以「基層幹部」為代表的官方的解釋，而且極為普及，極為深入人心。筆者當時正上小學，就聽說過這方面的各種版本，譬如中國運到蘇聯抵債的雞蛋和蘋果，蘇聯要用圈圈一個一個地套，套進去的是小的，不合格，退回不要;黃豆要一粒一粒地挑選，一公斤保證不能超過多少粒，三次數粒過秤不合格，一車皮黃豆都退回去等等。

　　「蘇聯逼債」之說，在當時是公開講的、人人盡知的，一直延續多年。直到今天，說起當年那場慘劇，還有人這樣講，所謂「對內怨老天，對外怨蘇聯」。那麼，三年困難時期「蘇聯逼債」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中國欠不欠蘇聯債務，欠的話是欠多少;蘇聯逼沒逼中國還債，逼的話是怎樣逼。事情已經過去五六十年，三代人都過去了，總該弄清楚了吧。

　　中國欠蘇聯多少債?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確實欠蘇聯的債。大致可分為兩筆。

　　第一筆是抗美援朝的軍火武器債務。

　　新中國成立前，蘇聯出於推動世界革命和保障自身東部安全的需要，向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提供過無償援助，抗戰前期還向國民政府提供過3億美元貸款。新中國成立後，蘇聯不再算舊中國的欠賬，就是說當時無論是國民黨及其領導的政府，還是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權，欠蘇聯的錢都不用還了，蘇聯都不要了(要的話國民黨也不給)。但是，蘇聯也不再對共產黨創建的新中國提供無償援助了，供貨都要計價。

　　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時，中蘇雙方於1950年2月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宣布對華提供3億美元貸款用以購買機器等物資，實際上內部議定這筆錢大部用於對蘇聯提供的海空裝備付款，即屬於攻台急需的武器的訂貨。當時毛澤東在黨內說明，對蘇提出的款額較少，是因「多借不如少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近代中國因外債沉重，在經濟上受制於人的教訓，某種程度上也是受中國農耕社會傳統觀念的影響，不願欠別人的錢。

　　1950年那個時候，新中國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連一輛汽車、一架飛機都不能生產，鋼鐵、石油這樣的基本需求都不能自己解決，因此主要靠蘇聯支援武器和多數工業品。所以，當年10月，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出兵抗美援朝時，馬上就派周恩來、林彪赴蘇聯洽商武器問題。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國參戰，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種武器。

　　中國入朝部隊出發前，10月13日毛澤東致電在莫斯科的周恩來，希望他向斯大林交涉，所取得的武器最好採用租借方式，斯大林卻表示這些武器要按成本費由中蘇兩國「共同負擔」，中國按「出廠價五折」付錢。鑒於當時中國經濟困難，無力馬上付款。蘇方所供武器算作對華貸款，年利為1%。這若是按和平時期的交易可算是優惠，然而與蘇聯宣傳的慷慨無私卻不相符。當年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審看宣傳文稿時，凡是發現有稱「蘇聯的無私援助」一詞，都會提筆把「無私」二字劃掉。

　　1951年2月，周恩來與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大將在北京簽訂了關於蘇聯向中國政府提供軍事貸款的協定，規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國出兵抗美援朝為界，此前訂貨以全價付款，此後以半價付款。「共同負擔」，就是中蘇兩國各出一半的錢。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斯大林也曾無償提供過部分裝備，主要是為了彌補雙方不愉快而做出的政治姿態。此間蘇聯提供的陸軍裝備，幾乎全部是二次大戰用過的舊品。如蘇軍已裝備AK—47自動步槍，對華只提供波波沙-41衝鋒槍。蘇軍已逐步用T-54坦克換裝，便把淘汰下來的3000餘輛T—34運到中國，許多車體上還留有對德作戰時的彈痕，只是刷上一層新漆。蘇聯起初對華提供的7個師空軍裝備，有6個師配備米格—9這種1946年蘇聯研製出而感到不滿意的第一種噴氣式戰鬥機。中國空軍領導人認為這種飛機無法同美軍F—84交鋒，更不能抗衡F—86，為此同蘇聯顧問發生爭吵。斯大林考慮到兩國關係，才於1951年5月兩次致電毛澤東道歉，並無償送給中國372架米格—15。中國接受蘇援第一批武器後，將3個師裝備無償轉交朝鮮人民軍，斯大林聞訊後為顯示其更高的風格，決定再無償對華援助20個陸軍師的武器。 1952年，蘇聯決定將60架伊爾—28輕型噴氣式轟炸機賣給中國，這也是斯大林在世時少有的幾次對新中國提供的現役新式裝備之一。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蘇聯總共向中國提供了64個陸軍師、23個空軍師的裝備，大部分裝備系有償(半價)提供，就此中國欠下蘇聯軍火債30億人民幣，在當時摺合13億美元。 1955年蘇軍從旅順撤退時，又移交了折價9.8億人民幣的裝備。這些軍事欠款，佔了中國對蘇欠款總額的六成以上。

