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日本在歷史上的首次文化碰撞時間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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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前言·······································································

··············································研究人員對日本海流的分析調查··············································

······················································日本史料中的遠航記載·······················································

······················································流水文銅鐸上的獨木舟·······················································

·······································································結語·······································································

···································································參考資料···································································

前言：

日本位於亞洲大陸東海岸，是太平洋上的一個群島國家。日本群島包括四個主要島嶼，按面積大小依次為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這四個島嶼約佔日本陸地總面積的96%，此外還有一千多個大小不一的島嶼。日本群島位於四大板塊的交界處。板塊的撞擊導致日本歷史上頻繁出現地震、火山、溫泉和其他地質現象。從歷史上看，日本的各個地區就分布於山脈間鑲連的平原地帶。

日本四面環水，因此與其他東亞國家相比，他的地理位置較為孤立。這樣的地理特點使得日本可以在其願意的情況下接受中國、朝鮮和其他大陸的影響；在其不願意的情況下，則可以孤立於外界的影響之外。但像這種距離中國並不遠的島嶼，不可能和大陸長期處於隔絕的狀態，也不可能是等到條件成熟後雙方才互相打招呼，其中必定有某個鮮少見於史書上的時間段，日本和中國之間發生了接觸。

在秦漢以前，中國便意識到自己的附近有這麼一個「倭」鄰居，戰國中後期成書的《山海經》曾曰「南倭北倭屬燕」，倭屬燕國雖然未必屬實，但此時「倭」的名字，無疑是已經傳聞到了中國。班固的《漢書·地理志》亦有記載，漢代朝廷知道日本島國上「分為百餘國」。公元57年，日本島的其中一個國家「倭奴國」派遣外交使者「大夫」前來漢朝奉貢朝賀，得到光武帝劉秀賜漢委奴國王金印。到了東漢末年，日本島戰亂頻生，國家之間相互攻伐，直到各國共立名叫卑彌呼的女子為王，日本島才得以平定。卑彌呼在東漢滅亡後，派遣使者難升米、都市牛利前往魏國覲見曹操的繼承人曹丕。這些記載一般被認為是中日之間建立初次外交的證據，但隨著20世紀初期中日朝三國的考古學發現，中國和日本在文化方面的接觸，可能比這些建立外交的時間還要更早。

日本國內的水路，包括被日本諸島環繞的內海和內陸江河湖泊，早年多被用於戰爭、貿易、漁業、客運和娛樂。同樣，日本也在海岸線以外的海洋上進行貿易。在上世紀20年代，日本便有學者從水路方面入手，調查海流的方向，結合日本、中國、朝鮮三方的考古學，推斷得出早在遠古時代，這三國之間已經有了航路，往來也相當頻繁。

因此，本文將結合《中世和近世日本社會生活》、《中國日本交通史》、《日中文化交流史》的觀點與研究，將內容進一步精簡，為各位掀開「日本和中國首次接觸時間」的神秘面紗。

一、研究人員對日本海流的分析調查

1893年，日本著名海洋學者和田雄治博士，受日本水產調查會的委託，使用一種名為「投瓶」的技術來對日本海流的去向進行測試，「投瓶」即為在漂流瓶上黏貼標記，投入海中的方位研究技術。投瓶的地點在朝鮮半島西安的仁川及東北岸圖們江之間，任由瓶子自行漂流，該階段的投瓶時間直至1912年結束，投入漂流瓶共750個。漂流到海岸而被發現的漂流瓶，總計達到132個。

1904年，日本與俄羅斯為了爭奪中國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的控制權，雙方爆發了長達兩年時間的衝突，此戰便是歷史上的「日俄戰爭」。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和俄羅斯都在朝鮮附近的海域投下水雷，這些水雷中，總共有248個在山陰北路地區被發現，占投雷全數的66%。

另一方面，日本海軍省水路部也開始調查水流，1908年在相同的地點，水路部投入漂流瓶550個，漂流至海岸被發現的達到339個。漂流到日本山陰北路沿岸地區的漂流瓶，占發現總數的80%。

