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故居 風水理法分析

蒲松齡生在一個動蕩不安的年代。他三歲時,明朝氣數已盡,李自成高舉義旗,吳三桂又引清兵入關,於是形成明王朝、清軍和農民義軍三股勢力逐鹿中原的悲慘局面。他五歲時,是李自成的"永昌元年",張獻忠的"大西元年",清朝的"順治元年",而明崇禎帝自縊煤山。一句話,是個改朝換代的動蕩歷史時期。

       聊齋正房是癸山丁向即是坐北向南的三間北房,一明兩暗,門開南離。其隔斷並非磚牆,而是下有矮牆上有木框結構的所謂"落地罩"所分割,氣流通暢,可以一大間房論。床在東南角巽位,大八仙桌在正北坎位,小桌偏東也接近坎痊,符合風水八宅法,即床、桌處於好氣場的吉位。似乎沒有什麼風水問題,但一擺出相應九星運盤,問題出來了。

       下面是蒲松齡零歲~五十一歲聊齋正房的下元七運、八運、九運以及上元一運的運盤圖。 注釋: ①八運運盤:以八入中順飛(運星不須論陽順陰逆,一概順飛)。 ②山盤:坐方運盤為四綠,四綠是巽產洛書序,在二十四山方點陣圖中統管辰巽巳三山,其天元龍巽屬陽,故山星四入中後要順飛。 ③向盤:向方運盤為三碧,三碧是辰的洛書序,在二十四山方點陣圖中統管甲卯乙三山,其天元龍卯的三元龍屬陰,故向星三入中後要逆飛。

       先看八運運盤,八運艮(東北)方為"正神",宜高,但低下,不吉。坤(西南)為方為"零坤",宜低見水為旺,即無水,不吉。這宅運不濟的二十年間,恰是主人五~二十四歲風華正茂的好年華,卻懷才不遇,屢試不第。 宅運不濟。床、桌也未趕上吉星高照。"1、4同宮發科舉"是九宮飛星法的定律。然而床、桌及傢具均未趕上。而且,後來的九運、一運運盤也均未見"1、4同宮發科舉"的吉氣場,焉能中舉? 作為癸山丁向的房屋,1、4同宮發科舉的氣場在七運運盤上有兩處出現:即東南巽方和正西兌方。然而,七運的尾聲,主人還是不足五歲的嬰幼兒,真乃生不逢時! 九星中,2,5,3,7為凶星,請看床桌書房關鍵部位,毫無例外地全部趕上凶星,無論八運、九運還是一運,凶星伴隨松齡一生!雖然座、各也曾趕上雙八雙九或雙一到向到座,但也由於地勢格局不濟而無濟於事。 風水雖雲上元吉,但上元一運正神在坎北,宜高,但不低下,宅不當運。

    吉星雙一到向又有何用?況且松齡在1690年即進入上元一運的第六年已是"五十知天命"的五十一歲高齡,應試已力不從心,終於發出長嘆,"此天之亡我"。 九星加臨組合,很有奧妙。我們不妨重點看看青少年床位的3、4,年近花甲床位的5、6。3、4組合,3為凶星,4為巽木,不宜木生,故以凶論。主脾氣急躁,事不遂心。而5、6組合,5為"五黃煞"凶星,屬土,6為乾金,金被土生似應吉,但被凶星所生,以凶論。主頭痛,口腔疾痛。 床,在古代十分重要。它同時又是讀書人讀書寫字的地方。我們參觀北京故宮養心殿"三希堂"便可明了,三希堂是雍正皇帝讀書的地方,原來古人是在床(北方為"炕")上放一個小桌當"炕桌",既可讀書又可寫文章。松齡老人最後"倚窗危坐而卒"的地方,便是本文所說的巽方床位。至於老人最後得的什麼病,無從考證。

    但是,既然《聊齋志異》是一部借鬼狐來表達作者對現實社會不滿、個人科舉失意的悲哀和憤慨的著作,既然"抒孤憤"是作者的動機,那麼,"事不遂心"、"頭痛"等雙星加臨的效果算是應驗了。據向蒲松齡故居館館長了解,當年松齡並不走現在的東南巽門,而是走正東的震門。震木,對應肝膽,經常吸納東方木氣,必助肝膽,而肝又主"七情"的"怒",這也是助長主人脾氣急躁的風水原因,山東方位,本主肝木,這就雪上加霜,更使人難以"事緩則圓",而助長了主人耿直的品格。

     綜上所述,中國風水學的兩個流派"形神兼備",形勢法以靜態的,有形的因素為主,因而易被人接受和理解;而理氣法以動態的、無形的參數,涉及許多現代科學尚無法解釋的相互邏輯關係,有"玄學"特色,常被忽視和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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