　　中國對蘇武器欠款額雖不算多，卻在兩國關係中產生過不愉快。這主要是由於中國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實際上是保衛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前哨戰，不僅付出大批人員犧牲，而且對朝鮮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無償的，蘇聯提供的多數武器還要按「五折」記賬，在當年習慣于軍事共產主義的中國領導人眼中，自然顯得風格不高。不過中國得到這些武器畢竟使入朝作戰有了重要保障，其中部分武器特別是戰鬥機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新中國軍隊在戰爭中學會掌握這些武器，對迅速提高自身的戰術技術水平還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0年毛澤東會見金日成時也說過：「我看還是要感謝蘇聯，它總幫助了我們軍火和彈藥嘛，算半價，還有汽車隊。」

　　截至1954年，中國用蘇制武器和仿製品裝備了106個步兵師、18個地面炮兵師、8個高炮師、3個坦克師，換下來自十幾國的雜亂武器，在歷史上首次實現了全軍裝備標準化、序列化，並由幾乎是單一的步兵發展為諸軍兵種的合成軍。彭德懷對這一裝備進步曾總結說：短短几年超過了舊中國幾十年的建設。

　　中蘇關係破裂後的很長時間裡，國內曾出現一種傳說，即稱斯大林時期援華慷慨熱情，赫魯曉夫則扮演了撕毀援助合同和「逼債」的角色。其實，若是仔細研究歷史檔案和親歷者的回憶，在蘇聯歷屆領導人中，對華提供援助最多、質量最高、意義最重大者，恰恰是赫魯曉夫。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臨終前沒有明確指定接班人，這使蘇聯領導層出現最高權力的爭奪。同年9月，赫魯曉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其地位還不能同斯大林擔任的總書記相比，急需得到中共的支持。據俄羅斯解密的檔案記載，1954年9月赫魯曉夫首次來華前主持召開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決定以對華大幅增加援助作為禮物。伏羅希洛夫發言稱這是蘇聯經濟難以承受的，赫魯曉夫則說非如此不能使中國人感受到友誼。果然，在這次來華參加新中國成立5周年慶典期間，赫魯曉夫改變了斯大林過去的大國沙文主義做法，廢除了中蘇關係中一些不平等約定，議定從旅順撤軍和交還基地。對於提供常規武器，蘇聯也改變了斯大林時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舊品的做法，改為提供現役新裝備樣品和生產技術。

　　1954年11月起，蘇聯向中國提供了米格—17樣品及全套資料，中國於1956年仿製成功並命名為殲—5殲擊機。 1955年1月以後，蘇聯向中國轉交了AK-47自動步槍、C—41半自動步槍、捷克加列夫輕機槍等技術資料，中國於翌年分別仿製成56式衝鋒槍 (實際應稱自動步槍)、56式半自動步槍和56式輕機槍。蘇聯還提供了現役的T—54A坦克和各種火炮的樣品圖紙，中國仿造成功後命名為59式坦克和帶「5」字頭的各式火炮。中國軍工水平就此於50年代後期又實現了一次代的飛躍，在常規裝備領域已接近或達到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