這三個目的不同但研究過程相差無幾的方案，足以證明日本海流具有向左迴旋的環流，在朝鮮海域投下的水雷和漂流瓶，大部分都被左迴旋環流卷到北陸道地區和山陰道地區。

根據和田雄治博士的調查報告，他當年在五畿七道的海域里，所搜查到的水雷和漂流瓶在朝鮮附近投下、漂流至日本的數量如下：

根據以上調查，朝鮮海域投下的水雷與漂流瓶在到達日本海域後，因日本海域本身的左迴旋環流特性，使得這些水雷跟漂流瓶被環流推到日本列島的沿岸。

日本海的這種特性，給從朝鮮或中國地區航行到日本的航線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所以如果乘坐船隻，從古時候的朝鮮出發，將會非常容易到達日本的山陰、北陸地區。但是，假設反過來從日本航行到朝鮮，這恐怕是不可能的。這條航路雖然是利用海流來航行，但以古代的技術，實際上是屬於半漂流性地航行，也就是單程航行，無法從日本逆流返回朝鮮。但正因為這條航路利用的是自然的海流，所以在造船和航海技術都還不發達的遠古時代，它就是從朝鮮航行到日本的最方便的航路。

二、日本史料中的遠航記載

《日本書紀》是日本奈良時代（710年—794年），由皇族成員舍人親王使用漢文編纂的紀傳體正史，和《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一起並稱為「六國史」。六國史的內容範圍從神代記載開始，到仁和三年（887年）結束。在《日本書紀》中的一則記載，引起了研究日本海流的史學家們的注意。

《日本書紀》的《卷一·神代上》中，有這麼一個故事，記錄了神話人物素盞鳴尊從「新羅國曾屍茂梨」乘坐船隻到達出雲。

這裡的「新羅」是朝鮮歷史上的一個國家，「曾屍茂梨」為朝鮮語中「牛頭」的意思，有學者認為指的便是現在朝鮮半島中部東側的江原道牛頭山。這篇故事的內容，是說素盞鳴尊和包括他兒子在內的50人，曾經在朝鮮地區居住，因他不喜歡這個地方，所以用黏土製作成船隻，從朝鮮航行到日本的出雲國。

在《卷六·垂仁天皇紀》里，也同樣記載了新羅的皇子天日槍，在垂仁天皇三年，即西曆前27年，從朝鮮坐船來到日本播磨國，之後歸附垂仁天皇，並對垂仁天皇獻上了寶物。

無獨有偶的是，中國宋末元初馬端臨編撰的《文獻通考》里，便提到了朝鮮和日本的一條海上線路。

雖《文獻通考》是遠在後世編纂的，但從當時朝鮮半島的情形看來，這段記載應該屬實，文中的「遼東」便包含了一部分當時朝鮮半島的領地。20世紀期間，日本和中國、朝鮮三方的考古工作里發現，這條聯繫中日的遼東至日本交通路線，經常挖掘出大量中國製造的銅劍與銅鉾。有時還能挖掘出中國的古鏡、玉璧之類，在這條路線上的小富士村海邊遺址，還能發現王莽時代的貸泉（一種古幣）。

根據以上所說，可以設想日本和朝鮮之間在遠古時期存在著一條海上交通路線，雖然單憑神話傳說和後世編纂史料來論斷，可能有失公允。但如果和考古學裡的古物古迹配套研究的話，這一空想的疑問便迎刃而解了。

三、流水文銅鐸上的獨木舟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日本考古學研究人員在越前國的坂井郡發現了一款銅鐸，將其命名為流水文銅鐸井向1號。此銅鐸上畫著一個人乘坐獨木舟的情形，獨木舟兩旁具有十餘根像蜈蚣足的附木，京都大學教授西田直二郎認為這是用來防止船身顛覆，該獨木舟具有單人水上遠航的能力。遠古時代日本的造船技術尚未精細、航海技術也尚未發達，這樣的裝置很難確認是由日本本土所造，古人不可能在自身技術不發達的情況下，虛構出這種具有真正遠航能力的船隻。唯一的可能性，便是古人曾看過這種船隻，再將其繪畫到銅鐸上。

銅鐸是什麼東西呢？

銅鐸是日本彌生時代（公元前300-公元250年），日本居民打造的一種吊鐘形狀的青銅器，屬於祭祀器具的一種。「銅」不用多說，指的便是青銅這種材料，而「鐸」則是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的青銅樂器，日本居民在彌生時代前見識過「鐸」，將其外形運用到本土的青銅器製作上。因製作者會在銅鐸上繪畫一些生活環境與當時古人的活動，所以至今依然是研究日本古代社會生活的主要文物之一。