　　但赫魯曉夫這人很有些毛病，有的還是大毛病。他很容易情緒化，在原則問題上容易搖擺，缺乏信義。這在對華援助上表現得很突出。

　　赫魯曉夫時代對中國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幫助建造核彈、導彈生產企業和提供相應技術。 1954年赫魯曉夫來華時，毛澤東曾提出過是否能在核彈、導彈技術方面提供幫助，蘇方採取了婉拒態度。 1956年東歐出現反對蘇聯控制的波蘭、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蘇共黨內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在掌握軍隊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數中央主席團成員，卻未擺脫內外交困的處境。同年7月上旬，赫魯曉夫派主席團委員米高揚來華介紹情況，希望中共中央對他表示支持。毛澤東連夜主持開會研究，中共中央最後為照顧中蘇關係，並考慮到赫魯曉夫是當時蘇共領導中比較好打交道的一位，做出公開表態支持蘇共中央的決定。鑒於赫魯曉夫在政治上有求於中國，7月18日聶榮臻提出，應利用這一機會交涉核技術援助，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後馬上做出安排。此次蘇方反應空前迅速，7月20日蘇聯援華總顧問阿爾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覆。據前些年解密的俄羅斯檔案記載，赫魯曉夫不顧軍方堅決反對，決定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生產技術，幫助建立核工廠。

　　1957年9月，聶榮臻所率的中國代表團訪蘇，赫魯曉夫在確認毛澤東同意訪蘇的消息後，同意簽訂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同年11月，毛澤東到莫斯科參加了61國共產黨、工人黨會議，在大會發言中表示了支持赫魯曉夫戰勝「反黨集團」，同時擁護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為首」地位。同年末，蘇聯開始履行協議，對華提供了P—2導彈作為中國導彈事業的起步的最早樣品。翌年，蘇聯又向中國提供了所需核工業設備，並派出近千名專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鈾礦、包頭核燃料棒工廠及酒泉研製基地、新疆的核實驗場，中國正式進入了核工業建設和研製核武器的新階段。

　　1958年夏天，中蘇之間因「長波電台」和「聯合 (潛艇)艦隊」事件發生爭執，翌年6月赫魯曉夫通知中國，「暫緩兩年」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製造技術。 1960年7月，蘇聯又撤回在中國核工業和軍工部門的專家，不再履行這一領域的協定。

　　1953—1957年，新中國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奠定工業化初步基礎的重要時期，也是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蜜月時期。在這個時期，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的156個工業項目，使中國以能源、機械、原材料為主要內容的重工業在近現代化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我們翻看當年遍布全國的蘇聯援建工程，會發現許多大廠大礦赫赫有名，直到現在還在國家經濟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援建項目，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竟達156個(應該是157個，那一個是位於北京市昌平區小湯山附近的秦城監獄，是中國最著名的監獄); 據中國的檔案文獻，1949—1960年來華工作的蘇聯專家總計至少應超過2萬人，這種盛況，或者說壯舉，世間少有。可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產生分歧後，赫魯曉夫說翻臉就翻臉，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蘇聯專家。25日，沒等中國政府答覆，蘇方又通知中國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將撤回全部在華專家1390人。 31日，中國外交部復照蘇聯政府，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並改變召回蘇聯專家的決定。但蘇方無視中方的抗議和力爭，最終還是撤回了在華的全部專家。

　　第二筆對蘇債務，就是中國在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援華的用於基礎工業設施建設的大量機器設備。與之前的軍火欠債需要用貸款支付有所不同，這些機器設備主要是以貨物貿易的方式償付，即蘇聯向中國提供機器設備的援助，中國則需要向蘇聯提供其急需的農副產品乃至礦產原料的援助，其間蘇聯提供的技術是免費的。以物易物的方式是不容易造成債務的，頭幾年雙方運行的也不錯; 但自1958年中國發起「大躍進」後，因國內各種農副業產品的產量大幅度走低，副食品供應緊張和收購困難，不能按貿易合同對蘇聯交貨，在1959、1960年兩年間又欠下25億盧布的商貿債。

　　據當年主管財政的副總理李先念在《關於1961年和1962年國家決算的報告》中所列舉的數字，自1950年以來我國向蘇聯所欠的外債和應付利息，摺合人民幣計算總共為57.43億元人民幣。這筆債務在當時的國家財政支出中佔多大比例呢? 1959年全國的財政支出為520億元，1960年則為654億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國對蘇聯已還債33億元人民幣，這就將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債務基本還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躍進」兩年間因不能按合同交貨拖欠下來的貿易債務，以及接受旅順蘇軍撤出後所留裝備的收購費，其總額摺合23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中國出現經濟困難前後，就欠蘇聯這麼多錢。

　　蘇聯到底逼沒逼債?

　　中蘇關係惡化之後，在中國方面看來，債務問題就不是商貿交往那麼簡單了，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此前都是哥們兒，「兄弟般的友誼」，買賣上拖欠點兒無所謂;真要鬧翻了，到了跳腳對罵的地步，欠錢的就得顧及臉面，不能讓自己放不開嗓門。

　　1959年中蘇領導人出現了一系列爭吵，尤其是赫魯曉夫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批評激怒了毛澤東，廬山會議出現的黨內爭議也被懷疑與之有關，兩黨關係趨向惡化。 1960年6月，中蘇兩黨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又出現激烈爭執，赫魯曉夫為施加壓力，於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義突然通知中國，撤走在華全部專家，並違反合同停止供應許多建設項目的設備。中蘇關係破裂。

　　那時，饑荒的狀況在中國許多地方就已經出現，一時間，糧油肉蛋蔬菜水果，煙酒糖茶醬油醋，凡是跟吃有關的東西都極為匱乏。但此時的蘇聯，並沒如傳言中所說的那樣落井下石，逼中國還債。

　　借錢的沒想逼著要，欠錢的倒想著早點兒還。

　　蘇聯通知中國要撤走專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北戴河開會研究如何解決經濟困難問題。得知這一消息後，7月31日周恩來在中央會議上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貿問題作了報告，說明兩年間由於國內副食品供應緊張和收購困難，不能如期對蘇聯交貨，出現了貿易欠債。在赫魯曉夫施加壓力的形勢下，與會者都激發起一種勒緊褲帶儘快還債的情緒。考慮到拖欠著蘇聯的債務，進行「反修」鬥爭理不直、氣不壯，於是有人在會上提出「要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毛澤東在會上開始大談自力更生問題，他指示周恩來算一下，要多少年還清蘇聯欠賬。周恩來把賬算出來，說最快也得10年。毛澤東說：10年太長了。延安時那麼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現在比那時好多了。他以堅定的口氣說：「明年還清這個債。」於是政治局決定，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

　　這樣看來，不是蘇聯要求中國提前還清債務，而是中國主動向蘇聯提出。想想也對，既然跟蘇聯翻臉吵起來，就不能欠人家一屁股債。毛澤東就是要爭這口氣，哪怕再困難，就算餓肚子也要將債還清。

　　雖然毛澤東要求儘快還債，但經濟部門還要從實際出發，考慮到國內鬧饑荒，還是希望推遲償還這筆數額並不算大的欠款，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雪上加霜。 1960年底，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約見蘇聯駐華使館參贊，曾以口頭聲明表示，中國方面支付出現困難，在貿易方面估計共欠蘇方20億盧布，可能要在5年內還清。 12月17日，蘇聯外貿部部長帕托利切夫約見中國駐蘇大使劉曉，指責中國方面未與蘇聯協商，就片面地把貿易方面欠債償還期限確定為5年，並以中方違約為由，表示短期內不向中國提供汽油。

　　後來國內一度傳說所謂蘇聯「逼債」，能夠找到的主要根據便是指此事。現在看來，這件事怪不得蘇聯。古今中外，不管是中蘇還是英美，做買賣就要重合同講信譽。欠債償還期是3年還是5年，要兩家商量，簽訂協議，無論是債主還是欠債的，都不能一方說了算，尤其是由欠債的定盤更不合適。你自己定成5年，然後再通知對方，那是不可以的。沒錢還不了，想拖幾年，沒關係，可以商量。對方體諒，8年還清都可以。你不跟對方商量，自行決定，那叫違約，慢說5年還清，3年也不行。這不是體諒不體諒問題，這是不尊重對方，不遵守遊戲規則。