但，製作技術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日本著名考古學者梅原末治博士在《朝鮮雜誌第百號》上便發表了自己對此向井1號銅鐸的分析，他認為「近年在朝鮮慶尚南道發現之四寸小銅鐸，與日本國內發現之銅鐸風格相同，且其製造術均受中國文化之影響，恐此先行之於朝鮮，然後傳至於日本。」

朝鮮的慶尚南道，曾經是上文提到的素盞鳴尊曾居住的新羅國所在，該地海域也受到日本海左旋迴流的影響，使得漂流瓶與水雷都被推送到日本山陰和北陸。而該地區挖掘出來的小型銅鐸在技術上剛好與日本國內的銅鐸吻合，梅原末治博士在對比過雙方之後，認為銅鐸是經由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傳入當時的古朝鮮，古朝鮮居民因某種原因製作了遠航的船隻，順著海流來到古日本，給日本居民帶來了遠航船隻和銅鐸的製作技術。

以此推測，由於日本近海的左迴旋特性，這隻獨木舟上的朝鮮人受限於早期技術，在很早很早的年代，乘坐了一次單程票的航行來到日本，無法逆流返回朝鮮，便在日本定居了下來。這樣看來，日本神話中的「朝鮮神明」移居到日本，是有現實可考的。

直到後來航海技術漸漸發達，多人合力操作的船隻代替了那位朝鮮人的獨木舟，朝鮮和日本方才開通了互相之間的航路，不再有單程票的情況出現，也便是《山海經》所述的「南倭北倭屬燕」一事了，因為在春秋戰國時期，燕國確實曾經統治過如今朝鮮的一部分領地，如果日本人航行到朝鮮進行交易或其他活動的話，被《山海經》的作者誤認為這些「倭人」由燕國統治，這是有可能的。

之後，日本居民策划了一次大膽的行動，用已經比當年發達的航海技術與船隻製造技術，逆著海流來到中國覲見光武帝劉秀，日本這個國家開始出現於中國的歷史記載上，深受中國的文化影響，並根據中國文化逐步建立起了自己國家的政治體系。雙方關係一時親密，一時敵對。一時通商多年，一時又長時間拒絕往來，過中原由錯綜複雜，此處便不再一一列舉。

根據各路考古學或歷史學專業人員的成果，我們可以得知，中國文化早在遠古時代，便已經由朝鮮傳入日本了。

四、結語

關於海流和銅鐸已經是很多年以前的研究結果，各路業界內的大牛都有自己獨特的一套見解，有時雙方雖然素未謀面，可卻偶爾會出現觀點一致的情況。如木宮泰彥，他自述他的作品《日中文化交流史》本來應該在1945年出版，但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原稿和印刷廠在空襲之下遭到毀滅。此後木宮泰彥根據殘存的草稿和資料，重新進行整理和修改。

他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提出自己對海流的去向與銅鐸的觀點，他認為銅鐸正是經由一次意外的海上單程票，從朝鮮傳入了日本，並帶來了遠航技術。此觀點與我國學者王輯五教授在1937年出版的《中國日本交通史》里對銅鐸繪畫中的獨木舟觀點剛好不謀而合，在戰火紛飛、二國相互間仇視與敵對的年代，仍然有學者為了考究彼此國家之間的歷史，不惜冒著可能會被套上通敵的危險，搜集資料來編纂著作，這種精神是值得尊敬的。

如前言所述，我的工作是對三份著作里的觀點與研究成果進行簡潔整理，並配合日本古籍和日本搜索引擎內的一些資料，來展示這段中日文化初次碰撞時間的內容，並無太大功勞。小生接觸日本歷史時間不長，如今因工作時間繁忙，鮮有查閱近年的新研究成果，若本文整理的內容有所錯誤或缺失，還請多多諒解。

參考資料：

《中國日本交通史》——王輯五著

《日中文化交流史》——木宮泰彥著

《中世和近世日本社會生活》——威廉·E·迪爾著

《日本書紀》——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

《銅鐸埋納における鰭の方向について》——イワクラ（磐座）學會會報33號掲載（増補改訂版）所藏

《土器や銅鐸に描かれた彌生絵畫》 ——嵐山町web博物誌所藏

《平成26年度ひろしまの遺跡を語る·彌生時代の船》——広島県立美術館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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