　　但隨後的實際情況又並非如此，蘇聯還是「體諒」中國的難處，同意推遲5年還債。注意，不是「在5年內還清」。這樣，連唯一「可以」指責蘇聯逼債的事例也不存在了。

　　1960年11月，劉少奇前往莫斯科參加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中蘇兩黨出於各自戰略需求，都採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終達成了共同宣言。隨後，劉少奇以國家主席身份訪蘇，幾個月前雙方的緊張關係又得到緩和。劉少奇訪蘇期間，米高揚曾表示很快會恢復一些援華項目並再派專家，蘇聯對中國還債問題也故意表現出了高姿態。

　　1961年同1960年一樣，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年份。上半年，蘇聯開始部分地恢復了對中國國防和經濟方面的援助。 1961年2月，赫魯曉夫寫信給周恩來，主動提出願意向中國提供當時蘇聯最先進的米格—21戰鬥機的樣品和全部技術資料，成為蘇聯最後向中國提供的一次軍事援助。同年2月27日，赫魯曉夫又致函毛澤東，主動提出願意通過借用形式提供給中國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然而，面對這一姿態，3月8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蘇聯大使作了口頭答覆，感謝赫魯曉夫的好意。不過出於「爭氣」和不願受制於蘇聯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願將蘇聯的糧食作為後備，還是立足於從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進口糧食。

　　筆者小時吃過古巴糖，但可能不是赫魯曉夫「借用」給中國的那一批。 1960年11月17日，格瓦拉率領古巴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為了有力支援古巴的經濟建設，中國從那個時候開始進口古巴糖。從此古巴糖走進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古巴糖是一種只經過簡單初加工的劣質糖，雜質較多，呈淺褐色，很散，像沙子一樣，甜味不如紅糖那樣濃烈，更比不上白糖的柔膩。但對少年時的我來說，已是天上美物。 50年過去了，我還能清楚記得玉米麵餅子蘸古巴糖帶來的無限歡樂。

　　還是說蘇聯逼沒逼債吧———赫魯曉夫提出願向中國借糧後，1961年3月間蘇聯政府又主動提出，在兩國貿易中，中國所欠的10億盧布逆差可分5年償還，不計利息。同年4月8日，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專門接見了中國對外貿易部的正副部長葉季壯、李強，又談到可推遲還債。隨後兩國發表的公報稱：

　　對於中國因農業遭災而在1960年貿易業務中產生的對蘇聯欠賬問題。蘇聯方面表示充分諒解，並向中國政府提出，上述欠賬在五年內分期償還，不計利息。蘇聯還建議，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應中國五十萬噸糖，以後在1964—1967年期間歸還，不計利息。中國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這一建議。

　　當時，這一公報在中國的《人民日報》刊登並在廣播中播出，在民眾中產生了好的影響。 4月10日，《人民日報》以專文對蘇聯的幫助表示感謝：「由於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1960年供應蘇聯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蘇聯同志對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諒解。我們認為，這些對於我們克服暫時困難來說，是重大的幫助和支持。」

　　在1961年的《中蘇貿易會談公報》中我們能發現，蘇聯在撤走專家後，並未提出過還債的問題，反而體諒中國的農業狀況，主動幫助我們渡過難關。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不盡的思念》，記載了一件蘇聯借糧助我度饑荒的事情。 1961年，在中國東北面臨無米之炊的緊急關頭，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20萬噸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儘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三年困難時期，東北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較少，蘇聯出借糧食應該是原因之一。換言說，蘇聯的糧食，曾經救過中國東北人的命。這跟傳說中的「逼債」的形象，是個顛倒性的史實。

　　史料記載，1960年至1965年，中國歸還了蘇聯23億元的欠債，平均每年還債4億多元，占國家年財政支出的1.2%。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觀點，一個國家的債務在分年償還的情況下，其總額只要不超出一年財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範圍之內。當時中國幾乎只對蘇聯有欠款，數額又只佔國家年財政支出的二十幾分之一，比例是很小的。

　　根據當時的中蘇聯合公報，中國還債並非是用糧食(大概也不用筆者小時候聽說的蘋果和黃豆 )，而是「供應蘇聯有色金屬礦砂、錫、水銀、鉛、生鐵、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絲、茶葉、呢絨和綢緞、縫製品和針織品，以及其他工業品和手工藝品」。新疆出產的重要礦藏，便擔負了對蘇還債的半數款項。

　　可以說，60年代初中國出現的大饑荒，與對蘇還債並無多大關係。不管是蘇聯「逼」我們還債，還是我們「爭氣」主動還債，都應該不足以在根本上影響國計民生。

　　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對外援助有多少?

　　大饑荒剛結束不久，1963年1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宣布，我國不僅克服了困難，而且，「在我們最困難的這幾年，正是我們償還外債最多的幾年」。 1964年12月，周恩來總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說明了還債和援外的情形：

　　我們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十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十三億八千九百萬新盧布，剩下的尾數一千七百萬新盧布，我們已經向蘇方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請注意最後一句話，在還債的同時，我們還拿出比「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去支援別國。以什麼方式支持呢? 周恩來在報告中說，「我們一貫克己助人，採取無償贈予或低息、無息貸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大饑荒的1961年，中國援外支出接近償還外債的支出。 1962年以後援外更超過了償債。

　　中國對朝鮮的援助一直未斷。1958年至1963年,這個中國最困難的時段, 中國以無息貸款方式為朝鮮承擔了紡織廠、軸承廠、糖廠、熱工儀錶廠、繼電器廠、電子管廠、無線電零件廠等29個成套項目。1960年10月5日,周恩來接見朝鮮副首相李周淵,說最近蘇聯把專家撤走了,這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困難, 但中國仍然同意供應朝鮮10萬錠的棉紡設備,也同意供應其他項目。周恩來建議朝鮮先上既快又短的項目,並同意分4年貸款4.2億盧布。至於償還期限,能還就還,不能還也可以延期,推遲10年甚至20年也未嘗不可,等後代還也可以。 1962年,為滿足朝方急需,中國將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鄲第三、第五紡織廠的設備全套拆往朝鮮。

　　1956年,中國開始向蒙古提供經濟技術援助,中蒙兩國簽訂經濟和技術援助協定,中國無償援助蒙古1.5億元人民幣。 1958年和1960年又向蒙古提供兩筆長期低息貸款,由於蒙古缺乏技術力量,援助項目都採取「交鑰匙」方式, 即中國包攬一切, 全部建成後把鑰匙交給蒙方就行了。到1964年,共建了2座火力發電廠、毛紡織廠、玻璃廠、造紙廠、磚瓦廠、蔬菜農場、養雞場、醫院、療養院、6座橋樑等21個項目,中國不能製造蒙古提出的紡織廠設備,不惜動用緊缺的外匯到英國訂購。

　　1960年,中國正處於最困難時期,但還是答應非洲一些國家的要求,援助幾內亞1萬噸大米,援助剛果5000噸至1萬噸小麥和大米。

　　當時中國援助最多的國家是越南和阿爾巴尼亞，施援目的是推動「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終造成的可嘆結果有目共睹。

　　就說現今50歲以上的中國人最熟悉不過的阿爾巴尼亞。

　　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鎖、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從1954年起，中國向阿提供經濟、軍事援助摺合人民幣100多億元，阿總人口才200萬，平均給每人達4000多元(當時中國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有的地方農民干一天才8分錢)。至1978年6月底，中國幫助阿興建了鋼鐵、化肥、制鹼、制酸、玻璃、銅加工、造紙、塑料、軍工等新的工業部門，增建了電力、煤炭、石油、機械、輕工紡織、建材等工業企業和通信、廣播、電視等設施，共計承擔了142個項目，其中建成的92個，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設的23個。為建設這些項目，中國先後派出近6000名專家，並為阿爾巴尼亞培養了幾千名技術骨幹。中國援阿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平均1公頃地400公斤，遠遠超過我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軍援項目之繁、數量之大，也遠超出阿實際需要。而這一切，阿方似乎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盞絕無僅有的「歐洲社會主義的明燈」，認為自己是為了中國才失去了蘇聯的援助。

　　60年代初，中國把蘇聯援助阿爾巴尼亞的項目全部包下來，援助規模不斷擴大，幾乎有求必應。 1960年底，正值中國最嚴重的災荒時期，卻還是緊急援助了阿爾巴尼亞5萬噸糧食。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急需的東西，甚至包括2100萬美元的自由外匯。 1969年，中國副總理李先念訪阿，阿總理謝胡陪同參觀某地，往返途中談了6個多小時，全是要求援助。李先念問，你拿我們那麼多東西，打算什麼時候還? 謝胡竟說根本沒有考慮過還的問題。據70年代初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的耿飈將軍回憶，阿第一書記霍查曾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阿總理謝胡也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阿爾巴尼亞提出要有自己的「鞍鋼」，要有像樣的機械工業，要中國援助開發海上油田，下一個五年計劃要完全用中國的設備和材料。要援建電視台，計劃在全國實現電燈照明後，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

　　由於中國對阿爾巴尼亞是傾其所有，「有求必允」，阿方也就心安理得。中國幫阿建設紡織廠，而阿自己沒有棉花，要中國用外匯替它買;織成布做成衣服，沒地方賣，便銷往中國，倒過來竟然賺的還是中國的錢。中國援建了化肥廠，但阿方不要中國的機器設備，指定要義大利的，中國動用外匯買來義大利的給安裝，壞了之後，阿方又提出要中國再從義大利買機器來更換。阿馬路邊的電線杆，都是用中國援助的優質鋼管做的，而眾所周知，中國自己國內用的卻是木杆和水泥桿，優質鋼管電線杆幾乎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中國援助的水泥、鋼筋，阿方用來到處建烈士紀念碑——2.8萬多平方公里的國土上建了1萬多座。中國援助的化肥，到處亂堆，任憑日晒雨淋。這些情況，耿飈了解之後，還不敢隨便向中央彙報，擔心被扣上「反對國際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繼續推行「三降一滅」的大帽子。

　　1970年以後，中阿關係降溫。但阿爾巴尼亞仍要求中國援助32億元人民幣，中國決定提供19.5億元人民幣的長期低息貸款。之後，阿方又要求中國接受其生產的香煙、煙葉和成衣等，中國不得不同意接受這些並不急需的東西。抽煙的中老年朋友，大都領略過阿爾巴尼亞香煙那股臭腳丫子味兒。

　　1974年10月，謝胡寫信給周恩來，提出在阿第六個五年計劃(1976至1980)期間，要求中國提供5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中國認為過去對阿的援助已不少，這次要求的數量過大，中國力不從心，很難滿足，決定少給援助。阿方堅決要求增加貸款，還提出延期償還1976至1980年的貸款。 7月30日，中阿雙方簽訂貸款協定，中國貸款給阿爾巴尼亞10億元人民幣。阿爾巴尼亞還再三要求中國提供糧油，而此時的中國經濟非常困難，確實拿不出更多的東西。阿爾巴尼亞很不滿意，表示決不會在外來經濟壓力下低頭，並拒絕給中國提供需要的原油、瀝青。在1976年11月阿勞動黨七大以後，開始翻臉不認人，公開攻擊中國。中國被迫於1978年7月終止對阿援助。

　　對於這條只講國際主義、不講實際利益的「左傾」外交方針,當時不少中央領導同志都是有意見的。1962年春天，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實在忍不住，多次發表內部講話批評。同年2月，王稼祥與劉寧一、伍修權一起給中央寫信，為「渡過困難，或者減少困難，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難，來加速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出處理中蘇、中美等國際關係的意見，請求糾正外交政策的「左傾」偏差。王稼祥主張為有利於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恢復工作，爭取時間渡過困難;在對外關係方面，應該採取緩和的而非緊張的政策，在國際鬥爭中不要四面樹敵，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陰謀將局部戰爭的戰火引向我國，要避免把帝修反的對抗鋒芒全部集中到我身上。同時提出，在困難形勢下中國對外援助應當考慮自己的具體條件，應「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還主張對外緩和，並建議發表聲明,表明我國奉行和平路線。結果，中聯部的意見被概括為「三和一少」,即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國際反動派要和、對反帝民族運動的援助要少，王稼祥成了「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的總代表，遭到批判打擊。協助周恩來主持中央對外聯絡工作的康生感到中聯部的意見，對他一直熱衷和極力推行著的一套，即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外國反動派要斗，對各國革命鬥爭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針正相對抗，便成為批王的急先鋒和幹將。文革開始以後，康生更把所謂「三和一少」的帽子拔高到「三降一滅」的程度，即投降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以蘇聯為代表的修正主義、以印度為代表的各國反動派，撲滅人民革命運動。在這種極「左」思潮的推動下，中國對外政策被引向了更「左」的歧途。

　　1979年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王稼祥才得到平反。而此時，這位頭腦清醒、敢講真話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已經作古5年。

　　正確的意見被斥為「三和一少」，於是我國繼續義無反顧地充當許多小兄弟的冤大頭。有一回阿爾巴尼亞來要援助，我國領導人很大氣：我們中國地方大，人口多，每個人省一小口，就把你們包下來了。

　　每個人只省一小口! 這條道理說起來輕鬆，細一想卻異常沉重。比如1959年和1960年兩年凈出口合計680萬噸糧食，按當時全國6.7億人平均一下，不過人均20斤糧食，每人每天省5.5錢就出來了，確實是一小口而已，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你想過沒有，680萬噸糧食，該是多少人的口糧?1960年《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定量標準的指示》規定，農村口糧最低可壓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糧以下，豐收地區最高不得超過每人每年400斤。我們就按最高標準算,680萬噸相當於3400萬人一年的口糧。用得恰當的話，這680萬噸糧食足足可使3400萬人免予飢餓，讓他們飽飽地吃一年!迄今為止(估計也就止了)，沒有發現我國的國家級媒體———黨報黨刊、中央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以及各類文件資料等，有「蘇聯逼債」4個字。 60年代、70年代中蘇交惡期間，官方論戰頗多，在中共中央致蘇共的公開信和政府聲明中，從來沒有提到過有「逼債」一事。以至兩國發生流血衝突，兵戎相見，也沒有翻出什麼「逼債」的老賬。中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也沒有隻言片語提及「蘇聯逼債」。

　　70年代，《人民日報》曾屢次譴責蘇聯如何「無情逼債」，不過那是對別的國家，是對「發展中國家」。如1976年3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記者文章，直斥《蘇聯討債逼債何其狠毒》，但這篇2000字的文章，反覆批判了蘇聯向埃及「逼債」的罪惡，卻並無一字提及蘇聯曾對中國「逼債」，連一字半語的影射都沒有。再如，1973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報》刊登署名為「新華社記者述評」的文章《是援助，還是控制和掠奪? 》的文章，猛烈批判「蘇修通過貸款、貿易和要受援國還債的規定，越來越多地攫取亞非拉國家的重要資源」;譴責「蘇修不管受援國出現的困難，經常以債主的身分進行逼債，強調必須『按時償還』。這使一些國家債台高築，舊債未清又借新債」。值得注意的是，整篇文章近4000字，卻無一字提及蘇聯對中國的「逼債」。在中蘇對立最嚴重的時期，作為官方喉舌的《人民日報》對「蘇聯向中國逼債」一事如此緘默，顯然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情。

　　三年困難時期「蘇聯逼債」之說，曾在我國流傳很長時間，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史家都認為、如果有官方解釋的話也會這麼認為，是當時為開展「反修」鬥爭並激發對「現代修正主義頭子」的仇恨，有關「蘇修逼債」的說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繪，以基層幹部宣講和民間傳說方式在國內傳播。

　　1978年12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在一系列決議和文件中，如實地說明了造成當年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左」的錯誤，30多年來國內眾多理論文章也做了同樣的分析。近些年卻有些人仍在重複「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造成饑荒的傳言，這如果不是對歷史缺乏了解，便是繼續為「左」的錯誤做掩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